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现代到后现代：志愿精神的历史变迁与当代挑战

志愿精神中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内涵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晶，它通过社会化与代际传递的方式不断被人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不同阶段中新事物和新思潮的出现，给个体和社会带来影响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参与实践志愿服务的方式。一些新现象的出现，甚至拓展和延伸了志愿服务的定义和领域。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福利领域出现了重新定义“志愿服务”的声音。“不计报酬”是定义志愿服务的一个重要指标，新的定义则加入了“与所提供服务相当少量报酬”的内容（Feinstein & Cavanaugh & 1976：vii）。彼时这种新类型志愿服务的出现，给传统的志愿服务理念造成了巨大冲击。

今天，随着全球化与社会流动的加剧，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志愿组织和志愿服务的类型更为精细和多元。新内涵的志愿精神、新价值取向的志愿者和新样态的志愿服务，与传统的以组织为基础的志愿服务实践有着较大的不同。西方学者结合后现代和新现代性理论，考察个体化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参与和志愿服务的影响。

一方面，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作为一种新社会形式，家庭、社区和阶层的联结纽带趋于弱化，个人拥有更多选择的同时，在生活中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也随之提升。另一方面，个体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原子化，固有的社会团结模式虽然受到影响，但是它在内部仍蕴含了一种“重建”的可能，这也是个体社会新志愿精神和新志愿服务的理论出发点。年青一代的身份认同受到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但是个体能动性和反身性的存在，亦意味着志愿服务是其中的一项选择。

此外，“新”“个体化”“反身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的出现，作为对个体社会带来挑战的回应，并不意味着代表传统的组织化志愿服务将被取代。个体化包含从“脱嵌”到“再嵌”的社会过程，随着志愿组织的调适和转型，个体会重新嵌入组织与制度情境中去。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的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表现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新的制度情境为混合形态的志愿服务创造了可能。

（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挑战

进入21世纪，“旧志愿服务”向“新志愿服务”的转型备受学者的关注。旧志愿服务具有长期性与常规性的特点，并以志愿组织和成员的集体形式展开活动实践。与之相反的是，新志愿服务具有周期短和个体化的特点，事件化和短期的志愿服务更受到当代志愿者的欢迎。新志愿服务的出现，反映了当代社会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张力（Duguid et al.，2013：23）。类似二元类型的划分，还存在“集体志愿精神”（collective volunteerism）与“反身性志愿精神”（reflexive volunteerism）的分类。前者指传统组织性，志愿者与组织之间存在较强联结的志愿服务形式，而后者则指个体与之间联结程度较低的志愿服务。

达格·沃勒贝克（Dag Wollebaek）和佩尔·泽勒（Per Selle）（2003）曾讨论世代与组织变迁对志愿服务产生的影响，对21世纪挪威志愿服务面临的困境，挪威志愿组织发出“志愿者都去哪里了”的疑问。当然，在挪威志愿服务的参与率并不低，真正的问题在于对志愿者的当代理解和阐释发生了变化，常见的以会员为基础的组织化志愿服务并不受年青一代的欢迎。随着志愿者角色的变化，背后的志愿组织、社会与价值基础也发生了相应的流变。

通过经验调查，沃勒贝克和泽勒注意到，年轻人和老一辈对志愿组织的态度与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老一辈欢迎的蕴含了传统价值理念的志愿组织，培育了他们对志愿服务的忠诚和荣誉感，甚至是志愿服务的终生承诺。但是，这些传统类型的志愿组织在今天已经难以获得年轻人的认可。年轻人对组织的态度和体验，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志愿服务行将消失，当代年轻人以新的方式从事志愿服务。青年群体中的个体主义虽然是一个显著特征，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他们更热衷于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短期与行动取向的志愿服务。一定程度上，这种变化甚至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症候——一种具备“反身性”的现代生活（Wollebaek & Selle，2003：175-176）。

这种新与旧、集体与个体或者反身性的变化，并不仅仅只是志愿者与志愿组织发生了变化，它们之所以出现，是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后果。换言之，不仅仅是青年群体的态度与社会认同发生了变化，组织化社会的变迁，才是志愿服务实践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原因。沃勒贝克和泽勒虽然提到了“反身性”，但是并没有对它展开论述。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描述并界定了一个与传统现代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全新的社会纪元。

自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新现代性理论的提出，概括了西方社会面临的新社会纪元。社会科学的理论家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和概括新社会的来临，如“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Giddens，1991）、“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Beck，Giddens & Lash，1994）、“另一种现代性”（another modernity）（Lash，1999）、“现代社会的现代化”（Beck，Bonss & Lau，2003）等。虽然现代性的前缀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概括的社会变迁内涵却具有一致性，个体化和风险是新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影响和塑造生活的社会结构亦发生了相应的调整与变化。

在新的社会阶段，过去工业社会的假设被打破，并为另一种新现代性创造了可能。以风险社会为内涵的新现代性带来了纪元性与系统性的社会变迁和转型（Beck，1992；Beck，Giddens & Lash，1994）。在这里，与志愿服务实践或者志愿组织密切相关的转型在于个体与集体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它甚至意味着一种“社会化新模式”的出现（Beck，1992：127）。一方面，传统工业社会中集体和群体相关的意义与文化面临衰退、中断，甚至是祛魅的困境；另一方面，个体化过程也需要面对全新的挑战，如全球风险社会带来的乱流，个体生活经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风险（Beck，Giddens & Lash，1994：7）。组织与集体认同的减弱，开放并充满矛盾的个体化过程，显然会对传统形式的以组织为中心的志愿服务实践造成影响。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许多志愿服务领域的学者借鉴“反身性”与“个体化”的理论，将它们引入对新情境下志愿服务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身性现代化理论中，个体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过程，它甚至代表了一种社会形式（social forms）。过去工业社会稳定和可预测的集体生活形式，由福利国家规制（welfare state regulations）带来的新生活安排所取代。传统的工业社会，个体化由社会制度所塑造，它是一种“有计划的个体化”（programmatic individualization）（Beck，Bonss & Lau，2003）。但是，在新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下，每一位个体被赋予极大的能动性，他可以主导自己对身份认同、社会网络、承诺与信念的选择。此外，这种能动性还意味着，个体与工业社会中的确定性相脱离，他需要在个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为自己寻找和建立新的确定性。在贝克等人看来，传统的个体化可能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与选择，但是在反身性现代化阶段，个体化并不是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它是一种带有强制属性的社会安排（Beck，Giddens & Lash，1994：13-14）。

贝克的风险社会和现代性理论对个体化有深入的解释，在他看来，个体化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化的个体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社会中的个体会先后经历“脱嵌”（disembedding）与“再嵌”（re-embedding）的过程。个体的能动性和反身性表现在，在相似的收入水平下，个体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而在过去，它们由个体的家庭以及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传统的家庭和阶层纽带被次级机构或者制度（secondary agencies and institutions）所取代，个体的身份认同更取决于时尚、社会政策和市场等要素带来的影响。但是，家庭与阶层纽带的弱化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消失，而是退入生活背景当中，在一些领域依旧发挥作用。个体化的结构是非线性、开放、高度矛盾和持续的，它的后果在于，个体本身变成了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单位（Beck，1992：130-131）。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当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与“反身性”一样，“个体化”也成为描述志愿服务新形态的前缀。需要注意的是，个体虽然指涉了单一行动者的意涵，但是在反身性现代化理论中，它更侧重对新社会形式的表达，这也是我们理解个体化志愿服务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受这种“社会化新模式”和“制度化个体主义”的影响，年青一代在志愿服务领域的表现出现了开头沃勒贝克和泽勒所描述的那一幕。父辈们热衷成为志愿组织的忠诚会员并长期参与志愿服务任务的方式，在年青一代中因为缺少组织认同而发生变化。如前所述，这种认同的变化并不完全由个体的选择所决定，它是西方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的反映。

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教育普及和就业市场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传统家庭和阶层纽带的弱化，消费及生活方式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构建越来越重要（Furlong & Cartmel，2007：11）。但是，今天的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地方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的混合要素。一方面，全球化的世界为个体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多元的意义、信息和图像，个体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建立，来自对这些资源的协商和管理。社会心理学对身份认同的考察，侧重关注个体行动者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反身性和批判性，如何在协商和管理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社会位置（Verkuyten，2005：71）。另一方面，全球化情境下的去传统化，使个体面临文化差异的张力，以及创造混合传统的可能（hybrid traditions）的情况（Beck & Beck-Gernsheim，2002：27）。换言之，全球化在提供诸多可能性和丰富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和张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个体化过程需要实现自我及身份认同的确立，寻找一种基于自身的确定性的建立。

从字面含义上看，个体化趋势容易让人联想到面临解组风险的社会原子化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个体主义，个体化带来的开放性和内部蕴含的张力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原子化与解组的风险。在旧的价值系统中，个体屈从于集体的模式。在新现代性条件下，旧价值系统的弱化，创造了新的“我们”，它甚至包含了相互合作的“利他个体主义”（altruistic individualism）的可能。“为他人而活”在过去与自我的实现存在矛盾，但是个体化的时代却在他与我之间形成了内在的联结，独自生活并不是选择封闭和孤立自身，它还意味着一种社会性的生活（Beck & Beck-Gernsheim，2002：28-29）。因而，在个体化与风险社会中，形成或者建立新的社会联结纽带与社会团结形式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存在可能。这也是个体化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内在辩证关系的一种表现。

传统工业社会中基于民族国家、阶层和家庭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受到影响，个人的自我实现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潮流和趋势。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高度个体化的社会，社会整合何以可能？贝克夫妇认为，问题的答案首先要求我们对个体化社会和现实情境有清醒的认识。在今天，旧的社会团结形式已经消散，社会必须被“重新发明”，但是任何想要创造新的社会团结或者形成社会凝聚力的尝试，都要以承认个体主义的事实为前提，并在这一前提下缔造新的纽带和同盟（Beck & Beck-Gernsheim，2002：18-23）。

个体化的社会固然改变、挑战，甚至冲击了传统志愿组织的成员结构，以及志愿服务的实践方式，但是这些改变也蕴含了值得挖掘与放大的积极要素，它们为发展新形式的志愿服务和新内涵的志愿精神提供了可能。“利他主义”与“个体主义”这对存在对立和矛盾的概念，在全球化与个体化交错并行、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相互调适与借鉴的时代，辩证地整合在了一起，利他个体主义也成为新现代性下志愿服务需要思考并关注的新思潮与新动态。[12]

（二）新志愿精神与新志愿服务的回应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志愿组织的管理者和学者担忧个体化社会形式对志愿服务的影响。尤其是在西方社会，个体化的趋势可能更为明显。年青一代的成长和社会化不同程度地受到个体化氛围的影响，个体化社会亦生产了年青一代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存在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与强调利他主义和奉献社会的志愿精神相悖。

但是，这些刻板印象并未阻止年青一代参与志愿服务，年青一代也并非像这些标签所表达的一样，缺少时代担当与社会责任感。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了个体化社会中新志愿精神与新志愿服务的兴起。一方面，年青一代与父辈相比，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在个体化社会中表现出较强的能动性和反身性，参与志愿服务、成为志愿者亦成为个体化社会中的一种可能选项，不过志愿服务的方式和内容更符合年青一代的认同与兴趣。另一方面，新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是21世纪志愿服务研究的热点，虽然志愿服务呈现一些新的趋势和样态，但是新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的出现尚无法完全取代传统的志愿服务实践，混合与共存仍是当代志愿服务的主要特点。

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荷兰社会学家哈利·库涅曼（Harry Kunneman）（1996）以“茶壶保温罩”和“随身听”为隐喻，概括了传统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两种文化。在“茶壶保温罩文化”（Tea-cosy-culture）中，地方性的社区网络成为个体身份认同与道德秩序的来源。在保温罩的包裹下，稳定、团结和可预测的生活方式，使得生活其中的社会成员获得了确定性和安全感。与之相反，“随身听自我文化”（Walkman ego）在技术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兴起。社会生活中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选择，以及巨大的可塑性和矛盾性。伴随着集体文化认同的影响力下降，全球化的大众文化影响了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安全和确定性的保温罩被随身听取代，过去那种存在地方基础的文化认同让位于全球消费文化，个体直接通过拨号上网、电视或者随身听与世界发生联系。

在历史上，随身听的发明和大量生产，很快便成为全球青年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随身听具有小巧、灵活和可移动的特点，随身听的隐喻表达了个体认同的可塑性与灵活性，一切如同给随身听更换一盒磁带那样简单，可以随意地装填和更换。这种随身听自我文化与贝克等人对个体化社会的描述很相似，两种表达都突出了西方社会的个体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机会与困境。个体在获得更多选择可能性的同时，相应地亦需要面对更多的矛盾性。同时，库涅曼也强调在全球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影响下，个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反身性，而不是一味地任由消费主义文化所塑造，它还预示了新社会团结的可能。在第二现代性、晚期现代性、高度现代性等诊断当代社会的理论中，除个体化社会形式与过程之外，贝克强调反身性是其中的核心机制。自我的反身性（self-reflexivity）同时也是一种结构化的反身性，个体对制度情境变化的反思，从过去受外界影响的他律（heteronomous）或者集体监督转变为自主性、主动和自我监控的个体生活（Beck & Beck-Gernsheim，2002：35）。

莱斯利·哈斯廷克斯（Lesley Hustinx）（2001）拓展了库涅曼对两种文化，以及全球化情境中年青一代反身性的讨论，并将其应用到对志愿服务新趋势的考察中。在库涅曼这里，茶壶保温罩式的集体文化并不会被随身听自我文化完全取代，还存在一种“沟通性个体化”（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ty）的情况。年青一代并不完全扎根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和竞争中，他们同样会受人际关系和真实情感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化模式的生活，最终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年青一代也可以选择摘掉自己的随身听，投身到志愿者行动中去。我们不能将个体化等同于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实际上个体化可以开启志愿组织的新机会。换言之，在哈斯廷克斯看来，志愿服务也代表了一种个体化的选择——个体化的“自我计划”。

在一般化的理解中，现代化驱动的个体化侵蚀了传统的社会团结，给当代的志愿服务发展带了困境。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志愿服务参与率和参与时间的长度来理解志愿服务在当代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些数字变化背后实际上还暗含了复杂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个体化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相互调适与和解（reconcile），在志愿服务数量变化的背后，还存在质量的变化，志愿服务的结构和动机基础发生了深度的转型，即新模式的志愿服务开始出现（Hustinx & Lammertyn，2004）。当然，这种深度转型并不意味着新志愿服务将彻底取代前者，它们之间保持着张力与共存的状态。

今天的参与志愿服务的年青一代代表了一种“新志愿者”群体的出现，与之相关的概念是“个体化志愿者”（individualized volunteer）和“反身性志愿服务”。“新志愿者”自由地根据自身兴趣与认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并不受传统志愿组织结构的“束缚”。反身性的志愿服务源自主体性和自我中心（self-centered）的偏好选择，虽然也会存在利他主义的要素，但是志愿者更多地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实现工具性的目标。这种类型的志愿服务具有松散和随意的特点，志愿组织并不会对志愿者进行严格的要求和监督，志愿者对志愿组织也缺少长期承诺（Eimhjellen et al.，2018：28-31）。学者甚至模仿普特南用来描述公共参与和社会资本下降的“独自打保龄”，以“独自做志愿者”（volunteer alone）来描述志愿服务的这种个体化趋势（转引自 Hustinx，2010）。

在年青一代中，以个人动机和个人兴趣为导向的志愿服务参与将增多，从参与形式上来说，一般表现为非正式的组织以及地方性的参与。此外，志愿组织的特点也将发生变化，对新时期的志愿者而言，更吸引他们的是以认同为基础的志愿组织（identity-based organizations）（Eimhjellen et al.，2018：26）。志愿组织的项目设定与内容需要满足新志愿者的偏好需求，相比于传统的提供社会服务的志愿活动，如为社会中有需要的人或群体提供帮助，新志愿者会倾向选择参与那些“时髦”的志愿服务，如与动物权利等和社会热点议题相关的活动。

根据哈斯廷克斯和勒默廷等学者对个体化社会视角下对传统与新志愿服务的描述，可以将经典志愿精神和新志愿精神做如下概括。

表2-1 经典志愿精神与新志愿精神

表2-1 经典志愿精神与新志愿精神-续表

在新志愿精神中，志愿者表现为个体化的价值认同，以个人兴趣和偏好选择志愿组织和志愿服务。除了个人兴趣导向，志愿者的参与还带有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色彩。在反身性的志愿服务实践中，它成为个人嵌入组织与社会的一种个人经历和体验，不会受到来自组织或者制度太强的约束。虽然有“个体化志愿者”和个体化“自我计划”的说法，但是新志愿精神不能用个人主义来进行概括，个体化价值并不等同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它包含了内在的辩证关系——个体化价值与利他主义的调和与统一，表现为一种“个体化的团结”（individually together）（Pessi & Yeung，2004）。一方面，志愿服务本身具有利他主义的社会价值属性；另一方面，志愿者的参与也成为其应对不确定性，获得个人积极体验与建立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

例如，美国纽约于2005年启动的“Boost Mobile Rock Corps”（BMRC）项目，针对青少年喜欢流行音乐的特点，利用音乐来激发14岁以上的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志愿者每从事四个小时的志愿服务，便可以获得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同时，加入该项目的青少年还有机会获得音乐相关的周边产品，如印有乐队标志的T恤和帽子等。BMRC代表了非传统化志愿服务实践方式，但是管理者认为，通过音乐吸引青少年群体的加入，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培养终生（life-long）的志愿者（参见 Stevenson，2010：13）。这一案例符合典型的个体化志愿服务特征。青少年成为志愿者，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参与动机，而是表现为个体化价值认同与满足个人兴趣的需要。志愿者在一定的激励措施之下加入志愿组织，并成为注册会员。在一些事件化和短期的志愿服务项目中，因为符合青少年的兴趣与需求，申请成为体育赛事和音乐节类的志愿者是他们的常见选择。

经典志愿精神和新志愿精神之间在文化导向、志愿服务选择和参与实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经典志愿精神的集体主义根源（collective roots），苏珊·埃克斯坦因（Susan Eckstein）认为它嵌入社区之中，并具有群体、社区和阶层效应（Eckstein，2001）。经典志愿精神的践行，强调对地方社区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了强烈的利他主义价值认同。此外，因为社区成员一般具有同质性，存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志愿者与社区成员之间也有相对稳固的关系。用埃克斯坦因的话来说，以地方社区为基础的志愿精神实践，使社区志愿者拥有强烈的归属感，乃至在心理上形成了一个“集体的我们”。

从组织结构与实践过程看，在集体形式的志愿服务参与中，志愿组织为志愿者提供了行动规范、角色要求和责任归属。志愿者通常具有组织成员的身份，以志愿组织为重心，长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很大程度上，志愿服务的内容和任务，是组织分配的结果。一般而言，志愿组织大多具有科层化的管理结构，对志愿的整个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志愿者对志愿组织拥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3]

在21世纪初期，针对个体化社会对志愿服务的冲击，以及新志愿精神和志愿者的出现，哈斯廷克斯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可以看到，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志愿者、志愿组织和志愿精神的“新与旧”“现代与后现代”“个体化与反身性”等二元类型的划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者们大多将它们作为“理想类型”的阐释工具、一种进行理论分析的解释性框架，并没有把它们当作两种完全对立的志愿服务现实，对新志愿精神和新志愿者也表现出较强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与其说新志愿服务将完全取代传统的志愿服务，不如说不同类型志愿服务的共存，以及混合形态志愿服务的出现，更符合当代的现实。

需要承认的是，集体主义与反身性志愿服务的类型学划分，为我们分析当代的志愿服务实践提供了理想类型的理论框架。然而，反身性志愿服务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它会取代传统的志愿服务，如集体主义导向与组织型的志愿服务。哈斯廷克斯和勒默廷反对“传统”与“现代”这样的两极化分类，而是倾向于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理解新志愿服务形式的出现。事实上，在贝克等人论述的个体化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全球性与地方文化和价值的交织，虽然会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它们依然表现为一种共存的张力关系。哈斯廷克斯和勒默廷认为，今天的社会环境中，集体与反身性的混合构成了主要特征。对个体志愿者而言，其混合装填如同两种元素融合而成的“鸡尾酒”。鸡尾酒的混合特性所揭示的事实，与贝克描述的全球化时代的“混合传统”或者“利他个体主义”的兴起类似，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种集体与反身特点混合的社会情境中。这种混合的现实要求我们要将志愿服务理解为一种多维度的事实（Multi-dimensional reality）（Hustinx & Lammertyn，2003）。[14]并且，绝对的二元论阐释对志愿服务的理论发展缺少积极的建构作用。

哈斯廷克斯（2010）批评大量通过对组织环境的“去制度化”和志愿者的“主体化”来“解构”志愿服务的研究，这些研究只注意到了志愿者主体性和多变性提高的一面，而没有意识到与“去制度化”或者个体化社会中“脱嵌”并行的，还存在一条“再制度化”或者“重新嵌入”新社会形式与制度结构的路径。此外，对新志愿者的能动性和反身性的评价，在哈斯廷克斯看来，志愿者并没有变得越来越独立，它们代表了“制度化的个体化志愿服务”（institutionally individualized volunteering），在志愿者和组织与制度情境中存在一种变化的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诸多的“解构”研究，志愿服务需要更多有积极建构意义的学术研究。

对“制度化的个体化”的讨论，重新将志愿者置入一个结构化的场域中，其理论来源为贝克等人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理论中“脱嵌”与“再嵌”概念的拓展。个体化志愿者的再嵌入包含首要和次要两种模式。首要模式（primary mode）意味着志愿组织为志愿者提供定制化、具备灵活性和吸引力的志愿服务项目，个体志愿者亦会再嵌入新的组织结构中；次级模式（secondary mode）涉及国家、市场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复杂互动，它在混合性的制度情境中自上而下地重构志愿者的参与机会，许多新形式志愿服务的出现甚至会挑战我们对志愿服务概念的固有理解（Hustinx，2010）。

另一方面，从志愿组织调适的角度来看，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实践方式的转变确实给传统志愿组织带来了挑战，需要调整和适应以吸收新志愿者的参与。志愿组织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传统类型的志愿组织，由民主化结构和会员为基础，向服务导向、高度集中化和专业化的组织类型转变。并且，在社区与地方一级，越来越多的非正式组织与项目导向的志愿服务开始出现。在北欧出现了大量全国范围的志愿组织，以及以国际志愿服务为导向的志愿组织。从志愿服务供给侧的角度而言，这些变化也意味着志愿组织对于社会变迁与志愿者的代际变化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的应对状态，新组织的出现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志愿服务选择，并为志愿者通过参与符合自身兴趣的志愿服务，实现不同目标和表达身份认同创造了更多的机会（Eimhjellen et al.，2018：28-31）。[15]当我们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与反身性带来新志愿精神与服务的时候，作为主体的志愿组织实际上也表现出较强的适应与调整能力，来应对个体化的社会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