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当代历史观
当代历史观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观。改革开放前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一形态。改革开放后，唯物史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历史观出现多元化趋势。随着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将各种历史观综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一）唯物史观
1.基本观点
唯物史观，又称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其基本含义是意识、政治制度产生于物质生活，或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不过马克思从未使用过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这类名词，这些名词是恩格斯的概括。唯物史观思想最早是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表达出来的，他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9]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重申：“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4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1]
（1）阶级理论及其时代局限。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制约作用，强调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维护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它把人类的文明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国家是一个阶级剥削和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认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42]“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43]马克思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就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44]毛泽东也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5]我们应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把文明史理解为阶级斗争史，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动力，有革命年代的局限性。在今天，“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并不是以文化、文明冲突为主导，相反则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为主导，不同文化、文明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原因”。[46]
（2）对经济决定论的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唯心史观的时候，重点强调了物质的基础作用，一些人将唯物史观理解成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后来发现了这一问题，1890年他在写给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该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47]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合力论”，强调了历史发展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中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8]
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合力论，更多地强调了历史结果乃是所有人意志与行动汇集而成，超出了个人的意志，但并没有否定人的精神作用，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恩格斯曾经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混乱。”[49]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原来仅指自然界对人的精神的先在性，但有些人在解释历史时则把“唯物”当作经济决定作用。但是在后来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中把历史理解成像自然历史一样的过程，把历史规律变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片面化。
（3）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出现了“唯物史观热”。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他明确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50]他列举唯物史观的四种名称：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并认为：“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51]这种带有经济决定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唯物史观成为国家主导性历史观，有段时间甚至成为唯一的历史观，改革开放以后，它面临着很新问题、新史观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创新概念和观点，实现由服务革命向服务发展的范式转型。
2.社会形态理论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中国学术界长期把社会形态等同于经济形态，甚至等同于生产关系形态，而没有认识到生产力、上层建筑也是客观存在，也属于“物”的范畴。
1849年，马克思发表《雇佣劳动与资本》，表达了他对社会形态的划分。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52]
1859年，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阶段。[53]
这里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是什么关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依次发生的关系，加上后来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构成五种社会形态的雏形。也有人认为它们是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经济形态，亚细亚形态和后三种形态是亚、欧共时的双线关系。
这个时期，马克思还提出过三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4]后来有人把这三种形态与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分别对应，把三种形态作为五种形态的补充。
在187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表述也比较笼统。马克思在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间研读了《古代社会》，很赞赏这部书，对该书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批语，其中一段说：
野蛮期更晚的时期，由于个性的发展、当时个别人拥有的大量财富的蓄积，便产生了贵族；使一部分居民处于经常卑贱地位的奴隶制，导致以前各文化时期所不知道的对立状态在社会中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和财富及社会职务一同引起贵族制的出现，后者和氏族制所珍视的民主原则处于对抗状态。[55]
马克思对几种不同地域的生产方式的描述经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不断加工，逐渐形成同一地域社会形态按时间先后依次演进的单线进化学说。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比较明确地指出：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56]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通过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还按生产方式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系统化改造，同时也出现了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教条化的倾向。
1919年，列宁在其著名的演说《论国家》中最早这样论述人类社会相继演进的几个阶段：
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
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
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
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57]
根据列宁这一社会形态理论，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国共两党的历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深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6月15日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的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辛亥革命是“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所以未能成功之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而现时“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策，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文件号召“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58]。毛泽东也发表文章说：“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59]“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60]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存在争议，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就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经过了无数进化阶段和多次革命战争，“其组织进化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61]因此，毛泽东采用了“家长社会”这一概念。1927年国共分裂后，两党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理论问题展开论战。1928年10月，陶希圣发表了一篇《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文章，提出所谓中国“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的“中国国情特殊论”，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等论调。避居日本的郭沫若发表《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62]进行反击，批判所谓“中国国情特殊论”，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第一次系统地将五种形态学说用于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析。1929年，他引用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是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这句话，认为“这样的进化的阶段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的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了封建时代”。[63]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提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不过当时赞成者并不多。1931年2月，苏联列宁格勒讨论会之后，斯大林支持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占了上风，中国亚细亚社会说被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此后，提倡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观点的学者逐渐增多。吕振羽、翦伯赞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侯外庐则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是东方奴隶社会。在1929～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参论诸方政治取向大异，呈敌对之势，却几乎都宣称信奉唯物史观：不仅‘新思潮派’及在日本的郭沫若等左翼学者高张唯物史观旗帜，而且陶希圣等国民党文士、顾孟余等国民党‘改组派’、自称‘第三种人’的胡秋原，也竞相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自命，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动力派’李季等更以唯物史观的正宗传人自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历史模式（其实，这种历史模式是苏俄理论家概括的，欧美学界主流并不认可），并以之裁量中国历史”。[64]
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对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学说做了系统的阐述：
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作防御猛兽的工具的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和屠杀的奴隶。……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但是可以买卖的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私有制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里已经没有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套上剥削的枷锁。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还存在着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初期是很流行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65]
该文是1938年9月出版的《联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一章。《教程》对联共全党和各国共产党都具有法典式的约束力。马克思对欧洲历史上社会形态所做的经验式的描述，经列宁、斯大林的转述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历史规律，这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6]1939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参考《联共历史简明教程》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统一全党的思想。该书第一章“中国社会”有对历史的追述。
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的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经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
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以至皇帝，他们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在农民则很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生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还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和从事无偿劳役，去养活一大群国家官吏及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构，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67]
该书还第一次在党内确定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并系统概述了有关理论，使这一提法成为全党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定型概念，说：“自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68]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将中国自周秦以来三千多年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独立、统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中国五种形态历史体系（见表1-6）。
表1-6 郭沫若的五种社会形态历史分期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按照苏联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对社会主义的描述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1987年，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69]他提倡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学者结合时代变化，对五种形态进行变通解释。有人提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历史演进图式[70]，有人提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夏商周）→官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秦汉至晚清）→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晚清至1949年）→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期[71]，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都要走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有的学者则对这类做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条特定独行的道路，无法纳入‘五种社会形态’这一西方典型的历史演进模式的框架。”[72]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对人类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的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品质。”“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73]
（二）现代化史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史学研究重心、历史观的视角也发生了转移，“现代化史观”一度成为潮流。“现代化”一词是英文modernization的翻译。西方史学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的（ancient）、中世纪的（medieval）、现代的（modern），在西文里，modern times一词大致是指公元1500年左右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现代化”是由清末“西化”一词转变而来的，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开始成为新的社会科学名词，在报刊上广泛使用。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思潮反映了承认西方文化优越、中国文化落后的态度。冯友兰曾经说过：
现代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也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7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以自身为标准，也发展出现代化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发展图式，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单线渐进的过程。这些理论传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体现“现代化”的史学著作。1994年罗荣渠（1927～1996）在《现代化新论》中说：
9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75]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为核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现代化史观重点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变化和进步。罗荣渠的现代化史观是“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并非只有生产方式一种，而是多因素互动。“一元”就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多线”则主张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人类社会的形态则呈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见表1-7）。
表1-7 罗荣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表1-7 罗荣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续表
现代化史观根据生产力水平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原始采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76]、工业社会[77]，并进一步将现代化分为两步：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为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为第二次现代化。现代化史观用生产力水平代替生产关系作为历史进化的标志，突破了近代革命史范式，对历史的研究视角从批判转向了建设，并以此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发展道路提供借鉴。现代化史观重点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解释，对于摆脱生产关系决定论和机械进化史观是有贡献的，但带有技术决定论色彩，也存在以西方为现代化模板的不足。
（三）王权史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泽华（1935～2018）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先秦史研究中反复论证了“权力支配社会”的观点，最后将其对中国历史的根本看法概括为“王权主义”：“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还是回复到王权秩序；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等等。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传统社会更为具体，更为恰当。”[78]“权力支配社会”这一观点刘泽华在1981年已有初步表述：“君主集权制与其说是某种形式的土地占有关系（国有或私有）要求的产物，毋宁说是权力支配经济、主要是支配分配的产物。权力的大小与分配的多寡成正比，所以人们都拼命地追逐权力。”[79]有些学者赞成王权史观，认为刘泽华“对王权主义内涵的深入挖掘，暴露出数千年中国社会运行的玄机，找到了破解中国历史规律的密钥”[80]，他的研究“抓住了政治问题，抓住了王权专制这个根本特点，中国文化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而离开‘政治’、‘王权’这个基点，一切思想文化现象则都无法得到解释和说明”[81]。还有人认为：“王权主义批判理论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形态、组织原理和运行机制，把宏观考察落实到微观分析上，实现了观念、制度与实践的贯通，对探索中国历史的演变机制和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提出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解释框架，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82]王权主义对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有一定的启发，但也是有政治决定论色彩的中国“断代”史观，不是普遍的或贯通的历史理论，不能把“权力支配社会”的观点任意放大时空范围。君主制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王权社会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社会形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历史合理性。当今中国需要防止出现类似古代王权“个人专制”“以权谋私”的弊端，也要看到古代君主制度下的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对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发展和文明持续有可以借鉴的一面。
（四）系统史观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系统科学传入中国，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系统热。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成为一种潮流。钱学森等认为：“系统学和系统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原理的具体化和深化。它的出现和建立，使我们多了一个新的工具，能从宏观的角度，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运动，以及各个要素间内在有机联系；从而能够确定宏观的变量，以便描述历史体系运动的统计行为，这不但是建立历史模型的科学依据，也是定量地描述相互作用着的社会集团活动的理论基础。”[83]钱学森等主张把社会系统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意识系统。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84]在这种背景下，史学界出现了系统论的历史观，也称为整体史观、系统历史观或社会系统史观，是将系统理论引入历史研究形成的历史哲学，不过学术界对系统史观还有不同的认识。1980年金观涛（1947～）、刘青峰发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首次将系统论、控制论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中，他们后来将自己的方法先后称为“整体分析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系统演化论”“系统论史观”等，将其内容概括为：“社会演进并非由经济决定，也不是单纯的理念推动，它是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交互作用的方式。在人类不同文明社会中，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演化机制及形态也各不相同。”“社会结构的演化意味着旧稳态的破坏，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的新要素不断壮大形成潜结构，以及潜结构取代旧结构。该过程不是政治、经济或文化任何一个可以决定的，故宏观历史研究应该从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的阴影中走出来，用系统演化论对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实行综合。”[85]沈骊天认为：“科学的系统化有力推动着哲学的系统化”，“系统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崭新阶段”，系统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形态。他把系统历史观的要点归纳为：“信息需求的生产是根本的社会存在，社会协同的意义超越阶级斗争，经济政治文化在环形网络中推动历史这三个要点。”[86]此外，还有学者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将人类历史进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采集狩猎社会可以是无中心的松散的群体，但更典型的是有核心的系统，信息以横向交流为主；农业、畜牧业社会是等级控制系统，俗称“金字塔”结构，信息从上到下，缺乏从下到上和横向交流；工业社会是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的系统，信息上下、横向交流非常丰富；未来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生态文明社会的结构是多层次参与系统或多极均势系统，其特点是共同参与、平等分享、相互依存、相互协调。[87]这些描述颇具启发性，但正确与否有待历史的检验。郭沂提出社会形态可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认为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济形态及其演变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农业社会（春秋以前）、农商社会（战国至洋务运动前）和工商社会（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关系形态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贵族社会（夏商周）、士人社会（秦汉至明清）和公民社会（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也有五种形态即五个阶段，它们是圣权时代（五帝时期）、王权时代（夏商西周）、霸权时代（春秋战国）、皇权时代（秦汉至明清）和民权时代（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演变大约已经经历了四种形态和相应的四个阶段，即宗教时代（五帝夏商）、宗教人文一体时代（西周至春秋中叶）、宗教人文独立时代和科学时代（五四以后），并即将进入第五种形态和相应的第五阶段，即人文主义时代。这些分期见表1-8所示。
表1-8 郭沂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
上述分期实际也体现了对社会形态的系统性、多维性的理解，但在历史因素作用的解释上存在模棱两可的说法。一方面认为：“在这四个层面中，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基本格调的是社会政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变也是判定一般性历史分期的主要根据。”另一方面又说：“社会意识形态同样决定着政治形态并进而决定社会基本面貌。就是说，社会形态的形成固然取决于生产方式，但同时它也取决于意识形态、学术思想。”[88]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社会形态都有决定作用，但并没有对相关条件加以分析，给人以“相对主义”的感觉。系统史观的分析对历史影响因素采取不分主次的“平均主义”态度，存在不足。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时经济起主导作用，有时是政治，有时是文化，有时是外部环境，要看具体情况。例如，在中国近代，革命救亡是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传来了马列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当代，“改革开放”政策又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决定因素来自外部还是内部，是经济还是政治、文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机械的内因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只强调因素多元性，否认任何决定因素的存在也有问题。对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内外部因素对文明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要突破固定的单一因素决定论的思维，建立因素循环主导的观念。毛泽东曾经说过：“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他还举例子说：“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89]毛泽东把不同条件下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转变解释为物质决定精神及精神的反作用，但从他的表述来看，反作用有时也起决定作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决定实际就是不同条件下某一因素起主导作用。
（五）文化、文明史观
1.西方文化、文明史观的起源和发展
20世纪世界历史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文明史观、文化史观，或称为文明形态史观，文化形态史观。但对它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文明史观“在历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常常以宏观的维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人类高度自律性的文化作为有机的载体，全面地考察社会发展的形态，多层面、多视角地透视世界各种自成系统的文化；探讨它们兴衰、演进的历程，并企图通过揭示其各不相同的特点，来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全貌并力图诠释其内在的规律性；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90]文明史观最根本的特点是强调人的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汤因比认为文化是文明的核心和源泉，认为“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还有，使其延续下来的生机源泉，也在宗教”[91]，“必须把宗教的特征和领土以及部分政治上的综合特征合为一体来加以考察：唯有‘文明’（社会）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正确的对象。研究一个文明的出现、生长、衰落、消亡及其原因，才算尽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天职。”[92]
文明史观起源于意大利哲学家维柯（1668～1744），1725年他所著的《新科学》标志西方历史哲学和文化史观的产生：他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而三个时代对应着三种语言，分别是象形符号、象征的或比喻的语言、书写或凡俗的语言，初步提出“人类的真理是人在知的过程中所组合和造作出来的”，神和宗教都是由人凭想象创造出来的观点。其后德国的赫尔德（1744～1803），俄国的丹尼列斯夫斯基（1822～1885），德国的斯宾格勒（1880～1936），法国的布罗代尔（1902～1985），英国的汤因比（1889～1975），美国的亨廷顿（1927～2008）都继承和发扬了文明史观。
西方文明史观大体上分为两个学派。一派以直线进化模式为主，认为文明沿着不断进化的方向前进，世界各种文明分处在不同的进化阶段上，因而有先进、落后之分。如孔德认为人类文化经过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三个阶段。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人类文明有史前文明、古代文明、轴心文明和科技文明四种形态。古代文明（前5000～前2000）有了文字和国家，轴心文明（前800～前200）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科技文明发端于15世纪的欧洲，并逐渐向全世界传播。另一派是文化相对主义学派，认为世界各种类型文明具有价值平等，但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斯宾格勒、汤因比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西方文明史观重视历史整体性和精神文明的作用，其世界文明体系、文明结构、文明过程涵盖了整体史观、系统史观、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的范围，对于西欧中心论、经济决定论和单线进化史观有一定的纠偏作用，当然有些著作存在夸大精神作用的倾向，有些文明史著作则带有历史决定论倾向，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表现出了最无助于增长知识的教条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观点。依照他的观点，诸种文明的出现、生长、衰落和消亡是始终与上帝既定的固定时间表相一致的，并且就此绝对提供不出任何解释”。[93]
欧洲的文明史观在亚洲也产生影响。日本学者福泽瑜吉（1835～1901）的《文明论概略》（1875）是一部代表之作。福泽瑜吉认为人类历史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既没有固定住处，也没有固定食物，因利成群，利尽而散，互不相关……只知恐惧自然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这样的人就叫做野蛮。”“农业大有进步，衣食无缺，也能营造房屋建设城市，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模仿性工艺虽巧，但缺乏革新创造之精神……这样的人就叫做半开化。”“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求学问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且还有余力为将来打算。这就叫做现代的文明。”本着这样的标准，他认为：“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94]福泽瑜吉显然只把工业社会作为文明的标准，认为文明就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从根本上说就是智慧和道德的进步。
2.中国近现代文化、文明史观的发展
受西方和日本影响，中国新文化、新史学同样是追求工业文明，以平民为主体，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进步等现代性观念为核心价值，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重视社会发展的规律及人的价值。如蔡元培所说：“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重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条流，而又综论其统系，是谓文明史。”[95]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出现了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柳诒徵、陆懋德、陈登原都著有《中国文化史》，在理论方法上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源自西方的文明论、文明史观或文化史观。梁漱溟提出以“意欲”为动因的文化发展论，因世界各民族“意欲”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路向：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梁漱溟把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作为进化的三个阶段，认为西方文化将向中国文化演进，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96]，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朱谦之1935年著有《文化哲学》一书，将文化分为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四种类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艺术时代，他认为世界各国处在不同文化阶段上，如中国属哲学文化，印度属宗教文化，西洋属科学文化。二人的文化史观属于进化史观，认为世界文化有一个共同的进化链条，世界各国分处在不同的进化阶段上，因而存在先进、落后之分，忽略了人类文化的相对性。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演进特点。陈安仁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将中国文化史划为三时段：上古（自传说三代至战国末），中国文化萌芽、创新，奠定发展基础；中古（自秦汉至五代末）为中国文化扩张进展的时期；近世（自宋至清末），中国文化停顿不进。
受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以林同济、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明确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1942年，林同济提出各国文化都有三个阶段，“封建、列国、大一统三个时代，是人类史上各个文化体系均有的三阶段，中国如此，希腊罗马如此，我们细看汤贝（汤因比）所研究的二十余个文化体系，竟都如此！”[97]同年，雷海宗提出每个文化都经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第二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是一个以贵族为中心的列国并立时代；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平民阶级夺取政权，实行征兵制，各国互相兼并；第四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政治上专制独裁，思想学术定于一尊；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98]他认为，历史五段为一周期，循环向前发展。他又提出中国文化“三周”说，认为商周至魏晋为中国文化第一周，是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南北朝至民国为文化第二周，为印度佛教文化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进入第三周，是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中华文化的时期。说：“我们今日显然是正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从任何方面看，旧的文化已经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新的文化有必须建设的趋势。”[99]战国策派的历史形态实际上是循环进化的制度文化史观，虽然概括了历史发展螺旋式上升的特征和世界文明的相互影响，但把中国历史尤其是各国历史都套在三形态或五形态“公式”中，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钱穆（1895～1990）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主要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为主，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背后蕴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钱穆认为“士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心”，主张以“士”作为阐释中国历史的依据，他说“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100]，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士”的精神，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中国历史精神，亦即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在钱穆看来，“历史与文化，此二者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了历史，才有文化，同时有了文化就会有历史。也可以说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101]。“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102]而“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103]。“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104]“中国新史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105]钱穆认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他认为：“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近人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历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106]在他看来，因“革新派”智识之不真而造成的国人最大之无识，即认为中国自秦以下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或“封建社会”。这些不真的历史智识实际上是由“革新派”在晚清民国相继发生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过程中，为了其政治宣传从胸中臆测而来，并非他们据实从历史材料中概括得出。[107]钱穆认为，此所谓“专制政治”“封建社会”的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108]。对于他来讲，这种依据西方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道路与特征本不相同，何以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方观念之履？而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中、西方之民族、文化不同造成的。“中国四千年来之社会，实一贯相承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西方社会“乃是一工商社会，进而变成资本主义之社会。与中国人道人心人本社会之本质，仍有其大不同处”[109]。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对中国历史各阶段的概括见表1-9所示。
表1-9 钱穆的中国古史分期
钱穆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以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观，认为：“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110]钱穆把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归结为人文主义精神，忽视了历史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失之于片面。不过他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盲目崇拜外国理论和民族历史虚无主义之风，却有纠正偏颇之功。
3.当代中国文化、文明史观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文明史观一度被认为是唯心史观或资产阶级史观，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90年代，文化史、文明史逐渐复兴，其解释框架影响到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换，影响到大学、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2000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文明史》著作，如启良撰写的《中国文明史》[111]、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112]，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113]等。一些学者还对文化、文明史观的概念进行了探讨。谭元亨的《中华文化史观》提出中国文化史观经历了自然史观、伦理史观、本体论史观、实用理性史观、唯物史观五个历史阶段，未来会走向美学史观。“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达到了不需要让人操心的丰足，人才可能充分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主观趋求，才会按照美的观念去构造未来的世界”，“我们不妨把这称为美学史观”。他认为“一定的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史观”，唯物史观“本身也是人类史观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也是历史的产物，它也会向前发展，而为更先进的史观所取代，它不会被终极”[114]。何萍指出：“人的历史就是文化创造的历史”，“历史哲学就是一种叙述文化史的理论”，“文化进化论坚持的是人类思维结构中的事实、物质、社会变革的一方，文化相对主义坚持的是人类思维结构中的价值、精神和文化选择的一方。两者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又都存在着片面性”。由于超越了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事实与价值、物质与精神、社会变革与文化选择被整合为一体……呈现为一种相互缠绕的运动”[115]。她提出要“考察文化发展的规律，建立新的历史观”，“从人的本质与各种文化形式的关系方面”，“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方式及其传统方面，探讨历史规律”。[116]周春生把马克思主义新史观概括为文明史观，认为：“文明史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人—生产力—社会、文化的整体演变过程’。”“文化是文明的灵魂”。[117]叶皓说：“所谓文化史观，也可以称为文明史观，就是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及人类自身的文明化视为人类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历史观。”“走向文化史观，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真正为社会发展提供养分的必然趋势。”[118]还有学者提出文化进化史观和文化再生产史观的区别，认为进化史观受“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经济的巨大成就而兴盛起来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影响，相信“人类的历史必然是由落后、愚昧向进步、理性的直线迈进的光明历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文化史观上保持了与摩尔根的一致性，即把进化论的文化史观作为理论建构和社会实践的基础。”“文化进化史观在中国的发展以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具有致命缺陷。在它的作用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成为一部否弃和消灭传统的历史，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也发动了多次的反传统运动。”“在文化再生产史观看来，由于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历史延续性和再生产性质，当今对传统文化实施保护就具有客观可能性，因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备继续发展的条件。”[119]
当前，学术界对文化史观、文明史观及其与唯物史观关系的看法有很大分歧。谭元享把唯物史观视为文化史观的一种形态；有的学者则提出：“把一切社会现象都看成是文化现象，用文化模式来概括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历史面貌，用文化形态的差异来区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异质性，用文化变异来表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之用一套文化的概念体系来解释历史，这就是文化史观。”“文化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补充，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文化史观把每个特定的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形态来研究。它在承认物质生产的终极作用的前提下，确认各种文化因素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各种文化现象组成了一个大网络、大系统，相互制约。”[120]也有学者说：“大多数史观其实都是中性的，即从大处看，都存在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唯心主义的解释。”“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既可以成为唯物史观的视角，也可以成为唯心史观的视角，19世纪西方人写的文明史大多是用唯心史观写成的，当代中国人写的文明史一般都是用唯物史观写的。”[121]还有学者说：“文明形态史观关于文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诸多结论则缺乏对人类历史物质动力的根本把握，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唯物史观和文明形态史观这两种解释、构建人类文明的宏伟叙事，在理论上具有诸多相近之处。然而，这两种理论在本质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想的截然对立。”[122]由此可知，学术界对文化、文明史观和唯物史观之间是什么关系的认识还存在巨大分歧。另外，文明形态的划分现在还比较杂乱，或按经济类型分为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或按生产关系分为奴隶制文明、农奴制（或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或按生产力分为青铜文明、铁器文明、机器文明、电子文明；或按群体发展分为：王国文明、帝国文明、单一民族国家文明；等等，这些分类是否合理，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没有搞清。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当代的文明史研究遇到了瓶颈。正如有学者所说：“现在看来，文明史研究面临着三重难题：历史学家尚未就文明的概念取得稳定的共识，文明史尚无确定而丰富的题材来源，而且还缺乏系统而自足的方法论。这说明，文明史要成为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形成某种有影响的研究范式，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诚然，这是偏于乐观的看法。对于那些持论悲观的人来说，也许文明史本来就只适合做通论性历史编纂的框架，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专题研究领域的可能性。”[123]
以上我们分析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等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比较重要的历史观。历史观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它的内容和形式；历史观也因人而异，不同学者、不同群体对历史的看法也有明显区别。历史观也是社会发展观，是社会实践的反映，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需要总结出新的历史观，使我们的认识跟上时代的发展，而我们的主流历史观还停留在对苏联历史哲学修修补补的阶段，很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的说明和指导。
[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253页。
[2]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93页。
[3]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校释》，第190页。
[4] 《礼记》卷二一《礼运》，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9～661页。
[5] 《论语·季氏》，邓球柏：《论语通解》，长征出版社1996年，第314页。
[6] 《商君书》卷四《画策》，张觉译注《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7] 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
[8] 《韩非子·说疑》，（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第403页。
[9]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5页。
[10] 吕伟注释《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11] 伏羲至周武王各帝王、朝代之“德”是汉人推定，西汉至辽、金各朝之“德”为本朝自定。
[12] （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庐陵文钞十二·正统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中华书局1992年，第184～195页。
[14]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7页。
[15]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330～331页。
[16]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六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17]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15页。
[18]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中华书局1990年，第28～29页。
[19] 梁启超：《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四十一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97年10月6日），中华书局影印，第三册，第2771～2777页。
[2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22～26页。
[21]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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