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公益界有责任关注公益理论建设？
【编者按】为了回应中国当代公益发展缺乏公益理论指导的核心问题，敦和基金会支持北京修远基金会开设了“中国公益实践与理论本土化转型”研究课题。2019年9月27日，此课题组织了首次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20余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实践者在深度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就“公益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反思”“公益实践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公益形态与中国社会传统的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此篇为陈越光先生这次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重点回应了三大问题：（1）为什么中国公益界有责任关注公益理论建设？（2）为什么我们要呼唤公益理论本土化？（3）以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实践基础的、面向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追求的公益理论到底是什么？
一 责任：理论创新，迫在眉睫
我想，理论滞后于实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宿命。公益事业是这样，经济改革其实也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讨论了一个问题：雇超过7个工人到底允不允许？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个以“八倍于本人劳动”来界定资本剥削的算法，就是说雇7个工人以上就是资本剥削。能不能突破这条？我们当时允许个体户了，但有些个体工商户出现雇超过7个工人的情况，政策到底允不允许？据说这个争论一直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没有说我们先在理论上讨论允不允许、可不可以突破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个算法，而是说，好嘛，有争论嘛，那就摆一摆嘛。后来，就没有再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讨论，而是实践在“不争论”中大步走到理论前面去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滞后最早可以回溯到1905年孙中山和严复的一场对话。当时，孙中山立志革命，跑到伦敦去会严复，希望以严复的声望来支持革命。严复跟他讲，民可以使之变，不可以使之骤变。意思是，变革是需要，但是不能一下子急剧大变。为什么？因为中国太大，你施之于甲，却受制于乙，你刚变了乙，又被丙拖累了。孙中山就问他，以先生之见，何为？严复说，兴民德，开民智，聚民力，你要多办学校，整顿民风，修路建设，要做这些事情。孙中山听完后，发了一句著名的感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先生乃思想家，鄙人乃实践家。”说完扬长而去，投身革命。孙中山的意思是，传说中黄河水三百年清一次，但人的寿命才多长？你思想家可以以百年之身立千年之言，但我一个实践家只能服务于当务之急啊。[1]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滞后于实践，一方面，使我们在实践中总是深感理论的贫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变革的优良传统之一，那就是每当社会出现重大挑战的时候，总是有志士仁人大胆地、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地去投身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虽然理论家还没有准备好，但实践家依然会义无反顾地走到前面去。
那么，中国公益实践现在面临着的理论贫困，是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本土的公益慈善理论不足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中国公益界难道有非常丰富的引自西方的理论吗？其实也很贫瘠呀。“两个失灵”理论，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从需求侧说明公益的发生意义；然后，“第三部门”理论；接着，20世纪80年代引入“民间社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引入“公民社会”理论。全世界有那么多经济学院、工商学院，但是有一家公益学院吗？全球独立注册的第一家公益学院还是我们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全世界最著名的礼来慈善学院，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二级学院，是1987年开始的一项计划，十几年前建制为学院。世界上的经济学流派、商业思想家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喧嚣一时，让我们目不暇接，但公益理论、公益思想家却屈指可数！可见，公益慈善整体的理论建设、知识生产贫竭，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普遍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公益界有责任关注公益理论建设。
二 方向：立足实践，面向人类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呼唤公益理论本土化？讲理论的本土化，这确实是中国慈善公益事业面对的独特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慈善公益的历史轮廓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在明清以前，中国慈善公益的大格局是非常发达的家族慈善，加上佛教道教的宗教慈善；在明清之际，16世纪末的明代，善会善堂兴起；到清代，慈善组织已很普遍，与传统的家族慈善、宗教慈善并存。这方面的慈善史研究现在已经不少了。在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公益影响巨大。到现代，就进入公益慈善的行业建构。但是，1949年后，我们在一个时期里逐步取消了慈善公益这个领域。在当时，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就是认为西方现代性讲“个人权利”是虚伪的，因为穷人的权利不可欲。一个得不到雇主的工人，他去哪里实现他的劳动权利呢？在这个意义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地制造了那么多绝对贫困，然后另一只手做慈善，这慈善就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我们认为，我们的制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分配已经剥夺了剥夺者，已经没有资本家来抢夺剩余价值了，社会分配已经比较公平；在第二次分配的时候，只需考虑灾民、残疾人等有特殊困难的人，政府来解决，所以就有了民政的赈灾济困，社会并不需要第三次分配。
但是，社会比理想复杂得多。就像1972年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认为空气污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产物。一直到1972年，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联合国环境大会，才发现，哦，这些东西都算污染，那我们社会主义也有，才开始更正这个观念。[2]
慈善问题同样。我们从理想主义出发，构建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没有市场的经济体系，并不能把社会问题都解决掉。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有了慈善公益行业。重新有了慈善公益行业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基金会成为我们普遍的老师，我们现在关于慈善公益的方式、方法、治理结构等，主要都是国际基金会在那个时候教的。这就有了一个外来理论如何本土化理解以及与实践结合的问题，特别是在这套东西深入下去后，在有些方面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为什么水土不服？如果我们把公益慈善的文化结构做一个剖面分析：上面最表层是物质化的，比如建成的希望小学校园；下一个层面是行为化的，是公益活动和项目的方式，比如怎么建组、怎么做项目，是方法论维度的；行为化的再下一层是理论化的，包括第三部门理论、两个失灵理论，等等；到第四层，也是最后一层，是价值伦理的。
在价值伦理层，上面是它的通道部分，下面是它的认同部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政府和公益慈善组织之间、公益组织互相之间、不同的行为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从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来看，有两种途径。西方的途径基本上是，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镜子，可以从认识他者来认识自我，所以，比较讲究有一定的对抗度，叫作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问题、寻找问题，形成张力，可以在冲突中解决矛盾和问题。但是，在中国，在东方思想中，路径是相反的。在中国，是通过在自我认识的深化中来认识他者。所以，中国人讲，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我们是通过想自己，推己及人，通过自我反思来理解别人，越对自己想得深入，对别人的关心也会越多。
西方和中国这两条通道是不同的，这是由东西方在轴心文明时期形成的“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两种不同的超越突破模式所决定的。但是，底层的东西，人类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西方和中国是相通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是应该相互尊重的。然而，实现这种价值的途径不一样。途径一旦不一样，理论建构就有不同，理论指引下的实践操作方法手段就会不一样。要解决这些理论的水土不服问题，就需要我们在方法的背后探讨文化。
讲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除了要满足我们的实践，还要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问题。今天的讨论中，有一个提法我不是很认同，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老二”，声音还弱，如果我们是“老大”了，我们说什么别人就都会在意了。其实，硬实力和软实力有关联，但并不完全等同。公元初，印度的佛学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但当时印度在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比中国弱很多。
今年（2019年）6月的时候，基辛格[3]有一个说法，他说我们不要争论和讨论中国能不能当“老大”，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成为全世界的“老大”以后，想对世界说什么？就是说，到那时候，你有一套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可以对人类说？对这个世界的蓝图和秩序，你有怎么样的理解和建构？这和我们光讲自己的目标是有不同的，要对人类说的东西一定是能够普遍认同。总不能要求世界秩序是“中国特色”，或者人类的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吧？所以，我们要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讲不同文化的共同追求、共同规则。而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有真正的创造性。
三 前景：探索新路，走向未来
第三个问题是本土化理论的建构问题。其实，我觉得所谓公益理论的本土化这个提法不是很好，因为它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会。这个误会是什么呢？就是搞不清我们以什么为本位。
如果我们以西方理论为本位，那么我们说这个理论在中国要实现本土化。但如果我们不是以西方理论为本位，而是以中国公益为本位，那么就不存在说哪个理论要本土化或不本土化的问题。在我看来，所谓中国公益理论本土化问题，其实是如何以中国思想、中国实践来建立中国公益理论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以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实践基础的、面向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追求的公益理论到底是什么。
全球的现代性大概经过了一波、两波、三波的发展，我们是属于第三波的。第一波，是在新教国家，这是现代性的宗教起源的出发地。第二波，是从新教国家到基督教国家，一个宗教中的不同教派，总的来说是一个希伯来拯救型宗教思想体系。在这两波里，现代性是有其价值追求的。但到第三波，像中国、日本，没有价值追求；也就是说，1840年前后，我们首先不是把现代性作为价值去追求，而基本上是从工具、手段、物质的层面开始接受的。
今天，我们需要对现代性的价值认同以及现代性遇到的挑战做出时代性的回应，我们的公益追求需要做出一个新的社会蓝图的展望。这个新的展望是什么呢？在现代化方面，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面。但历史地看，所有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那就是，这些国家八九亿人的现代化生活水平都是建立在石油能源产业的支撑之上的。前后两任美国总统都曾表示，如果每个中国家庭都像美国家庭那样要有两辆汽车，那将是人类的灾难。为什么呢？因为那样的话，地球就会崩溃。是，这个是现实。但这既然是现实，从中我们就要想到，这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理论本身的普惠性就有问题。要不然为什么美国家庭可以有两辆汽车，中国家庭就不可以呢？而且，非洲呢？全世界呢？那么，我们的社会蓝图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更具普惠性的现代化理论？我们能不能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相处相容上提出更好的路径？这就要求我们真正解决中国公益理论的建设问题，也解决外来理论的消化不良问题和融合创新问题。
最后，建议这一系列研究课题在组织实施中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注重“90后”为主体的公益实践者群体的探索。我国80多万个社会组织和30多万个社区备案组织中的从业者，主体已转向“90后”，而我们的研究者队伍主体还是“60后”“70后”，主事者甚至还是“50后”，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一定要强调对事件、对实践、对在公益活动第一线的“90后”青年人观念的关注。
二是既要有公益发生论、公益文化论这样宏观层面的视野，也要有公益行为论、公益机构的内部治理这样微观层面的关切。
三是这是一个机构组织的系列课题研究，但理论建设的知识生产是基于个人的，如何尊重个人观点？被称为“欧盟之父”的让·莫奈[4]说过：“没有个体，一切皆无可能；没有组织，一切皆不可持续。”希望我们在个人和组织之间有个好的平衡。
[1] 罗耀九主编之《严复年谱新编》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引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材料记，严复赴英交涉开平矿权期间，时孙中山适在英，闻严复到英国，特意前来访问严复。谈次，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之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当今之计，惟急以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2]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世界上13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以下简称《人类环境宣言》或《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行动计划》。这次会议被视为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同年召开的联合国第27届大会把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文件上签了字，承诺要与各国合作来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3] 指亨利·基辛格（Heinz A.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 ）。基辛格是为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奠定基础的关键人物，他在1973～1977年曾担任美国第56任国务卿。
[4] 让·莫奈（Jean O.M.G.Monnet，1888年11月9日～1979年3月16日），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外交家，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设计师及欧盟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