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出的“谎言”

风很冷，它从我的衣领和裤脚处钻进身体，伴随着流动的血液到达全身。一个小时前还人声鼎沸的抢救室在沉静中显得有些寂寞，那些患者要么被收入了专科病房，要么住进了留观病房，要么放弃了治疗，要么已经离开了人世。

不知何时，搭班护士赵大胆已经关闭了急诊走廊中的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凌晨三点的急诊室竟然犹如冰窖一般寒冷，那些白中透黄的地板似乎和我一样，正在瑟瑟发抖。

在这样一个冬季的凌晨，我一个人孤单地徘徊在急诊走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想到那些被我“送走”的人。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护士赵大胆肯定以为我出现了幻觉。

我的身体自然是健康的，我的内心仍在顽强地对抗着时间。

有人说，时间是忘记伤痛的良药。

那些被我“送走”的患者，我们在急诊抢救室中相遇，也在此处告别，我们只是彼此人生中的匆匆过客，可是，正在慢慢老去的我却依旧会在无数个深夜里想起他们。

那一年，北归的燕子姗姗来迟。我拿着主任用了多年的已经泛黄却很好用的听诊器在病房巡视，我的医生生涯刚刚起步，那时的我满怀激情和理想，还未曾体验过痛苦和悲伤。

那一天，她突然走进肿瘤内科病房，脸上的神情有些矛盾，既有期望，又有绝望。

“这里还有病床吗？”从几十千米之外赶过来的她嘶哑着声音问道。

我一边回答着她的问题，一边默默打量着她。她的衣服上还散落着未融化的雪花，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

患者是她的丈夫，夫妻二人半生相濡以沫，然而肺癌晚期的诊断却给了他们最沉重的打击，她的丈夫正在被病魔无情折磨。

我看着她递过来的检查单，颅内转移、肝脏转移、腰椎转移、胸腔积液、腹腔积液、低蛋白血症、重度贫血、低钾血症、低钠血症……基于医生的专业判断，我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时日无多。

“还有一张空床，但是已经预约给了一位新发肺占位的患者”，主任很为难地摊了摊手。

听到主任的话，她眼睛里的绝望加深了。我赶紧转过身继续书写病程记录，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拒绝，还没有学会面对家属的悲伤。

夹杂着雪花的风从没有关严的窗缝中挤了进来，将我放在案头的书轻轻翻起。我探出头去，远远看见她站在主任办公室门前继续和主任说着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却像雕像一般，并没有移动半步。

最终，她的坚持感动了主任，也为自己和家庭赢得了一丝希望。

经过主任的多方协调，已经预约床位的新发肺占位患者被安排到了其他病房，而那位饱受癌症折磨的丈夫终于被收住入院。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人已经处于临终阶段，没有任何治疗价值了，家属和医生为什么还是不放弃？

其实，当时的我心中也有一丝焦虑，因为这样的患者往往意味着厚厚的病历和化验单。在后续的治疗中，患者生命的尊严到底该如何得到保证？医生的爱心到底该如何得到体现？

作为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是简单的疾病名称的堆砌。

作为医生，要治疗的是一个人，而不是某个器官的功能障碍。

比如她的丈夫，一位10个月前发现肺癌的59岁男性，已经处于肺癌晚期，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

我不禁想问，对于这样的患者，“治疗价值”究竟要如何体现？如果治疗价值就是指治愈疾病，是否有些太狭隘了？难道说减轻了一个将死之人的痛苦竟然无法体现治疗价值？

那一天，她湿润着眼角站在我和主任面前：“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可是我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他死掉。那样的话对他太残忍，对我也太残忍”。

听了她的话，再结合化验单、病历，我大概可以想象患者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当我第一次看见患者的时候，还是感到深深的震惊。

患者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授，虽然已经被疾病折磨的形销骨立，但还是谈笑风生，并未表现得如我想象般消沉萎靡，时刻保持着一名知识分子的风度和体面。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小伙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什么话，你直接和我说吧”。

我第一次为他进行胸腔穿刺时，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紧张，他反而安慰我道：“如果在我这样一个半死之人身上都穿不好，你以后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只管来穿吧！”

对于当时那个心高气傲的我，听了这句话觉得自己被小看了，而多年以后，这句话却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带给我长久的感动。

北归的燕子终于带来了春天，也带走了他所剩不多的生机。

在经历了短暂的昏迷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和我说：“还有三天，就是我六十岁的生日，医生，请你一定要帮我撑过去！”

年轻的我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因为他的病情已经完全脱离了控制，死亡会随时降临。我甚至在心中默默地想：“如果我轻易告诉他和家属还可以撑几天的话，会不会惹上麻烦？”

当然，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明白，在科学之外，还有人心。

病房外，他的妻子一边为他准备寿衣，一边淡淡地告诉我：“女儿说在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会给他一个惊喜，其实哪有什么惊喜，只是不想让他轻易‘睡’过去”。

那天下午，他还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当时对我的鼓励。

时至今日，我依然后悔自己当时的沉默，后悔自己没有给他一个善意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