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的定义和结构层次
【编者按】本篇是陈越光先生2018年1月1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第58期京师公益讲堂的演讲。在演讲中，陈越光先生在文化学家庞朴先生的文化研究的烛照下，在慈善史家周秋光先生的慈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慈善文化的定义和结构层次分析。他认为，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与展现，它由里层意识层、中层行为层和外层物质层构成。但是，他的这次演讲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此。他还尝试对慈善文化不同结构层次的特征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阐述，企图厘清慈善意识转化为慈善行为、展现为慈善物质的路径与机制，而这是此前的慈善研究者、实践者几乎未曾自觉涉及的领域；他对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和第四世界国际运动的案例分析，虽因演讲时间及形式的限制未能完全展开，但已足以作为后来研究者拓展研究与实践者深入反观的引路石。陈越光先生的这次讲演，也许是中国当代慈善探索进程中第一次有实践者对慈善文化进行明确定义和框架性阐述，体现了中国当代慈善实践者的思考意志与认知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国家采取措施弘扬慈善文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
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慈善理论研究。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活动，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
而我对中国慈善文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从总体看，我国慈善事业落后于社会需求；从慈善行业看，慈善文化落后于慈善组织的发展；从慈善文化看，慈善研究落后于慈善传播；而在慈善研究领域，其深层面的心理意识、伦理哲学研究又落后于历史与法规、治理与项目等慈善方法论的研究。
今天围绕慈善文化，我大概分三个部分来讲。
一、慈善文化的定义
1.顾名思义的前提
2.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与展现
二、慈善文化的结构
1.周秋光的观点
2.周秋光观点的学术来源是庞朴的文化结构论
3.我对庞朴文化结构论的延伸使用
三、慈善文化结构三层次的特征与关系
1.内层（以慈善文化的民族性讲述）
2.外层（以慈善文化的时代性讲述）
3.中间层（以案例讲述）
4.结论
一 慈善文化的定义
任何一种想要用简单的定义来概括一个广泛的概念的尝试，都会面临一个危险，那就是像跳到旋涡里去理解浮力一样，你首先想到的必然不是浮力，而是如何保命。换句话说，你所有的概括都必将是顾此失彼的。
那怎么来定义慈善文化呢？我们可以走一条简单的路，也可以走一条复杂的路。所谓简单的路，就是假设文化的定义是清晰的，是众所周知的，也假设慈善的定义是清晰的，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所谓慈善文化就是关于慈善的文化，就像我们说所谓茶文化就是关于茶叶的种植、制作和消费的文化，所谓企业文化就是关于企业的文化一样。这是简单的，也不错，但它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都成立的基础之上的。那如果这些前提本身就是需要界定的呢？当前提本身需要界定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什么是慈善？慈善和公益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还要问：什么是文化？文化到底如何定义？这就很复杂了。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热”中，庞朴先生[1]曾做过一个统计，说国内国外关于文化的概念加起来有二百多种，后来汤一介先生[2]说差不多要超过一千种。
在英语中，慈善（Charity）的原意是“爱上帝”。《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在明处报答你。”这一个思路是导向隐蔽化的。另一个关于慈善的说法，是17世纪从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3]开始的，他从人道主义精神、从“爱人类”的思路出发，用Philanthropy表达慈善。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前一种是从希伯来宗教系统走出来的，后一种是从人本精神走出来的，走向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帮助，走向的是公开化和大众化，它的爱也趋向于公共化，现在这种用法在中文里更多地译为“公益慈善”或者“公益”。
在中文语境里，“慈善”这个词语出现一千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查“公益”这个词，在古典里是找不到的。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王硕做过一个考证，说《四库全书》里面，一直到《清史稿》，“公益”这个词总共才出现过四次，而其中只有两次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意思。我没考证过。
我查阅十卷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公益”条目——这是我看到的关于“公益”最早的说法，其中写道，公益是指伊斯兰教法学家对“无法在经训明文中找到答案的疑难问题做出判断所依据的一种原则”[4]。而依据“公益”（阿拉伯语istislāh）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首先判断何者对整个社会最有利，其次考虑何者对地方社团有利，最后研究何者对个人有利”。[5]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概念都串起来定义什么是慈善文化，要考虑的点就很多了。我看到过有人用“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的内部动力和促生愿力”这样一句话来定义慈善文化。这句话在逻辑上有两个问题。首先，“内部动力”和“促生愿力”有同义反复之嫌。这是一个面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样来定义慈善文化，那难道慈善文化就只是一个内心愿力的问题吗？只是一个心里所向往的事情吗？没有行动吗？没有社会行为吗？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探索。
我企图提一个定义：“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和展现。”如果我只讲“成因”，那和刚才提出来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慈善文化还表现为它的展现。我给出这个定义是引申使用了庞朴先生对文化的定义，他说：“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就是说它是人的本质的展开的表现和人的本质的形成的原因。”[6]庞朴先生是当代文化大家，和我亦师亦友相处了20多年，他曾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这是庞朴先生20世纪80年代对文化的定义。他在定义中讲文化和人的关系的时候特别强调人的“本质”，而我在引用到慈善文化的时候并不强调慈善的本质，这是一个差别。慈善的属性相对于人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而人除了本质属性以外还有非本质的属性，有大量的动物属性，但是我们认为体现人之为人的部分是人的本质，体现人之为动物的部分是人的基础性属性，不是由文化塑造的，所以，定义文化时就要强调文化在人的本质中的体现。
“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和展现”，这是我对慈善文化定义的一个提法，供大家参考。
二 慈善文化的结构
湖南师范大学的周秋光教授是国内对慈善历史和文化研究很有影响的学者。他对慈善文化的定义是：“慈善文化就是围绕着慈善这个主体内容所产生形成的一种文化。它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是平等互助的理念。它同样包含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表层，就是物的层次，主要由两个内容组成。一个内容是财富和支配财富的人，即捐赠方的人和物。也可以理解为慈善家和做善事的人与可供捐献的财物与人力资源。另一个内容是被救助的弱势群体，包括所有被捐助的处在困境中的人以及遭到破坏要被救助改造的人的生存环境（土地、房屋、水源、粮食、交通设施）。
第二层是里层，即心的层次。这主要是慈善思想、慈善理念、慈善价值观。它是慈善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慈善的灵魂，是支配从事慈善的人的慈善行为的动力源，是决定慈善文化存在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中间层，是心物结合的层次。这主要是将慈善理念和行为相结合，用组织和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确立一定的行为规范，供从事慈善的人去运作与遵守，如慈善组织、慈善章程、慈善法规等。”[7]
周秋光教授对慈善文化的定义是围绕慈善这个主体来确立的，也就是说，慈善文化是关于慈善的文化。我认为，周秋光教授这个定义的关键意义不在于定义本身，而在于他把慈善文化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表层，是物的层次；第二个是里层，是心的层次，我们可以理解为意识层次；第三个是中间层，位于表层和里层的中间，是心物结合的层次。他的这三个层次的分析，我认为很好，但是，他对表层的理解还可以商榷。如果一个慈善者、行善的人在外层，而他的意愿在里层，就有主体分离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例如地震灾区倒塌的房屋、被污染的水，属不属于慈善文化？在我看来不属于，它们是社会灾难现象，只有在行动者进去以后，也就是说，只有当被慈善里层的光所照亮的时候，它们才属于慈善文化物质层面的内容。
周秋光教授的这个三层结构说的学术渊源，我认为是源自庞朴和余英时两位先生。文化的结构问题，是庞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强调的。当时结构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其“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整体性思维很符合中国的整体论传统。庞朴先生在1986年1月12日中国文化书院第三次讲习班上演讲时，曾经提出“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他说：“不管什么类型的和何种发展程度的文化，就其结构来说，都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的层面；第三个最深的层面是心理层面或者说意识的层面；中间第二层是表层和里层的结合和统一，就是物质化了的意识，或者是物质里面所包含的意识，如理论、制度、行为等。”而在庞朴先生提出这个论述的两年前，1984年，文化大家余先生[8]提出过“文化变迁四层次说”，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9]他的第二和第三层次等于庞朴先生的第二层次。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借鉴关系，我现在无从考证。他们的思想是怎么产生这样的文化分层说的呢？他们主要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变迁当中来总结文化的次第结构的。近代，中国人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冲击的时候，文化上是怎么转变的呢？第一个转的是物质层面，就是我们知道的“船坚炮利”，木船打不过军舰，所以，洋务运动也造船，也造枪炮；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层面，戊戌变法；第三个层面是意识形态。他们是从近代史的思想文化变迁的脉络概括出文化的不同层次说的。
我在这里“妄议”一下庞朴先生的文化结构层次说。庞朴先生的观点中有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即他对中间层的解释。中间层是外层物质层和里层意识层的结合，那么要问的是：这个结合体是什么，是物质还是意识？庞朴先生认为还是意识，是物质化了的意识，或者说物质里面包含的意识。他拿意识来提炼概括中间层，我觉得有不妥之处，中间环节的清晰度不够。我企图调整一下，这是我做的慈善文化三层次结构说明图（见图1）。
图1 慈善文化三层次结构说明
里层是意识层面。意识层面是慈善的哲学思想凝结点，是观念的、心理的；我们所有善行善念的出发点都在这个层面。为什么要做好事？出发点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层面，而且这个层面是辐射状的，可以说，慈善文化的范围是被这里发出的光所照亮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灾区房子倒塌了，河流污染了，只是灾难现象，但当有人发起善心去改变它们的时候，改变的行动出现的时候，那些被修缮的房屋、被重新净化的河水，就成为慈善文化的物的表现。
外层是物质层面，包括慈善的物资、机构、设施、高科技平台等，纪念馆、博物馆、学校、希望小学等，都是慈善文化外在的物质表现。
中间层面，我把庞朴先生说的“意识的物质化”调整为“意识的行为层”，包括项目操作手法、行为规范、机构治理结构、法律法规、有关书籍期刊视听节目、筹资策略等。
我以“希望工程”举例。希望工程的外层是什么？是那些建起来的一所所希望小学，这很好理解；还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县里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这些机构，也都属于外层。它的中间层是什么？是当时的劝募手法、一对一资助策略等；让小孩子每个假期结束的时候给捐助人写一封信、寄送成绩单，这些也都属于中间层面，都是慈善的行为。它的内层是什么？像希望小学这样的公益事业的内层是什么？它的内层是“己欲立而立人”这样的思想，是认为农村的孩子一样有上学的权利的平等观；比如说那张著名的照片《大眼睛》，它感动了很多人，而它之所以能够感动很多人，就是因为它勾起了很多人的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就是内层的东西。
在这个三层结构中，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内层的意识怎么样引发中间层的行为。慈善事业是人们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奉献爱心和援助的行为。它强调的自愿性就是内层的意愿，是慈善意识在人们内心的萌生。那如果没有这种内层意识支撑而行为的结果有利于他人，是不是慈善事业呢？
《史记》上有个例子：战国时，齐国孟尝君有一个食客叫冯驩。有一天，孟尝君对他说，你帮我到封地去收借款利息吧。结果，冯驩去了以后，先收回一点钱，用这钱杀牛置酒把所有欠款的人都请来。吃饭的时候，他和有能力还息的人一一约定日期，而对实在还不起的穷人，就当场点一把火把借款契约给烧了，并告诉他们：孟尝君贷款给你们是为了帮助你们，之所以要收利息，是为了养食客，有能力还息的就按约定日期还，没有能力还息的他就捐给你们了。孟尝君知道后很生气啊，叫你去收利息，收多收少是能力问题，你把借据都烧掉了是什么意思呢？冯驩说，能还的都约好日期了，这些实在穷困的人就算再拖十年他也还不了，实在逼急了呢，无非是逃难去了，但逃了以后怎样呢？还是没有还钱，但传出去以后呢，您是好利不爱士民，他们是弃君逃债，都得了一个不好的名声。现在把这些人的凭据都烧掉了，是“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烧掉那些没有用的、虚的债券，捐出去本来得不到的东西，但您得到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孟尝君后来确实因此受益。[10]
这个例子中，当地的穷困百姓确实得益，但因为孟尝君和冯驩的行为不受他们自己内心真正的行善意愿的支持，所以我们很难把它归入慈善行为中去。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是冯驩自陈以“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博得名声，对行为者的动机是不能逆向揣度的。
三 慈善文化结构三层次的特征与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慈善文化三个层次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一）慈善文化的内层与民族性
先看内层。内层的特点是具有保守性、持续性、民族性，凝聚性最强，它也是慈善成因的原动力。我们从民族性和时代性来看慈善文化结构三个层次之间的变化。民族性蕴含着特殊性和稳定性，它和内层的联系最紧密，而时代性蕴含着普遍性和阶段性，它和外层的联系最紧密；但是，慈善文化外、中、内三个层面都受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制约和影响，都需要面对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
文化有没有民族性？逻辑上，有不同民族就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文化发生学上有两个典型的说法：一个叫作“一元说”，或者叫作“扩展说”，说的是文化和文明的源头只有一个，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从一个源头逐渐扩散而成的；另一个叫作“多元说”，也叫“演化论”，说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源头和发展演化。
中国人以前相信一元说，认为华夏是文化的发源之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华夷之辨”。中国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比较缓和，是佛教文明的传入，通常认为是在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之后。[11]第二次比较剧烈，是一百多年前，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一句话，那就是：我们会不会被全盘西化？或者说，我们要不要被全盘西化？
有人觉得要呀，好得很呀；有人甚至主张应该废除中国文字。全盘西化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西方中心论。但是，这个西方中心论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理解的“世界舞台的中心”的意思。舞台嘛，总有中心和边缘，这是客观中心论。但是，西方中心论在哲学上，不但在宗教哲学上，而且在历史哲学上，都是一个特殊的说法。
卡尔·雅斯贝斯[12]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缔造了历史哲学。在从圣·奥古斯汀到黑格尔的一系列鸿篇巨著中，这一信仰通过历史而具体化为上帝的活动。上帝的启示活动相当于决定性的分界线。因此，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13]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在这，即“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历史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在耶稣基督。
卡尔·雅斯贝斯的著作论述了在人类文明的源头，有希伯来宗教系文明的产生，有中国道德哲学的产生，也有印度解脱宗教的产生，历史在不同的源头上产生了不同的文明，而且这些不同文明产生的时间点都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也几乎产生于地球上一定的纬度之内；更重要的是，卡尔·雅斯贝斯论述了在轴心期后的三千年历史中，每当一种文明走向黑暗时期，每当一种文明走到最低点，它都是重新回到自己的源头，回到自己在轴心时代的文明精神的源发之地去寻找力量——这种力量像光一样一次又一次激发这种文明所孕造的人，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站起来，创造新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不接受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的说法，因为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上帝之子。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民族在不同文明的起源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1938年的时候，胡秋原[14]先生发表了《中国文化复兴论》，其中大概第一次提出了：在形式上，文化是民族的。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有了文化不仅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性质上也具有民族性的认识。
在讨论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公益慈善界主要是要回应什么问题呢？主要回应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公益慈善史是何时、何人开启的？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一个说法，说是西方传教士开启并培植了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要回应。第二，在慈善文化结构的内层上，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支撑点？
回应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公益慈善到底是不是经由西方传教士的介绍、培植而开始的？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做了许多公益慈善事业，这个事实应该被肯定，但是，中国的慈善史不是从那个时代才开始的。只要读两本书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一本是朱友渔先生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15]。在这本书里，朱友渔先生把“四书五经”、历代经典中的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都概括了出来，介绍了贫困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历史上慈善活动的贫困救济作用，而且，当时中华民国刚刚诞生，他就已经看到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产生以后，慈善将有的一种可能的新前景。第二本书是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资女士的《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16]。梁其资女士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使用的藏于国内外的地方志就2615份，她主要讨论明清以来出现的中国慈善组织，而且并不包括家族义庄、寺庙善举和政府的赈灾济贫。《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是我国慈善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作；《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则堪称我国慈善组织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慈善的思想文化、组织机构、组织行为，其实可以有相当远的追溯，并不是西方传教士来了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兴起慈善的观念和行为的。
回应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慈善有哪些支撑？儒释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都支撑着中国人的慈善精神。佛家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撰于约公元3世纪的《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支撑慈善行为的是一种用爱护心给予众生安乐、用怜悯心解除众生痛苦的慈悲情怀。道家追求长生，东晋道士葛洪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并且要“赈人之急，救人之穷”，这是以道教求永生的终极关怀支撑慈善行为。儒家精神的核心是“仁”，这也是中国公益慈善精神的核心，孔子说，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我重点说一下孔子“仁”说对我们认识中国慈善文化的启示。第一，慈善的标准在内在己，不论多寡。王阳明曾经有个精彩的比喻，他说，尧舜万镒之金，凡人犹一两之金，但如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也是纯金。[17]是故，以“仁”看慈善，只看出发点，不看做大做小。第二，慈善有可欲性，无论条件。只要自己真想做，就一定能做，这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做不做慈善只关乎是否有慈善之心，而不在于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第三，慈善具有同体性、平等性，无分人我。这里并不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而是“己欲立”和“使人立”互为条件，只有建立己立人立的社会环境，才可以真正达到己立，所以，宋儒张载提出“立必俱立”“成不独成”。现代慈善不也就是要追求和创造这样一个均衡、共享、平等、正义的世界吗？
（二）慈善文化的外层与时代性
下面我们来讲慈善文化的物质层，也就是被慈善行为所完成的物化形态。慈善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最开放的、最易变化的、最易普及的、最切合时代性的，是慈善展现的最好表象。它最切合时代性，所以我们要提一个如何看待时代性的问题。
文化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说先进与落后？从文化的文明本源即民族性上来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能说哪个民族的文化是先进的，哪个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讲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要讲在文化的时代性中它和时代的切合程度如何。讲文化的时代性，就是在时代性中看它能不能回应时代的使命和挑战，跟不跟得上时代的急迫问题。在互联网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作“时代性大于区域性”，意思是，在历史进程中间，总有一些事件代表时代的趋势，而另外一些事情只在自己的区域里有意义。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区域性大于时代性的，也就是说，时代性是相对滞后的。我举个例子。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这是世界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但是中国人那时候并不知道。那年的11月，康熙皇帝送刻有太皇太后徽号的石碑去东陵，以彰显和弘扬孝道。途中，他发现路边沟渠里漂着尸体，大为震惊，因为这些尸体未经埋葬就被人抛入水中，于中国人的孝悌之道是相违背的。于是，他从自己的内帑（皇帝私财）中拨出五两银子，交给当地的村长，让他代买棺木，把水中的尸体埋葬。那名村长当即跪地道谢，感谢皇上恩德；一路上，老百姓也都聚在道路两侧，山呼万岁，很多人流下了热泪。[18]
在这个例子中，皇上施恩典是区域性的事，时代和它之间碰撞的力度很弱。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任何时代性的问题都会对区域性产生极大的冲击。融合着文明碰撞的时代性命题，要求中国人交出答卷的，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的印度无论是政治、国家管理能力，还是经济发展能力、人口、生产力，都远远不如中国，但其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二次要我们回答，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来自西方的冲击。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大概从北宋五子[19]开始认真填写，一直到王阳明，中间有朱熹，直到宋明理学完成，这份答案大概在后来五百年的时间中都是一份合格的答案。而第二次，现在我们在座的都是在考场上填卷子的人，这份卷子是不是能够出色地答出来，尚未可知。
时代性和民族性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即“时代性内容中寓有不变的永恒性内容，民族性内容中寓有通行的人类性内容。所谓文化的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内容，是说同一内容的两种不同性质……民族性就包含在时代性内容之中，时代性亦包含在民族性内容之中”[20]。由之，我认为，关于慈善文化有三个时代性命题：一是如何秉持个人的动因又利于行业在社会治理中的界别发展？二是如何在跨文化视野下理解文化本位？三是如何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慈善行为？这些题目都是我们应该在公益慈善业界思考和讨论的。
（三）慈善文化的中间层
接下来，简单讲一下中间层的问题。中间层是行为层，是内层和外层之间的构造层，是慈善文化三个层面互为因果、互为依存的转化层。它对今天我们公益慈善业界如何在慈善文化研究中发力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台湾的财团法人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以下简称慈济）。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它大概是目前华人世界中做得最好的公益慈善机构。它1966年成立于台湾花莲，起步于证严上人带领六位弟子每天增产一双婴儿鞋，加上30位妇女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展开慈善济贫工作。如今（截至2017年底），慈济的身影遍布全球57个国家/地区，有超过1000万人为它捐款，志工服务人次超过2000万。2017年，它的捐款收入总额是61亿元新台币，大概14亿多元人民币。对于这个案例，从慈善文化的角度，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慈济的底蕴是佛教文化，但佛教不是讲出世的吗？最好的布施不是法布施吗？那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慈善呢？慈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佛教的出世怎么能够兼顾淑世？他们通过一部经典《药师经》，来完成思考。在《药师经》中，月光菩萨发了十二大愿，其中有好几个愿都是众生之安康富足。1963年的时候，证严上人偶遇印顺法师，印顺法师是20世纪佛学大家，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佛学家”，当时证严上人正准备受戒，在她受戒前，印顺法师送给了她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证严上人说，当时这六个字就像一道闪电打到她的心里，她一辈子实践的就是这六个字。
但去实践这六个字的时候就会遇到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去淑世？什么时候去救苦救难？是不是先要去修炼成菩萨才能够去救苦救难？对于行无缘之慈、同体大悲，大乘佛学认为，利他是觉悟的必需的过程。《普贤行愿品》里有这样的话：“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也就是说，要求菩提，要真正觉悟，就要走向众生，要从众生的苦难中间去实现佛道。大乘佛学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叫“缘起性空”，它的本意是讲，万物都因为因缘和合而产生，如果自性不空，这些因缘就不能真空生妙有。印顺法师认为，性空是通过缘起来把握的，所以在每一个因缘中间都要入因缘，而走向众生就是入因缘，但入因缘同时又要保持超越，这就是在缘起处性空。
禅学史上还有一个案例，《五灯会元》上这样记载：百丈禅师讲课，有一个老人每次都来听。有一天大家走了之后这个老人留下来，他跟百丈禅师说，我五百世以前也是一个修行人，但因为答错了一句话而被打落为一只野狐狸。百丈禅师问他是什么话。老人说是“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他答否，因为他认为大修之人即修成的人，就不落因果了。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于是问百丈禅师：“大修之人，入因果否？”百丈禅师回答：“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就是缘起性空，在缘起中性空，也就是印顺法师说的，把握性空要在把握缘起中。
证严上人对此有一个非常妙的解释：“付出无所求。”意思是，付出就是缘起，不管是付出省下来的5毛钱菜钱，还是去付出劳动以帮助他人，都是缘起，而无所求就是性空。这就是从利他走向觉悟之道。这也是我所讲的从慈善文化的内层走到中间层。那中间层是怎么转化的呢？慈济也还在进一步归纳总结中。
我要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第四世界国际运动。第四世界国际运动源于法国，现在遍及欧洲，是全球性的著名的反贫困机构，在联合国有相当的地位。联合国总部有一块纪念石，上面刻着一句话，“对赤贫若是无睹，就是侵犯人权”，这句话就是这个机构提出来的。[21]它的慈善文化的内层是“认主”。怎么样认主？穷人就是主，认主就是在穷人中认出自己，自己首先要像穷人一样生活。他们认为现代的人类历史是缺失的，是只有一半的历史，因为现在的历史是那些有发声能力的人的历史，而发声能力是以金钱和地位为标志的，这使得现在的历史只是有钱人和有地位的人的历史；他们致力于补充另一半，要让那些生活都没有着落的人的声音也能留在历史的回廊里，所以，他们做穷人的口述历史档案馆。他们有些志愿者一干就是一辈子。这个案例其实我是可以做一个完整的阐述的，但因为今天没时间了，我不能展开来讲。[22]
总的来说，今天要讲的结论是，慈善文化三层次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中间层是内层的行为化，外层是内层通过中间层的物质化。
但今天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框架式梳理，如果要真正深入进去，还需要对每一层面进行切入，而所有这些切入最后都要回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结构、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我们自己的伦理方式是怎么建立的？而对于像敦和基金会这样一个致力于文化建设的资助型基金会，首先就要问：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是从国际上学来的权利本位的文化吗？事实上，在敦和基金会，我们提倡的不是权利本位，而是责任本位、责任伦理。权利是可以转让的，但责任像尊严一样不可转让。不可转让的责任区别于可转让的权利的是什么？权利是外生的，责任是内生的。[23]对于个人，我们在做的一切，我们都要问，我们个人内心的深层结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公益慈善作为职业，只是因为现在它有点时尚吗？
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庞朴（1928年10月～2015年1月9日），中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化史家，生前曾任《历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山东大学终身教授等职务，长期致力于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其学术观点“一分为三”说、“火历”说等，引发了海内外学界广泛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他频繁发表有关文化学和文化史的文章，对文化的概念、属性、结构层次、中外文化现象、思维方式等进行阐述，起到推动当时文化研究热潮的作用，这些文章后结集出版为《稂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书。
[2]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生前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及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学术专著包括《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在非有非无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
[3]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17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散文家之一，是实验科学的创始人、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主要著作包括《论学术的发展和价值》《新工具》《论说文集》等。
[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11页。
[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11页。
[6] 庞朴：《文化概念及其他》，载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第69～77页。
[7] 周秋光：《中国慈善文化：历史与现实》，“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35讲，https：//news.qq.com/a/20100419/001143.htm，最后检索时间：2020年5月10日。
[8] 此处指余英时先生。余英时是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师从钱穆、杨联陞先生，治学自史学起，中西、古今贯通，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代表著作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荣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唐奖首届汉学奖。
[9] 参见余英时著《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台北：时报文化，1984。
[10]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五·第十五·孟尝君列传》。
[11] 通常以为，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愔等人奉帝命，由西域迎沙门竺法兰及迦叶摩腾还洛阳，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但论者对此尚有争议。例如，中国哲学史家劳思光提出，前述事件只表示官方正式为佛教建寺，允许其流行，而依史籍记载，实际上在此之前佛教已非正式流入中国，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曾记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其中的“八年”即永平八年，固可推测在永平八年之前，楚王英已持信某种佛教教义。参见台北三民书局2015年出版的第四版劳思光著《新编中国哲学史（二）》，第241～242页。
[12] 卡尔·雅斯贝斯（Karl T.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也译作卡尔·雅斯贝尔斯，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观点。他的其他代表作还有《现代的精神状况》《尼采》《存在哲学》《论韦伯（选集）》等。
[13]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7页。
[14] 胡秋原（1910年6月11日～2004年5月24日），史学家、评论家，民族主义者，曾创办《文化评论》等杂志。1938年，他在重庆出版《祖国》月刊，并发表《中国文化复兴论》一文，旨在发扬民族主义。
[15] 朱友渔（1885年12月18日～1986年），社会学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909年赴美留学，先入纽约市圣公会总会神学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并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即《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A Study in Mutual Aid），该论文2016年由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翻译组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被认为是首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传统及其精神的经典之作。
[16]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7] 原文参见《传习录》，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人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此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
[18] 参见〔英〕小约翰·威尔斯《1688年的全球史》，赵辉译，海南出版社，2004，第188页。
[19] 北宋五子指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他们对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0]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论纲）——为庆祝梁漱溟先生执教70年而作》，载庞朴著《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第149～153页。
[21] 1987年10月17日，逾10万人响应第四世界国际运动发起人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的号召，聚集到法国巴黎的特罗卡德罗（Trocadéro）——1948年，联合国大会在这里通过第217A（Ⅱ）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以纪念赤贫、暴力及饥饿的受害者。这次集会宣称，赤贫是对人权的侵犯，并重申大家需要团结起来，保证穷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这一确信被描述为“对赤贫若是无睹，就是侵犯人权”，并被刻在集会当天揭幕的一块纪念石上。这块纪念石后来被复制并摆放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地方，其中就包括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s：//www. un.org/en/events/povertyday/background.shtml，最后检索时间：2020年7月19日。
[22] 详见本书《探寻第四世界国际运动的思想逻辑》。
[23] 详见本书《敦和基金会团队中的责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