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支僧载与《外国事》
西晋无佛教行记存世。汤用彤认为，“晋末宋初，西行之运动至为活跃”，又言：“西行求法者，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1]东晋时期，记载汉地僧人亲历佛国巡礼之作，除法显《佛国记》以外，另有支僧载撰著《外国事》。支僧载《外国事》亡佚已久，《隋志》与两《唐志》并未著录。但是，中古类书和古注屡有征引，清代《晋书》补志诸作，即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等学者同名著作《补晋书艺文志》亦均有著录，足见此书别行于世。兹试图探讨该书撰者及其时代、现存辑本及其优劣、学术地位及其价值等，以促进佛教行记的文献整理和相关研究。
一、支僧载活动时代与国籍
支僧载生卒年不详，学者或称曰支载、僧载、僧支载等。此人不见于慧皎《高僧传》诸书，其他传记亦不可考，而前贤多谓其活动于晋世。丁国钧等《补晋书艺文志》依据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征引《外国事》“据者，晋言十里也”“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等多处，遂断定“支载为晋时人无疑”[2]。同样，清人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补遗》谓支僧载为晋人。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亦以杨说为然。今人向达、岑仲勉、陈连庆等亦肯定此说。
至于更为确切的时间，向达指出：“今支僧载《外国事》仍称播黎曰国，疑其漫游五印，乃在三摩陀罗麹多即位初叶，麹多帝国征服四境之大业未告厥成之际，为时尚早于法显之游印度。”[3]岑仲勉赞同向氏观点，但认为：“据含国，法显游历时已不能举其名，而《外国事》有之”，“惜未确知其年代耳”[4]。又云：“拘那含国，支载能举其名，而法显只云从那毗伽北行减一由延到一邑，谓载为西晋时人，此亦一旁证。”[5]李德辉亦认为，支僧载为“西晋时自月氏东来之沙门，三、四世纪时尝漫游五印度，时代尚在法显西游之前”[6]。陈连庆则认为，把支僧载定为西晋时人不妥，因为“西晋亡于愍帝建兴四年（316），那时笈多王朝还没有兴起”[7]。陈氏考证得出：“僧载当是东晋时人，其赴印度旅行当在笈多王朝的极盛时代”，“支僧载所记当是海护王当政时期”，“支僧载的年代约略和月护王、海护王相当（320—380），它相当于东晋元帝太兴三年至孝武帝太元五年之间”，“如果能够考定超日王迁都之年，则支僧载的年代还可以进一步确定”[8]。无论如何，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发迹长安，那么支僧载西行佛国求法巡礼应早于法显，并藉此写成了佛教行记《外国事》。
关于支僧载的国籍，据向达推测：“魏晋时外国沙门东来，辄以国名之一字冠于名上，如竺佛图澄，为天竺人，康僧会为康居人，安世高为安息人，则支僧载者当亦晋时自月氏东来沙门之一也。”[9]陈连庆亦云：“支僧载的时代当略早于法显，是大月氏人，也有可能是佛图澄的弟子。”[10]李德辉亦赞同。与此不同的是，岑仲勉依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则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强调“未能即姓而遽定其国籍”[11]。今考之晋唐典籍，中土游方沙门中未有名曰支僧载者，亦未见其师承关系，故当以月氏之说为近。
可以推测的是，支僧载撰著《外国事》之动机，大致与法显《佛国记》、释智猛《游行外国传》等同时代佛教行记类似，其西行求法与佛国巡礼并行不悖，惜其赍经未传抑或未能参与翻经，故而隋唐经录阙载，亦未见于史志。
二、《外国事》现存辑本
支僧载行记《外国事》，秦荣光曰支僧载撰《外国传》[12]，疑误。此书早佚，今仅存逸文数则。为搜辑和整理佚文，清代陈运溶与近代以来向达、岑仲勉、陈连庆、李德辉等学者都曾有意关注。
早在民国时代，向达就以佛驮耶舍为笔名，曾于《史学杂志》发表《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该文首序云：“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成一篇者，至今未见”，“因不揣谫陋，从事于此。唯时作时辍，又限于见闻，致所成无几。然人事靡常，竣业难期，乃取已辑者稍加排比，揭之于斯，其有未及采辑者，俟诸异时更为补缀写定”[13]。遗憾的是，文章尚未针对《外国事》进行辑佚，其后续采辑和补缀工作亦终未完成。
抑又，陈连庆曾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1期发表《新辑本支僧载〈外国事〉序》，陈先生所辑《外国事》则未曾面世。张鹤泉认为，陈氏于“断代、校勘、辑佚和文献研究方面的著述颇富”，其所撰“《唐五代小说钩沉》《西域南海古行记辑佚》《岭南古地志辑佚》《诸家异物志辑佚》等书，均已次等完成”[14]。无独有偶，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题记，亦言陈连庆“主要著作有《秦汉魏晋南北朝姓氏研究》《西域南海古地志辑佚》《岭南大地志辑佚》《诸家异物志辑佚》，所写论文已收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1989年去世”[15]。然而翻检书目索引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未见有《西域南海古行记辑佚》或《西域南海古地志辑佚》。故笔者以为，陈氏所辑支僧载《外国事》并未公开出版发行，疑为遗著。
由此，《外国事》今存陈运溶、岑仲勉、李德辉三种辑本。兹逐一介绍：
陈运溶（1858—1918），字子安，号芸畦，湖南善化人。曾授修职郎、江苏补用县丞，毕生致力于著书、辑书和刻书，为晚清著名的方志学家和地理学家。陈氏搜辑支僧载《外国事》佚文23条，相关内容按照私诃条国、播黎曰国、舍卫国、罽宾国、迦维罗越国、那诃维国、碓国、拘那舍国、波罗奈国、拘宋婆国、拘私那竭国、维邪离国、摩竭提国、大月氏国、维那国15国先后编排，后被收入《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
岑仲勉（1885—1961），又名汝懋、铭恕，广东顺德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岑先生对古史研究用力颇勤，著述亦富，特别是对隋唐史和古代西北各族史地研究贡献卓著，是我国享誉盛名的历史学家。岑氏撰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其中搜辑支僧载《外国事》佚文21条，相关内容则按照拘私那竭国、维邪离国、播黎越国、迦维罗越国、舍卫国、那诃维国、拘那含国、碓国、摩竭提国、波罗奈国、拘宋婆国、罽密国、私诃条国13国先后编排，后被收入其《中外史地考证》。
李德辉（1965— ），湖南汨罗人，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有《唐代交通与文学》等学术著作多部。李先生不仅研究中古行记，而且辑校支僧载《外国事》佚文23条，相关内容则依据佚文出处《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先后编排，多种佚文出自同一文献则依其卷次为序，后收入其《晋唐两宋行记辑校》。
三、《外国事》三种辑本之优劣
相较而言，陈、岑两种《外国事》辑本虽然各有短长，但是岑辑本后出转优。
以《外国事》为辑佚对象，岑仲勉辑本之优长，首先表现为征引更为广泛，体例更为恰当。陈辑本于每条佚文末尾仅标出一种出处，说明其征引文献单一，辑佚工作相对简单。与此不同的是，岑辑本为了得到一则佚文，不仅搜辑多样文献，而且试图把最完整的佚文内容展现给读者。
岑氏一方面深谙类书征引文献之道，由此试图衔接、拼补以及整合不同版本的佚文内容，另一方面则在佚文中标注和补充其他文献征引的异文情况。以“私诃条国”首则佚文为例，陈辑本仅从《艺文类聚》卷七十六中搜辑佚文，岑辑本则从《艺文类聚》卷七十六、《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七以及同书卷九百九十九中搜辑佚文，缘于三处征引的佚文内容略有不同，岑氏继而进行佚文衔接和文字拼补工作，又在相关位置注明异文，其文献出处则统一注明前述三处。又以迦维罗越国该条为例，陈辑本从《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七搜辑得到佚文：“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国人亦属播黎曰，国人尚精进。昔太子生时，有二龙，一吐水，一吐火，一冷一暖，今有二池，尚一冷一暖。”[16]岑辑本则搜检《艺文类聚》卷七十六和《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七两种文献，经整合得出佚文：“迦维罗越国，今属播黎越国，犹有优婆塞姓释，可二十余家，是白净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时有二龙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17]并且在相关位置进行必要的标注工作。正因为如此，岑辑本《外国事》为后学提供了一个更加接近原文的比较完善的版本。
岑仲勉《外国事》辑本之优长，还表现为文辞更为精善，考证更为精审。核查上述两种辑本的征引文献，不然发现岑氏辑佚学更为精深，文字誊录失误之处较少。譬如，陈辑本佚文“私诃调国王供养道人，日食银三两”，文献出处为“《御览》卷百八十二”[18]，岑辑本佚文则为“私诃调国王供养道人食，日银三两”，文献出处为“《御览》八一二”[19]。今检读《太平御览》，可见陈辑本佚文有乙倒现象，而岑辑本佚文及其出处更为准确。又如，拘私那竭国“佛欲涅槃”条，陈辑本佚文出自《艺文类聚》卷七十六，经核查原书文字，或缘于版本不同，其实与陈氏所录有多处不同。而岑辑本结合《艺文类聚》卷七十六与《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七，佚文更为完整。又如，陈辑本佚文“那诃维国土丰乐，多民物，在迦维罗越南，相去三千里”，文献出处“《御览》卷七百九十七”；另两例佚文“迦叶佛生碓国，今无复此国，故处在舍卫国西，相去三千里”，“拘那舍国，牟尼佛所生也，亦名拘那舍，在迦维罗越西，相去复三千里”，文献出处均为“《类聚》卷七十六”[20]。比对岑辑本佚文，上述“三千里”均为“三十里”，文献出处均为“《御览》七九七”[21]。经核查《太平御览》，得见陈辑本佚文致讹，上述三例岑辑本佚文以及引文出处同样更为准确。与辑佚学体例直接相关，岑氏搜辑所得《外国事》佚文，诸如“那竭王乃作金棺椱（《御览》作栴，当是旃误）檀车送丧佛（《御览》作送金佛丧，金字衍）”“维耶离（《类聚》作维那误）国，去舍卫国五十由旬（《御览》由旬误里）”“昔太子生时有二龙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御览》作一吐水一吐火，讹也）”[22]等，其中有文内标注多处，足见作者在版本、校勘、训诂等方面有更多的学术思考。
较为明显的是，借助考据学手段，岑氏通过文献辑佚彰显出了较为科学的学术判断，而陈氏辑佚罕有标注和说明，故而后出者明显优于前著。譬如，岑辑本把前述“拘那舍国”径改为“拘那含国”，佚文后附以按语云：“法显《佛国记》称那毗伽北行减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处，又东行减一由延到迦维罗卫。今鲍本《御览》上下文俱作拘那含，疑上句作含，下句作舍，别文乃能见义也。”[23]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于此得以观见。而事实上，类似的学术考证在岑辑本中较为常见。譬如，搜辑私诃条国相关佚文，岑氏有按语云：“私斯、诃呵、条调均同声，此则传钞之异也。”[24]又如，搜辑拘私那竭国相关佚文，岑氏有按语云：“《水经注》与《艺文类聚》同引一事，而文字迥异，必两书互有删略，故如此也，后仿此。”[25]较为典型的例证还有，陈氏搜辑罽宾国相关佚文，出现了誊录失误的情况，岑氏搜辑同种佚文，不仅文字准确，而且附有两段按语。其一是征引前贤并参以己意：“向达云：‘罽密（《御览》引）疑即迦湿弥罗。’按密，《类聚》作宾，藤田氏谓‘但云地平温和，已非迦湿弥罗’（《往天竺国传笺释》四十九页），然则云土地寒者为迦湿弥罗无疑矣。氏又谓‘魏（北魏）晋隋唐之交，概以罽宾为迦湿弥罗’。今观此文，则支僧载尚未混称也。”[26]其二是通过议论给读者以思考和启发：“印度贵霜王国，或谓衰于二二五年（汉后主建兴三年），至笈多王朝成立以前（三二○年，晋元帝大兴三年），其中间继起纷争情况，史阙弗备，此云罽密国属大秦，如大秦指欧洲，岂希腊小侯，当日尚雄踞北印一隅耶？”[27]此外，岑辑本学术态度更为谨严，其文献出处几毫无失误，陈辑本则出现失误多处。要之，比较陈氏辑本，岑仲勉《外国事》辑本更具学术价值，值得读者参考。
诚然，上述两种《外国事》辑本都存在着某种局限。因为版本、校勘等因素，即便是较优的岑氏辑本，同样存在着征引欠全面、誊录致讹抑或引文未全、径改引文乃至失辑等不良现象。譬如《外国事》摩竭提国相关佚文，原本出自《艺文类聚》卷七十三、《太平御览》七百九十七，陈辑本仅引自《类聚》，岑辑本仅引自《御览》。又如《外国事》佚文“私诃调国有大富长者条三弥”条，原本出自《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二、《太平御览》卷七百○一，而两种辑本仅引自后者。又如《外国事》佚文“佛泥洹后”条，原本出自《水经注·河水》《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三，两种辑本同样忽略了后一种文献。又如迦维罗越国相关佚文，原本出自《水经注·河水》。今核查原书，可见岑辑本径改引文之例较多，且无任何标注和说明。
抑又，《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九征引《外国事》曰：“大拳（当作秦）国人援臂长胁”[28]，两种辑本均失辑，而清人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三认为其当属支僧载《外国事》佚文[29]。抑又，陈辑本从《艺文类聚》卷九十九搜辑得出：“毗呵罗寺有神龙住米仓中。奴取米，龙辄却后，奴若长取米，龙不与。仓中米若尽，奴向龙拜，仓即盈溢。”[30]从《艺文类聚》卷七十三辑出：“佛钵在大月氏国，一名佛律婆越国，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图，浮图高四丈，七层，四壁里有金银佛像，像悉如人高。钵处中央，在第二层上，作金络络钵，炼悬钵，钵是石也，其色青。”[31]岑氏均失辑。此外，两种辑本虽然使用唐前古注和唐宋类书来进行辑佚，但是佚文出处之文献版本都未注明。然而瑕不掩瑜，两种辑本都存在着一定的学术价值。
与陈、岑两种相比，李氏《外国事》辑本在诸多方面吸收陈氏、岑氏两家优点，总体上与岑氏辑佚学更为接近，同时避开前人之不足。详言之，从佚文多寡看，《外国事》佚文“大秦国人援臂长胁”条，前述陈、岑两家失辑，而李氏据《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九补辑。《外国事》佚文“毗呵罗寺有神龙住米仓中”“佛钵在大月氏国”两条，陈氏有辑，岑氏失辑，李氏亦加补辑。从文字和体制看，李氏所辑佚文及其断句更合语境，其书《辑校》末尾标明征引文献版本，彰显出严谨的治学态度。李著之优点还在于：“各书之首均撰一作者小传，说明作者之生卒年代、字号、籍贯、仕履、封爵、赠谥、著述。叙述文字力求准确、信实、简要，不作评论”，“后接以辑校说明，对该书之作年、背景、文献真伪等做必要考辨，但不作无根之谈”[32]。如此做法，势必让辑本呈现出更大的学术价值。
李辑本“辑”与“校”明显分开，其中尤以“校”见长，“校勘重在存真，不备录异文。凡正文有脱讹衍倒者，异文文义有较大差异者、人名、地名、官称、年号讹误者，均出校记”[33]。李氏之“校”，集中表现为三种特征：
其一是注重佚文存异。譬如《外国事》佚文“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条，李氏校云：“昔净王：《艺文类聚》卷七六作‘白静王’”，“故：《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九作‘俗’”[34]。又如，《外国事》佚文“摩竭提国在迦维越之南”条，李氏校云：“流：《水经注》卷一作‘没’”，“那：《水经注》作‘郊’”[35]。这种校勘异文的做法，避免了陈氏辑本之弊，与岑氏辑本较为一致，正是辑佚学应有之举。
其二是结合佚文存异，注重佚文更正和学理判断。譬如《外国事》佚文“私诃条国在大海之中”条，李氏校云：“私诃条国：《类聚》作‘和诃条国’，据《水经注》卷一、卷二、《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太平御览》卷九九九改。《御览》卷七○一作‘斯诃调国’，斯、私同音，可证原译音为‘私’，非‘和’”，“以供奉佛：《类聚》作‘供养佛’，据《御览》改”[36]。又如《外国事》佚文“佛在拘私那竭国般泥洹”条，李氏校云：“亡：《类聚》作‘土’，据《太平御览》卷七九七改”，“佛丧：《类聚》作‘丧佛’，据《御览》乙”[37]。又如《外国事》佚文“舍卫国今无复王”条，李氏校云：“住：《御览》作‘注’，据《御览》库本改。”[38]与岑氏辑本相比，这些校勘同样体现出了积极有为的学术姿态，值得后学借鉴。
其三是或结合佚文存异，或结合佚文更正，注重佚文拼补并加校语。譬如《外国事》佚文“摩竭提国在迦维越之南”条，岑氏辑为两条，李氏合为一条。其校云：“先三佛钵……魔兵试佛：四十一字《类聚》无，据《水经注》补。”[39]又如《外国事》佚文“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条，岑氏亦辑为两条，李氏同样合为一条。又如《外国事》佚文“维那国去舍卫国五十由旬”条，李氏校云：“国人不复奉佛悉事水火余外道也：十四字《类聚》无，据《太平御览》卷七九七补。”[40]又如《外国事》佚文“罽宾，小国耳，在舍卫之西”条，李氏校云：“小国耳：《类聚》作‘国’，据《太平御览》卷七九七补”，“饮酒食果国属大秦：八字《类聚》作‘饭’，据《御览》改补”[41]。与岑氏相比，李氏某些拼补事实上更加符合辑佚学原理。
关于鉴定辑佚成果优劣的标准，梁启超概括为：“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何如。若寻常一俚书或一伪书，搜辑虽备，亦无益费精神也”[42]。以此为法度，则李氏辑佚应多见优势，前文已有详述。
令人遗憾的是，李氏辑校亦略有不足：其一是佚文次序编排欠妥，不利于学者更好地利用辑本。这里，辑者根据佚文出处及其卷次来编排佚文，自然更加方便誊录。然而文献辑佚之宗旨，在于尽可能地还原文本。考察晋唐佛教行记文本，对于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记载，大多进行集中叙述，故而辑佚亦当如此。相比之下，陈、岑两种辑本的佚文次序则更为可取。其二是佚文出处只注明一种，佚文内容实则有拼补其他文献征引的异文，这种做法亦不尽符合客观。相比之下，岑氏辑本对文献出处标示则更加合理。其三是佚文有当合而遂分之例，亦有误认他文为佚文之例。譬如《外国事》佚文“弥勒佛当生波罗奈国”条，李氏辑为两条，岑氏则合二为一，同时标注异文，似乎更为恰当。又如《外国事》佚文“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条，末尾“此言与经异，故记所不同”[43]一句，应为《水经注》中语，李氏误录。然而瑕不掩瑜，李氏《辑校》在总体上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四、《外国事》文本特征与学术价值
从现存佚文看，《外国事》正是缘于支僧载记录其巡游佛国之事而成。其重要依据是，支僧载《外国事》习惯使用一种今昔对比的表达方式，藉此叙述所历诸国的当下状况。譬如“播黎曰国者，昔是小国耳。今是外国之大都，流沙之外，悉称臣妾”；“舍卫国今无复王，尽属播黎曰国，王遣小儿治，国人不奉佛法”；“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城池荒秽，惟有空处。有优婆塞姓释，可二十余家，是白净王之苗裔，故为四姓，住在故城中，为优婆塞，故尚精进，犹有古风。彼日浮屠坏尽，条三弥更修治一浮图，私诃条王迸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拘宋婆国，今见过去佛四所住处四屋，迦叶佛住中教化四十年，释迦文佛住五年，二佛不说”[44]。如此表述，实与同时代以及之后的佛教行记类似，客观上印证了撰者的在场和记录的真实，并为彰显该书的综合价值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现存文本看，除了对旅行者和时间秩序暂无交代之外，《外国事》叙述了佛国诸政权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距离，诸国的当下势力范围、风土人情、佛教文化及其发展状况，种种与国家和地理位置相关的佛本生故事，诸佛以及著名佛教徒的相关传说、佛教遗迹以及其他传说等，佚文内容虽详略不等，而表述清晰有度，风格神秘诡谲，可谓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存。
关于《外国事》的史学价值，向达指出，“魏晋以降，佛教传入中国，西域大德，络绎东来；东土释子，连袂西去。历游所至，著之篇章。法显《佛国记》与玄奘《西域记》后先辉映，为言竺史者之双宝，治斯学者莫不知之”，至于“志不著录者亦多。如晋时支僧载之《外国事》”，“于考史者亦不无裨益”[45]。向达还认为，《外国事》所见播黎曰国疑即华氏城：“华氏城自孔雀王朝以降以至麹多王朝，历为国都，相继勿替，旅人因即以国都之名名其国；梁《高僧传·释智猛传》所云华氏国阿育王旧都之语，即其证。华氏城至麹多王朝国王三摩陀罗麹多（Samudragupta）以后，虽仍人民殷庶，而政府中枢，已移至阿逾陀城（Ajodhya）”，因《外国事》仍称播黎曰国，疑支僧载漫游五印早于法显之游，“惜其书只存断简零缣，否则必足以补苴第三、第四世纪间之印度古史，而可与法显、玄奘之书成鼎足之势也”[46]。
至于《外国事》的文学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书中的佛本生故事和相关传说，可与《佛本行经》等汉译佛典之叙事文学交相辉映。而唐代以来，不少学者已认识到《外国事》浪漫瑰奇的文本风格。杜佑《通典》、董逌《广川画跋》、马端临《文献通考》、汪师韩《谈书录》等著作，都曾将其与法显《游天竺记》、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鸟山铭》等文献相提并论。上述诸家，或曰其“盛论释氏诡异奇迹”[47]，或曰“其说怪诡”[48]，或曰“所载奇踪诡迹必多”[49]，可见《外国事》展示出了中古佛教叙事的独特魅力。
毋庸置疑，《外国事》与诸种西域文献的复杂关联，亦藉此彰显出其不凡的学术价值。譬如前述《外国事》大月氏该条曰：“佛钵在大月氏国，一名佛律婆越国，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图，浮图高四丈，七层，四壁里有金银佛像，像悉如人高。钵处中央，在第二层上，作金络络钵，锁悬钵。钵是石也，其色青。”[50]而《水经注》卷二引东晋《佛图调传》云：“佛钵，青玉也，受三斗许，彼国宝之。供养时，愿终日香花不满，则如言；愿一把满，则亦便如言。”[51]又，《水经注》卷二亦引宋竺法维《佛国记》云：“佛钵在大月支国，起浮图，高三十丈，七层，钵处第二层，金络络锁县钵，钵是青石。或云悬钵虚空。须菩提置钵在金机上，佛一足迹与钵共在一处，国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宝、璧玉供养。”[52]陈连庆认为，上述三种文献“可以互相参证”[53]。
事实上，《外国事》不仅与其他现存的晋唐佛教行记齐驱并驾，而且往往呈现互证之用。譬如，《外国事》佚文有：“鸠留佛姓迦叶，生那诃维国。”岑仲勉指出：“此国即法显《佛国记》之那毗伽邑。”[54]抑又，《外国事》佚文有：“私诃条国全道辽山有毗呵罗寺，寺中有石鼍，至有神灵，众僧饮食欲尽，寺奴辄向石鼍作礼，于是食具。”岑仲勉指出：“毗呵罗为Vihara之音译，今云寺也。《佛国记》云：‘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诃罗，有三千僧住。’殆即指此。”[55]抑又，《外国事》佚文有：“拘宋婆国，今见过去佛四所住处四屋，迦叶佛住中教化四十年，释迦文佛住五年，二佛不说。”岑仲勉指出：“此即法显《佛国记》之拘
弥国，《大唐西域记》之
赏弥国，皆一音之转。《西域记》
赏弥国云：‘城东南不远有故伽蓝……中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立，高二百余尺，如来于此数年说法，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记事亦符。”[56]陈连庆亦强调：“从今天所能搜辑到的佚文来看，支僧载的足迹”，遍及诸国，“都属于中印度，它所记录与释道安、佛图调、竺法维遥相呼应，也可与《法显传》互为补充”[57]。可见，支僧载《外国事》非但为其后的佛教行记提供了叙事摹本；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呈现出了多学科研究价值，是法显《佛国记》之前不可多得的重要的西域文献资料。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6—269页。
[2] ［清］丁国钧撰，丁辰注：《补晋书艺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670页。与丁氏持同样观点，文廷式认为支僧载《外国事》“亦晋人书”〔［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三，《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741页〕。秦荣光同样认为僧支载“为晋人无疑”〔［清］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822页〕。抑又，吴士鉴认为支僧载“当为晋时人”〔［清］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二，《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872页〕。
[3] 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0页。
[4] 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4页。
[5]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8页。
[6]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7] 陈连庆：《新辑本支僧载〈外国事〉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1期。
[8] 陈连庆：《新辑本支僧载〈外国事〉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1期。
[9] 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69页。
[10] 陈连庆：《新辑本支僧载〈外国事〉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1期。
[11] 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4页。
[12] 参见［清］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822页。
[13] 佛驮耶舍：《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1辑，《史学杂志》1929年第1期。
[14] 张鹤泉：《陈连庆教授学术成就概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
[15] 白寿彝：《题记》，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6] ［清］陈运溶辑：《古海国遗书钞》，《麓山精舍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7页。
[17]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167页。
[18] ［清］陈运溶辑：《古海国遗书钞》，《麓山精舍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7页。
[19]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页。
[20] ［清］陈运溶辑：《古海国遗书钞》，《麓山精舍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8页。
[21]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68页。
[22]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167页。
[23]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68页。
[24]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页。
[25]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页。
[26]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170页。
[27]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页。
[28]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01页。
[29] 参见［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三，《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741页。
[30] ［清］陈运溶辑：《古海国遗书钞》，《麓山精舍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7页。
[31] ［清］陈运溶辑：《古海国遗书钞》，《麓山精舍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9页。
[32]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凡例”，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3]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凡例”，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4]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5]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6]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7]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8]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9]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0]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1]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42] ［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43]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4]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169页。
[45] 佛驮耶舍：《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1辑，《史学杂志》1929年第1期。
[46] 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0页。
[47]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九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99页。
[48] ［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5页。
[49] ［清］汪师韩：《谈书录》，《丛书集成续编》第23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22页。
[50]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51]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页。
[52]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页。
[53] 陈连庆：《辑本〈佛图调传〉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
[54]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页。
[55]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页。
[56] 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页。
[57] 陈连庆：《新辑本支僧载〈外国事〉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