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近现代历史观

近现代这里主要指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间。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西方侵略，维新派接受西学，把西方历史观与中国传统史观结合，创立了进化史观，它包含了科学、民主的因素，对古代天命史观、圣贤史观提出了批评，但也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机械进化论的特点；孙中山的革命史观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他主张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压迫。他认为“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是必然的趋势。他在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孙中山的历史观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它代表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维新派的历史观

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史学影响，进化史观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历史观重视科学对历史的解释，强调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今胜于古，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其中“三世说”最具有代表性。它把历史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三世说最初只是东汉人何休注释《春秋》这本书时，对它记载的历史所划分的三个阶段。清末维新派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为变法需要，将“三世说”推广到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把它转变为一种历史哲学。

1.康有为的历史观

康有为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论证“三世”的特点。经济上，“春秋时当据乱，为大农之世……升平世为大工之世，太平世为大商之世”。[16]康有为论述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政治上，康有为提出：“乱世之法，人主总揽事权；升平之世，人主垂拱无为；太平之世，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17]这实际上论证了政治演变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再向民主共和演变的过程。文化上，康有为说：“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18]（见表1-2）

表1-2 康有为的历史观

康有为所说的“据乱之世”是指历史阶段，他的升平、大同之世都是指向未来社会的。升平之世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工业社会，这实际上就是维新派的变法目标，康有为的历史观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的。

2.梁启超的历史观

梁启超也发表文章，提出人类历史“三世六别”的政治演进阶段。

《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19]

梁启超对人类历史的进化还有划分四个阶段的说法。第一阶段是“野蛮自由时代”，此时“人人皆栖息于一个小群之中，人人皆自由，无上下尊卑强弱之别”；第二阶段是“贵族帝政时代”，人由于“与他群竞争，不得不举群中之有智勇者以为临时酋长，于是有所谓领袖团体者出，以指挥其群，久之遂成为贵族封建之制度”；第三阶段是“君权极盛时代”，随着“竞争日烈，兼并盛行，久之遂将贵族封建一切削平，而成为郡县一统者”；第四阶段是“文明自由时代”，“主权既定后，人群之秩序已巩固，君主日以专制，人民日以开化，于是全群之人共起而执回政权”。对中国而言，黄帝以前为“野蛮自由时代”；自黄帝至秦始皇为“贵族帝政时代”；自秦始皇至乾隆时期为“君权极盛时代”；“而自今以往，则将交入第四级文明自由时代”[20]（见表1-3）。

表1-3 梁启超的政治历史观

梁启超还指出，多君世就是据乱世，一君世就是小康升平世，民政世就是大同太平世。梁启超同样是以三世进化史观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支持，他的观点具有机械进化的特点，否认社会变化可以超前或倒退。

3.谭嗣同的历史观

谭嗣同的三世说有自己的特点，他在自己的著作《仁学》中对《易经·乾卦》进行发挥，将从古至清的历史概括为逆顺两个“三世”（见表1-4）。

表1-4 逆顺三世

乾卦矣，于春秋三世之义有合也，易兼三才而两之，故有两三世，内卦逆而外卦顺。初九，潜龙勿用，太平世也，元统也，无教主，亦无君主，于时为洪荒太古……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升平世也，天统也，时则教主君主矣……于时为三皇五帝……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据乱世也，君统也，君主始横肆，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剖其平……于时为三代……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据乱世也，君统也……于时自孔子之时至于今日……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升平世也，天统也，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于时为大一统……上九，亢龙有悔，太平世也，元统也……人人有君主权，而君主废，于时为遍地民主。[21]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洪荒太古时代是太平世，三皇五帝时代为升平世，夏商西周三代为据乱世。此为逆三世。春秋战国至明清又为据乱世。未来全世界联合为一国，由一君主管理，为升平世，再后来世界无君，人人自主，此为太平世。这是顺三世。

维新派假托《春秋》三世说之名，阐述西学历史进化观点，为变法寻找依据，这是旧瓶子装新酒的做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主张变法，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不能带来进步，只能带来动荡、混乱和政治倒退。梁启超说，由专制政体转为共和政体，必须是“因于习惯”，革命以暴易暴，推翻君主，“新主”没有合法性，“于是乎民主专制政体应运而生”。新政权肯定是“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横，更加倍蓰”。在中国三千年间的历史中，“大率当鼎革之初，靡不严刑峻法以杜反侧”，经过两三代君主，“人心已定”，才开始谈仁政，原因就在于此。[22]维新派反对革命，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他们思考的问题仍然是有价值的，那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靠一次政权革命就能完成的，它需要经济的发展、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当时的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并不适合西方式的民主的制度。历史的发展证明了维新派的预言，民国之后，民主共和徒有虚名，新旧军阀的专制与清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革命派孙中山的历史观

孙中山（1866～1925）的历史观可以称为三民主义历史观，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对历史演进进行了概括见表1-5。

表1-5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历史观

1.民族史观

孙中山1912年说：“原夫国之所由成，成于团体。自有人类，即有团体，随世运之变迁，小团体渐并而为大团体。蒙昧之世，小国林立，以千万计，今则世界强国大国仅六、七耳。由此更进，安知此六、七大国不更进而成一世界唯一大国，即所谓大同之世是也。”[23]他提出人类历史是由家族时代、部落时代、国家时代到世界大同的演进过程。1918年，他又说：“在昔国家之初萌，有家族时代、有部落时代，罔识大团体之国家，盖亦无公共维系之物所致。”[24]他主张“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25]。

2.民权史观

孙中山从社会的政治形态上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四个阶段，他还用经济状况来说明政治形态形成的原因。

（1）洪荒时代。孙中山认为洪荒时代在距今200万年到20万年之间，这时人类还没有产生文化（指文字、思想、艺术、宗教），同野兽没有什么大区别，人类主要同野兽斗争以图生存。现在看来这个时代实际上是指采集、狩猎时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2）神权时代。孙中山认为这是人同天斗的时期，即同水火风雷等自然灾害斗，用的是神权，具体表现为对上苍的祈祷。他将神权时代认定在“从二十万年到万几千年以前”，认为在神权时代，“人群就住在一处，把驯伏的禽兽养起来，供人类的使用。故人类把毒蛇猛兽杀完了之后，便成畜牧时代，也就是人类文化初生的时代”。[26]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一般认为畜牧业的出现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孙中山所说神权时代的下限或君权时代的上限是“万几千年以前”也是非常模糊的。他又说：“历史是用文字记载来的，所以人类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后才有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在中国到今不过五六千年。”他还说：“我们的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乱，都是用君权。”[27]综合判断，孙中山所说神权时代是在旧石器时代中后期。

（3）君权时代。孙中山认为是人同人斗的时期。人与人争，国与国争，用君权。孙中山还将君权时代分为不专制和专制两个阶段。尧舜及其以前属不专制阶段。他说：“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当时的君权还没有十分发达，中国的君权是从尧舜以后才发达的。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才可以组织政府。”他举例说，燧人氏、神农氏、轩辕氏、有巢氏等为君主就像厨子、医生、裁缝、木匠做皇帝。孙中山认为“自尧舜以后，那些皇帝便渐渐变成专制，都要家天下，不许人民自由拥戴有本领的人去做皇帝”[28]。孙中山认为夏商周至明清为君主专制时代，他时常称中国有数千年或四千多年专制政体。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公布《中国国民党宣言》，称：“四千余年残贼之独夫，鲜能逃民众之斧钺。”1月29日，他又发表《中国革命史》，说辛亥革命“刬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29]，1924年9月24日他又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说“辛亥之役，数月以内即推倒四千余年之君主专制政体”[30]。按孙中山的描述，君权时代实际上包括了部落社会和国家社会，他所讲的“君主”或“皇帝”，有些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孙中山对“封建”这个术语，始终坚持其“封邦建国”的原始含义，拒绝列宁将中国近代社会归入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的说法。他说：“中国的政治进化早过欧洲，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31]孙中山认为秦汉至明清是典型的君主专制社会。

（4）民权时代，也称民主时代、民治时代或共和时代。孙中山认为这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的时代，这时民权渐渐发达，所以称为民权时代。西方从英国1640年革命开始逐渐进入民权时代，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中国十三年来（1912～1924）也没有实行过民权”。[32]孙中山之前还有“共和时代”的说法，1912年4月他对《粤报》记者演讲：“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9月，他在北京军警欢迎会上演讲说：“我国共和程度尚在幼稚时代。我军警界同胞只宜扶持之，保护之，决不宜鞭笞之，摧残之。专制时代之军警，专为保护皇室，残害同胞。共和时代之军警，则为捍御外侮，守卫同胞，共享利益。”当月，他又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演讲说：“从前专制的时候，官府为人民以上的人，现在共和，人民即是主人，官府即是公仆。”[33]孙中山看到中华民国建立后，军阀官僚专政，民主共和有名无实，他坚持不断革命，希望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3.民生史观

孙中山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进化的原因。”“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34]他根据不同产业结构的特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采集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商时代。1924年，他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指出：

人类的天然形体不完全，生来没有羽毛，必需衣以御寒，必需食以养生，在太古吃果实的时候，地广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觅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渔猎时代，人民就要打鱼猎兽，才可以有鱼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做工才有饭吃。到了游牧时代，人类要从事畜牧才可以生活，当时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时常迁徙，所有的工作是很辛苦勤劳。至于农业时代，人类要树艺五谷才可以生活，彼时人类的生活更是复杂，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劳。到了工商时代，遇事都是用机器，不用人力，人类虽然有力，也没有用处，想去卖工，找不到雇主。在这个时候，便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尽。[35]

孙中山五个经济时代的说法大体上讲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首先，将旧石器时代分为吃果实的采集时代和渔猎时代两个阶段，现在看来，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采集、捕鱼、狩猎活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当然某些地区可能以其中一种为主导，但将历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两个先后阶段似乎不妥。其次，游牧和农耕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经济的两种形态，一般是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例如，我国北方草原气候适应游牧经济，中原和南方地区则适合农耕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并没有先后之别。因此，他所说五个经济时代实际上只有三个：采集狩猎时代、农牧时代和工商时代。

孙中山还按生产关系把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孙中山指出，人类远古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经济上的特征是“以货易货”，“彼此有无相通”；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货币，金钱发生”，“可以自由买卖，便逐渐发生出大商家”，于是，出现了商业资本制度，“后来工业发达，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便成了资本家”，“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钱，生出贫富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就是工业资本制度。在孙中山看来，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必须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能解决”[36]。孙中山所理解的生产关系的进化，即原始共产制—商业资本制—工业资本制—新共产制四种经济形态的演进。这个过程体现了从公有到私有，再从私有到公有的变化，显然受到了唯物史观的影响。不过，他把农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归结为商业资本制是不太准确的，中国自从春秋战国以来直至近代，小农经济都是主要的生产形态，生产以家庭为主体，以自给自足为主，租佃制、雇佣制、商品交换只是补充。

4.对孙中山历史观的评价

孙中山的民族史观是从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角度来概括历史进程的，他已经认识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他主张国内外各民族自由平等、和平交往，共同进步，他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制度，发展国内经济文化，反映了开阔的世界视野。孙中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反对民族侵略压迫，但并不盲目排外，他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反对完全西化。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按产业结构、生产关系分别划定经济分期，但没有很好地解释奴隶制、租佃制、资本制与经济类型、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孙中山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反对马克思“物质为历史的重心”和“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两个观点。孙中山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孙中山还主张社会调和，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互助。他说：“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37]孙中山承认这种斗争性在人类发展的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它终究不是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而互助是“人类进化的主动力”，孙中山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38]他还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对外开放、重要资源产业国有化、公平分配、税收调节等改良办法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把他的历史观称为“民生史观”，拿它作为国民党执政合法化和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受政治斗争形势的影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曾经把孙中山的历史观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现在看来，尽管他的历史观比较粗疏，但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的历史观，对中国革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很多借鉴意义。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孙中山的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和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