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目标与基本概念界定
1.3.1 研究目标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构建连片特困区“城乡分治的扶贫开发体系梯次并轨，益贫性社会支持政策与扶贫开发有序并行”的“分层多维组合式”城乡扶贫开发联动治理新机制。具体目标包括：
一是清晰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阶段性特征与新型城乡关系，明确新型城乡关系建设进程中的城乡贫困现状与多维致贫因素。
二是基于要素流动视角梳理城乡贫困关联，探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与片区扶贫开发的互馈机制，明晰片区经济地理空间、网络空间、社会空间等“发展空间重构”与扶贫开发的协同耦合。
三是开展区域整体、城乡分区扶贫资源空间配置效率评价，厘清片区城乡扶贫开发分治实践困境，建构片区“分层多维组合式”城乡扶贫开发联动治理的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
四是明确城乡扶贫开发联动的关键问题与城乡扶贫开发联动治理行为能力提升逻辑，并提出片区未来“发展空间重构+价值共创”的减贫策略创新。
1.3.2 基本概念界定
1.贫困区域与贫困标准
（1）贫困区域
本书将涉及连片特困区、贫困地区等区域进行划分，现做简要区分。
连片特困区，全称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书中简称为“片区”。全国共有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西藏区、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等14个连片特困区。全国连片特困区行政区域面积390万平方公里，覆盖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680个县（市、区）之下的9687个乡（镇），其中含44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贫困地区指14个连片特困区及片区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包括832个县，其中连片特困区内含680个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计592个（含片区内部的44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并且为了贫困地区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引用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的“贫困地区基本情况”数据不含其中的20个县改区数据。
（2）贫困标准
现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依据2010年不变价进行测算，2014～2020年的贫困标准分别为：2014年为2800元/人，2015年为2968元/人，2016年为3146元/人，2017年为3335元/人，2018年为3535元/人，2019年为3747元/人，2020年为4000元/人。
较之比较明确的农村贫困标准，城镇贫困标准设定尚未形成定论，但多数研究认为城镇贫困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发展状态疲软致使贫困主体利益诉求实现的机会与可行手段缺失；借鉴相关文献成果，考虑分析数据的可获性和历史分析的可行性，选取所属区域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城镇贫困标准；在数据分析时从医疗、教育、老龄化、产业结构转型等多维致贫领域进行拓展式探讨，以弥补单一经济指标解释城镇贫困现象的不足。
2.城乡贫困关联
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源于参与，因受益而不断拓宽，在与其他网络主体的互益交往中形成信任，并因网络密度加深使得行为主体行为彼此束缚，社会网络规范由此逐步完善和强化[3]。
基于连片特困区区域系统发展层面思考城乡贫困关联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实质是将城镇发展系统和农村发展系统这对现实世界中相对对立又相互关联的发展系统进行空间关联，亦即在跨越城乡边界的整合空间里系统思考“既是发展要素又是资源短缺发展状态”的城乡贫困“从清晰区分到相互融合直至趋于一体”的发展演进，而非贫困人口之间微观利益联系。本研究从片区资源要素城乡区际流动的空间关联视角，深入考察城乡贫困空间关联的内在形成机制与具体形式，进而为片区脱贫攻坚统筹城乡扶贫治理政策提出提供理论基础。本研究论及的片区产业关联、公共服务关联、社会管理关联和要素市场关联等关联机制分类源于前述城乡关联以及贫困发生机制影响因素分析，既是城乡贫困关联的纽带，也是城乡贫困发生机制的影响因素。
3.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展，本研究中借鉴其他研究文献讨论，简称“新型城乡关系”，概而论之，即不丢城、不误乡，而是利城富乡。本质是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劳动力、土地、科技、资本等要素配置扭曲纠偏与配置效率提升，发展趋势是城乡区域功能分区的合理化，短板在于乡村发展失序，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4.发展空间重构减贫
基于区域层面解构片区社会经济发展空间，主要包括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地理空间、信息基础为支撑的网络空间和利益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空间，三者相互交融，不可分割，且这些空间组成又通过不同的途径与居民生计空间密切关联。片区扶贫开发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利用发展新动力开拓更广发展新空间”的新时代扶贫开发的全域空间发展思想，致力于运用生态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组合式扶贫”方式不断作用并改善贫困人口生计空间和区域发展空间，辅之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空间治理机制优化，同时紧扣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影响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构建契机，推进贫困人口个性化生计空间与区域发展空间的关联重建和增强，注重区际联合和资源整合，且又始终立足于空间发展的资源环境禀赋协调，直面市场经济背景下区域空间“中心—边缘”发展的歧视结构，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积极福利”基础上的区域环境、社会与经济多维空间的理想组合。
5.价值共创减贫
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工作要始终坚持党和政府主导，统筹城乡，注重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等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环境改善、产业振兴、文化发展以及权益保障等工作推进，逐步消弭传统行政区划的空间区隔、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管理分割和以财政投入为标志的公共服务建设分化等影响，以解决城乡发展质量对称、结构均衡和协调且整合的问题，建立利益联络机制将区域中的政府、企业、专业经济组织、个体及贫困人口等行为主体紧密关联，运用协同治理机制有效协调贫困人口、企业及其他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推动涵盖贫困人口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分享资源、强化协同，进而形成内部交互、合作边界模糊、系统多样的网络协作的价值创造系统，并随着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化共创源源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共创价值。随之，扶贫开发也被赋予了作为“区域综合型发展方式”的特有内涵，需逐步推动资源整合和各利益相关者有序互动基础上的扶贫开发价值共创局面实现，促进片区扶贫开发和确保脱贫人口生计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