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改朝换代
曹操病逝洛阳，死者长已矣！曹操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不管后人怎么样评价他，他依然是曹操。
曹操病逝前，派驿马急召曹彰来洛阳。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如果曹操想向儿子交代后事，第一人选也应该是王世子曹丕，可是为什么不召见曹丕而召见曹彰呢？当时，曹丕留守邺城，曹彰镇守长安，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邺城离洛阳更近一点，那么曹操为什么“舍近求远”急召曹彰来洛阳呢？可以推断，曹操很有可能是有一些隐秘，想单独向曹彰透露。
曹彰接到曹操的急召命令，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曹彰知道，父亲从汉中撤兵后让他镇守长安，就是为了满足他当大将的愿望。如今，他刚与父亲分别还不满一年，父亲就派驿马急召他来洛阳，这意味着父亲可能是得了重病，也很有可能是想见他最后一面！
如果曹操不是自知时日不多了，那他肯定不会派驿马把镇守前线军事重镇的曹彰急召回来的。所以，曹彰一接到曹操的命令，马上从长安星夜急赶回洛阳。但是，曹彰还在半路上时，曹操就已经病逝了。
曹彰从长安赶到洛阳时，才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听闻此噩耗，曹彰留下了伤心的眼泪。这些年来，曹操日渐衰老，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而曹彰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曹彰擦干眼泪，率领人马进入洛阳城内吊丧……
危机处理
曹操在洛阳去世后，其丧事是由谏议大夫贾逵主持。当时，曹操突然病逝，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由于曹丕远在邺城，所以有人担心曹操之死引起时局动荡，建议把曹操的死讯压住，秘不发丧。但是，贾逵并不同意这个建议，认为秘不发丧反而会引起众人的猜疑，堵塞各地消息更容易引发政治危机。
于是，贾逵坚持调派使者到各地去发丧，向各地长官通知曹操的死讯，并让他们都来洛阳吊丧哀悼魏王。各地长官吊丧后，贾逵就令他们各自返回任上，不得擅自离开驻地。与此同时，贾逵也命令各支部队原地待命，没有命令不得私自离开。不过，青州兵团听闻曹操已经死了，便不听贾逵的指挥，他们敲着鼓擅自离开了驻地。
青州兵团原本就是曹操改编黄巾军而组建的，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其军队成员军事素质低下，军纪一向很差。在宛城之战曹操被张绣偷袭溃败之际，青州兵甚至趁火打劫友军，幸得于禁出兵征讨才把他们镇住。所以，这支部队得知曹操的死讯后，便不服从管理，骚动起来。
众人看见青州兵一批批地走散了，认为应当马上禁止这种无视军纪的行为，如果青州兵再不服从的话，就马上出兵征讨他们。
贾逵认为魏王已殡，继嗣的曹丕还未拥立成为新王，此时处理骚乱的最好办法还是进行安抚，不宜大动干戈。贾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众人，接着发了一篇长檄给青州兵，告诫他们要遵守军纪军规，自我约束，不能乱来，否则后果自负。同时，贾逵也发了一篇公文到各地方，让当地官员为回家的青州兵提供粮食给予关照，不要为难他们。贾逵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处理了这个棘手问题，如此一来这场骚动才没演变成一场兵变。
这场骚动平息了下去，但有人因此觉得外地人不可靠，建议不能让非沛国和谯县的人担任各地方长官，只任用籍贯是沛国和谯县的人（曹操是沛国谯县人）。说实在话，这个建议好比某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坏人，就否定这个地方的所有人。
这个“任人唯亲”的建议一提出来，魏郡太守徐宣就严词反驳：“现在远近统一，人人都忠诚守节，为什么要将地方长官都换成沛国和谯县人呢？如果你们这样做，必然会伤了忠义之士的心！”事后，曹丕听了这话十分赞赏徐宣，由衷地赞叹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社稷之臣啊！”
话说曹彰进入洛阳后，向贾逵问道：“先王的玺绶放在哪里？”曹彰作为一个驰骋疆场的猛将，这些年来他在外领兵作战，更加知道父亲曹操所创下的基业是多么来之不易了。
贾逵正颜厉色地答道：“世子在邺城，国家已经有了储君。先王的玺绶，不是君侯您所应当问的事情！”
曹彰听闻此言，知道理亏，无言以对，不敢再问。
据《魏略》记载，曹彰事后曾经对曹植说道：“先王病逝前召见我，是想立你继位的。”曹植听了急忙摇手说道：“这不可以！难道你没有看见袁氏兄弟的结局吗？”这一则记载的真伪难以判断，但从侧面反映出曹彰是不热衷于争夺王位的，而曹植也已经对王位的归属权有了清醒的认识。
为了让权力继承顺利地和平过渡，贾逵有条不紊地安排善后之事，统筹兼顾各方面事宜。贾逵负责办理曹操的丧事，待曹操的遗体入殓后，便与夏侯尚一起护送曹操的棺柩回邺城。
远在邺城的曹丕，他更加想不到父亲曹操会病死在外地。作为曹魏集团唯一指定的继承人，曹丕对继承家业并没有感到安心。曹丕继承了曹操多疑的性格，尽管他在夺储之争中胜出，但他还是时刻提防他的兄弟觊觎父亲的王位。当然，曹魏集团的文臣武将们是明白曹丕的心思的。此时曹操已死，他们的效忠对象就是曹丕了，并会尽其所能地拥护曹丕登上王位，而实际也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贾逵等人把曹操的棺柩运回到邺城后，由王世子曹丕主持办理丧事。曹丕死了父亲，自然号啕大哭一场，如此便难以料理政务。
太子中庶子司马孚见状劝谏道：“先王去世，天下仗着殿下来发号施令。所以，殿下应当上为宗庙下为各地封国着想，您为什么要效仿平民的孝道呢？”
曹丕听闻此言才终止哭泣，点头答道：“先生说得对。”
当时，邺城的群臣们刚听说曹操去世了，便聚在一起放声大哭，朝堂一片混乱。司马孚见此状，厉声斥责道：“如今，魏王去世，天下震动。我们作为臣下的，应该及早拥立储君当上国君，以此稳定全国政局，安定人心。难道你们以为大哭就能解决问题吗？”
于是，司马孚与尚书和洽驱散群臣，设置禁卫，整顿秩序，着手安排治丧相关事宜。
曹操的丧事固然重要，但当前最重要的事则是曹丕即位问题。曹丕作为曹魏集团的指定继承人，只有他顺利继承曹操的全部政治遗产且权力和平过渡，群臣才会感到心安。
曹操留下了强大的曹魏集团，这个政权的过渡时期首先要做的无疑是尽快拥立曹丕即位魏王，以免夜长梦多。但是，当时很多大臣拘泥于常礼，认为王世子曹丕继袭曹操爵位的话，必须等待一份天子正式的诏命才可实行（“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
尚书陈矫却不同意此看法，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魏王在外逝世，天下人惶恐不安。王世子曹丕应该尽快节哀顺变，立刻即位，以抚慰远近各地官民的期望，安定天下之心。况且魏王的其他儿子亦在旁边，倘若兄弟之间发生事变，那国家可就危险了。”
陈矫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曹彰和曹植的，担心他们从中生变。如此，这也给曹丕提了个醒，不能信任自家的兄弟，应该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群臣听了陈矫的话，也纷纷“恍然大悟”起来。如果曹丕不马上即位的话，等到汉献帝的正式诏命发来，谁也不能保证这段时间会出什么意外。假设有人萌生异心，发动政变，社会秩序就会出现混乱，如此一来江山社稷将会面临重大危机。非常时期实行非常之事，拘囿世俗的条条框框有可能发生变数。于是，群臣纷纷同意陈矫的建议。
陈矫见群臣同意，马上配齐即位典礼应有的官员，备好典礼的用品，一天之内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都安排妥当了。
第二天一早，陈矫假借卞夫人的命令让曹丕袭爵。就这样，曹丕继承了曹操的全部政治遗产，即位为魏王，兼任东汉帝国的丞相，领冀州牧。
曹丕继承了曹操的王位，摆脱了父亲巨大的身影，他可以独自处理国家大事了。就这样，曹魏政权进入了曹丕时代。
曹丕登上王位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表达美好的祝愿，他暗示汉献帝下诏把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改为延康元年。“建安”这个用了二十五年的年号从此成为历史，而汉朝离灭亡只差一步之遥了！
为了奖赏群臣，曹丕对有功之臣加官晋爵，拜封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使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使大夫。曹丕更是对贾逵感恩戴德，任命他为邺城令。邺城是魏王国的都城，由此可见曹丕是多么重视贾逵。对于其余出工出力的大臣，曹丕也对他们进行了嘉奖。不过，与此相反的是，曹丕对待自家兄弟就没有那么大方了。曹丕登上王位后，马上把他的兄弟们全部赶出邺城，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当一个只有俸禄没有实权的王爷。曹丕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他的兄弟们不能分享父亲曹操留下来的权力。当然，曹丕的这个举措也极大削弱了曹魏宗室成员的实力。
当时，在选用侍中、常侍等官职时，曹丕的左右亲近之人不断地暗示主选官任用他们自己而不再征调其他人。司马孚对这些人说道：“虽然有了尧舜，但还一定少不了稷契（古代贤臣的代称）。如今新君刚即位，应该进用五湖四海的英才贤士且还担心得不到，你们怎能想利用时机来自相推荐举用呢？如果能力不足，做官不称职，得到官位也不足以令人尊重。”于是，司马孚建议另外推选，以才能作为选官的标准。
活人的事情办完了，轮到办死人的事情了。当年二月二十一日丁卯日，曹丕安葬父亲曹操于邺城西郊的高陵。由于曹操生前提倡薄葬，所以曹操的墓里并没有随葬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
邺城西郊，一座坟墓，这就是曹操的最后归宿。
尘归尘，土归土，功名如尘土，荒冢堆下，掩埋了多少帝王将相的遗骸！
宏图霸业，皆归尘土。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泛黄的史册之中，记载了多少王朝的兴衰荣辱？古今多少事，眨眼已成历史！
天地茫茫，身如一芥，纵然生前有万贯家财，纵然君临天下权盖世，最后的归属也不过是一座坟墓，化成一抔黄土而已（最多也不过是留下遗骸）。
值得一提的是，曹丕代汉称帝后，追尊父亲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曹操这个“魏武帝”的头衔，其实是他的儿子曹丕硬塞给他的，并导致他背上了很大的骂名。
关羽死了，曹操死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篡汉称帝
曹丕当上魏王后，率领文武百官在邺城东郊操练士兵，准备南征。曹丕的架势一摆出来，孙权就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遂遣使向魏称藩，进献礼物。此时，曹丕本来就不想对孙权用兵，装模作样一番后见孙权称臣了，便见好就收不再挥师南下了，所以这一次南征不了了之。曹丕虽然不去攻打孙权了，却收到了几份意外的惊喜之礼——蜀将孟达率领本部人马投降魏国，武都地区氐王杨仆率领族人前来归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或山贼强盗也纷纷归顺魏国。
这对于曹丕来说，实在是一个鼓舞。此时，曹丕志得意满，当魏王已经满足不了他，下一步势必是篡汉称帝。
曾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措施让他获益不少，曹魏集团也由此发展壮大，并成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一家。
可是，现在东汉帝国只剩下了几个手握重兵的诸侯，天子的命令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一张废纸一样。既然天子的命令没有了实用价值，那么天子有没有继续留下去的意义了呢？
此时，汉献帝刘协的有用价值已经被人利用完了，而曹丕也已经继承了曹操的全部权力，就不得不思考其父之前的政治措施有没有继承下去的必要了。
曹丕自然不能明目张胆率军进入许都把汉献帝刘协赶下台，他还需要继续保持一个臣子的姿态，但时不时会送一封问候信给汉献帝，以暗示刘协识时务者为俊杰。
当然，曹丕的所作所为逃不出众人的眼睛。曹丕手下的人早已蠢蠢欲动，左中郎将李伏率先上书给曹丕，云曹丕是天命所在，代汉“以应天人之位”。其他的文臣武将也极尽谄媚之能事，上表陈述曹丕代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曹丕收到手下的劝进表后，说一些“德不配位”诸如此类的话，并“谦虚”地拒绝了。不过，曹丕虽然拒绝了手下的建议，却又把这些劝进表公诸于众，唯恐天下人不知。事实上，不久之后曹丕就威逼汉献帝禅位，所以曹丕此时的这种行为是既当婊子又立贞节牌坊。
太史丞许芝见曹丕拒绝当皇帝的劝告，便一头埋进故纸堆里从典籍史料中寻找曹丕代汉的合法性，譬如“汉以魏，魏以征”“代赤者魏公子”“汉以许昌失天下”等。许芝是研究谶纬之学的，当他把这些“理论依据”上书到朝堂后，简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群臣们翻阅大量的谶纬书籍来验证许芝的说法，他们得出一条有力的“理论依据”——“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
群臣们用谶纬之言证明了曹魏是土德，取代汉朝的火德是一种自然规律，大势所在。他们以“五德终始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强做解释，制造了一种假象——曹丕称帝是顺天应命。
于是，众人上书曹丕并信誓旦旦地表示，魏王曹丕的品德胜过古圣贤，继承大统是民心所向，即使是舜禹汤文也比不上。
不过，曹丕再次假惺惺地作态拒绝了。
司马懿等人又再一次领头上书，陈述了曹丕称帝的必要性，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天命不可违。当然，此论一出，朝堂又是一片附和声——魏国取代汉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群臣又跪求曹丕，仿佛曹丕不当皇帝天下万民从此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似的。
当然，文武百官这么做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各取所需。因为，曹丕称帝了，他们自然也就加官晋爵了。
中国古代称帝都是事前做好了一整套“准备工作”，其中“宣传造势”是必不可少的。想当年，袁术称帝前也到处宣传，到处寻找称帝的依据。所以，群臣们为了配合曹丕代汉称帝的需要，除了使用“五德终始说”的理论之外，他们还制造出许多异象。自从曹丕当上魏王后，全国各地不断有人向官府报告，他们看见了黄龙、凤凰、麒麟、白虎、奇兽、白雉（白色的野鸡）等珍禽异兽出现，所谓祥瑞简直不胜枚举，而这些异象就是改朝换代的征兆。
古人认为，天象异常，必有大事发生。因此，这件大事自然就是曹丕代汉称帝。
群臣们不仅不断给曹丕提交劝进表，不断制造异象祥瑞，而且还不断给汉献帝刘协施加压力。此时，汉献帝已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是他的人。文臣武将们不断威逼利诱汉献帝，劝说他主动把帝位禅让给魏王。汉献帝也知道汉朝气数已尽，他是时候该禅位离场了。
当年十月十三日，汉献帝在汉高祖庙祭告祖宗在天之灵。这是汉献帝最后一次以皇帝的身份祭祀先祖，祭拜完列祖列宗后便召集文武百官，宣布了他禅让帝位给魏王的诏命。汉献帝派御史大夫张音拿着符节、捧着玉玺前往邺城，把皇位禅让诏命传达给魏王曹丕。
曹丕接到汉献帝的禅让诏书后故作惊讶，急忙上表推辞，假装不肯接受帝位。这一套把戏当年曹操晋爵魏王时也曾经使用过，所以曹丕有模有样地重温了一遍父亲当年的做法。汉献帝再次下达禅位诏书，曹丕再次坚决拒绝。当然，汉献帝当年已经陪曹操演过一出这样的戏了，遂“配合”曹丕演戏而再三下达禅位诏书，哀求曹丕顺承天命。
面对汉献帝的苦苦恳请，曹丕“一脸痛苦”地接受了诏命。如此，曹丕的目的达到了——让天下人都知道汉献帝是“心甘情愿”将帝位禅让给他的。
汉献帝见曹丕接受了禅让诏命如释重负，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自从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除掉篡夺西汉政权的王莽后，大汉再现昔日的荣光，并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东汉。如此算来，东汉帝国自从公元25年开始到公元220年结束，已经走过了一百九十五年的漫长时光。在此期间，传八世共十四帝，曾经创造了属于它的辉煌。但这一次，大汉王朝不会再一次复活了，它不会再有重生的机会了。
汉献帝刘协自从被董卓挟持上位，到被曹丕威逼下台，他已经当了三十一年的皇帝了。在这漫长的时间内，刘协一直没有拥有一点实际的权力，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傀儡皇帝。
曹丕在繁阳修筑受禅高台和拜天祭坛，布置庆典。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二十八日，华歆登坛主持受禅仪式。魏王曹丕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祭坛，祭拜天地，仿效虞舜在受禅台接受了汉献帝皇位的禅让。
这一套繁琐的即位典礼完成后，曹丕宣布把年号延康改为黄初，并大赦天下让万民都共享他的恩泽。至此，魏王曹丕登坛受禅，正式称帝，定国号为魏，史称“曹魏”。
汉朝，从这一刻起，真正成了历史！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众人的脑海中，汉朝的记忆逐渐被抹去了，一个新的王朝已经出现了——曹魏。
曹丕在完成典礼后，高兴地对群臣说道：“舜传位给禹之事，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从曹丕的话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禅让，权力更迭的背后是威迫和暴力。
曹魏代汉是王朝“禅让制”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为后世创下了一个“典范”。四十五年后，司马炎效仿了曹丕，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史称“西晋”。
从此以后，凡是前朝皇帝将帝位禅让给他人时，受禅者都借鉴曹丕的做法，于是“三让三辞”成为禅让的标准程序。自魏晋以后，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以禅代方式完成了易代鼎革。由此可见，曹魏代汉的成功在历史上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曹丕接受禅位后，派使者向汉献帝索取传国玉玺。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袁术死后，徐璆得到了袁术所窃取的传国玉玺，但他并没有将国宝据为己有，而是辗转来到许都把象征国家权力的国玺上交给了朝廷，就这样传国玉玺才回到了汉献帝的手中。此时，曹丕已经代汉称帝了，他必须要把传国玉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当皇帝。
令人意外的是，汉献帝的皇后曹节怒而不把传国玉玺给使者。面对使者的反复索求，曹节的反抗态度甚为激烈。事实上，曹节是曹丕的妹妹。换言之，汉献帝就是曹丕的小舅子。当年，曹操为了笼络汉朝忠臣和向宫中安插眼线的需要，通过嫁女的方式将曹节送给汉献帝。
曹丕看见妹妹曹节不肯将传国玉玺交出来，数次派人向汉献帝施加压力。曹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使者叫进皇宫里。曹皇后当着使者的面，义愤填膺地数落她的哥哥曹丕，责骂朝廷中尽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说到激动之处，曹节将玉玺狠狠摔在地上，以此表达自己的无奈和愤怒。曹节涕泣纵横，呜咽地说道：“上天是不会保佑你这样的人延续长久的！”（《后汉书》云：“后乃呼使者人，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
曹皇后坚贞气节令人动容，左右在场的人听闻此言心里有愧，都不忍抬头仰视。
不过，曹皇后竟是一语成谶。后来，曹丕不仅英年早逝，而且他的儿子曹叡（魏明帝）也英年早逝，再后来司马家族逐渐掌控朝政，欺负曹家的孤儿寡母，最后将曹氏江山占为己有。
当然，曹丕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传国玉玺。交出传国玉玺后，汉献帝心生一股悲凉之感，祖宗的基业在自己的手里就这样终结了。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一月一日，大魏皇帝曹丕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下诏把河内郡山阳县一万户的封邑封赏给他，允许他在自己的封地里享受皇帝的待遇，可以继续使用汉朝的历法年号和天子的礼仪祭天。
汉献帝带着全家去了山阳县，在他的封地度过了余生。就这样，汉献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自从汉献帝登基，他就是被人当摆设的傀儡，先被董卓欺负了几年，接着被李傕、郭汜欺辱了几年，后又被曹操挟持了许多年，最后被曹丕逼着禅位。其实，汉献帝并不昏庸，无奈接手的东汉帝国是个烂摊子和空架子。
在汉献帝当皇帝的三十一年间，全国各地烽火连天，天灾人祸不断。事实上，这个可怜落魄的傀儡皇帝，并未掌一日实权。
在刘协禅位十四年后，即曹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三月初六，刘协去世了。曹丕的儿子曹叡以汉天子礼仪安葬刘协于怀州修武县禅陵，并派人给他守墓。
刘协死后被以帝王之礼厚葬，应该说是保有了一个帝王最后的尊严。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历史，末代皇帝基本没有好下场，汉献帝最后能得到善终也算是一个较好的结局了。
值得一提的是，曹丕代汉称帝后开始营建洛阳宫殿，随后定都洛阳。从某种程度上看，曹丕把全国的政治中心从邺城搬到洛阳，意味着他进行了战略调整。
九品中正制
曹丕坐上皇帝的宝座，俯视着文武百官，十分满意。此时，曹丕成了魏国的主宰，生杀予夺之权系于一人之手。曹丕坐稳位子后，进行了官制改革，把相国改称司徒，御史大夫改称司空，奉常改称太常，郎中令改称光禄勋，大理改称廷尉，大农改称大司农，并开始组建新的朝臣队伍。新朝伊始，万象更新，新人新气象，于是曹丕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并任用嫡系亲信担任要职。
为了表示对功勋老臣的尊重，曹丕任命贾诩担任太尉、华歆担任司徒、王朗担任司空。这三个职位是“三公”之位，非德高望重之人莫属。不过，此时的“三公”之位并没有实权了，变成了荣誉职位。“九卿”之位由程昱、钟繇、董昭等人担任，其权力与之前相比已经有所削弱了。
曹丕对各机构的重要人选进行了调整，任命桓阶担任尚书令，陈群担任尚书仆射，司马懿担任尚书，而这些人都是曹丕的亲信。曹丕虽然让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些要职，但也不容许他们的权力过大而威胁到自己的权威。曹丕为了避免尚书台权力过于集中而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他特意设立了一个分散尚书台权力的机构——中书省。这两个权力机构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制衡之目的。曹丕所做的一切政治方案，其目的就是加强皇权，生杀赏罚操于己手。
值得一提的是，中书省最重要的职权是替皇帝撰作诏令文书。中书省的两个最高职位是中书监和中书令，而曹丕让刘放担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刘放和孙资是中书省负责人，他们成为重要文书，掌握着朝廷机密，秉承君主意旨，负责对外颁发诏书命令。刘放和孙资虽然在后世的名头并不响亮，但他们在当时绝对是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对曹魏后期的政权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十几年后，在魏明帝曹叡托孤一事上，他们的意见影响了皇帝的决策，以至于曹爽成为托孤大臣。后来，曹魏江山易主，曹爽“功不可没”。可以说，刘放和孙资是真正影响了曹魏命运的关键人物。
尚书台和中书省成为真正的权力核心机构，犹如曹丕的左右手，这样任何一方都逃脱不了曹丕的掌控了。在曹丕看来，权术的关键不仅在于群臣制衡，而且还要皇帝独揽大权。
当然，皇帝必须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否则后果将会很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实权的皇帝，只会成为被人摆弄的傀儡（汉献帝就是铁证）。
曹丕很明白这个道理。经过多年的权力斗争的磨炼，曹丕对权谋之术的运用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曹丕的权力布局，首先必须将“三公九卿”的权力削弱，然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再另设机构制衡他们，让臣下的权力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曹丕对曹魏集团拥有绝对控制权，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为了有利于统治，曹丕着手制定了许多政治措施，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一项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其实，九品中正制始制于曹丕称帝前夕。曹丕成为魏王后，为了获取士族地主阶级支持他篡汉称帝，采纳了心腹大臣陈群的意见，改革官吏选拔制度以适应他的统治需要（“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项重要的选官制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前文已经介绍过这种制度的实施办法了。这种选官制度的主要标准是品行，曹操当年就是以举孝廉的方式踏上仕途的。这种以人为的判断评定一个人的品德好坏作为选官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如不少大官员只举荐亲朋好友的子弟。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已经腐朽至极，不能适应当时的发展了。
曹操创业时期，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他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弊端，采用“唯才是举”的选官办法，重用大量有才能的寒门学子（如郭嘉等人）。曹操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甚至不惜对于世家大族使用铁腕手段进行镇压（如杀兖州名士），毕竟这些名门豪族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且有足够的实力可以颠覆他的统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魏政权逐步稳定并且强大起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到了曹丕时代，曹操的那一套选官办法已然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了。
如果曹丕继续沿用“唯才是举”的政策，必将引起豪门士族的不安，所以曹丕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必须与他们采取联合的办法。门阀士族是由官僚士大夫所组成的政治集团，其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群体，他们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长期盘踞着朝廷的重要职位且手握重权，占据着大量优质的社会资源，掌握着很强的话语权。曹丕能登上帝位，豪门士族的人出工出力不少，而为了统治的需要便不得不拉拢他们。这样一来，豪门士族逐渐垄断了仕途，占领了朝廷的各个机构。
曹操重用寒族，唯才是举；曹丕重用士族，讲究门第。这二者都是根据当时的需求来制定的政治方针，而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与世家大族妥协的产物。
九品中正制作为影响极其深远的选官制度，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三条：设置中正、品第人物、选拔依据。
所谓中正，即是中正官，他们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中正官有大小之分，各州设置大中正官，负责州中人物之品评；各郡另设小中正官，负责郡中人物之品评。设置中正官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推举的大中正官必为在中央任职的德高望重的高官，其中小中正官可由大中正官推举，这是为了保证中央对选举的直接管控。
各州郡的大小中正官产生后，由中央政府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给中正官们，让他们负责对各自管辖地区的士人进行调查。
品第人物，这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他们负责品评所负责地区的士人，给政府部门提交人才的名单。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家世（家庭出身和背景）、行状（个人品行才能）、定品（确定品级）。
中正官详细记录了这些信息后，根据这三个评判标准将人才品级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此后，中正官将人才表的品评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呈交中央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吏部根据人才品级给予相应的官位，并依此进行官员的升迁与罢黜。品级高者做官的起点高，待遇好，升迁快，备受大众尊重；品级低者做官的起点低，待遇差，升迁慢，往往受人轻视。由此可见，不仅人分三六九等，官也分三六九等。
中正官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这意味着三年相当于一个官员的任期。中正官重评士人品级后，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此后，其官品也往往随之变动，俸禄也随之变动。为了防止有人托人脉、找关系、走后门提高品级，中央严令禁止中正官营私舞弊，如果中正官定品违法，要追查其相关责任。
不过，晋取代魏以后，九品中正制完成了门阀化的转变，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个人品行才能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个人品行才能不佳亦能位列上品，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成了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只重门第而轻德才。此时，这种选官制度已变为名门世族计功谋利的工具，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出身贵贱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所以说魏晋时代是门阀化的时代。
门阀士族子弟作为特权阶级，他们不用努力也可以凭借“祖上阴德”在仕途上步步高升，平步青云。与之相反，寒门子弟的晋升之路越来越难，如果想踏入仕途做大官，基本上是已经没有可能了。
就这样，九品中正制彻底变成了一场门阀士族的欢乐盛宴，而估计陈群也想不到他的这个提议为名门世族带来了长达四百年的巨大利益。
总体上说，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标准是门第。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是维护士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保障名门望族的权利，而皇帝利用这种制度团结世族地主以巩固其统治基础。
九品中正制可以看作是皇帝和士族地主阶级的一种政治交易。当然，曹丕同意这种选官制度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但是他万万想不到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以后的岁月中越来越明显，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由于九品中正制赋予门阀士族过大的特权，导致他们垄断了整个政治资源，在皇帝没有作为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把持朝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臣层出不穷，篡逆谋反之事频繁发生，执政者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此期间，朝代不断更迭，演出一场场闹剧。
后来，庶族地主阶级崛起，他们的政治权利需要同落后的选官制度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样，九品中正制就引起了门阀士族以外其他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改革选官制度。皇帝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不得不向庶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妥协，限制名门世族的权利。统治者从实际出发，给予庶族和寒门进入仕途的机会，而这样做也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
到了隋唐时期，选官制度变成了科举制度。此时，国家已经是大一统的王朝了，皇帝无须依赖世家大族才能过日子。因此，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独揽大权，必须废除九品中正制。就这样，更加适合国家统治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科举制是当时最为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其选拔官员的依据就是才学。天下莘莘学子通过考试的方式，凭借自身的才能学问进入仕途为官。
这样，科举制度下的有才能学问之人，他们不再琢磨着去推翻朝廷了，而是凭借自身实力去通过考试一心求官，自然有利于统治者巩固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