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与第二卷前言

这一辑与歌德的谈话录绝大部分起源于我内心的一种自然冲动，即我要把我觉得有价值和值得注意的生活经历，通过文字的表述占为己有。

自从我初次和这位非凡人物会见，并和他在一起生活过几年，我一直都想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所以我乐于领会他的谈话内容，并把它记下来，以备将来终身受用。

可是，当我想到他在九年的时间里使我高兴的大量丰富多彩的谈话时，我深感自己所记录下来的只是一鳞半爪，就觉得自己仿佛一个小孩，努力用手去接令人振奋的春雨，可是大部分的春雨却从指缝中漏掉了。

但是，常言道，书本有自己的命运；正如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书的产生，而且适用于书在以后遍及全球一样，它也适用于我目前这本书的诞生。往往数月的时间流逝了，其间福星并没有高照，身体不适，事务繁忙，还要为日常生活而多方操劳，以致连一行字也没有写下来。可是不久，福星又高照起来，健康、悠闲、写作的兴趣融为一体，又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后，在较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冷漠，这是对只知道重视当前的人的一种应有的惩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说起这一切，原因在于请求原谅：如果读者倾向于密切关注谈话的日期，那么将会发现某些显著的遗漏。实际上，属于这类遗漏的，可能是某些被忽略的好事，以及歌德就他的广泛的朋友和某个在世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所说过的其些特别有利的话，而读者发现的可能是其他类似的东西的记录。然而，正如已讲过的那样：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自己的命运。

此外，我认识到这本书中那种成功地变成我的财产的东西，认识到我得把它看作我生命的某种装饰，我对一种高级的命运表示衷心的感谢；是的，我甚至有某种信心，全人类都会感谢我的这个消息。

我认为这些谈话不仅就生活、艺术和科学做了某些解释和非常珍贵的说明，而且这种对生活的直接素描，特别有助于使人们从阅读歌德的许多作品中所形成的歌德其人的形象更为完整。

不过我也远不认为这些谈话已描绘出歌德的全部内心生活。我们有理由把这位非凡人物及其精神比作一颗多棱的金刚石，每转一个方向就现出一种不同的色彩。歌德在不同的情境对不同的人所显现的形象也是不同的，所以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只能谦逊地说，这里所显现的是我的歌德。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歌德把自己呈现给我的方式，而且也适用于我了解他和再现他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种反映，而当一个人的形象通过另一个人反映出来的时候，总不免要丢掉某些特征，掺进某些外来因素。劳赫[1]、道[2]、施蒂勒[3]和达维德[4]都曾为歌德塑过雕像或者画过肖像，他们的作品都高度真实，但也多少显出作者本人的个性。体形既然如此变化多端，易逝的和不易捉摸的精神形象就更是如此了！不过，不管我个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如何，我希望凡是凭精神力量或凭与歌德的私人接触了解歌德的人，都有能力在这方面做出判断，都不会看不出我在力求做到忠实。

在简明扼要地说明我写此书的目的之后，有必要就它的内容发表以下的看法。

被我们称为真的东西者，甚至就独一无二的题目而言，绝不是某种无关紧要的、狭隘的和有局限性的东西；相反，即便是某种简单的东西，它同时也是某种内容丰富的东西，这就像某种范围广而深的自然法则的形形色色的表现一样，说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真的东西就像自然法则一样，并不等于一句格言，或者一句又一句的格言，也不等于格言和异议；只有通过将这一切总合起来，我们才能达到近似，更不用说达到目的本身了。

举个例子来说吧，歌德对诗歌的某些看法往往似乎具有片面性，甚至似乎有明显的矛盾。他一会儿强调世界所提供的题材，一会儿又强调诗人的内心思想；一会儿重视题材，一会儿又重视处理；一会儿认为一切取决于一种完美的形式，一会儿又认为一切取决于精神，而忽视任何的形式。

但是，所有这些格言和异议全都是真的东西的个别方面，它们的总合标志着本质，接近真理本身。所以，在这个版本里，我在这种情况和类似的情况下，保留了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在不同的年代和时刻产生的这类表面上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信赖有文化的读者的判断能力和视野，他们不会被个别的现象引入歧路，换句话说，他们会看到全局，恰如其分地解释与联合一切。

同样，我们也许会碰到某些初看时显得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更加深入地进行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往往是某种重要的东西的代表，往往为某种后来发生的事情奠定基础，甚至有助于添加少量的性格特征的描绘，所以，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可以被看作某种必要性，虽说不能把它们奉若神明，但毕竟可以原谅它们。

因此，当这本盼望已久的书问世的时候，我向它做最好的告别，并祝它令人幸福愉快，希望它倡导和传播各种各样美好的东西。

魏玛，1835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