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一步的讨论与本书篇章介绍
前述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呈现的许多深层特征，实际上都与多线程治理转型的制度实践有关。如果我们对这种多线程治理转型的过程、机制缺乏深刻的理解，就可能会忽略当前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也难以在宏观政策设计上形成更具针对性的思路。
本书将聚焦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同制度生产主体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实践过程，对这些过程的交互效应进行深入讨论。基于这一研究策略，篇章结构设置如下。
第一章主要聚焦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时代脉络。这一部分的讨论将引导读者注意“社会建设”“治理转型”不同政策范式对社会组织角色的不同聚焦点。由此在一个更为多维的视角下展开对社会组织的功能与角色讨论。通过此章的分析与演绎，本书将展现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独特社会情境。
第二章试图从中观维度梳理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发挥治理功能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尤其是聚焦社会组织“多元治理主体”与“公共服务主体”这两大基本功能背后的中观制度条件。这一讨论将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发展的“功能—条件”理论视角，也为我们进一步讨论治理转型不同维度制度要素对社会组织复杂影响机制提供了基准的分析框架。
第三章从多层级政策执行的视角展现社会组织领域制度建设的实际逻辑。研究表明，由于社会组织领域宏观政策中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政策执行部门在面对弱激励和可能承担制度风险的条件下会以风险规避的思路技术主义地层层推进社会组织制度建设，由此引发了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一些深层问题。这一章的讨论将超越传统制度分析主要从制度文本着手展开分析的局限，更关注治理部门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维度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
第四章则从动态分析的视角展现了政府治理机制转型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影响。通过聚焦不同层级政府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下级行政部门以“层层发包”模式运行时，基层政府更多在权衡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与潜在治理风险后设计相应制度安排，并形成鼓励发展或风险控制型的制度环境。但在上下级治理模式出现张力，下级灵活性与弹性不足时，基层政府会更注重通过发展社会组织来解决自身遇到的难题，进而形成“借道”机制。由此在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考察转型期政府治理转型与社会组织关系，揭示社会组织制度环境多样性之深层机理。
第五章围绕社会组织党建这一新型制度要素展开讨论。尤其聚焦当前治理转型中“党建引领”机制的丰富内涵及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影响。在此基础上，这一章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组织党建对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的新影响。
第六章讨论了多维制度环境“非协同”发展情境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生成机制。这一部分内容聚焦社会组织以各种组织策略拓展自身资源并获得发展机遇的行动过程。研究发现，社会组织的策略性应对塑造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社会组织自主性生产机制。借助这种机制，一方面，许多社会组织在当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这种发展空间又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因此，如何从深层次改变社会组织多维制度环境“非协同”发展的问题成为当前社会领域制度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
第七章从系统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未来社会组织制度体系改革的理论思考。从“设置清晰的改革路线图”“形成党建引领下的高水平社会组织发展格局”“营造社会利益表达的多主体组织网络”“形成多样的社会组织培育路径”“形成自我支持的社会组织发展生态体系”“推动公共性发展”等维度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2]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3] 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7年第2期。
[4] 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5] 比如，已有研究在讨论“国家”的政策面向时，很少注意到政策部门在激发基层自治活力、提升公共服务体系能级、构建多元治理体系等不同治理转型领域的政策设计着力点是不同的。
[6] 这里所说的“制度主义”是宽泛意义上的，既指那些在政策文本层次理解制度的研究（视“制度”为规制），也包括更注重政策执行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视“制度”为实际的行为规范），还包括那些侧重各类制度之上形成社会认知的研究（视“制度”为文化和认知基础）。笔者注意到，随着制度主义分析视角近年来在各学科的兴起，国内学术界开始以一种宽泛的制度分析视角研判中国社会力量成长路径、空间与挑战。
[7] 比如，既要考虑到发展的维度，又要考虑到秩序的维度。
[8] 纪莺莺：《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近期社会组织研究的国家中心转向》，《浙江学刊》2016年第3期。
[9] 比如，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制度，各级政府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社会组织运行的监管制度以及关乎募款、捐赠等社会组织资源汲取的制度。
[10] 比如，财政投入模式的变化趋势、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型态势、政府内部上下级考核方式的变化、政府编制与组织结构的变化等。
[11] 俞可平：《更加重视社会自治》，《人民论坛》2011年第6期；陈剩勇、徐珣：《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12] 王名、乐园：《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的模式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周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6期；黄晓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逻辑与制度效应》，《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13] 周雪光与艾云讨论过多重制度相互影响下村庄选举的复杂逻辑。这项研究表明，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研究者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各自角色，在行动者群体间互动中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并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参见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4] 笔者在一篇论文中详细讨论过党群部门发展社会组织的逻辑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差异。参见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15] 与党组织相比，政府部门多以签订购买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引导社会组织发展，但这种引导机制通常是以设置激励与责任的“外部化”方式发挥作用的。政府部门的组织网络和动员能力通常难以嵌入社会组织的内部决策与行动过程。
[16] 唐玮婕：《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啥作用？浦东36个街镇年内要全覆盖》，文汇，https：//wenhui.whb.cn/third/zaker/201810/18/218658.html。
[17] 李朔严：《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社会》2018年第1期。
[18] Weisbrod，B. A.，“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a Three-sector Economy.” In Phelps E.D.，eds.，Altruism，Morality，and Economic Theory（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5）.
[19] Hansmann，H.B.，“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89，No.5（1980）. James，E.，“The Nonprofit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owell，W.W.，eds.，The Nonprofit Sector：A Research Handbook（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20] 张文礼：《合作共强：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中国经验》，《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6期。
[21] 黄晓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逻辑与制度效应》，《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2] 何艳玲、李妮：《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3] 在传统发展格局下，城市基层政府（无论是街道还是镇）均承担了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作为激励举措，上级政府通常会根据经济绩效给予基层政府一定的税收返还，而街镇政府则用这部分税收返还资金开展因地制宜的区域治理工作。由于这部分资金使用相对灵活，基层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支配的自由裁量权雇用编外人员以解决自身力量不足的问题。但近年来，在一些改革前沿地区，上级政府弱化了基层政府的经济职能，尤其是取消了街道办事处的招商引资指标，推动基层政府重点履行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职能。在这种新背景下，基层政府的财力支持机制变成上级政府全额保障制，其由税收返还而产生的财政灵活性也就被削弱了。其后果是，基层政府应对自身力量不足等挑战的传统经验也难以运用。2019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其中在提及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时，文件明确指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应当全面取消街道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等工作任务，暂不具备条件的可先在中心城区实行，再逐步推开”。这也意味着这种在改革前沿出现的新现象将随着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而在多数地区出现。
[24] 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25] 我们在实地研究中发现，许多发起于居民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在扩大活动范围和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都把参与街镇层次的公共议事活动作为重要发展契机。这些组织借此在更大范围内了解公众需求并进一步打造自己的标志性活动品牌。
[26] “松散整合”或“松散关联”是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关于组织在不同制度化“神话”下其内部设置间关系的一种讨论。这一术语指的是，组织为了应对不尽相同的外部制度化“神话”，会使其内部设置间保持着松散联结的特征，亦即低度整合性。本书在此引用这一概念是把基层治理体系看作一种制度化主体，其需要应对不同改革维度提出的要求，由于这些要求的指向不尽相同，为避免制度冲突，基层治理体系会保持这些改革维度之间的松散关联。参见约翰·迈耶、布莱恩·罗恩：《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何新发等译，载张永宏主编《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3～23页。
[27] 比如，从一般化理论层次来看，提高社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能力的改革方向与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性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28] 黄晓春：《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个总体性理论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29] 该题有13个选项，这四项的选择总和为88.13%。
[30]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于2018年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调查。该调查覆盖了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和4个自治区，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3131份。
[31] 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32] 经验研究发现，许多购买服务合同都是一年一议，且常因基层政府治理重心转移、领导更替而变化，总体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试想在这种购买合同可能随时变化的情况下，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在服务领域又怎么可能长线投入？田野观察发现，多数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着围绕购买服务协议“灵机应变”的发展策略。长此以往，这些受购买服务事项“驱动”的社会组织也就难以专业化了。
[33] 李友梅等：《新时期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34] 2018年调查数据表明，87.96%的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村委会关系密切，82.68%的居/村委会在动员居民时不同程度会借力各类社区社会组织。
[35]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徐盈艳、黎熙元：《浮动控制与分层嵌入——服务外包下的政社关系调整机制分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蔡禾、黄晓星：《城市社区二重性及其治理》，《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36] 黄晓星、杨杰：《社会服务组织的边界生产——基于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37] 通常来说，“愿意招收全职人员”这一指标是社会组织对未来发展预期的重要指示器。由于全职人员需要组织投入较大资源，若非组织对未来发展空间有较为积极的研判，通常不会扩大全职人员的规模。
[38] 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