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21世纪，人类历史的枢纽期
胡泳，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致力于在文化、技术和政治的交叉点发现有趣的东西，特别是解放性的文化实践、网络和网络社会理论、数字经济与管理，以及人的主体性。
英国作家伊安·莫蒂默（Ian Mortimer）的书《变革的世纪》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个世纪我们看到的变革最多？伊安·莫蒂默认为，11世纪最重要的成果是城堡，12世纪最重要的成果是法律和秩序，13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市场，14世纪最大的变化是瘟疫（当时黑死病横扫整个欧洲，造成欧洲约1/3的人死亡），15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是哥伦布，16世纪最重要的变化是个人暴力的减少，17世纪最关键的是科学革命，18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法国大革命，19世纪最重要的产物是通信，而20世纪最重要的变革是对未来的发明。
毫无疑问，技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在20世纪的生存和死亡方式。但是，它也标记了可能更为深刻的变化。1900年，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未来，而今天，我们几乎预测所有事情：天气会怎样，股市又如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住房，我们的退休金将价值多少，等等。我们越来越多地讲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20世纪视为现代世界的起点——人类从此开始考虑未来。
21世纪，迄今已迈过20年，如果说20世纪是现代世界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将如何描述21世纪呢？
我认为，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虽然这个世纪还远远没有过完。这并不是因为你我身处这个世纪——我们都知道，人类拥有一种将自己的时代看成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时代的倾向。有三个理据可以证明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
一、危险时刻
第一个理据可以叫作“危险时刻”。
这个理据很简单：21世纪，我们只有克服巨大的挑战才能拥有未来，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所有世纪中最重要的世纪。假如被这些挑战所击败，人类就将处于毁灭的边缘，这也令21世纪比未来的世纪更加关键。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托比·奥尔德说：“按照人类历史的标准，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的行为可能会破坏我们的世界。”他的同事尼克 · 波斯特洛姆将此称为人类的“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即某些威胁可能导致人类灭绝或摧毁起源于地球的智慧生命。
过去，人类不可能完全消灭自己。然而，并不算太久之前的1945年，人类在战时首次使用核武器，发展出灭绝自身的能力。从那以后，我们不断磨炼这种死亡能力，现在地球上有了不少核武器。专家们对核战争到底会带来多大的灾难持不同看法，但很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自毁不再遥远，而且变得越来越容易。
我们也朝着其他威胁文明的方式迈进——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从基因技术到人工智能。随着我们侵占自然并把人口扩大到近80亿人，病毒可能反复来袭，这是与我们这个物种必然相伴的灾难。气候变化不会使地球变得无法居住，但它肯定会使其变得更脆弱、弹性更低，使全球协调性下降，并且更容易受到生态系统或地缘政治环境的其他冲击源的影响。人工智能研究者对于颠覆性人工智能技术究竟是10年还是200年到来并没有共识，但许多人同意，除非经过精心设计，它的降临将会是灾难性的。
根据存在风险论，从我们发明各种自毁方法到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浮现，令我们可以通过协调且系统的方式解决挑战而不是依赖运气的时期，构成历史上的枢纽期。只有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内采取明智的行动，人类才将得以度过最危险和最具决定性的时期。没有度过这个时期之前，每个人都是凭运气生活，存在巨大的偶然性。
我们不能确定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正好是一个世纪之久，它很容易持续数百年。但极其明显的是，枢纽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我们每年仅靠运气生存，那么到了某些年份，我们会倒霉。
美国人口生态学家保罗·艾里奇最有名的著作是于1968年出版的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该书认为世界人口当时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由于出版社的决定，他的妻子安妮·艾里奇没有成为《人口爆炸》一书的共同作者，但他们之后的很多书和文章的署名都是艾里奇夫妇。
这对夫妇写过一本书叫《灭绝》，其前言中介绍的一个寓言很快就在生态学术圈中流传开来，就像“人口炸弹”的比喻对外界产生巨大影响一样。
这个寓言讲述的是，一位旅客注意到一位机修工正从他将要乘坐的飞机机翼上敲出铆钉，机修工解释说航空公司将因此获得一大笔钱，同时，机修工也向这位震惊的旅客保证，飞机上有上千铆钉，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子，也没见有飞机掉下来。
这则寓言的重点在于，我们无从知晓究竟哪一颗铆钉会导致飞机失事。对于乘客而言，哪怕敲掉一颗铆钉都是疯狂的行为。然而，艾里奇教授却严正指出，在地球这艘大型宇宙船上，人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敲掉一颗颗的“铆钉”：“生态学家并不能预言失去一个物种的结果，正如乘客无法估计飞机失去一颗铆钉会有什么后果一样。”
这个寓言精妙地显示了我们每年都在依靠运气生存。因此，存在风险论的研究者希望我们能够结束导致危险的全球局势，而非仅仅试图度过危险的每一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将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影响。
二、价值锁定
第二个理据叫作“价值锁定”。
价值锁定观点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通过某些方式为更遥远的未来的人类后代锁定一种特定的路线。如果这样做，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不会锁定未来道德进步的潜力。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将意味着把有关人类价值观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有效地置于人类控制之外。如果我们对率先问世的先进计算机系统进行编程，让它分享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它就会按此运行，哪怕我们后来决定想要某种不同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兰·图灵密码破译小组的首席统计师兼数学家古德大概是清晰阐述人工智能未来图景的第一人。他于1965年这样写道：我们把超智能机器定义为具备超越所有聪慧人类智能活动的机器。考虑到设计机器是智能活动的一部分，那么超智能机器甚至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机器。毫无疑问，肯定会出现诸如“智能爆发”这样的局面，人类智能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创造的最后一台机器，当然前提条件是这台机器足够听话并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控制它。
在《超级智能》一书中，尼克 · 波斯特洛姆循着古德的思想认为：如果有一天我们发明了超越人类大脑一般智能的机器大脑，那么这种超级智能将会非常强大。并且，正如现在大猩猩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人类而不是它们自身一样，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超级智能机器。……一旦不友好的超级智能出现，它就会阻止我们将其替换或者更改其偏好设置，而我们的命运就因此被锁定了。
所以，超级智能带来的挑战很可能是人类面对的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挑战。而且，不管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大概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后一个挑战。“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娴熟的技术以引发智能爆炸，我们还要能在更高水平上掌握控制权，以免我们在爆炸中身首异处。”
大多数关注“价值锁定”的研究人员都在考虑人工智能问题。不过还有一种更一般的说法，牛津大学学者威尔·麦克斯基尔将其总结为：“最关键的点是我们如何开发用于设计谋划人类后代的动力和价值的技术（可能通过人工智能，也可能通过其他技术，如基因工程或先进的洗脑技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这一步形成的是足够专制和强大的威权，可能意味着子孙后代将无力推翻或改革新技术。
三、群体行动
关于21世纪的与众不同，还有最后一个理据。在大多数历史上，即使人类就某一种行动方针达成一致，整个世界也无法围绕这种方针进行协调。而全球通信技术已经改变了这一点。
在涉及人类交往的情况下，群体行动问题无处不在，因此它是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核心。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声称：“群体行动理论是政治学的中心主题。”任何时候只要个人在不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可以从他人的昂贵行动中受益，社会就会面临群体行动的困境。而在此困境中，人类并非一筹莫展，是可以找到应对机制的。21世纪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去发现并实行这样的应对机制，由此在全人类的层面上达成一致并开展共同行动。
同样，在大多数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或根本没有增长。而现在，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各行各业都充满了变革。有人认为这不可能持续到遥远的未来，因为各国仍然在使用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幸福感，这个标准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既需要捕捉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又需要重视劳动力技能（人力资本）、社会凝聚力（社会资本）和环境价值（自然资本）。
四、形成未来的两条道路
所有这一切，使得21世纪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时期——也许是决心改变世界的人们被赋予这样做的非同寻常的权力的时期。听起来，有关21世纪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的宣称，无论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似乎都是主观抽象的看法。然而，是否同意该宣称，其实绝非无关紧要。
如果21世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世纪，那么对未来而言，最好将重点放在我们面前的紧迫挑战上，如将我们所有的资源都用于应对即将到来的最大威胁。而如果它并非那么关键，那么专注于我们如何塑造子孙后代就更有意义了——也许建立新的长期机构、资助哲学和伦理研究及努力改善网络时代的教育，对未来才是更重要的。
一些研究远景的人认为，我们最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使远景变得美好。所谓有针对性的干预，就像阻止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其他人则倾向于以非常广泛的方式来帮助形成遥远的未来，如使民众变得更加利他、受过良好教育或富有同情心，相信无论未来遇到什么问题，这些方式都可能提供帮助。因此，判定21世纪是否独特，或者至少是否非同寻常，可能会影响一个决断：到底是有针对性的干预更好，还是广泛的帮助更好。
我想引用过去十年来量子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未来虽然是不可预测的，但幸运的是，量子理论告诉我们，不可预测性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实际上，可以将两个量子位锁定在一起，以使它们各自都不确定，但同时它们又可以完美地实现同步——两个量子位均为0或均为1。也许它也为我们如何面对未来提供了一个方法——通过负责任的计划（同时包含未来的不确定性），人类可以提高对未来做好准备的概率。
简而言之，我们如何看待21世纪的威胁，可能会大大影响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威胁。而在全世界非常需要大国携手处理一些关键事情的时候，中美之间的摩擦却在加大。这进一步加剧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使得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