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辑 承担思想的责任
以公益为志业
【编者按】此篇是陈越光先生2019年12月23日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上的总结演讲。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或者说值得投身于公益呢？陈越光先生的答案是，公益可以超越单纯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而成为与生命热情、生命追求合而为一的“志业”。但是，公益何以能为志业呢？又或说，公益本身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以至于能让人对它怀抱信念、信心并投身呢？而以公益为志业，又需要怎样的外在和内在支撑呢？陈越光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试图一一给出的答案。显然，他受到了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著名的“志业演讲”——《以学术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的启发，他也在演讲中频繁引用其中的表述和思想；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这次演讲中表达独到的见地及其价值。从陈越光先生对作为志业的公益的深切敬意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对一代乃至数代中国公益人的诚恳的激励和期望。而在这背后，彰显的是他作为行业前辈的启人清明的责任感。
我是第一次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年会，有一种感受，概括为四个字——“波涛汹涌”。1500人的大会，从繁密的议程到激扬的思绪，从12个平行论坛提出的问题到大会演讲的宏观分析，从熙熙攘攘的“罗马街市”到零碳排放会议的绿色行动，其共同充实了激荡的两天。[1]
我应邀为年会做总结。我总结的养料来自你们，但归纳是我的，如有所不当，请大家批评。
一 什么是我们共同的“初心”？
我的总结不可能去还原过程，但我企图在这“波涛汹涌”中寻找一个思想的凝聚点，企图在我们经历的奔波和茫然中立起一个可以回应年会主题的支撑点。
年会的主题是“坚守初心、共谋发展”。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在座各位来自不同的机构，有基金会，有社会团体，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等；工作的领域也不同，有环保的，有扶贫的，有弱势群体帮扶的，有教育文化的，等等；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从业时间、入行起因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就个体来说，我们各有各的出发点。那么，我们在整体上可不可能有一种共同的初心呢？如果有，它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帮助痛苦和困难中的人是我们的初心，难道医务工作者不是如此吗？如果我们说创新是我们的初心，难道科技界不比我们更迫切吗？如果我们说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的初心，难道政府和企业比我们做得更少吗？应该说，这一切都有，都包含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是“以公益为志业”的人——公益是我们的人生职业，公益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公益也是我们的生命追求！
“以公益为志业”，可以是我们共同初心的一种概括。
二 什么叫“志业”？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发起人之一、董事，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写过一本书《原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工作，要么是（1）你想从事用于养家糊口的一份职业，要么是（2）你想完成的使命，要么是二者的结合体。我敦促你尽可能把工作看成（2），当然也承认（1）的价值。如果你能这样想，那么几乎每件事都会做得比你不这样想时更好。”[2]
瑞·达利欧在这里讲的两种对工作的不同心态会有不同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把工作作为职业还是事业的不同。那么，在事业之上，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归纳，一种更高的境界呢？
当你们看到我把“以公益为志业”作为大会总结的标题时，熟悉思想史的人都会想到一百多年前伟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两篇经典演讲，一篇是《以学术为志业》，另一篇是《以政治为志业》。[3]马克斯·韦伯的这两篇演讲，在思想史的天穹中划过一道当代性的闪电，一百多年来光焰不灭。
“志业”（Beruf）这个德文单词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职业、行业、职务，另一层是天职。从天职这一层意思看，含有信徒对宗教信仰追求的意思，涉及终极关怀和献身精神。
马克斯·韦伯当时讲，在德国，一个年轻人要从事学术，要在大学里面教书，先得有一本专著，还要通过一次考试，才能获得编外教师的资格；获得这个资格后，可以开一门课，但是没有薪酬，只能收学生的听课费，而什么时候会有正式教职是无法预期的。所以，他认为，以学术谋生，投入产出比是不匹配的。那为什么还有人要追求学术呢？因为学术背后有一种功能，那就是可以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给人以理智的清醒；而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责任就像天职的召唤一样。所以，他对青年学子说，如果真要选择学术，就要以学术为志业。
如果从理性经济人的观点看，人们在一百多年前是不会选择在德国当时那种状态下[4]以学术为业的；在今天，人们也不会选择在中国做公益这个职业。而之所以选择了，自然就是因为有一种内在的动力，一种志业方向的推动力。
三 公益为什么可以成为一种“志业”？
中国公益界的人每到年初都有一种焦虑，我称为“数字焦虑”。一方面期待知道去年的慈善捐款数据是多少，而另一方面这个数据往往不看心里惦记、看了心里难过。
2017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1525.70亿元，占同年GDP的0.15%。2018年，中国内地款物捐赠总额1439.15亿元，占同年GDP的0.16%，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地区的185亿元，再加上志愿者贡献价值换算后的823.6亿元，也就大概2448亿元，达不到国内家政业的一半。2018年，中国家政服务业经营规模约5762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超过6000亿元。从这样的比例和数据来看，如果我们说有一支浩浩荡荡的职业公益人队伍在从业，难免会有人因为这些数据的微不足道而嘲笑公益行业的社会价值。
但是，对不起，如果真有人因此认为公益是可有可无的，那只是他在愚蠢地卖弄他的浅薄！
我们每个人，买房子花多少钱你很清楚，买车、买衣服花多少钱你知道，买化妆品花的钱你也知道，但你知道你买水花了多少钱吗？一个月，一年，一辈子，花多少钱买水？你预算过家里买水的钱要多少吗？恐怕没有。但是，水对你不重要吗？
公益对一个社会，某种意义上就像水对于生命一样。
在社会的正常时期，公益的价值功能有四项：一是济困解难的互助功能；二是协同治理的公共协调功能；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探索功能；四是人自身发展的精神倡导功能。
这是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那当社会不正常，社会进入黑暗时期、进入危机时期呢？这个时候，有没有公益，有没有慈善，就会成为社会的一道底线。在战争、动乱、破坏和疯狂的社会中，只要有公益慈善在，它就还可以算是一个人类的社会，当然是糟糕的社会；但是，如果没有了公益慈善，那就只是野兽的丛林了。所以，我们说，公益在社会下沉时是一条维护人性、维护人类的社会底线。
那当社会美好，所有中国梦、人类梦都实现了的时候呢？或者，当我们进入一个机器人劳动的时代呢？那个时候，还有公益吗？20世纪末，一些美国精英讨论过一个话题，认为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将来有20%的人劳动就可以养活100%的人，那另外80%的人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提出了“奶头乐理论”，要用社会福利把另外80%的人养起来，再提供一些消费性娱乐。[5]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这种动物有思想，除了活着以外，他还要寻找活着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即使到我们想象中的大同世界，依然需要公益慈善的承载：那个时候，公益慈善的出发点更多的不是被他人的苦难和特定的同情所召唤，而是对自己行为的认可和追求；那个时候，捐赠更多的不是金钱物质，而是生命时间；那个时候，公益行为不是单纯帮助，而是实现人生意义的互动。
马克斯·韦伯在世俗事务中提出以学术和政治来比照宗教事业的追求，我以为是注重了它们的公共性和恒久性，而公益也同样具有充分的公共性和特有的持续性。所以，公益也是可以成为志业的。
四 公益作为一种“志业”（职业方向）的行业要求
一个人以学术为志业需要什么条件？大概要满足四种条件：第一是本人有持续的学术兴趣；第二是有知识供应，比如说有老师，有图书馆，现在来说是有网络；第三是要有学者共同体的交流与认可，比如参加学术会议、发表文章、参加学术团体；第四是要有谋生的手段，即要有一个身份的肯定，比如教授或者研究员，还要有薪酬，因为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同样要活下去，同样要养家糊口。
反观这点，我们就要问，以公益作为一种志业——这里讲的志业更多体现在职业方面——对行业有什么要求呢？
问到这个问题，公益人，尤其是职业公益人，往往有一种痛，那就是专职的从业者面对的是无专业的行业。这时候我们不能不问：我的职业的专业性是什么？职业的基本保障在哪里？行业组织在哪里？行业的基础设施在哪里？这样的对行业支撑的追问，我们可以列出一张表出来。
在这里，我想在宏观上提出公益行业建设当中三项紧迫而重要的事项。
第一，理论文化建设。不解决知识生产问题，就无法建立行业的专业性。在这两天的会议上，这个呼声很强烈。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行业的公共平台，行业建设的内生支撑点。
第三，生态体系建设。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前两者包含在生态系统里面，但我要强调的生态体系是关系问题，是行业内外关系的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它是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能不能不断吸纳外部的资源？能不能不断吸纳全社会的创造？
不能及时吸纳人类进步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就容易萎缩。今天，在中国，公益这个行业能不能具有开放性？还是说，我们总想要刚性地界定公益的“界”在哪里？这样的界定对行业是有危害的。刚才资中筠先生[6]介绍了很多美国新公益的事例，它们虽然未必就是未来的主流，但对我们是非常新鲜、有启迪的。中国公益能不能不断往前走，取决于这个行业是否能不断创新，也取决于这个行业是否能对外开放、能不断从社会上取得能量。
内部的行业生态关系，既有微观的机构内部岗位设置和职业保障，又有宏观的业内生态关系。行业内是大鱼吃小鱼的资源争夺关系，还是自组织化的生态生长关系？
五 以公益为“志业”（天职方向）的内在支撑
个体的初心各不相同，但共同的初心是不同个体可以共同选择的，只是它必然不是所有个体都必须或已经选择的。
如果真的要以公益为志业，需要有什么样的内在支撑？首先，我们不能把情怀一笔抹杀，因为公益的情怀依然是今天中国公益人投身公益时起心动念的初因。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透过资本原始积累的疯狂与血污，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又在这精神深处发掘出创造性劳动、勤奋、节俭的神圣性。而我们又为什么非要在其心向善的公益活动中强加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动因呢？
当然，情怀只是我们以公益为志业的第一步，背后还要有一个东西支撑它，那就是伦理。一个学者的最高伦理是“智性的诚实”[7]。一个公益人的最高伦理应该是什么呢？我想，一个公益人的伦理应该是对公共利益充满热情的责任感。以这种责任感为最高伦理，我们可以追溯到孔子的“义命分立”[8]。有了这样的最高伦理，才可能有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为什么要讲充满热情？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的演讲中，区分了两种政治家，一种是为了生活的，一种是为了使命的。为了使命的政治家们有一种“踏实的理想”，有向着“踏实的理想”充满热情地去皈依的精神。[9]在公益人的责任伦理中，同样需要“在用热情来追求某一项‘踏实的理想’之同时，引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针。”[10]
在责任伦理的背后是什么？是我们的专业精神。专业和业余区分在哪里？马克斯·韦伯说，在学术上“业余人士与专业工作者唯一的不同，在于他缺少一套确切可靠的作业方法，因而往往造成一种结果，使他无法对他的一项直觉的意义，加以判定、评估及经营发展”[11]。公益执行上业余与专业的差别，不在出发点的情怀上，甚至不在发现问题上，而在持续地解决问题上。第一是持续性，第二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积累。专业，是我们对责任承诺的支撑。
最后，我还想说，以公益为志业，在情怀、伦理、责任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召唤。为什么我们说马克斯·韦伯的两篇著名演讲是在思想史的天穹上划过的一道闪电呢？因为他深刻地指出了人类当代性的一个根本危机，那就是现代人的意义危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传统社会真善美的统一性被瓦解了，真的未必是善的，也未必是美的，所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马克斯·韦伯没有告诉我们解决之道，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不可能退回去，只能往前走。投身公益探索的人们，实际上是处在这个世界矛盾和撕裂的最前沿。我们有最切身的感受，但是不是我们也会有对人类精神创造最直接的贡献呢？在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我们在最深层面上也能探索建构一个新的内心世界吗？
当代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们和我们以后几百年的人依然在二元分立的世界中生活，内心有善良、有认定的价值，但只是用工具理性的方式完成社会中要做的事；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几代人，或者是十几代人有足够的创造力，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新的观念思想，就像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那样，完成人类文明新的建构——这不是最大的公益吗？！
各位，我最后说一句祝愿的话。我们都向往所谓的诗和远方，但诗在哪里，远方又在哪里呢？我想，一个以公益为志业的人，应该有勇气让自己成为诗，并以自己的脚步所至走出一个远方来！
[1] 2019年11月22～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以“坚守初心、共谋发展”为主题，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共有来自600余家单位的近1500人出席。
[2] 〔美〕瑞·达利欧：《原则》（电子书），刘波、綦相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451页。
[3]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曾任教于德国柏林大学、弗莱堡大学及海德堡大学；他一生著述甚丰，其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知的作品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等，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收录的正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也有译作《以学术为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也有译作《以政治为志业》）。
[4] 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演讲发表于20世纪初。在当时，德国经济迅速崛起，于1913年超过了英国，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次年，德国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德国出现了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流派，这些流派彼此争论不休，年轻人普遍感到迷茫。参见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钱永祥等翻译的《学术与政治》。
[5] 吴晓波2017年6月11日发表的《布热津斯基的“奶嘴”》被认为是中文世界介绍“奶头乐理论”最广为人知的一篇文章。在其中，吴晓波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旧金山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多名经济、政治界精英的会议，其中包括乔治·布什、撒切尔夫人、比尔·盖茨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精英们一致认为，全球化会造成一个重大问题——贫富悬殊。这个世界上，将有20%的人占有80%的资源，而80%的人会被‘边缘化’。”“布热津斯基表示，谁也没有能力改变未来的‘二八现象’，解除‘边缘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的办法只有一个，便是推出一个全新的战略‘tittytainment’，即在80%人的嘴中塞一个‘奶嘴’。”其中，布热津斯基指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战略外交家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但是，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中华传媒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方可成的考察，关于“奶头乐理论”的来源，疑点太多，可信证据太少，值得质疑。参见方可成《为什么说“奶头乐”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理论”》，https：//mp.weixin.qq.com/s/UDaAo80vxWLJv3V1Z06O6A，最后检索时间：2020年7月1日。
[6]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其著作《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15）自2003年第一版《散财之道》出版以来，对提升中国公益从业者、企业家等群体的现代民间公益认知起到积极作用。
[7] 马克斯·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而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参见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的《学术与政治》。
[8] 孔子肯定人的主宰性，又区分应然与实然，即人能立公心、求正当是人之自觉主宰的求“义”，而人又面临不为人的自觉所能控制的限制，《论语·宪问》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这方面的论述表现为他的“义命分立”之说。参见劳思光著、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一）》。
[9] 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的演讲中区分了两种从事政治的人：一种是“依靠政治而活”，即从政只是其谋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义而没有内在价值；另一种是“为了政治而活”，他们从事政治是听从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参见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的《学术与政治》。
[10]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电子书），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第355页。
[11]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电子书），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