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谨慎对待“北京共识”的学者主张用“中国模式”来总结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北京共识”只不过是“中国模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只是由于“‘北京共识’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而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已”。[4]

林春认为，提出“北京共识”本来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尝试，尤其着眼于自主创新和重整国际秩序，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个提法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共识。相比于未来时态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个适当的选择，它的概念空间更大，留有广阔的创新和调整余地。[5]

2005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与会学者主张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发展道路，对“中国模式”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战略。

对于是否应该采用“中国模式”来总结和描述中国发展道路，学界也存在不少的争论。

许多学者认同“中国模式”的说法，代表性人物之一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他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中指出，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意义在于是否能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6]

经济学家一般从经济发展模式对其进行总结。例如，陈平总结了中国模式的五条经验：（1）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2）政府角色“规划协作之手”的重新定位，远超过“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3）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4）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5）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7]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模式”不应该只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式或政府治理模式。林春指出，“中国模式”应该是超越一般增长和治理的，关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总体概括，也是对包括思想文化、制度组织等在内的经验的总结。[8]

对“中国模式”持争议态度的焦点集中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定义或更好地表述中国模式？

2011年4月22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重要活动——“百年清华·中国模式”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中国模式”的叙述上使用了不同的话语，如“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等。在这次论坛上，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应慎重，称作“中国案例”或“中国经验”更恰当些，因为所谓的“中国模式”目前仍处于“现在进行时”，还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称作“模式”有固化之嫌。土耳其驻华大使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指出，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公式或者模式能应对所有的问题，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国的发展模式让世界上其他国家认识到，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童世骏指出，中国发展模式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中国发展包含很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要素同时具备，那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因此，中国发展模式一定是极其特殊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指出，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不具有可借鉴性与可复制性，但是可借鉴与可复制不是同一个概念，没有一个模式具有可复制和照搬的可能性。一个好的理论模式必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必须能够解释变化。因此，基于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9]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发展道路是实践探索之路，是坚守但不僵化之路，是自信但不强加于人之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再次重申：“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10]

胡鞍钢认为，中国道路有三大因素：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第一个因素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基本相同，但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制度的伟大创新，这两个因素是中国特有的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优势所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