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近百年来关于近现代甘南藏区的研究综述

近百年来，有关近现代甘南藏区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层出不穷，成果甚丰。综观近百年来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民国时期和近20年以来。下文就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做一概述。

一 民国时期的近代甘南藏区研究

1.民国时期的甘南考察及其成果

在中华民国建立的短短几十年间，甘南藏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政要、学者来此工作、考察，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考察游记和初步的研究成果，现将其要目简述如下。

张丁阳《拉卜楞设治记》（撰写于1928年）[5]、张文郁《拉卜楞视察记》（撰写于1935年）[6]、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撰写于1942年）[7]、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撰写于1941年）[8]、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撰写于1935～1936年）[9]、宣侠父《西北远征记》（撰写于1925～1927年）[10]、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撰写于1935～1938年）[11]、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撰写于1937～1938年）[12]中的相关内容，以及马无忌《甘肃省夏河藏民调查记》（撰写于1941年）。另外，高一涵《拉卜楞一瞥》、葛赤峰《拉卜楞民族史话》、俞湘文《拉卜楞城区机关调查报告》、徐寅初《拉卜楞经济建设刍议》、洪文瀚《拉卜楞交通现状与今后辟建公路之管见》、李叔容《拉卜楞卫生漫谈》、李怡星《关于藏民的组织和训练》、张家钰《藏民的特性》等关于甘南藏区考察的文章于1941年发表于《新西北月刊》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社会学家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来到拉卜楞，对拉卜楞地区做了长达3年的实地调查，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李安宅写成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3]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藏学名著。此外，他还著有《拉卜楞寺概况》、《拉卜楞寺公开大会》、《拉卜楞寺藏民年节》、《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兼谈印藏佛教简史》、《喇嘛教育制度》和《黄河南亲王与拉卜楞》等。于式玉则更注重对藏民生活和风俗的考察，主要成果有：《拉卜楞寺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拉卜楞寺祈愿大法会的布施》、《拉卜楞寺藏区民间文学举例——民歌》、《拉卜楞藏民妇女之梳发》、《藏民妇女》、《我的同院——一个藏族女性》、《介绍藏族妇女》和《三科乎滩欢迎辅国禅化嘉木样呼图克图由藏返拉记》等文章[14]。

2.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撰修的地方志

主要有以下成果：宋子才《甘肃省临潭县志》（私修，此书成于1945年，未刊，现存重庆北碚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存有复制件），此书不分卷，基本是从光绪版《洮州厅志》相关部分摘录，加上了抗战胜利时期的户口、乡镇等数字，参考价值不高。马锐主修《临潭县志稿》（官修，成于1942年，未刊，现存甘南州档案馆），此书不明册数，缺1～3卷，只剩4～8卷，分别为教育志、风俗志、人物志、艺文志、大事记，此书略古详今，愈近愈详，对当时事件记载详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李永瑞撰《夏河县略志》（官修，成于1947年，现存甘肃省档案馆，共4册，只存第4册），记载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粮政、社会、合作、计政、军法等内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夏河县的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张其昀编《夏河县志》（私修，成于1935年，手抄件存甘肃省图书馆），该书15000余字，包罗齐全，言简意赅，对当时外界了解甘南作用明显；张其昀主编《方志·拉卜楞专号》（私人撰述合编，1936年出版），分14个专题记述了拉卜楞社会的方方面面，资料翔实，在当时影响很大，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朱允明著《甘肃省夏河县志略》（私修，发表于《西北通讯》1947年第2卷第11期），是一部介绍历史与现状的微型地方志，仅3300余字，虽然文字简短，但具备地方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和综合性资料的特点。《西固县志概要》（由当时县政府公务人员撰写于1946年前后，具体作者不详），是一部综合性的分部门的工作报告，罗列了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建设部门、军事部门等12个部门，仅写现状，并无历史沿革，完全不符合志书在体例和记事上的要求，但对当时境况的反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5]

民国时期，外国人对甘南研究著述甚少，值得一提的是《卓尼喇嘛寺院的生活》[16]，该书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1927～1929年派遣的云南考察团领导人约瑟弗·洛克所写。文章除一般性地叙述了一些卓尼的地方情况外，着重描绘了当时喇嘛寺院里举行的跳神会及酥油节的盛况，随文附有插图49幅，其中包括彩色图16幅，实际上是对喇嘛寺院生活的记录，该书对研究藏族宗教习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二 近40年来的近现代甘南藏区研究

1980年以来，近现代甘南藏区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相关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据笔者初步统计，有相关的专著近20部、论文近40篇。接下来，笔者将研究中取得的主要成果概述如下。

1.对甘南藏区近现代革命史的研究

早在1981年，牙含章就在《陇右地下斗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中专章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甘南藏区的工作。详细记述了当时甘南藏区的政教特点、政治局势，并记载了1943年甘南各族人民的起义，详细回忆了起义领导人之一肋巴佛遇难经过；详细记述了解放前夕我地下党组织争取藏族上层人物黄正清起义的过程。由于作者自己身为当时陇右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亲身经历了上述事件，其回忆为我们研究近现代甘南藏区政治变迁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仁庆扎西和陈庆英撰文论述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甘南藏区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重点记述了藏民文化促进会的成立，甘青藏族大同盟的建立及与马骐纠纷的解决。[17]马骊和袁锋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和有关的档案材料，对发生在1943年的甘南各族农民起义的性质、特征及意义做了详细的论述。认为这次起义在中共的影响下爆发，与历史上的旧式农民起义有根本的区别。就其特征，则是各族人民联合的斗争，其领导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正因如此，这次起义牵制了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部分地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同时锻炼了一大批各族干部，为陇右地下党和“陇右人民游击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加速了革命胜利的到来。[18]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依然受到重视。三部重要著作的出版使得我们对近现代甘南藏区革命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丁汝俊主编的《甘南革命史略》（甘肃省人民出版社，1995）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时期完整系统地记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甘南地区的革命活动和甘南各族人民斗争的历史，为研究甘南地区现代革命史提供了一份翔实的资料。由中共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1921.7～2003.7）》（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在相关章节详细论述了1927～1949年，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甘南的各项活动，以时间为线索，记述了地下党展开甘南藏区的工作，红军长征两过甘南，甘南农民起义及甘南各族解放等重大事件，并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做了记述，是研究近现代甘南社会政治变迁的一部重要著作。景生明著的《甘南民变史略》（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则对发生在1943年的甘南民变做了最为全面和系统的论述，成为对该事件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将这次甘南民变放置于全国的大背景下，对起义发生前甘南社会的概况，起义的酝酿，起义的初期斗争、高潮和失败都有翔实的论述。同时，积极评价了这次斗争，认为其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配合了边区军民打退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打破了国民党在甘南地区的统治秩序；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甘南地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谱写了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此外，喜富裕就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快速走出甘南的原因和作用做了探讨，认为在长征进入甘南后，党中央及红军之所以能够战胜种种困难，突破腊子口，快速走出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指战员的正确领导指挥外，与甘南广大藏族同胞，尤其是杨土司在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甘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19]赵翰豪总结在1949年10月甘南解放后，党在甘南藏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特点：一是突出了党的民主建政宗旨；二是发挥了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三是揭示了党实行民族区域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作者总结了1949年10月甘南解放后，党在甘南藏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基本经验：第一，结合甘南实际，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是完成建政的根本保证；第二，严格遵循民族工作“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是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的关键环节；第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搞好“三三制”建政的决定因素；第四，始终把建设“三三制”政权与发展农牧业生产和进行各项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20]

2.近现代甘南藏区的政教制度及其变迁

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两个重点，就是分别以拉卜楞寺和卓尼杨土司为代表的政教合一制度。下面分别论述。

（1）对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孙尔康在1979年撰文通论了拉卜楞寺创建以来其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尤其是对在五世嘉木样时，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的强化过程，述说较详，并论述了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对藏区人民的封建压迫和剥削。[21]樊保良和姜法璞的两文，用史料探讨了拉卜楞寺在西北藏区的历史地位。[2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卜楞寺政教制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丹曲著《拉卜楞寺简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系统地对拉卜楞寺近300年的历史做了记述，就对近现代甘南藏区研究的贡献而言，该书辟单章对五世嘉木样在拉卜楞地区的建树与业绩做了详细论述，而且在相关章节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后嘉木样与清政府的关系，这些都有利于我们了解近现代甘南地区的政教变迁。扎扎编著的《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详述了拉卜楞寺历任嘉木样活佛的生平，对历经晚清与民国的四世嘉木样、五世嘉木样用笔尤勤。作者指出，四世嘉木样身处中国由封建社会跃入民主社会的变革时代，他慎重选择，拥护共和，为拉卜楞寺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统领寺院及教区顺利过渡到中华民国。但由于清朝全面崩溃的冲击，拉卜楞寺内部矛盾加剧，寺主领导地位被削弱，造成了五世嘉木样初期拉卜楞寺内部的不稳定。五世嘉木样时期，嘉木样家族控制了拉卜楞寺的政教要职，使拉卜楞寺在内部达到高度统一，同时为解决拉卜楞寺与宁海军的纠纷，国民党在此设治，逐步促进政教分离。这一时期，五世嘉木样大胆改进政教管理体制，倡导科学文化、兴办社会教育，积极支援抗战、拥护中央政府，堪称拉卜楞寺在此动荡时期的一代英主。扎扎还出版了《拉卜楞寺活佛世系》（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该书列述了拉卜楞寺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之外的29 个转世世系共148位活佛的生平事迹，时段上贯穿古代、近现代以及当代，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了解了甘南藏区政教制度在近现代以来的变迁。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扎扎近年来的新著《拉卜楞寺的社会政教关系——拉卜楞寺发展策略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02）详细论述了拉卜楞寺与西藏地方、中央政府、甘南藏族地方势力、川康藏区、青海地区的政教关系。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该书不仅将拉卜楞寺视作单纯宗教意义上的佛教寺院，更将其视作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势力集团。作者认为拉卜楞寺在晚清以来的社会动荡之中能持续发展，顺利获得区域霸势，主要在于它正确制定并坚定执行了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策略，开展交往并广泛营造了适宜自身发展壮大的社会环境和关系网络。正因为如此，才能在历史进程中，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获得持续的发展。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编《拉卜楞寺与黄氏家族》（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在梳理拉卜楞寺的历史沿革、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在甘、青、川藏区很有影响，解放后先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行政委员会以及甘肃省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任过重要职务的黄正清及其弟弟五世嘉木样二人的爱国爱教活动，有助于了解民国时期拉卜楞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张庆有对解放前拉卜楞寺的经济来源状况做了探讨，认为巨额的施舍与馈赠（包括封建政府封赏，世俗贵族、王公的捐助、奉献、布施），僧侣外出募化与布施，寺院的封建经济特权收入（包括出租土地、房屋收入及税收与罚款等），发放高利贷等成为解放前拉卜楞寺的主要经济来源。[23]林跃勇论述了清代拉卜楞寺与官方联系的三个主要渠道：理藩院、西宁办事大臣和陕甘总督。总结了拉卜楞寺与官方联系的特点：第一，涉及面广，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军事诸方面；第二，双方按具体事务的性质分由不同的渠道接触和处理，形成了一个有序发展的联系网络；第三，友好往来是其主流，嘉木样活佛的政治态度和清王朝的治边政策是双方关系稳固的基础；第四，拉卜楞寺视清朝中央政府为国家最高合法当局，并主动向其靠拢。通过这些联系，清王朝达到了“因俗治边”的目的，也为拉卜楞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边陲、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24]

（2）对以卓尼土司为代表的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杨士宏著《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记述了卓尼20代土司的生平传略，对历经晚清到民国的17～20代土司都有记载，而且对土司衙门的组织系统及其演变，政教合一下禅定寺的组织和活动，以及几种土地制度的遗存等也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为研究卓尼土司制度的变迁提供了资料。其另一著作《从土司到公仆——解放前后的杨复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详细记述了安多藏区卓尼的第20代土司杨复兴70多年来的生活轨迹，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司制度在近现代的变迁和消亡。高士荣著《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相关章节对近现代以来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作用、变迁过程、土司制度在西北地区长期存在的原因及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做了论述和分析，还对西北地区僧职土司的形成背景、经济来源、特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是研究近现代甘南藏区僧俗土司制度变迁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刘继华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考察了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的变迁，认为民国时期甘肃土司的改土归流使土司的许多权力由新型管理机构行使，许多单个土司都丧失了原来的权力、地位和威望，而成为新型政治体制中的官吏，进一步肯定了民国时期甘肃土司的改土归流取得的巨大成功。但他也指出，依附权力实体的土司群，依靠权力实体的保护，苟延残喘，使甘肃的改土归流效果大打折扣。总之，民国时期甘肃的改土归流成效较大，并为解放初期甘肃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提供了条件。[25]杨勇在论述卓尼大寺的创建、发展及与卓尼土司的政教关系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卓尼大寺在推动、引领安多藏区文化以及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认为卓尼大寺的教育制度不仅影响着安多藏区的寺院教育，还影响着该地区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在安多藏区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26]

此外，王献军对甘青川滇藏区的政教合一制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比较，并总结了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两个特点：第一，甘青川滇藏区的政教合一制都是小规模、小范围内的政教合一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第二，甘青川滇藏区的政教合一制有两个典型的代表，即政教两权集中于一个土司家族的政教合一制和政教两权集中于一座寺院的政教合一制。[27]

3.对近现代甘南藏族的通论性研究

黎宗华、李延恺著《安多藏族史略》（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若干章节对安多藏区之一部分——甘南藏区在晚清与民国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甘南人民的反帝斗争、拉卜楞寺与宁海军的纠纷、红军进入甘南、甘南民变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洲塔著《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作为通史性著作，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而作为甘肃藏族最主要聚居地的甘南藏区，自然成为论述的重点。通过该书，我们对近现代以来甘南藏区的历史沿革、部落建制、社会形态、宗教信仰、牧业经济、法律规范、军事制度、文化与教育、风俗习惯等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是研究近现代甘南藏区的必读之作。在其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了甘肃藏族部落在形成时间上的差异和形成方式上的不同使各部落在社会形态方面各具特点，并且在部落的发展过程中，受自然条件、社会政局及部落制度的影响，呈现较大的不稳定性，而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甘肃藏族的部落制度又与土司制度和宗教制度紧密结合为一体。在中央政府对甘肃藏区部落的管理方面，体现以下特点：在利用土司、僧纲管理藏族部落的同时，设流官以加强管理；对土司采取只设武职、不设文职的原则；对藏族部落的管理采取“军民统摄”的原则。作者认为，一方面，部落制对藏区发展起到了稳定作用，有效避免了外界社会动荡的影响，保护了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部落制不能使整个藏区协调发展，因而使生产落后，社会不稳定，抑制了甘肃藏区的社会发展。[28]2003年和2004年，民族出版社和青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丹曲、谢建华著的《甘肃藏族史》和洲塔、乔高才让著的《甘肃藏族通史》，填补了在甘肃藏族史研究中没有通史性著作的空白。两者都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甘南藏族及甘南藏区的历史做了记述，而后者则稍详于前者，并且较前者更多地利用了藏文文献资料，使其史实记述更加翔实，以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施政与藏传佛教的兴衰为双线，详细论述了甘南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变迁，并对其重要人物做了评述。

4.对近现代甘南藏区经济的研究

党诚恩、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专章论述了近现代以来甘肃的民族贸易。对甘南藏区临潭、卓尼一带的鸦片贸易、外国洋行在甘南的掠夺性贸易以及以拉卜楞寺、西道堂为中心的寺院贸易做了详尽的论述，并简述了甘南藏区解放前若干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张世海撰文对民国时期安多地区回藏贸易的规模、品种及贸易方式做了详尽介绍，并指出这种贸易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这一地区回藏两大民族关系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29]。王琦全面探讨了解放前甘南乔科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对乔科藏族部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资料占有形态、经济分配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对其部落的组织形式、权力机构、部落的特点做了论述。此外，还介绍了部落的法律、牧民的负担以及婚姻家庭形式。[30]王一清在其文章中论及近代鸦片贸易对甘南民族贸易发展的畸形影响。[31]康柳锁简要论述了甘南藏区解放前的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甘南藏区解放前货币流通的四种货币体系：中央货币体系、地方货币体系、西藏货币体系和外国银元，并对甘南藏区解放前没有自行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历史建置、战争动乱、民族杂居、资源贫乏、技术落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32]

5.对近现代甘南藏区教育的研究

朱解琳编著的《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部分章节涉及甘南藏区近现代以来教育发展的情况。对清末以来新式教育机构和文化团体在甘南藏区的建立、发展，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衰败和僧侣新式教育的出现，以及帝国主义在甘南藏区的文化、教育侵略活动和红军长征路过甘南时的教育活动都有论述。其另一著作《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有若干章节论述了近现代以来新式教育在甘南藏区的缓慢推广、教育机构的建立及文化团体的建立即办学活动；记述了外国传教士在甘南藏区的文化教育活动，并对推动藏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人物，如宋勘布、五世嘉木样等人兴办教育的活动进行了探讨。郭弘以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及社会调查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对甘南藏区近现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历史沿革、理论渊源、运行实践及其历史地位予以分类述评，认为其推动了近现代思想文化在甘南藏区的传播，培养了藏族新式人才，为新中国甘南藏区社会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33]

除上述领域外，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涉及甘南藏区研究，主要有：唐景福对甘南藏区解放前的社会性质做了探讨，认为解放前甘南藏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一个基本处于封建农奴制发展阶段的地区。[34]陈改玲分析了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来甘南传教的背景，论述了外国传教士如何渗入甘南藏区，并着重分析了传教活动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认为传教活动在具有侵略性的同时，也有促进当地社会发展的一面，特别是对甘南医疗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35]其另一篇文章，重点探讨了为什么基督教没能在甘南广泛传播，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使甘南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第二，本地群众爱国爱教，宗教信仰虔诚；第三，当地群众不能客观地认识外来势力和外来的宗教；第四，传教士自身缺乏对藏区与藏民族特性和民族心理的了解，低估了在藏区传教的困难；第五，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制度使群众不敢轻易接受外来宗教。[36]曹鲁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民国时期众多学者在甘南藏区的考察活动，并对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评述，总结了这一时期甘南考察的特点：第一，大多数是在各种组织资助下的个人考察，并且考察区域大部分集中在拉卜楞；第二，考察的领域逐渐拓展和深化，考察的成果逐渐具有学术性；第三，考察者的目标较为明确，或为现实需要服务，或依据个人偏好而行。[37]

此外，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和旺谦、丹曲编著的《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录》（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对甘南藏区内的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沿革、组织规模、政治经济状况、宗教文化等做了简要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近现代甘南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

三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1.研究视野狭窄，“政治史”色彩明显

从上述对甘南藏区研究进展的回顾不难看出，对近现代甘南藏区的研究仍集中于几个热点，研究的视野较为狭窄，缺乏全面性。受传统近代史研究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影响，革命史、政教史的研究占据了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虽然有涉及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但其深度与广度较前者则大为逊色。而对近现代甘南藏区其他方面的研究几乎很少涉及，导致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不够全面，特别是社会、文化、风俗等方面，尚没有得到研究者充分的重视；在已有的涉及较少的经济、教育等领域，研究也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在社会史研究已然方兴未艾的今天，研究视野的狭窄是非常明显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是在革命史、政教史等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很多研究也大多关注时间、人物与制度，较少向基层社会拓展和延伸，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更加全面地反映社会、更加关注基层与民众，是今后近现代甘南藏区研究应该强调的。

2.研究思路陈旧，学科间的交叉兼容不够

近现代甘南藏区，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不仅应该具有历史研究的视野，还应该结合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从对近年研究进展的论述中看，这种学科间的交叉是很少的，缺少跨学科的分析和思考。即便是在较为成熟的革命史和政教史的研究中，这种借鉴和交叉体现得也不明显，著述大多是对历史进程中点与面的定性的、结论性的认识，而对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过程重视不够。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甘南藏区社会变迁的趋势缺乏系统研究，而导致这一不足的原因就在于：学科间的交叉兼容不够使研究思路陈旧。而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领域，学科间的交叉、各学科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的互相借鉴已经成为研究不断拓展和持久深入的动力之一，这是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该加强和改进的另一个方面。

3.研究方法单一，缺乏比较、量化、个案、系统性研究

近年来，社会学的各种调查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史学工作者所采用。特别是量化研究、个案研究以其定量分析的客观性和由点及面的深入性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就文章论及的领域，上述方法的运用还是远远不够的。研究方法较为传统，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诸如甘南藏区两种政教合一制度的比较研究、保甲制度在民族地区推行的个案研究等都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各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目标应定位于对甘南藏区的社会变迁做出科学、周密的分析与判断，探索其发展规律，以期对甘南藏区当今的发展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