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一）释“清淮”

“清淮”一名，最初指淮水清流，较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何逊谓“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1]该诗在状摹自然景致的同时，亦可见当时淮水清澈明净之态。唐人杜牧引何逊诗之典故曰“清淮控隋漕”，[2]这说的是隋代自洛阳开凿通济渠，借助黄、淮水转运漕粮，相对于黄河的“浊”而言，淮水则为清水，故有“清淮”之称。本书所关注的这一区域，为淮水经行之地，最典型的实例为县级政区淮阴，即因位于淮水之南得名，因此“清淮”之名被用来形容当时淮河下游的水文状况。[3]如宋代文人苏轼在为淮阴侯庙作记文时曰：

噫，自古英伟之士，不遇机会，委身草泽，名堙灭而无称者，可胜道哉！乃碑而铭之。铭曰：书轨新邦，英雄旧里。海雾朝翻，山烟暮起。宅临旧楚，庙枕清淮。枯松折柏，废井荒台。我停单车，思人望古。[4]

这里的淮阴侯庙当位于北宋淮阴县境，苏轼称它“庙枕清淮”，则当时淮阴县境的淮水被称为“清淮”。山阳县境的淮水亦有称“清淮”者，元人陈高有《山阳咏怀》诗谓“淮水清且长，远天望冥邈”，[5]似可为其证。时至明代，本区域内的“清淮”之名更趋增多，黄承玄奏疏中曰：“我则欲回全河，尽令北注，而遂断其东流，然后举清口以下清淮故道，全以让淮，而更辟门限之沙，大遂其建瓴之势。”[6]很明显，这里称清口以下的淮河水道为“清淮故道”，而“清淮一带横流浩荡，犯之尤难，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7]此“清淮”指的同样是旧清河县经清江浦至山阳县等段淮河水道。胡琏咏刘伶台诗中曰“野阔近清淮，城高白日颓”，[8]万历《淮安府志》中述及淮安府疆域时则曰“南襟射阳，北倚建陵，而中带清淮”，[9]可见明代与本区域有关的“清淮”，仍然多作淮水清流之解。

清代的“清淮”仍有此意，如山阳人戴晟诗曰：“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清淮映楚城，学士清与俱。”[10]到了嘉道时期，斌良《抱冲斋诗集》中有诗曰“明朝放棹清淮口，还听铃声十里长”，[11]同书还记载：“米价连朝益，长安不易居。清淮逢异涨，赤子半为鱼。荒祲匡无策，河渠治有书。侧闻宽大诏，吴会赋全除。”[12]很明显，这里的“清淮”指的仍是淮水。晚清时期，“清淮”的内涵出现拓展的趋向，逐渐具有实际地理空间的意义。其中有的指清江浦，陈夔龙有诗曰“重来旧地应如旧，问讯留园可再留”，并加诗注曰“清淮节署淮园，又名清晏园，适值裁撤，所余改名留园”，[13]这里的“清淮”指清江浦。不过“清淮”的地名意义，更多的是指清江浦或清河县与淮安府（城）的合称，如嘉、道之际，黎世序莅任河道总督时，“犹以民为念，召父老问疾。见清淮地瘠民贫，劝兴种棉织布之利”。[14]由“地瘠民贫”可见，这里的“清淮”当指清河县或淮安府境的乡村聚落。桃源人尹耕云奏疏中所称的“清淮”，提供了它所包含的区域中心意义，谓：“窃以清淮为东南七省咽喉，关系天下大局。其地则运河贯其中，黄河襟其北，东、南、西三面则皆洪湖所汇，滨湖州县如宿迁之归仁集、桃源之金锁镇、清河之马头镇、天妃闸等处，风樯迅利，顷刻可通，无论贼窜何方，皆将直趋清淮。”[15]这是当时面对战乱愈益紧张的形势而做出的地方武装布防策略中凸显的“清淮”，它指的是清江浦或清河县城与淮安府城的合称，即是说在战乱条件下，必须加强御敌能力，以求保障作为“七省咽喉”的清淮双城。

图1 清淮地域图

资料来源：选自《续纂淮关统志》卷首。

总体看来，“清淮”之名起源甚早，取淮水清流之意，北宋时期出现以“清淮”表示本书所关注的这一区域的情况，直至明清时期仍然存在，不过在清代中期之前，“清淮”多作为淮河下游水道的代称。在此之后，“清淮”之名逐渐具备了地理空间的含义，成为清江浦的专称或者清江浦（清河县）与淮安府（城）的合称，山阳县为淮安府附郭县，则淮安府城亦即山阳县城或称淮城，需要强调的是，本书除特殊情况下，基本采用山阳县城的说法，以便展开其与清江浦（清河县）的比较研究。顾建娣曾指出，“清淮，指清江浦和淮安府。清江浦，在清河县境内，为淮扬道所驻地；淮安府则包括桃源、安东、山阳、清河、盐城、阜宁6个县，其中山阳县为淮安府治，淮安府城原为漕运总督所驻地”[16]。本书采取的是综合层面的“清淮”，即同时包含淮河水道与清淮双城两层意涵，当然在行文中亦不仅局限于以上两层意涵，视情况而定，本书的叙述将会在以上两层意涵的基础上，加以延伸与拓展。总体来说，通过以运河、淮河等水道为依托，研讨在这种地理环境变迁的作用之下，清江浦与淮安府城即山阳城展现出的发展路径。

（二）研究资料

本研究建立在对官私文献解读的基础之上，包括历代正史、方志及文集、家谱、笔记等。成一农曾指出，正史资料“由于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对一些影响城市形态的历史事件只进行了简略记述，而受影响的地域及具体过程则往往被忽略”，而某些方志文献的记载可以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细致、具体，甚至会保存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资料。[17]因此，清淮地区的方志是本书得以立论的基础文献，尤其在关于城市空间形态与地域结构的叙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淮安地方志书，见于记载但散佚不存者如下。州、府志方面，唐宋时期有唐《淮阴图经》《淮阳记》，宋《泗州图经》、淳熙《楚州图经》、《楚州志》；元明时期则有元《泗州图册》，明成化《淮安府志》、正德《泗州志》、《淮安府神光两朝实录备草》。县志方面，以安东、盱眙二县散佚方志为多，其中，安东佚志集中于明代，盱眙县则有数部宋代佚志。[18]地方志书的编纂，一定程度上凸显出盱眙在宋元时期的城市发展水平，由此为认识明清以前淮安地区的城市格局提供了某种暗示。另外，淮安府志的修纂具有良好的承继性，有助于形成对于明清淮安地方社会相对完整的认知。就现存方志的年代来看，省志除外，府志包括正德、万历、天启、崇祯、康熙、乾隆、咸丰、光绪朝志，山阳县志存乾隆、同治、宣统朝志，清河县志则有嘉靖、康熙、乾隆、咸丰、同治、光绪及民国时期志。可见，淮安府志与清河县志两类方志文献保存了较好的纪事体系，而山阳县的方志纂修及保存情况不免令人心生犹疑。

地方志多系官聘地方“鸿儒钜公”群力修之，诸家观点杂陈。清乾隆时期金石学家吴玉搢曾任乾隆《山阳县志》分纂，有感于“未能尽用其说，别成是书”[19]，即《山阳志遗》。吴玉搢在自序中论及：“《山阳志遗》者何？志山阳之遗事也。山阳故无志何遗？郡志首志山阳事未赅，予山阳人，心嗛之，故专志其遗也。郡志近始修又曷遗？尚简，故边幅惧溢也。”[20]由此可知，《山阳志遗》具有补写方志的特性，提供了认识淮安地方社会更丰富的面相，但因系私撰，在体例上仅列为四端。约半个世纪后，曹镳认为，“人文代兴，改革不少。今尚在吾人记忆间，过此以往，未知或之”，并在序言提及张鸿烈首创《山阳县志》[21]，又微议《山阳志遗》“间有传本，止用以补正旧书”，且喟于“非有所接续于其后，外此则无闻焉”[22]。可见，曹氏《信今录》亦以查漏、补缺、匡正方志为旨意。道咸时期邑人范以煦亦体察地情，钟于民间文献，所撰《淮壖小记》系淮安名胜、名人等掌故的考证与类编。其中，“小记之作，将以补郡邑志之脱误”[23]，与《山阳志遗》《信今录》共同构成一条补志存史的文献之脉。

此外，淮安地方文献中的私家撰述，还有其他多种类型，且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其一，集中于对淮安历代名士的道德咏叹和文章类编，首创其体例者当为明代著名言官潘埙所辑之《淮郡文献志》，潘氏自述该书为“志人物也”，即为人物立传，形成了先考订人物所属州县，次之以爵讳、诗文目录的人物传记编撰体例，并将“文行媲美、才德兼全”之人归宗于孔子[24]。清代邑人沈恤孺承继先贤，辑有《续淮郡文献志》，《重修山阳县志》卷18《艺文》中收录其书名，惜未见传本。淮安“代产瑰奇之士，显达者固夥矣，而林泉遗佚，殚精著作。所谓藏名山传其人者，顾不多见”，段朝端鉴于此，“慨然有意于收拾全书”，编为《淮人书目》二册[25]。段朝端，字笏林，为清末山阳人，热衷于搜集地方文献，用力甚勤。经学者推断，《淮人书目小传》今已无单传本，而王锡祺编辑《山阳诗征续编》，段朝端曾参与点校，续编中所引《淮人书目小传》恐即出自段朝端之手[26]。其实，地方志艺文目中多收录淮人所撰书目，皆徒载其名，唯宣统《续纂山阳县志》实收其文，名《山阳艺文志》。另外，还有地方学者将关于淮安风土名物的诗文类编成册，如张鸿烈《淮南诗钞》（亦名《淮人咏淮诗》），光耀乡闾之意甚明。范以煦于道光乙巳年，“仿张太史淮南诗钞，作咏淮诗”[27]，所咏皆淮安古迹。此前，乾隆进士阮葵生辑有《淮雅》，宋焜《静思轩藏书记》云“此古今名人咏淮诗辑本也，系吾山（阮葵生）司寇遗著”，后稿本为丁晏所得，并入其《咏淮诗钞》。[28]清末淮安车桥人卢福臻仿照张鸿烈《淮南诗钞》、范以煦《淮流一勺》体例，分咏淮人懿行、淮地古迹三百余事。再如，吴玉搢《山阳耆旧诗》、吴进《续山阳耆旧诗》、丁晏《山阳诗征》、王锡祺《山阳诗征续编》，形成了咏淮古诗等系列文献，所收诗文未必属于上乘之作，但均系淮人所作或与淮事、淮地相关，而且踵迹前贤，代有论出，体现了山阳士人阶层浓厚的乡土认同。

其二，关于淮安府民情风物、地方掌故的具体展述。较早者乃潘埙《楮记室》，可归于笔记小说体裁，潘氏与吴承恩交游往还，因此书中“收录了不少遗闻逸事和神鬼异事”，恐受其影响[29]。明末清初张天民所撰《淮城日记》（收入王锡祺编《小方壶斋丛书》），所记为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初一至六月二十日事，即清淮民众在路振飞、王燮率领下，抵御清军和其他地方武装的军事行动。将之与《淮城纪事》相较，主题相类，但存在诸多事实叙述上的差异。这两本日记体裁的文献提供了了解明清之际王朝更替中淮安地方社会的资料，且可与明遗民的相关撰述互为参照。乾隆山阳人阮葵生撰有《茶余客话》，其最后两卷排叙淮安名士逸事以及淮地生活惯习，阮氏还撰有《淮故》二卷，附列于小方壶斋版《茶余客话》后，传而不广。嘉道以迄民国，山阳涌现多种关注地方民事者著书，如杨庆之《春宵寱剩》，精于考释地方士族流变、科举及第以及公共事业、社会组织等，有助于复原山阳士绅及其主导的社会运作机制。继之，则首重经学名家丁晏所著《淮阴脞录》，乃其“浏览群书所札记也。其间掌故文献，可补志乘之遗；而琐事丛杂，亦足以裨异闻，故录之也”[30]。《淮阴脞录》一名《柘塘脞录》，多辑录于丁氏所编《山阳诗征》之中，可资参照。丁氏另撰《石亭记事》，亦属山阳乡邦文献。丁晏第三子丁寿恒著有《漱经斋笔记》一卷，后收入《山阳丁氏两先生遗稿》[31]，与沈家驹所著《沈蝶庵杂言记》同为地方掌故杂记。同治年间，程锺编有《淮雨丛谈》初编四卷、续编一卷，后继有补编、补遗，该书“初编分类纂辑，每条各标目于前，以便观览，续编则门类未分，略以时代次其先后，而每条亦各标其目，补编则不以时代序，仍以类分，而所分之类又与初编不同”[32]。相较而言，程氏编选之类目范围更为深广，既有园亭胜景、古迹新物，又有士人觞咏、商情更移，还有地方土产、奇闻逸事，不一而足，而且补编中将收录范围扩大至整个府境。程锺还撰有《淮安普济堂志》《萧湖游览记》等著述，俱载淮城地方时事。清代末期，淮安熟于地方掌故者则有段朝端、徐嘉等人。段朝端所著《楚台见闻录》多记地方士族事，涉及士族起衰、师承源流等，兼及地方政事，系事于人、以人言事，与杨庆之《春宵寱剩》所述颇相类从。段氏另著有《跰余话》，所记多为城内外公共空间的构建和变迁，颇资参考。与段朝端同时，徐嘉所撰《遁庵丛笔》《山阳掌故记》《落籍诸生事略》等篇，亦构成淮安地方文献的重要部分，徐嘉所作诗文集结，由味静斋刊刻流传。王锡祺则重在地理旧籍的搜集、整理，编帙而成《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系列丛书，更为重要的是，王氏辑有《小方壶斋丛书》，其中多收录淮人著书，如张天民、潘德舆、鲁一同、丁寿征、吴昆田、潘亮熙诸人之书，裨益良多。清河县（亦即民国时期的淮阴县）地方文献，如徐钟令的《淮阴县志征访稿》、范冕的《民国江苏淮阴县近事录》、张煦侯的《淮阴风土记》等。

其三，广义上的乡镇志书。河下为淮城西北关厢一镇，客籍盐商鳞聚于此，为淮北盐业的转输中心，李元庚居河下湖嘴，其所著《梓里待征录》记载河下旧闻，分灾异记、奇闻记、新异记、建置记、逸事记五门，其体例类于笔记小说，尤以建置记所述为重，涉及河下官署、祠庙、善堂、书院、闸洞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从中略可窥探河下社区的运作机制。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展，促成了晚明消费社会的形成[33]，商人阶层奢靡的消费方式逐渐普及化，社会风气随之而变。明清之际河下园亭掀起修建高潮，李元庚初步统计河下园亭有六十余座，对园亭建筑本身做出时空上的定位，并将园亭所有者的逸事融入其中，提供了河下园亭的系统资料[34]，对园亭资料的辨析可以对淮城士大夫、商人群体以及明遗民做出相应研究。民国时人王觐宸考索旧籍有关河下者，汇为《淮安河下志》十六卷，虽系摘录，却是对河下古镇最为系统的乡镇资料。[35]另一乡镇志比较集中的是淮安南部的曹甸镇，该镇原隶属于山阳县，新中国成立后划归扬州宝应县，但明清时期曹甸镇一直是淮安区域经济系统的重要一环，“山阳多沙田，多不宜稻，惟运河东岸，城南数十里为腴”[36]，即指泾河一线，曹甸镇位于泾河东端，与运道相接。郝澍纂有《曹甸镇志》，邵驺著《广曹甸镇志》，均为曹甸乡镇社会经济的全面记载，另还有《曹甸诗话》《淮甸春影录》油印本行世，其中《淮甸春影录》乃周绍鹤亲历见闻，事无巨细，“仿前人小品文字、稗史梦忆之类，条目书之”[37]，以上关于曹甸镇的乡土文献，多乡人纪事，殊为可信。在其他县邑也会留存相关乡镇志书，如蒋阶的《苏余日记》、张煦侯的《王家营志》，阜宁常春锦的《虾沟里乘》《湖乡分志》，对于认识淮安府农村社会情况与城乡经济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四，地方士人诗文集。明清时期淮安本地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士绅群体，成为地方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外籍商人占居淮城，与士人阶层交游往还、觞咏唱和，流连于诗酒之间，留存诸多诗、词、文集，如盛大士《淮上唱酬集》，王琛编辑、李鸿年等续辑《湖上留题录》，沙承慈、董玉书辑《淮上题襟集》等。另外地方学者将科举名录结集出版，如曹镳辑、阮钟瑗辑、丁禧生续辑《淮山肄雅录》，杨庆之《历代鼎甲录》《淮山青云录》，万镛编辑《南清河肄雅录》等；地方士人诗文集亦多刊刻流传，如万寿祺、阎尔梅、靳应升、张养重、阎修龄、吴玉搢、潘德舆、阮葵生、任瑗、丁晏、李宗昉等多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士绅群体和地方社会的认识。

最后，因为漕、河、盐、关等政务与清淮地方社会的发展密迩相关，在清淮地区城市地理研究中，诸多专门志书亦可资参考、利用。如明代杨宏、谢纯的《漕运通志》，王琼的《漕河图志》，席书、朱家相的《漕船志》，嘉靖等朝的盐法志，马麟等人的《续纂淮关统志》，冒广生的《淮关小志》，萧令裕的《淮榷志遗》，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漕船志》对于解读清江浦镇的生成与发展裨益良多，《续纂淮关统志》记载的清淮地区河道、乡镇、关口、古迹，亦有助于认识城镇经济的兴衰变迁。当然，在梳理与讨论治河方略的实践环节时，王宗沐、潘季驯、万恭、靳辅、傅泽洪等河臣的奏疏、著述等更为关键。专门志书中还有《勺湖志》《钵池山志》《万柳池志》《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等山水志文献，对于城市园林景观的状摹与复原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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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何逊：《何逊集》卷2《与胡兴安夜别》，中华书局，1980，第38页。

[2] （唐）杜牧撰，（清）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卷1《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4页。

[3] 虽然“清淮”这一名称，并不一定能够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水文状况，如（宋）陈舜俞《都官集》卷12《失题》一诗中有谓：“昔见淮水清，今见淮水浑。问之何因尔？淮吏谓予言。此淮出桐伯，彼汴来昆仑。年年相合流，东望沧溟奔。”可见至宋代因为黄淮合流，淮水愈益浑浊，不过“清淮”之名仍然得以流衍开来。

[4]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7《碑·淮阴侯庙碑》，中华书局，1986，第505页。

[5] （元）陈高撰，郑立于点校《不系舟渔集》卷3《山阳咏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5页。

[6] （明）黄承玄：《河议·治河》，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79，中华书局，1962，第5278页。

[7] （明）郭鎜：《右副都御史明山先生连公矿神道碑》，载（明）焦竑编撰《国朝献征录》卷59《都察院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传记类，第103册，齐鲁书社，1996，第234页。

[8] 正德《淮安府志》卷16《词翰》，（明）薛修，陈艮山纂，荀德麟等点校，方志出版社，2009，第529页。

[9] 万历《淮安府志》卷1《郡代纪》，（明）郭大纶修，陈文烛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8册，上海书店，1990，第55页。

[10] （清）戴晟：《窹砚斋集》卷2《窹砚斋学诗·和学士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7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267页。

[11] （清）斌良：《抱冲斋诗集》卷8《江南量移集一·王家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81页。

[12] （清）斌良：《抱冲斋诗集》卷23《粉署趋承集一·米价》，第301页。

[13] （清）陈夔龙：《松寿堂诗钞》卷7《鹤楼集·坚梦华明岁来鄂之约八叠前韵》，《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05页。

[14] 光绪《清河县志》卷17《仕迹》，（清）胡裕燕修，吴昆田、鲁贲纂，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15] （清）尹耕云：《劾河督贪劣请饬漕臣妥筹大局疏》，载（清）邱沅等修，段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6，民国10年（1921）刻本。

[16] 顾建娣：《吴棠在清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68页。

[17] 成一农：《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2期。

[18] 以上辑录于淮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淮阴市志》第54卷《历代修志考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19] 丁志安：《淮安方志漫谈》，《淮安文史资料》第4辑，1986，第123页。

[20] （清）吴玉搢：《山阳志遗》自序，民国11年（1922）刻本。

[21] 据载，此前山阳县志有宋嘉定、明嘉靖两个版本，均散佚无存，张鸿烈主持修撰康熙《山阳县志》，亦无存。

[22] （清）曹镳：《信今录》自序，清道光十一年（1831）甘白斋活字本。

[23] （清）范以煦：《淮壖小记》自序，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

[24] （明）潘埙：《淮郡文献志》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传记类，第91册，齐鲁书社，1996，第32页。

[25] （清）曹应熊：《淮人书目序》，载（清）邱沅等修，段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6，民国10年（1921）刻本。

[26] 季云霞：《段朝端〈淮人书目小传〉辑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7] （清）范以煦：《淮流一勺》，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28] 丁志安：《淮安方志续谈》，《淮安文史资料》第5辑，1987，第42页。

[29] 刘怀玉：《河南巡抚潘埙》，《淮安古今人物》第3集（《淮安文史资料》第17辑），2000，第7页。

[30] 转引自武新立编著《明清稀见史籍叙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96～197页。

[31] 秦焕编《山阳丁氏两先生遗稿》，民国36年（1947）铅印本。

[32] （清）程锺：《淮雨丛谈补编》自序，1957年汪继先抄本。

[33]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第40～41页。

[34] （清）李元庚著，李鸿年续，汪继先补，刘怀玉点校《山阳河下园亭记》续编、补编，方志出版社，2006。

[35] （民国）王光伯原辑，程景韩增订，荀德麟等点校《淮安河下志》，方志出版社，2006。

[36] （清）阮葵生：《淮故》，引自周绍鹤撰《淮甸春影录》不分卷，钞本。

[37] 周绍鹤撰《淮甸春影录》小引，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