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解码地域

王志纲常年都跋涉于祖国的名山大川，穿梭在区域和城市之间，为每一方水土“找魂”。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每个地域的文化底蕴更是五彩斑斓，源远流长。不同的区域文化造就不同的区域性格，不同的区域性格决定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做事方式。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区域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板块之间的竞争；谁能把握住每个板块后面的文化底蕴，谁就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未来的城市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的竞争。

150.今天全球各个区域、国家、城市，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是否承认，都回避不了两个选择：要么你被别的城市所拉动、所辐射，或者你是源动力，拉动其它城市或区域，最后星星跟着月亮走，众星捧月，把一个城市、一个区域做强做大。

151.城市群中各个城市在其中的分工有点像一套房子的功能，你要么是客厅——商务、会展，要么是卧室——宜居，要么是厨房——制造、加工基地，甚至成为厕所——污染的大本营。

152.区域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板块之间的竞争，谁能把握住每个板块后面的文化底蕴，谁就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153.“近水知鱼性，隔山识鸟音”，不同的区域文化造就不同的区域性格，不同的区域性格决定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154.碰撞与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

中华文明至少由三大文明构成，包括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这两者又统称农耕文明，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草原文明。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为什么唯独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薪火相传？我个人认为，这恐怕跟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不断刺激、不断碰撞、不断融合分不开。强悍的草原文明一次次对已经失去活力的农耕文明进行冲击，最后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交和同化，强化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使其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灿烂。正如生物的基因通过杂交不断优化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同样需要通过种种途径地不断优化，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民族、一种强势的文化。

155.中国就好像一个即将站立起来的经济巨人，它有“两条腿”，一条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另一条是以“珠三角”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圈，巨人的头部则在北京，即所谓的“京津经济圈”。中国未来的发展，两条腿都很重要，独腿将军是站不稳的。

156.华南经济圈——如果说香港相当于上海的陆家嘴，而深圳、珠海就相当于浦东开发区，沿线地区的港口码头就相当于上海的港口，珠三角的加工产业就相当于昆山、苏州，如此就构置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关系，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都容易理清楚。粤港的融合小则粤港经济一体化，中则华南经济圈的形成，大则与上海共同支撑起中国的经济格局。

157.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化便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都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即怎么从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过渡到今天的经营城市。

158.如果说广东是一台小轿车，一点火就可以快速上路；那么山东就相当于一辆大货车，启动很慢，但是一旦启动，就势不可挡、雷霆万钧。

159.山东人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错误路线下也是模范。盲从“老大”是山东人的鲜明性格。

160.整个广东都在岭南文化的浸淫之下，而深圳则是一个例外，是其中的一块“飞地”。

深圳与广东有很大的隔膜，却与整个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有这样一种现象，不管是北京、上海、陕西、贵州，他们一下子飞过来直奔深圳，到了这儿他们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没有疏离感。而到了广东其它地方则感到处处不适应，语言上、生活习俗上都大不相同，甚至格格不入。这就出现了第二种现象：广东人把深圳当成了内地，一道二线关就象柏林墙一样把他们隔离在外，而广东以外的国人却对深圳有很强的亲近感。

161.深圳是一座移民文化之都，移民文化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因多元而形成互补，因差异而激发创意，这是深圳为什么极具创新性、兼容性的文化原因；但由于其移动和不稳定性，又助长了个人主义。

所谓“移民文化”，也可以叫浮萍文化、流沙文化。一切都缺乏长久性和稳定性，一切都可能随波逐流，一切都可能随风而逝，一切都可能只是临时组合，一切似乎都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人情因长久的疏离而淡薄，信任因曾经的伤痛而减少。所以移民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孤独文化、求生文化、逐利文化、个人主义文化、个人英雄主义文化。

深圳街头熙熙攘攘的如海人潮，多是逐利而来。而背井离乡来到此地，举目无亲，求发展先得求生存。利益至上成为自然之事。推崇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英雄不问出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发达使然。

162.深圳的人际关系像水果沙拉，看起来大家在一个碗里，但一粒是一粒；而广州则像煲好的一锅粥，大家搅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63.广州就象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虽然有很多枯枝败叶，但盘根错节；而深圳则像移植过来的一个盆景，非常工整、漂亮精致，但根深叶茂无法与广州相比。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关键看你选择什么。

164.浙商就像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强健的生命力，气候恶劣时，它也会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它却可以渐渐复活，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之歌。

165.广东人相信财不露白、落袋为安才是最可靠的，所以这里不出“首富”（中国财富榜上的所谓首富）。

有财不露富

中国老板财富的积累有一个由南向北逐渐推进的过程，如果说将财富的积累形象地表现为三种形态，即开花期、结果期、收获期，那么广东老板的财富相当于熟透了掉在地下的果实，已经扛回自家的地窖中保存起来了，他们相信财不露白、落袋为安才是最可靠的。而人们的目光往往集中于那些挂在枝头的果实，尤其是那些由于渴望结果而开得无比灿烂的花，岂知有些花根本就不能结果。

166.北方人是把生意当官来做，重贵兼重富，因为贵了比富更有面子；而广东人是把官当生意来做，富了自然贵。

南方报纸的商业化

在珠三角，大凡做得风声水起的媒体，如《南方都市报》等，多是把传统意义上作为政治服务舆论工具的报纸，当成生意来做的。首先是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密如蜘蛛网的报刊“小超市”----报刊亭，让媒体直达终端。其次是大量的媒体内容围绕市民社会热衷的话题展开，在不触犯政治禁区底线的前提下，就像一根“搅屎棍”，搅得沸沸扬扬。待站稳脚跟，才谈引导和提升。

167.关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文化特性，有一种说法颇为精到：北京大气，但有点土气；上海洋气，但有点小气；广州生气，但有点俗气。

大气北京

北京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城市，一时半会儿，似乎摸不着头脑。既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又像一个大村庄；既现代，又传统；既前卫，又保守；即开放，又排外；既富有，又贫穷。

北京的复杂性，不仅由于她的庞大、繁杂、纷乱，更由于她的立体、多元和复合。北京城至少是“三个北京”的复合体：一是在胡同里光着膀子坐着板凳摇着蒲扇高谈阔论、知足常乐的老北京；二是全国各地跑到京城里混世界闯天下、奋力拼搏、一心出人头地的外地人；三是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盛极一时但富不过三代的达官显贵和八旗子弟。

北京有三多：有钱人多，有权人多，有闲人多。有权的人需要有钱的人来帮衬，有钱的人需要有权的人来支撑，有闲的人需要到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中间去捞油水，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需要有闲的人来给自己解闷。正是这如影随形的三种人形成了京城一个非常有趣的生态链，演绎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洋气上海

海风常吹，海浪常袭，海气常拂，海韵常新……这就是上海。上海离不开海！因为有海，所以上海的文化才如此别具一格，如此引人注目，如此充满活力，如此海味十足，并顺理成章的飘洒或渗透着无法遮掩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由海浪运来的遥远却不可抗拒的西洋味。

上海是讲究规矩的地方。这与它深受欧美法制化文化的影响有关。这大概是长期以来和洋人打交道必须养成的和“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使然吧。

上海也许不如深圳、广州那样活力勃发、热点迭出，但其发展的稳健和潜力却是无以伦比的。这大约也是上海一直始终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大都市龙头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是个讲究实际效益的城市。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上海人看起来是比较缺乏中国传统人情味的。

上海是个精细的城市。上海很大，上海也很细。大在地盘表面，细在人心深处——上海人的精细和细腻以及对细微之处所表现出来的精明，早已广为世人所熟知，在由如此庞大的精细人口组成的如此广袤的大都市里，你得投其所好，更得慎之又慎。

生气广州

广州是中国最具市场活力的城市。过早的市场化使它灵活有余，持重不足，变通有余，规划不足。若干足与不足，日积月累沉淀出了我们眼前的这座城市，仿佛是这样一个人：身着西装、领带，但却脚蹬布鞋，头顶瓜皮帽，一不留神，口袋里还能掏出个鼻烟壶来。

西方人用了两百多年时间完成的城市化，广州仅仅用了一二十年。于是乎，城镇和乡村迭加，市民和农民并列；南人和北人扎堆；既有都市里的村庄，又有村庄里的都市，最终有了这座“城乡一体化”的“国际大都市”——广州。

广州曾标榜为“不设防的城市”，不论各色人等，阳春白雪、三教九流，均受无条件欢迎；从背山面海到通江达海，从小城市到海港城市，广州的变迁，乍看起来似乎是主动改革的结果，但若仔细探究，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被动适应的过程。就像一个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少年，父母刚给他置齐应有的行头，他却很快就裤缝开裂，捉襟见肘。为了应急，始料不及的父母亲常常只能将自己的旧衣服给他应付应付。这是青春的活力， 这是成长的失衡，这是发展中的尴尬。支撑她快速成长的是市场活力。这种活力积极的、良性的一面是推动这个城市社会的迅猛发展，消极的一面则是导致这个城市社会的芜杂、混乱及庸俗化。

168.天津靠海，却没有经受海洋文明的洗礼，反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商人、小市民文化，培养出幽默的天性。

幽默天津

天津虽然是海滨城市但却远离大海，海河的出海口小，外国列强不便登岸。天津最初的繁荣是由小商、小贩支撑的。所以貌似沿海城市的天津却包含了某种成分的根深蒂固的小商人、小市民文化，小富既安，自得其乐，所以天津的幽默和相声文化格外发达。

169.大上海就好像一个风尘舞女，不管你怎样接近她，但她总给你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你可以享受她的荣光，最终却无法拥有她。

170.北京就像是琼瑶笔下的还珠格格，尽管浑身冒着傻气、土气，但毕竟是紫禁城里的姑娘，无论你是否喜欢她，你还是要去敬奉她，朝拜她。

171.成都呢，就像一个正在读大学的情人，既有情调又善解人意。

172.江南自古多才子，这里水土丰沛，阳光充足，故也树木茂盛，人才济济；贵州则偏僻贫瘠，怪石丛生，生存条件恶劣，不可能大面积出人才，但往往出奇才、怪才，一旦有机会从这种环境里破土而出，则生存能力极强。

173.潮汕人是一个不是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

强悍、儒雅潮汕人

因为人均耕地的稀缺，过去，潮汕人是全国生存压力最大的一个族群，所以培育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强悍民风。这种强悍的民风又造就了海盗文化与儒雅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海盗文化鼓励了潮汕人民勇敢走出去，大大增强了自己的野性和活力；而儒雅文化则产生了工夫茶、潮汕莱、潮剧等文化样式，还有抱团、义气等良性文化基因。

174.重庆的女人像男人，成都的男人像女人。

巴山蜀水

不同的文化生态造就不同的文化性格。重庆山多蕴阳刚之气，成都水富含阴柔之美；故历史上，巴出将，蜀出相。重庆民风强悍，乐观豁达，成都文化厚重，温柔雅致，盛产公子哥儿，很能赶时髦。

阳刚与阴柔即对立又统一，由此凑成重庆和成都这对欢喜冤家。互相不服气，但是彼此也离不开，就像公离不开婆、秤离不开铊一样。重庆人善于创新，成都人善于发扬光大。很多新东西往往是由重庆人创造出来的，但重庆人过于粗旷，善于创新却经营不好。还得由成都人把它做大、甚至推向全国。麻辣火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走向全国的团队中，重庆往往充当前锋，而成都则担当后卫。

175.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哪一个区域，要想迅速发展起来，说到底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中国有一句古话叫"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这风水就是一个区域在历史的轮回中所面临的战略机遇。

中国各个区域的发展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作为特区，为中国经济发展杀出一条血路，由此有了“东西南北中，发财下广东”；之后轮到上海浦东开发，带动了整个“长三角”；之后又是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最后提出中部崛起。每一次新战略的提出，都会有一些先行的城市或区域获得跨越式发展。

176.毛再好，附在狗皮上也是狗毛。

王志纲常把一个城市比喻成“皮”，项目比喻为“毛”。如果要认识房地产项目必须要了解它所依附的这张“皮”，即所在区域的价值和城市的价值。如果脱离了对所在城市和区域的把握，单纯谈项目，项目再好，城市没有承载能力，项目也一定做不好。即所谓区域价值决定城市价值，城市价值决定地产价值。所以企业家、特别是房地产商必须把握一个区域、一座城市的战略走向和未来发展态势。

177.没有比杭州更为销魂的城市了，与之相比，北京显得太杂，上海显得太洋，而广州显得太俗。与那些气势恢弘的大都市相比，杭州确实像一位小家碧玉，但和她一起过日子，真是再美不过了。

销魂杭州

杭州为何如此令人销魂？是西湖的浓妆淡抹，还是灵隐的云林禅深？我想，是也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化；可谓“三分山水，七分文化”。事实上，此灵隐非彼灵隐，而“造化钟神秀”的西湖也早已不仅仅是一泓清水。“朝看吴山横，暮看吴山纵”，杭州无处不浸染着江南文化的风韵。

杭州盛产才子佳人，艺术家多而商人少。杭州真正的商人差不多都是从周边地区外来的。他们向往杭州，拼命融入杭州，一旦融入之后，商人因子减少，艺术因子增多，以至于富不过两代。这种外与内、富与贵、异与同、得与失、荣与衰的生生不息的演替与轮回，都沉淀为一种文化，沉浸在西子湖水里，弥漫在驿外断桥边，渗透在灵隐寺的晨钟暮鼓之中。

178.中国有两个令人乐而忘返的休闲城市，一个是“天府”成都，一个是“天堂”杭州。这两个地方都具备消费型城市的共性——闲人多、文人多。

“天府”pk“天堂”

这两个城市都是古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同时又都是环境宜人，非常适合生活和居住。从古至今，达官显贵云集，文人骚客辈出。这两个地方都具备消费型城市的共性——闲人多、文人多。相对而言，弥漫着“吴侬软语”的杭州则更显出特有的那一分温柔、亮丽和清纯。

在历史上，成都与杭州还有一点同病相怜，二者都曾是偏安王朝的短命首都。不知是因为城市先天的舒适性——成都是“锦城丝管日纷纷”，杭州是“暖风曛得游人醉”，安逸的生活软化了人们的意志，加速了王朝的颠覆，以至于“温柔乡即是英雄冢”；还是由于短命王朝的禀性生就骄奢淫逸，“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蜀先主庙》一诗中写刘备的儿子后主刘禅，在降魏并被送到洛阳以后，主政的司马昭让蜀国女乐表演歌舞，刘禅看了不但不伤心，反而乐不思蜀），以及“西湖歌舞几时休”，影响所及，使这两地更成了温柔之乡、金粉之地。

179.黄河板块的特点是，强调集体，爱“讲政治”，有较强的团队和集体主义精神，奉行“孔孟之道加市场经济再加政府行为”的理念，信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现实主义。什么事情你得先做出样子，他看清楚了才愿意进入，而一旦进入就势不可挡。

180.珠江板块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重实干不张扬。心态平和，不讲背景。所以，能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但在一个战略制胜的时代、一个争夺话语权的时代，广东的弱势正日益突显。

181.长江板块的特点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比黄河文化板块更遵循市场经济规则，比珠江文化板块更理智、更精明，较少冒险精神。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和华东的情景则恰恰相反。

182.豫商与浙商，一个厚重，一个轻灵。前者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为内核；后者则以商品文化、市场意识为主导。前者重守成，后者重创新；前者敦厚，后者机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河南人倍受推崇，而浙江人则屡遭打压。然而，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时，浙江人便立刻如鱼得水，几乎一步就赶了上去；而河南人则需要两步甚至三步——他们没有商品经济的历练，而且背负着农业文化的沉重因袭。

豫商与浙商的文化性格

河南与浙江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最终决定了豫商与浙商文化性格的不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浙江特别是浙东的生存环境远逊于黄河滋润的河南。以温州为例，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从而逼着温州人走上一条四处觅食的务商之路。因而，自古以来，浙江的小手工业就十分发达。而小手工业天生就是商品经济的同盟军。可以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早已渗透到浙江人的血脉和基因之中。河南人依托广阔肥沃、耕作条件优越的黄淮大平原，选择的是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形成的是一种纯粹的农耕文化。

两种生存方式、两种地域文化最终塑造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个性，二者最显著的特点是，一个厚重，一个轻灵。前者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为内核；后者则以商品文化、市场意识为主导。前者重守成，后者重创新；前者敦厚，后者机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河南人倍受推崇，而浙江人则屡遭打压。然而，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时，浙江人便立刻如鱼得水，几乎一步就赶了上去；而河南人则需要两步甚至三步。因为他们没有商品经济的历练，而且背负着农业文化的沉重因袭。看到别人跑到前面，河南人着急了，于是向浙江人学习，向广东人学习。但有些人却是东施效颦，学到的不是别人好的东西，而是不好的东西，诸如急功近利、短线思维、言而无信等等。结果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造成一些人对河南人的偏见。

183.做城市战略，首先考虑的不是规划和空间布局，而是要找到城市的“魂”，及城市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城市要良性发展，首先要把魂找到，把战略策划搞清楚。有了这一步，再进行所谓的规划，去落实这个战略。这相当于一台电脑，要先有芯片，然后才是PC机。

184.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

2003年，王志纲工作室受邀担纲成都市发展战略策划。在一次交流会中，政府想扒掉清朝时军官和家属住的地方“少城”，也就是现在的宽窄巷子区域。王志纲给成都市时任市委书记讲，“成都要吸引全世界全中国的目光，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名片。我们研究完成都的历史文脉，设计了五张文化名片，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宽窄巷子，这个必须保留。保留这个做什么？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从而把三个层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城市运营的思路”。

“政府经营环境”是说政府需要宏观掌控，在战略上把一个城市按照科学、理性的原则规划得清清楚楚，将游戏规则定得明明白白，再选几个领头羊当火车头，有效撬动一个区域板块的发展。 “企业经营市场”就是说让企业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参与竞争，从而真正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格局。“民众经营文化”是说在政府宏观控制和企业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消费者、老百姓自然会有意无意地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因为文化是无形的，但却是可以感知的一种氛围。

按照这种思路。为了运营宽窄巷子，成都专门成立了一个文旅集团，经过统一策划、统一规划、统一招商。吸引了全国的很多潜藏玩家，包括三块砖、宽云窄雨等等，他们就像玩票一样在这个地方展示创造力。几年下来，经过淘选，宽窄巷子已经是蔚为大观，为成都承载了巨大的活力，成为集聚成都文化乃至川西特点的文化家园。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到了成都以后，第一个地方选择的就是宽窄巷子。

185.中国如果有三个首都的话，北京就是政治首都，上海是经济首都，西安如果要强调他的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的话，作为十几朝古都、汉唐盛世的承载地，它有可能去争到文化首都这张牌。

2002年，王志纲工作室受邀担任曲江新区总策划。欲策划曲江，先需为西安“找魂”。

在与时任西安市市委书记栗战书的一次交流中，栗战书忧心忡忡地问王志纲，“志纲先生，西安就西北地区而言是中心城市，但在整个西部，这些年来被成都、重庆挤压得透不过气。西安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有两个考虑：第一继续做大做强高新区，另外一个就是旧城改造。你看这两条路选得对不对？”王志纲开门见山地说：“中国如果有三个首都的话，北京是政治首都，上海是经济首都，西安如果要强调他的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的话，作为十几朝古都、汉唐盛世的承载地，它有可能去争到文化首都这张牌。西安要把文化做大，不跟别人比GDP，而要反弹琵琶，把千年厚积的文化内存用现代意识和手段来包装，要让人们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西安。在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最有示范意义、最有激励意义的就是西安的复兴，就是汉唐盛世的再现。”

一席话拨云见日，不仅解决了当政者的选择困惑，还为西安找到了错位经营、差异竞争之道。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西安“皇城复兴”计划、大唐西市旅游策划、关天一体化、沣渭新区发展战略、泾渭新区发展战略等等，王志纲称西安为“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