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共识”引起国际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与日俱增，起源是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英国外交政策中心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了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与“华盛顿共识”进行对比而得出的理论，“北京共识”是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造成灾难性后果，以及拉美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开展经济改革逐步走向失败后，理论界提出的新的“共识”。

雷默在文章中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力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中国正在指引一些世界其他国家在一个有强大重心的世界上拥有能够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1]雷默将这种“榜样力量”和“指引其他国家”的影响力称为“北京共识”。

雷默本人也明确表示无法给“北京共识”下一个严格的准确定义，因为“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在雷默的眼里，“北京共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北京共识’既涉及经济变化，也涉及社会变化。它旨在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这是‘华盛顿共识’推动的20世纪90年代未能达到的目标。‘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2]

雷默总结了“北京共识”的三大定理，第一是创新，第二是可持续性与平等性，第三是独立自主。

这三大定理受到国内外的不少批评，质疑的声音一般集中在“创新”和“可持续性与平等性”上，批评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本质差别，中国的制造业还停留在“抄袭”和“借鉴吸收”的阶段，离“创新大国”还差得很远；此外，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谈不上可持续性与平等性。

事实上，雷默所谓的创新更多是指制度上的创新，即，实事求是，不固守成规，不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体制上解决发展的障碍。雷默列举了农业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经济特区”等案例，论证了这些制度创新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对于第二种批评，雷默承认中国领导人也已经意识到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的灵活创新体制和不断改革的动力可以逐步解决环境污染、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雷默的观点提出至今已经十多年了，这十几年来中国发展变化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发展不再单纯地追求GDP增长，而是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GDP”，在社会发展目标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上追求“公平”和“民生”，尤其是近年来开始自上而下地整顿吏治、打击贪腐。

“北京共识”引发国内外热烈讨论，反响十分强烈。黄平和崔之元收集了国内外一些对中国发展道路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并于2005年8月专门召开“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讨会，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将最终成果结集成书——《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然而，“北京共识”是否已经成为共识，在学界引来不少争议。在《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这部论文集中，学者们对“北京共识”的表述采用了一些较为保守的说法，例如：黄平称之为“中国经验”，胡鞍钢称之为“中国之路”。虽然雷默将“北京共识”称为“榜样”，但同时也承认“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

庄俊举指出，应慎用“北京共识”的说法，尤其是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