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对不同福利维度的影响

人口变动的影响不仅表现为时期人口规模变动产生的影响，国外也有相关研究尝试从纵向的角度，通过出生队列这一分析单位，关注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对队列成员相关福利状况的影响，特别是聚焦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出生队列的特殊情况。

一 出生队列规模与人口福利的关系

1.出生队列规模对总体人口福利的影响

伊斯特林（Easterlin，1980）是最早关注出生队列规模与人口福利的学者。他的研究表明，出生年份对个体终身的机会有很重要的影响。这是基于队列规模的显著差异和个体经历关键事件（在几乎同样的年龄竞争入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倾向。在其他条件同等的前提下，规模较大出生队列成员会面对更激烈的社会资源竞争。与规模较小出生队列成员相比，在生命历程的相同阶段，规模较大出生队列成员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激烈，且他们失业和工资降低的可能性也较大。作为一个规模较大出生队列的成员，其劣势不会随着找到第一份工作而结束，而会继续影响到未来的就业和升迁。他建议个体通过推迟结婚时间和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来应对这种激烈的竞争，唯其如此，规模较大出生队列的成员才可能成为规模较小出生队列的成员，面临更少的竞争。同时，规模较大出生队列和规模较小出生队列成员机会的差异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当规模较小出生队列的成员是年轻人口的主体时，社会和经济资源都会相对宽裕；而当规模较大出生队列的成员是年轻人口的主体时，他们的生活似乎总是在与痛苦做斗争。同时，伊斯特林认为出生队列规模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呈现不同的形式，因为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制度是有差异的，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民族或不同人口群体可能也存在差异。因此，他建议在更广泛的空间内对出生队列规模与人口福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2.出生队列规模变动与个体教育的关系

人口变动通过影响出生队列的规模来影响个体的教育行为。Falaris和Peters（1992）通过检验个体所属队列在人口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对其教育决策和完成教育时间的影响发现，处于人口周期上升阶段的个体比那些出生在人口周期下降阶段的个体，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而且花了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教育。Macunovich（1996）研究了1996年之前45年的出生队列规模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情况的影响，发现前者对后者有显著影响，入学率受到因队列规模变动而产生的相对收入效应和大学学历工资增值（大学学历与高中学历的工资差异）效应的双重影响。Jeon和Berger（1996）运用韩国的数据也发现了人口周期对教育决策和个人收入的影响，并首次用亚洲的数据实证了这一影响。

Stapleton和Young（1988）发现，二战后的“婴儿潮”队列导致1958～1988年教育的经济回报和受教育程度发生了巨大的波动。如果青年劳动力和成年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下降，那么大规模出生队列成员的终身收益的净现值，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言损失更多，因此减少了其继续接受教育的动力，而对于“婴儿潮”前后的出生队列而言结果是相反的。

3.出生队列规模与个体经济状况的关系

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对队列成员人口福利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就业和劳动收入领域。Connelly（1986），提出了一个框架来讨论出生队列规模、教育和工资的关系。其研究表明，规模较大出生队列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会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结构，因此，几乎所有队列成员的相对工资都会受到影响。而规模较大出生队列成员对接受更多教育的相对收益的影响取决于所有分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替代弹性在总生产函数中的投入量。Wachter 和Wascher（1984）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决定其完成教育的时间时，会考虑选择当其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与其竞争的人数相对较少的时点。

4.出生队列规模与个体婚姻家庭的关系

伊斯特林认为规模较大出生队列成员的经济压力较大，相对较低的收入使他们更难以扮演传统的性别角色，因此结婚率会降低，即使是已经结婚的队列成员的婚姻稳定性也会相对较差（Easterlin，1987）。Bronson和Mazzocco（2013）的研究也发现，出生队列规模的变动可以解释美国结婚率变动中50%～70%的变化。此外，很多关于“伊斯特林效应”的研究聚焦于婚内生育率。Ahlburg（1983）发现，20年前的生育率可以预测现在的生育率。Butz和Ward（1979）发现，出生队列相对规模对美国的生育率有影响，但其影响力不及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力。

5.出生队列规模与社会解组

伊斯特林认为相对较低的经济地位会转化为精神压力，因此可能会产生药物和酒精的滥用、犯罪、自杀和制度性隔离等一系列社会解组现象（Easterlin，1980）。Ahlburg和Schapiro（1984）验证了出生队列规模与分年龄自杀率的相关关系。Menard和Elliot（1992）发现，出生队列规模对自我报告的药物和酒精使用有显著影响。伊斯特林发现，政治隔离在20世纪50年代下降，但在60～70年代又上升，这与出生队列相对规模的变动完全匹配（Easterlin，1987）。

二 典型队列——“婴儿潮”与“婴儿荒”队列的福利状况研究

二战后，美国出现的“婴儿潮”和“婴儿荒”现象，是催生学界关注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对队列成员人口福利研究的推动力，因此，国外涌现了一批关于这两组典型出生队列成员的福利状况的比较研究。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et al.，1990）关注了“婴儿潮”队列与其前后队列相比的福利状况，结果发现，对于美国的“婴儿潮”队列而言，改变人口行为是转变其在劳动力市场和生活水平方面劣势地位的关键。平均而言，“婴儿潮”的经济福利好于之前的队列，因为他们大量保持单身、拥有更少的孩子、组成非婚伴侣以及让女性也参加工作等。随后，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et al.，1993）比较了“婴儿潮”队列与其父母一代的福利状况。实证结果表明，“婴儿潮”一代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比其父母一代差，反而其现状要好于其父母在相同年龄时的状况，甚至能够延续到退休的年龄。预计“婴儿潮”队列成员在达到退休年龄时物质福利要好于其父母一代，但从总体福利的角度而言要差一些。

这些关于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尤其是“婴儿潮”和“婴儿荒”时期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对出生队列成员福利状况影响的研究，启发我们立足于队列的和纵向的视角，考察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对队列成员人口福利的影响。然而仅关注典型时期的特殊队列，将影响我们对各出生队列福利状况的把握。因此，本书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范围拓展到普通的出生队列，关注出生队列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对其队列成员人口福利的影响。

此外，伊斯特林也以美国的实际情况为例提出了人口波动的库兹涅兹循环（Kuznets Circle）。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出生队列因为其在经济和福利上的富足而大量生育孩子，造成了其子女一代的“婴儿潮”；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因为其经济上的困难，选择减少生育孩子，造成了其子女一代的“婴儿荒”。但是“婴儿荒”一代随着自身福利状况较其父代的改善，可能又增加家庭子女数量而引致新的“婴儿潮”，形成一个以40年为周期的人口波动库兹涅兹循环（Easterlin，1980）。那么在中国的出生人口规模变动过程中是否也可能存在类似的周期性波动，以及这种波动是否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持续传递？这是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获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