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前言
我终于看到我的《歌德谈话录》早就许诺的第三卷编完了,心里感到战胜巨大困难后的喜悦。
我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它就像船长的任务一样,船长不能靠当天吹的风驾驶帆船,而往往必须以很大的耐心等待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直到盼来几年前那样的顺风。当初我写头两卷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靠好风行驶,感到非常幸运,因为当时刚谈过的话还在耳里响着,和那位神奇人物的活跃的交往使我受到鼓舞,所以我感到仿佛振翼飞到目的地似的。
而现在呢,那个声音已沉寂多年,与他个人的接触的乐趣也如过眼云烟了。我只能在这样的时刻里获得必要的鼓舞,即当我有机会反省自己的内心思想和不受干扰地深思的时候,往事又会带着新鲜色彩活跃在眼前。这时歌德的伟大思想和伟大性格特征才复现在面前,好像巍峨的群山,虽然在远处,但是在名副其实的阳光照耀下,轮廓仍是鲜明的。
这时,我高兴地想起那位伟人,感到欢欣鼓舞;思想过程和口头表达的细节历历再现,就像我昨天才经历过似的。活的歌德又显现在眼前,我又听到他那无与伦比的可爱声音。我又看到他晚间穿着佩有星形勋章的黑色燕尾服,在他房间里的明亮灯光照耀下,在好交游的圈子里谈笑风生。第二天,遇上好天气,我陪他乘马车出游,他穿着棕色上衣,戴着蓝布帽,把浅灰色大衣铺在膝盖上。他的面孔晒成棕色,显得健康,蔼如清风。他的谈话妙趣横生,响彻空旷的原野,比车轮滚滚声更洪亮。有时我又回想起他晚间坐在书斋里,穿着白色的法兰绒睡衣,在静谧的烛光下,与我面对面坐在书桌旁,过了一天好日子,心情安宁。我们谈论大事和好事,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两人心心相印,他把手伸过桌子和我相握,然后我举起放在身旁的满满一杯酒向他祝福,默然无语,只是我的目光透过酒杯盯住他的眼睛。
这样我又生气勃勃地回到了他身边,他的话音也和过去一样在我耳里震响起来了。
但是,正如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清楚地回想起某位可爱的逝者,而在挑战性的工作日的噪声中,我们往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只能马虎地工作,以致那些用于深思的宁静时刻——在那些时刻里,我们相信能够再现于我们之前去世的可爱的人那整个生气勃勃的一生——实属少有的美好时刻。我和歌德的情况也是这样。
往往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我的心灵由于和日常生活接触并被它吸引,所以对歌德不起作用,他也没有用好言劝慰我。而在另外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情绪毫无结果,看不到其中有任何发芽和开花的痕象。我不得不以很大的耐心让这样一些无价值的时间白白地过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书写的东西会毫无价值。我必须等待好运,期待那样一些时刻的再现,在那时,往事会以完全逼真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我的内心思想在精神力量和舒适感方面达到顶点,以至于我在回想歌德的思想和感受的时候,能够为它们找到相称的表现形式。因为我在和一位英雄打交道,所以我不会让他陨落。为了真实起见,我必须充分地再现他的温和的道德观念、清楚而有力的思想以及一位高贵人物惯常的威严,这一切绝不是某种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和他的关系既特别又非常亲切自然。这是学生同老师的关系、儿子同父亲的关系、知识贫乏的人同知识渊博的人的关系。他把我吸引进他的圈子里,让我在精神和物质上分享一种崇高的生活。有时,我每隔一个星期在晚上去看望他;有时,我每天都看到他,在中午的时候,有幸和他一会儿出席较为重要的社交聚会,一会儿面对面地用餐和促膝谈心。
他的谈话和他的作品一样丰富多彩。他始终是同一个人,又始终是另一个人。每当一种伟大的思想占领他的时候,他总是口若悬河。他的谈话往往就像春天里的一座花园,在那里,百花齐放,人们被这普遍的光彩迷住,不会想到要为自己摘一束鲜花。可是,在另一些时候,我发现他默不作声或者说话不多,仿佛他的内心里笼罩着雾。更有甚者,有几天他仿佛一片冰冷,如同一阵凛冽的风掠过被霜雪覆盖的田野。当我们又看到他时,他又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这时,森林里的所有鸣禽从灌木丛和矮树篱里向我们欢呼,布谷鸟的叫声响彻云霄,溪水潺潺地流过开满花朵的河谷草地。这时,听他讲话是一种乐趣;在他身边我感到非常愉快,在他讲话的时候,我感到心情舒展。
在他身上,冬天和夏天,老年和青年,永远处在斗争和更迭之中;可是,让人钦佩的是,在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上,青春总是占上风,那些刚才提到过的秋日和冬日只是少有的例外。
他善于自我控制,的确,自我控制是他的本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它是那高度的深思熟虑的一个姐妹,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深思熟虑,他总是能够驾驭题材,赋予他的每一部作品以让我们惊叹不已的高度艺术性。正是由于这种深思熟虑的特性,他不仅在他的某些著作里,而且在他的某些口头表述里措辞简要,考虑周到。但是,一旦在有利的时刻里,一个更强大的精灵在他心中活跃起来,他就会失去自我控制,这时他的谈话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像从山顶上落下来的急流。在这样的时刻里,他说出他丰富的天性中所含有的最重要的和最好的东西。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时刻的重要意义。他早年的朋友们在谈到他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口头表达的话要比写下来的和印刷出来的话好。马尔蒙特尔[5]在谈到狄德罗时指出,谁要是只从他的著作中认识他,那么只能认识他的一半,而他一旦开始口头谈话,就会变得活跃起来,无与伦比而且动人心弦。
但愿我在这些谈话中把某些有利的时刻记录了下来,但愿在这一卷里,读者能发现歌德人格的双重反映,即歌德如何对待我,又如何对待一位年轻的朋友。
来自日内瓦的索勒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共和主义者,1822年被聘请到魏玛,负责教育大公爵的继承人太子殿下。从1822年至歌德逝世(1832年),他和歌德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是歌德家里的常客,而且在歌德举办的晚会上常常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此外,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他和歌德的持久交往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结合点。作为功底扎实的矿物学家,他帮助歌德整理各种各样的晶体。他的植物学知识使他能够把歌德的《植物变形学》译成法语,让这部重要的著作进一步传播开来。此外,他在宫廷里的地位也常常把他带到歌德的身边,因为他有时陪太子去看望歌德,有时受大公爵和大公爵夫人的委托去拜访歌德。
索勒先生经常在其日记里记下这样一些个人的接触,几年前他善意地把他从日记中经挑选编制成的篇幅不长的手稿交给我,希望我能将手稿中最精彩、最吸引人的部分按时间先后穿插进我的第三卷里。
这些用法语记下的笔记有时详细,有时则粗略和不完备,这是由于作者那些日子忙于事务,老是急急忙忙的。但是,尽管如此,在整部手稿中,每个主题都经过歌德和我反复详细讨论,所以我自己的日记完全适合于补充索勒所写的日记,弥补了索勒日记中留下的缺陷,而且充分地发展了索勒日记中往往只是一笔带过的东西。然而,在第三卷中,所有以索勒的手稿为基础或大量地使用索勒的手稿的谈话,在其日期的右上方标有星号,以此将索勒和歌德的谈话跟我和歌德的谈话区别开来。
我只想再补充一点:我希望我心仪已久的这第三卷能像前两卷那样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魏玛,184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