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文化研究与青年学者
【编者按】为搭建公益慈善领域的高端学术平台，鼓励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慈善学人开展学术交流，2018年7月18日，敦和基金会与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公益慈善学园协办了第二届“敦和·竹林论坛”。此篇为陈越光先生在论坛上的总结发言。对慈善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青年学者，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注重于精神上保持“青年性”，保持挑战性，把一切成功都看作供自己去砸烂的“锁”；二是要注重学科框架的建设，包括学科的模式、结构与框架、具体与普遍的关系、方法与过程的历史追溯等；三是要建立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视野。
一 为什么要加强慈善文化研究？
敦和基金会是资助型基金会，一年一个多亿的资助额；去年（2017年）比较多，完成资助4个多亿。我们的资助方向本来是两类，一类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创新，另一类是公益项目。所以，我总讲“以文化精神引领公益项目，以公益手段支持文化建设”。但是，我们特意在“文化传承”和“公益支持”这两类中间加了一个“慈善文化”，为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第八十八条提出了慈善文化教学、研究、普及与弘扬的问题。[1]但现状却是一个梯级滞后的状态。
总体来说，虽然我们的慈善事业可以说正处在当代发展最快、容量最大也是最好的时期，但还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从慈善行业内部看，慈善文化滞后于慈善组织的发展；从慈善文化看，慈善研究滞后于慈善传播；而在慈善研究领域，其深层面的心理意识、伦理哲学如何支撑慈善的环境、治理、行为与项目等中间层建设方面的研究，滞后于慈善历史与现状、慈善项目手段等研究。
这是一种梯级滞后的状况。可以说，慈善的整体研究、慈善文化这个领域的整体发展，与《慈善法》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是需要加强的。
我们再来看行业内部的未来趋势。上个月（2018年6月），我在公益十年高峰论坛[2]上做过一个演讲，谈了未来十年行业的一些新的动向、新的趋势。当时我提了七个趋势。今天不是一一分析这些趋势，而只是请各位注意其中的这一条：“由在问题面前寻找方法，到在方法背后探讨文化。”
我们从整体上来说，全国现在大概有6000多家基金会，其中99%是项目操作型的，也就是一手找资金资源、一手直接去运作项目的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总体来说一定要首先发现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设计成一个公益产品，然后用这个公益产品到社会上筹资。所以，这样的基金会一定要发现问题、概括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完成为一个供给产品，把它产品化，然后去筹资。对于它们来说，“在问题面前发现方法”是一个通则。
但是，这些方法是怎么学来的呢？我们去看现在那些活跃的基金会，基本上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立的，而当年大部分公益项目操作方法的传授者是谁呢？是福特基金会[3]。所以，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打着国际基金会的烙印，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间，有的能适应，有的是有一定的冲突的，有的我们解释不透。
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并不去分析这些方法背后的文化问题。今年（2018年）6月初的时候，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几家基金会组织召开了第三届佛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会议，他们倡导以信仰为支撑的公益组织。这里就涉及内层需要的问题，就有一个方法背后的文化问题了。比如，慈济基金会是一家佛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它以佛教信仰为基础、为支撑、为内核，在他们的方法背后有两个文化问题：首先，佛教不是以出世为导向的吗？怎么来纾困解难做入世的事了呢？人有困苦艰难，苦、集、灭、道，苦正是觉悟的前提。在现实中帮助人解决困难，在佛教文化中有什么正当性呢？他们在大乘经典《药师经》中找到正当性，药师佛的十二大愿里有对众生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修佛的人是不是应该先修成正果再行善事？先成了菩萨，再救苦救难，是这样吗？佛教讲缘起性空，证严上人法师把“做好事不求回报”作为缘起性空的修行之道，去行善、做好事就是“缘起”，做了好事不求回报就是“性空”！所以，慈济基金会在理论层面是有支撑的。
慈济基金会能做成现在全球最大的华人慈善机构，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你的操作手法很好、模式设计很好，但如果你在内层完全没有文化力量的系统支撑，第一，你的规模会有限制；第二，你走不长，一时的热闹和辉煌可能在你这边，可历史的久远性不在你这边。
我们要理解方法和文化的支撑关系，就需要探讨慈善文化的结构问题。慈善文化三个层面的结构和文化自身的结构是一致的：核心层是价值、观念文化形成的意识层；中间层是机构、方法、法规环境等行为层；外层是行为物化为成果的物质层。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展开讲。[4]
我们现在的公益慈善机构基本上都是从行为层入手，然后在外层验收，也就是在操作行为层面上开始进入，然后希望在物化层面上看到成果以验证。现在开始有机构关注文化，而且我认为未来像慈济基金会这样深究组织文化的机构会越来越多，也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关注内层对中间层的支撑如何完成的问题。
二 希望慈善文化研究领域的青年学人注重什么？
今天参加论坛的基本都是青年学者，还有很多是青年学生。对青年学者，我们从行业的角度上，有点什么希望？
（一）注重于精神上保持“青年性”
我为什么第一要讲注重于精神上保持“青年性”？刚才我参加第三组讨论的时候，米加宁老师在点评时特别强调一个问题，一个学生在做学术的时候要落地，我很赞成。在现代学术规则中完成学术题目，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叫N+1，你先穷尽这个N是什么，再加上你的1，也就是说资料收集的完备性是你论述的前提。但是，既然是青年学者，就要有青年的性格。青年是什么？我在另一个会议上讲青年的性质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青年是什么？
青年就是衷肠还没有被世故磨冷，就是热泪涔涔而不只是由于自己的不幸，就是天涯海角有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就会像疯狗一样狂吠起来；
青年就是好高骛远，就是吹牛不打草稿却也并不为了什么；
青年就是再难熬的事只要熬着就会有出路；
青年就是所有的长者对他们的评论都可能不对而他们又不屑于评论长者；
青年就是看一切成功都只是供他去砸烂的锁！
所以青春是美好的，而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是未老先衰的，他们一辈子没有青春岁月！
这里，最重要的是青年看一切成功都只是供他去砸烂的锁。为什么？我所说的要保持“青年性”其实就是要保持挑战性，尤其是在慈善文化这个领域。坦白地说，值得你们去砸烂的锁并不多。一个青年学人在建构自己的学术未来的时候，是要有这种品质的，因为这正是学术内在的动力。
马克斯·韦伯在一百年前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在其中，他特别提道：“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5]这就是科学和一切学术的命运和意义！科学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它具有“青年性”，而我们的青年学者是不是能在精神上长久保持这种“青年”的气质呢？
（二）希望注重于学科框架的建设
为什么要讲学科框架的建设？
你们看，今天与会学者名单上的26人中，注明“公共管理”的有12人，占46%，加上6人与公共管理相关（政治与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管理、工商管理、社会保障），共占69%（2/3），其他为社会学、国政与国关、经济、社科、马院等，没有一人是慈善或慈善研究方向专业的！此外，虽然称为“公益慈善学”的“系列教材”已有了第一本《公益慈善品牌管理》的出版[6]，但是公益慈善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作为学科的模式、结构与框架的轮廓至今并不清晰，作为学科的具体与普遍的关系描述至今尚未建立，作为学科的方法与过程的历史追溯也至今还无法展开。
柏拉图曾经说过，知识是经过证实的真实的信念。如果拿这个来定义，它还处于证实的过程中。希望注重于学科的建设，也希望注重于专题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的每一篇论文是你越专注于一个具体的点越容易分析清楚，但是在这之间，它的关系是什么？它的具体和普遍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现在很缺乏。
（三）希望注重于建立跨文化的视野
“跨文化”现在是个热门议题。性别之间有跨文化的问题，年龄之间有跨文化的问题，职业之间也有跨文化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跨文化视野，一是不同文明的文化之间，二是C.P.斯诺[7]提出的“两种文化”，即人文和科技之间。
为什么对于不同文明间的跨文化专题研究越来越多？因为人类自身的成功使自己填满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地域空间，已没有一种文明可以在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下独自生存了。全球化必然是跨文化的语境。
为什么还要强调在人文和科技两种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因为这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1687年，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使牛顿从一个教授成为一个伟人。牛顿在其中所说的“哲学”是在西方科学传统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将数学、观察与思想三者紧密又系统地结合起来的崭新的哲学；他不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是对个别现象进行解释和猜测，而是全面提供理解大自然的整套观念和方法，也就是现代科学。但是现代科学越发展，专业壁垒也越森严，已经不是常识理性可以理解和驾驭的了。
马克思早年也有个观点，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8]这里面有对现代思想的理解。所以，我们的跨文化视野中应该包括科学与人文的互相理解。
三 结语：虽未完篇，已有佳句
最后，我用一分钟为会议做个评论。中国文学史上有“大谢小谢”，大谢是大名鼎鼎的谢灵运，小谢是谢朓；小谢现在知道的人少一点，但他被同时代的梁武帝称为“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小谢对后来的李白、杜甫、王维都有影响，但他的诗也有缺点，后人评为“时有佳句，终少完篇”。我借用一下，八个字评今天的会，“虽未完篇，已有佳句”！
[1] 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在第八十八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弘扬慈善文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慈善理论研究。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活动，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
[2] 指2018年6月20日在山东曲阜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第一财经联合主办的“从历史到未来：2008～2018中国公益十年高峰会暨2018年《慈善蓝皮书》发布会”。在论坛上，陈越光先生做了主题为“慈善文化与中国慈善的未来”的演讲，预测了中国慈善未来十年的七大趋势，分别是：（1）公益界领导团队集体新老交替；（2）创业就业推动公益队伍扩张；（3）由在问题面前寻找方法，到在方法背后探讨文化；（4）“无边际的产业生态圈”（Sectors Without Borders）；（5）“筹资焦虑”还是治不好的“老病”，“投资纠集”将成为“时髦病”；（6）没有“走出去”就没有“国际化”，没有“国际化”还叫一流吗？将是个问题；（7）“无人”（AI）时代的慈善做什么？
[3] 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1936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全球性慈善机构。1988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它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基金会之一。除了在环境与发展、生殖健康、教育等领域开展资助工作，福特基金会还致力于与中国本土涌现的慈善机构分享国际慈善的前沿理念、最佳实践等。
[4] 参见本书《慈善文化的定义和结构层次》。
[5]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电子书），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第240页。
[6] 该书由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是公益慈善学系列教材之一。
[7]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年10月15日～1980年7月1日），英国科学家、小说家，他在《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
[8] 参见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