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和我说过一句话的患者

一

今天我值夜班，刚走进急诊抢救室，就看到一位披着米黄色上衣的女性患者正蹲在病床边，她面朝着墙壁，手捂着肚子，头发遮挡住了面孔，看起来十分痛苦的样子。输液杆上悬挂着一袋红细胞，一滴滴的血液正在源源不断地输进她的身体。在黄昏时分的急诊抢救室里，那正匀速滴落的悬浮红细胞似乎显露出不一样的颜色。

“她怎么蹲在地上？”我问正在交班的护士赵大胆。

护士赵大胆在我耳朵边小声说：“胆管癌晚期，腹痛，不愿意用镇痛药”。

虽然我见惯生死，但当我从赵大胆口中听见“胆管癌晚期”这五个字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多看了患者一眼，因为这位正蹲在地上输血的患者只有32岁。

“你现在腹痛吗？能躺在床上输血吗？”输血是一项比较危险的治疗手段，患者应该受到严密的监测，以防出现不良反应。很显然，蹲在地上并不利于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监测。

患者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任何行动上的回应，只是面朝着墙壁蹲在地上。倒是另外一位同患者年纪相当的女性家属上前拉起了患者，将她扶上了病床。

虽然已经处于胆管癌晚期，但从患者起身、坐下的动作来看，她似乎并不是特别虚弱。“没什么事，我就是蹲着舒服一点儿”，她终于还是开口了。

患者坐下后我才看清她的脸，颧骨高高隆起，脸颊蜡黄，眼神黯淡无光。护士赵大胆将患者的病历资料递给我，透过这些冰冷的数字和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波形，我知道这位患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交班完毕，我找到了家属，告知了患者的实际情况：“她的病情很重，生命体征也不稳定，不仅病情会加重，而且随时有死亡的可能，家属应该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虽然将这些看似冷漠的词汇用在一位年仅32岁的患者身上有些残酷，但依旧要活下去的我们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站在我面前的同样是一位年轻女性，有着和患者有些相似的相貌。“你是患者的什么人？”简单沟通过病情后，我才突然想起还没有确认这位家属的身份。

家属淡淡地说：“我是她姐姐”。

“患者的丈夫呢？”我下意识地问道。

没想到这个问题让原本看似平静的姐姐突然激动起来：“你就当他已经死了吧”。

“在法律意义上，有些话还是要同她丈夫说，有些字还是需要她丈夫签”。

患者的姐姐当着我的面拨通了患者丈夫的电话：“你现在来医院一趟，医生有话要对你说”。

二

大约半个小时后，患者的丈夫来到了急诊抢救室。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患者的床头，患者紧闭着眼睛，就像不知道他的到来一般。

我没有第一时间找这位戴着眼镜、穿着西服的丈夫谈话，因为我还在忙着抢救其他人。他也没有第一时间找我了解患者的病情，或许他对妻子的病情有着足够的了解吧。

“医生，她丈夫来了，我要先回家一趟”，黑夜降临，患者的姐姐说完便离开了医院。

我来到患者床边，将她的丈夫叫到抢救室门外，对他说：“她的病情很严重，而且肯定会越来越重，你知道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漠然地看着我。

“胆管癌晚期，已经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了，只能对症处理，下一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谁也说不清”。

他还是没有回答我。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如果患者昏迷或者心跳骤停了，还需要采取有创的抢救措施吗？这些话之前的医生一定也对你说过，我现在再次询问的目的只是想让你有所准备，到时候不要措手不及”。

他依旧一言不发，似乎只是我在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回答我，是不能够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还是对这些“宣判死刑”的话不以为然？我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无异于往人伤口上撒盐，我知道自己是在浇灭家属心中那仅存的一点儿希望。所以我想再多等一会儿，好让这个男人从悲痛中恢复过来。

“我知道”，他只是说了这简单的三个字。

既然他对患者的病情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便再也无话可说，我要做的便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保证值班期间患者的安全。在他签字后，我随口说了一句：“晚上你要留在这里陪护”。

没想到这个看似木讷的男人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的要求：“不行，我明天还要上班”。

原本已经准备离开的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你要是不陪护的话，安排家里谁来陪护呢？”在妻子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作为丈夫难道不应该陪伴左右吗？

“你们喊她姐姐来陪护吧，我不能熬夜”，他的话让我目瞪口呆：作为丈夫，即使因故不能陪护，也应该自己安排照顾妻子的一切事宜，怎能要求医务人员联系患者的姐姐来陪护呢；作为男人，怎能以一句“我不能熬夜”来推卸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呢？

对于这样的人，我无法伪装出一点儿善意，只丢下一句“你必须在这里陪护”后便离开了。

三

关上急诊抢救室的大门，患者的呻吟声和各种仪器的报警声在耳边回荡。正在输血的她始终闭着眼睛，仰卧在病床上。“现在还有腹痛吗？”我站在床边再一次认真打量这位只有32岁生命却即将走到尽头的患者。

她没有说话，只是摆了摆那修长而干枯的手。

翻开她的病历本，记载着的不仅是病史资料，更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不幸。在一个又一个方块字中，流淌着的是患者饱受痛苦的日子。五个月前，患者因为腹痛就诊，继而被诊断为胆管癌。患病期间，患者先后在外地多次住院治疗，奈何癌魔还是在蚕食这原本应如花般绚烂的生命。

既往的出院小结上明确记载着“结婚六年，育有一子，父亲早故，母亲健在”。

“16床的家属不见了！”找不到患者家属的护士向我发着牢骚。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坚持自己不能熬夜的丈夫竟然真的不告而别，甚至没同妻子说一句话。

患者的丈夫电话关机，无法联系。好在患者的姐姐留下了电话号码，并且在得知情况后再次从家中赶到了医院。

凌晨两点，输液结束。患者面朝着墙壁静静地躺着，不愿睡去，或者不能睡下。

四

抢救室门外，患者的姐姐找到我：“天亮后，我们想回家了。”

这个要求让我很意外，因为通常患者家属都会要求住院，哪怕是需要在急诊室里等上好几天，哪怕是患者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治疗价值。

“回家可以，想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吧”。

“不是我们不给她看病，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她家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姐姐红着眼睛和我说起了患者的情况：患病前，患者有着幸福的家庭，夫妻两人在外地上班，三岁的儿子留在本地给老人看管。五个月前患者被确诊为胆管癌，她的丈夫从那时起便如同变了个人一般。患者生病后，她的丈夫从未照顾过她，也极少关心她的病情，更没有为她的治疗出过一分钱。

“这个人就是不愿出一点儿力，不愿花一分钱，万不得已来到医院也是一句话不说，生怕我妹妹会赖上他”，看得出来，除了悲痛之外，这位姐姐还有一腔不满。

我无意介入家属之间的纠葛，却也忍不住说道：“这不是赖上的问题，他这么做是违法的”。

没想到患者姐姐一针见血地说：“所有的字，人家都签，就是不出一分钱，人家是要留着钱再讨老婆！”

我想结束这场对治疗没有意义且让我倍感压抑的对话，于是赶快转移话题：“回去可以，你们要做好准备，该准备的衣服要准备好，该通知的人要通知到”。

“都准备好了，墓地也准备好了，就连买墓地的钱也是我们自己出的，人家连选墓地都不愿意去！”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人都是相同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小声点儿，让她睡一会儿吧”，答应了姐姐天亮就安排患者出院后，我关上了抢救室的大门。

我回到办公桌前，瞥见侧身躺在病床上面朝墙壁的患者，她睁着眼睛，眼神黯淡无光。我下意识地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因为我不知道患者有没有听见我和她姐姐在门外的对话，因为我不知道患者此刻正在想着什么。

五

几个月之后，我在急诊室里又遇见了这位姐姐。

她告诉我：“那天她突然来了胃口说要吃面条，吃了一碗后开始吐血，吐了好多血，还没有来得及打120，她便没有了呼吸”。

我戴着蓝色无菌口罩，尽量用波澜不惊的语调安慰着：“早走早解脱，免了更多的痛苦”。

“你说这是不是回光返照？”来看病的姐姐似乎忘了自己来医院的目的。

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我也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实在不忍再回想起那黯淡无光的眼神，因为我每次想起初见她蹲在地上输着血的模样，心脏就仿佛被揉搓了一番，疼痛难忍。

我终究还是不能忘记这个只同我说过一句话的患者，还有那天黄昏如血般的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