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分析方法：政治系统分析的借鉴

一 政治体系概念的产生及其在本书中的内涵——少数民族地方政治体系

政治体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提出的。他针对当时美国政治学研究大大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现状，指出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无法对现实政治做出有效的应对，传统政治学的主流概念无法对日益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做出有效的解释，特别强调，“随着行为主义的变革，作为一个概念的‘国家’被认为不合乎要求”[38]，这种状况使得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无法获得更大的突破。他还指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其他原因，诸如在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对政治学相关命题、概念的阐述缺乏严谨科学的态度以及表达的确切程度不高；对政治学学科的研究缺乏可靠的知识支撑以及系统表达见解的方式；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关注不够，以及对资料收集的技术性问题重视不够；现有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等等。[39]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出要把系统理论作为纠正上述缺点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看待，用政治体系这一核心概念和分析模式来包容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的研究。[40]

在戴维·伊斯顿看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必然涉及一个社会所实行的权威性政策，以及将权威性政策付诸实践的方式这一重大问题，而政治学家采用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更深刻地揭示政治生活中一些重要变量性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人们以何种方式影响权威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实现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所以，他认为，“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的活动，即政策的制定过程，构成政治体系”[41]。政治体系就是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相关的一系列互动行为。与戴维·伊斯顿同时期以及其后的许多著名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体系的概念、特征进行了补充和深化。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认为：“政治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如立法机关、法院和行政部门，而且还包括所有结构中与政治有关的方面。其中有亲属关系、社会等级集团等传统结构，还有诸如动乱之类的社会非正规现象，以及政党、利益集团和大众传播工具之类的非政府性组织等。”[42]S.N.艾森斯塔德认为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有三点：一是政治体系是一个地域社会的一种组织，它合法地垄断了这一社会之中的强制力量的权威性运用和调节；二是对于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的体系的维持，它负有特定的责任；三是政治体系组织实施严厉的世俗性制裁，以贯彻社会的集体目标、维持内部秩序和调节外部关系。[43]从以上的阐述不难看出，政治体系这一概念与分析模式作为对传统政治学概念，特别是对传统政治学“国家”概念的补充和深化，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与更丰富的内涵，对此，王沪宁教授在其著作《比较政治分析》中指出：“第一，政治体系活动的水平方向，包括政府的各个机构，如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在一些国家中，还包括军事机构、宗教机构（如果它们构成了政治体系的内部因素），分析它们之间的组织关系、权力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等方面。第二，政治体系活动的垂直方向，包括中央政治体系、地方政治体系，联邦制国家还包括州政治体系。第三，政治体系活动的全方向，即立体地考察和分析政治过程，这个方向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治体系的介入和作用，如利益集团、政治党派、群众组织、人民大众、宗教组织、语言集团、种族集团等。”[44]

总而言之，政治体系这一概念更加注重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结构，更加注重诸多社会系统与政治现象的互动和影响，“政治体系这一概念可以使人们注意到社会内部政治活动的整个范围”，“它强调了政治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45]。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根据观察和研究的需要，可以划分出不同层次的政治体系。罗伯特·A.达尔就指出，“一个体系可以是另一个体系的要素或次体系”，正如“地球是太阳系的一个次体系，太阳系又是银河的一个次体系，而银河则是宇宙的一个次体系”[46]。

“作为民族政治的存在形式，民族政治体系是一种以民族或民族社会为基础存在、确定或划分出来的政治体系。”[47]每个民族都有或曾经拥有自己的政治体系，甚至在历史或现实中存在多个不同层次的民族政治体系。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更是指出，“民族是具有同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48]，其将民族直接定义为政治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情况更是如此，“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以及那些尚待识别的族体单位，大都拥有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也都无一例外地拥有或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政治体系与政治制度，它们或表现为国家的形态或者表现为非国家或半国家的状态”[49]。周平将民族政治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内的次级政治体系。[50]

本书所涉及的政治体系概念，具体是指少数民族地方政治体系。我国形成的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除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我国的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各种与其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民族政治体系，既有国家政治体系，也有非国家的政治体系。在本书的语境中，指多民族政治国家内的次级政治体系，是一种民族的非国家的政治体系。在本书中，少数民族地方政治体系被赋予如下含义：少数民族地方政治体系是指基于社会历史的现状存在于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内的次级政治体系，是一种民族的非国家的政治体系，它基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生活而存在，是指少数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由一定的政治角色（组织或个人）控制一定的社会公共权力，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政策制定过程、政治关系结构与各种政治制度和规则的总和，是与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政治运行单元。

少数民族地方政治体系，仍然具有一般政治体系的构成特征，包含三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第一，一定的政治权力。一定的政治权力是构成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核心要素。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社会的公共权力，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需要，受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制约，经由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接受和认可而获得合法性；它可以集中，也可以分散；既有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权力，也有某一较小范围内的政治权力。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的政治权力，就是在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政治权力，它在不同的少数民族社会或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差异性。第二，形式多样的政治角色。这些与民族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政治角色有不同的类型，既有机构政治角色，如民族权力机关、民族行政机关等，也有个人政治角色，如民族领袖、宗教领袖、普通选民等，它们都围绕着民族政治权力开展自己的活动。第三，内容丰富的政治关系。这些政治关系也是围绕着一定的政治权力形成的，既有政治权力对民族群体和民族社会的整合、协调、控制、管理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也有民族成员参与政治生活而形成的各种政治关系；既有团体政治关系，也有个体政治关系；既有内部政治关系，也有族际间的政治关系。”[51]

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状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政治层面的反映。中华民族由各民族融合而成，“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52]。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包含着构成中华民族的各少数民族在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中保留一种具有某种独立性的次级政治体系的含义。[53]

二 分析方法：宏观系统分析与政治系统分析的结合

就本书而言，笔者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在理论分析层面采用宏观上的系统分析与政治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操作层面采用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先将主旨简述如下。

所谓系统，就是由各种构成要素按照一定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具有特定性质和功能的统一整体。系统分析方法，大部分学者认为，就是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虑的一种方法。具体来说，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从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依据这一方法，本书在宏观上将以政治系统为分析的出发点和切入点，探讨政治系统的产生、变化与自然环境及社会其他子系统间的互动和影响。由政治系统切入整个社会系统，进而反映社会系统变迁的内容、特征和模式。

本书将以对核心概念“政治体系”的分析为中心展开，在对1911～1958年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的分析中，将主要依据“政治系统分析”的原则和方法。政治系统分析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创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和日趋复杂化，迫切需要政治学为解决政治决策和政治管理问题提供服务。为适应这种需要，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重点也从权力逐步转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伊斯顿继承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传统，于1953年出版了《政治体系：政治学现状研究》一书，首次将一般系统论应用于政治分析，提出了政治系统分析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逐步形成了一套政治系统分析的方法论。20世纪60年代后，政治系统分析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系统分析理论形式。[54]

本书的分析主要采用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式。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55]。输入和输出是他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式的两个中心概念。他强调，任何政治系统都通过输入和输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稳定。输入包括支持和要求：支持指环境对政治系统施加的压力，要求指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希望和要求。输出则是政治系统以某种方式影响环境的活动，主要有权威性的决定、法令或政策等。输出并非终点，输出给环境带来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输入，使要求和支持在质和量上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即为“反馈”。借助反馈，输入—输出就形成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的过程。伊斯顿为理解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建构了一种系统分析模式。本书将把这一分析方法引入对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的分析。甘南藏区由于自然环境、民族与宗教因素，自明清以来形成了独立性较强、有高度封建性的地方性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在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形成了拉卜楞寺与卓尼土司衙门两个次级地方政治体系，在各自政治体系的辖区内，成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社会资源的支配者。但自民国肇始，民主潮流不可抗拒，国家不断向基层渗透，加之地方实力派对藏区的觊觎所导致的频繁冲突，这一体系不得不开始进行应对和发生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生的政权又按照全新的意识形态改造了这一地方政治体系，并最终建立了新型的地方政治体系，完成了国家政权在甘南藏区的政治建构。按照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式，我们将注重这一政治体系与自身环境间的互动，分析这一体系的变动在环境中所依赖的支持与要求以及政治体系的输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深入了解这一政治体系的变化和演进。在此基础上，分析政治体系的变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