段永朝　六根重塑，喜忧参半的困局

段永朝，信息社会50人论坛执行主席、北京苇草智酷科技文化公司创始合伙人、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特聘教授；著有《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等。

与人工智能相比，虚拟现实的热度似乎没那么高。

人们接触虚拟现实，更多是从游乐场、科技馆或博览会的展台上，戴上虚拟现实头盔，玩一玩虚拟的赛车、滑雪、登山，体验心跳加速的感觉，发出阵阵尖叫。

与大量的人工智能应用，如机器翻译、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无人机、自动驾驶，还有各式各样的智能机器人相比，虚拟现实似乎更像玩具，是用来炫酷的。当然，更多惊艳的虚拟现实画面是通过科幻大片呈现的，也着实刺激得人脑仁儿疼。不过，从近几年黑科技迅猛发展的势头看，虚拟现实这一领域对人的感官系统的重塑可能来得更令人猝不及防。

一、主体性：虚拟现实的起点

如果从20世纪中叶训练飞行员的模拟器算起，虚拟现实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1965年，美国施乐公司的科学家萨瑟兰就开发了交互式显示技术，为后来个人计算机图形显示器奠定了基础。1977年，萨丁（Sandin）研制出数据手套，可以用手指与计算机交互；1984年，VPL公司的兰尼尔（Lanier）首次提出“虚拟现实”的概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虚拟现实已经在动漫游戏、模拟仿真、训练演练、沉浸体验等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特别是近几年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三维显示、神经网络、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融合，使得虚拟现实向数字环境建构、沉浸式深度体验、立体显示与交互等方向发展，日益显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

然而，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统的数字技术在引发人们兴奋的尖叫声后，越来越带来令人不安的遐想：在人类所构建的虚拟世界中，作为肉身存在的人，是否会迷失自己，从而丧失对自我的把握和认知呢？长期沉浸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是否会导致人的精神迷乱？虚拟实景与物理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再认识。所以，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将带来对人的主体性的重塑，这已经是一个紧迫的哲学问题了。

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是西方两千年哲学的主脉。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康德，西方古典哲学始终在追问“我是谁？”这个问题。答案自然五花八门、流派众多。法国思想家笛卡儿曾经为这个问题烦恼万分：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存在？借助“梦境分析”，笛卡儿最终得出一个“金句”：“我思故我在。”当然，影响后世的还不是这个“金句”（这个“金句”太多人能脱口而出），而是笛卡儿创立的“思维方法”，即主体与客体的两分法。简单地说，在笛卡儿看来，横亘在主体、客体之间的边界是清晰的。

两分法可谓塑造了此后数百年人们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比如你站在这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感知着周遭世界，盘算着、思忖着，与这个世界打着交道。这个世界就在那里，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看或不看，闭上眼睛你都知道，“世界”就在那里。

当然，哲学家眼里的世界，要比你眼里的世界复杂得多。“主体性”的问题在哲学家眼里，挑战就没断过。古希腊的“忒修斯之船”就是一桩典型的公案。这桩公案说的其实是“万物流变”——用中国古人的话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或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将其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或者“每一秒钟的你都与众不同”。

不管你对哲学有多深的造诣、多浓的兴趣，“主体性”这一问题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笛卡儿的两分法简单又奏效，且顽固地植入人们的思想底层。不过，这一情况在过去100年里正在渐渐改变。

借助相对论、量子力学知识，很多人都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观察者视角”，这比笛卡儿的两分法又复杂了一个数量级。因为，当你意识到有“观察者视角”这回事时，其实心中已经悄然植入了比“观察者视角”更高的视角，暂且称之为“上帝视角”。用卞之琳的诗说明这种情况，就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之后，一些哲学家把主体的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因为这道题实在是太难了）。哲学家开始回到现象本身。此时，哲学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与笛卡儿“旁观式”的姿态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哲学家在思考主体进入客体的可能性（或者反过来，客体进入主体的可能性）。比如海德格尔就试图用精妙的语言描述、辨认被抛来抛去的、千变万化的“主体”，以及在上下翻腾、纠缠不休的存在、这一刻的存在、稍纵即逝和面目全非的无数个此在之间那些说也说不清的关系。

没办法，西方哲学就是这样的。东方哲学的表述则不是这样的。东方哲学面临这种令人辗转反侧的话题，不是把酒临风、吟诗作赋，就是结跏趺坐、面壁不语。

话说回来，不管西方哲学如何流派繁多，不得不承认笛卡儿两分法的思想还是很厉害的。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边界，以便能“把持住”这个世界，依然是大家挥之不去的朴素情怀。

这个坚硬的“主体性”与虚拟现实是何种关联呢？按照哲学家的解释，人的主体性其实是对人的独立性、自主性的确认。这种确认的关键是理性支撑下的人的抽象的规定性。当这种“主体性”受到怀疑、立足不稳的时候，人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脆弱了。相应地，建构于这种“主体性”确认基础上的人的经验和知识，也将变得支离破碎。虚拟现实所面对的恰是“主体性”这一历经岁月所建构的“人的安乐窝”，这种自我意识、自由意志、自主经验一旦遭遇数字世界的冲击，将对“主体性”这一人的认知底座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无缝穿越：真正的危险边缘

头盔是虚拟现实的标志性装备。如果按萨瑟兰发明的第一款可跟踪头盔算起，虚拟现实的起源比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还要早一年，即起源于1968年。数十年里，虚拟现实主要还是用在游戏、仿真等场景，是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是人的感官的延伸。但今天虚拟现实的发展已经与其有天壤之别了。

虚拟现实已经使人们可以穿越虚实边界，进入有无之境。今天的虚拟现实研究者们致力于从技术上探索这种“虚实边界的无缝穿越”，这种穿越可能给人的情绪、心智、认知带来令人震撼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说巨大的冲击在探察技术边界的话，那么对深远影响的思考就属于哲学范畴了。

这是真正的危险边缘。

科幻大片总是给人们展现各种超越当下物理定律的景观，典型的就是时空隧道。人们对黑洞、星际旅行、时空隧道总是充满好奇和激情。在技术手段还十分匮乏的年代，科幻作者们就曾设想过时空穿梭机。不过，那毕竟是科幻大片的艺术展现。

人们对当今黑科技最大的恐惧和担忧就在于其可能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操控。从技术角度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虚拟现实提供的，虚拟现实可以深度侵入人的感官系统，重塑人的感知界面，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另一方面是代码化，所有的数字装置都依赖开放编码来运转，这些代码可能是事先写好的，也可能是动态生成的，还可能是根本就像“被污染”的纸巾一样“粘”到干净的代码片段上的。这两方面让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人，对技术驱使下的未来世界既充满好奇，又充满恐惧。

思考这些问题，是哲学家的工作。

技术变革影响世界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理性的范畴。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哲学、思想的渴望更加急迫。马克思曾指出，以往的哲学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今天的哲学则致力于改造世界。马克思认为，从古希腊到康德、黑格尔的古典体系，总是试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完整认识的哲学姿态，但这已经远远不够了。

虚拟现实的危险是什么？就是“界线消失”，用我这些年讲授“认知重启”课程的话，就是“六根重塑”。技术深度介入世界的后果，就是人的感官被大大重构。我们所见、所感的世界早已不是纯粹的“第一自然”，而是“第二自然”甚至“第三自然”。

如果还是沿用笛卡儿的两分法看世界，就会感到莫名的困惑和焦虑：过去，硬邦邦、明晃晃的“主客分界线”是这个世界平稳运转的保证，也是主客之间不可逾越之门，但今天，这个门至少被打开了，甚至被拆掉了。

今天谈论前沿科技，往往会涉及一长串技术名词：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如果加上神经网络、基因编辑、脑机接口，那就更不得了。这些名词背后的技术联起手来，这个世界的面貌必然大变。中山大学虚拟现实实验室的翟振明教授将这一画面描述为三个层级：底层是以物联网为核心的冷冰冰的网络；中间层是“主从机器人的遥距操作”，也就是交互层；最上面还有一层，就是虚拟现实环境下的人际网络。

这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会告别今天这个熟悉的世界：和煦的风，狂暴的雨，嘈杂的闹市，宁静的泊船……画面还是那个画面，但你知道这一画面中，有多少合成物，掺入了多少代码调制？

翟教授的思考，就站在这一画面的边缘处。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邪恶”的。或者换一个委婉的说法，这个世界具备相当的“邪恶的可能性”。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将摧毁自由意志，摧毁人。与诸多具有人文情怀的工程师、科学家一样，翟教授坚定地认为，他之所以做实验，触碰虚拟现实的“危险边缘”，甚至申报技术专利，是希望“捍卫人的尊严”，希望像古罗马的门神雅努斯那样，守望过去，祈祷未来。万丈深渊的边界、善恶的分水岭在哪里？他没有画地为牢地进行假设（一元论或二元论，这恰恰是西方文化数千年争执不休的一个元问题），他内心只有一个愿望：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插上警示牌。

三、六根与三观：亟待探索的造世伦理学

在我看来，虚拟现实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两个：一个是它提出并深化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虚实边界的消弥，这个世界“堕落”的可能性有多大；另一个是它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我觉得是暗含的）。

对未来世界的预测，这些年来悲观的论调其实已经不少了。比如受到广泛批评的马斯克关于“脑机接口”的论调。其实马斯克本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异常分裂。他一边义无反顾地试验着各种大脑植入芯片的可能性，另一边对未来世界极度担忧，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在五年内接管人类”。另一位历史学家——以色列的教授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一书中宣称，99%的人在高科技面前都会蜕化为“无用之人”。这个说法其实并非赫拉利首先提出。

1995年9月，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聚集了500位世界级的政治家、商界领袖和科学家，他们所描绘的人类“正在转入的新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下个世纪（21世纪），20%的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那么剩下的80%的人干什么呢？布热津斯基还专门用一个词表达这层意思，就叫“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今天人们更熟悉的说法叫“奶头乐”。

当越来越多的头盔被卖出去时，当越来越多的裸眼3D成为日常生活无法摆脱的常态时，某种潜藏很深的认知重塑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

比如“注意力”这个话题。注意力问题长久以来游离于严肃的科学之外。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个哲学问题，而哲学家又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感知测量”的试验问题。过去4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证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美国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在《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中指出，人们以为的“注意力”，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如说是对“意识”挤压的过程。通俗地说，就是人们以为“看世界”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过程，人们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看视权”。殊不知，经过千百万年与周遭世界的视听感知交互，“本能与天性”中已经慢慢渗透、沉淀、挤压成型了大量看世界的“取景框”，这些“取景框”构成了人们“看世界的意识构造”。

电学和光学效应被用于广播、电话、电视，以及今天的计算机、互联网、手机，一系列声/光/电的生活装置和生产装置，其实已经悄然改变了人的“六根”。现代人的“六根”与秦汉时期、唐宋时期人们的“六根”已经大大不同。如此来说，“三观”怎么可能毫无变化地沿袭至今呢？

“六根重塑”，其实在哲学、伦理学的意义上，就是三观重塑的过程。

技术对生活世界的重构，从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种重构时而缓慢、时而疾速。例如，在近代艺术领域，近代艺术家为何在19世纪中叶之后，陷入某种烦躁不安的境地？在数百年宫廷画、写实主义占主流的情况下，为何忽然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印象派”？这涉及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化学颜料的出现。

对达芬奇、鲁本斯、拉斐尔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手工调制颜料是一个画家的本分。现代画家已经没有这一“福分”了。化学颜料的出现仿佛给画家装上了“义肢”——换一种说法，就是画家其实被截肢了。这就是“六根重塑”的真实过程。

当这件事情一旦发生，或者一旦被意识到已经发生，剩下的事情就变成“遥远的追忆”了。生命列车，已经驶入了扳好的另一股岔道。

虚拟现实的深入研究需要关注其哲学层面的“长期演化路径”，核心思想是提醒人们“要开始应对无节制的技术颠覆”了。

虚拟现实绝不仅是技术，更事关人类文明的存续。对中国人来说，基于传统东方文化领悟“天人关系”是理解虚拟现实的一个重要视角。100年来哲学思潮最伟大的发现，其实是发现不可能。“空无”，并不是“空白”。中国古代贤哲对超越有无之境有自己独到的视角。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老子、庄子，驾驭有无的至妙法门是除却黑白的第三极：中道。

用中道的思想“统摄”有无，需要极大的耐心、极强的意志和精妙的自我把持能力。

这个世界并非用钻探、挖掘、还原的方法就可以穷尽。但今日之中国人，已经走出了明清时学者的那种局限性。在复杂多变、纵横交错的当下世界，要进退有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虚拟现实、数字货币等高科技正在铸造未来数字世界的新型基础设施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有扎扎实实的硬实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巨大的虔诚和敬畏。能很好驾驭“为”与“不为”的，恰恰是中道。

但是，中道并非坐而论道。我们需要改造世界，也不能忘记解释世界。这个世界不但需要重新解释，更需要在改造中解释。

没有现成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