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汉魏以来，史部文献骤增。《隋书·经籍志》开其事类，遂有十三种之多。其中，受早期史官传统和纪传体写作风尚的综合影响，加之人物品评活动推波助澜，作为“史官之末事”[1]的杂传蔚为大观。抑又缘于佛法东传并日趋兴盛，记载汉地佛教徒事迹的僧人传记应运而生，成为名目众多的杂传题材之一。与此同时，“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2]的地记亦方兴未艾，其中涵括地理、山川、城邑、风物、民族、朝聘、行役等各种内容。作为融汇传记与地记乃至游记于一体的特殊文本，佛教行记不仅追记汉地僧人巡礼求法事迹，而且关注地理交通和异域文明，成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对象。向达指出：“汉唐之间世乱最亟，而地志之作，亦复称盛。其时佛教初入中国，宗派未圆，典籍多阙，怀疑莫决。于是高僧大德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奈苑。魏晋以降，不乏其人，纪行之作，时有所闻。又斯时南海一带海上交通甚盛，天竺海上尝有安息、大秦贾客懋迁往来。广州亦成外商辐辏之所。当代典籍时时纪及。凡此诸作，举足以羽翼正史，疏明往昔，其价值与正史不相轩轾也。”[3]相对于常见的僧人传记而言，对晋唐佛教行记进行佚著考说和文学阐释，因其牵涉到史地、宗教、文献、叙事等诸方面，事实上拥有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本书试图展开的学术话题，正是基于上述背景。
一、晋唐与佛教行记之界定
何谓行记？李德辉认为，作为“一种独立性很强的著述样式”，“一种很独特的文类”，古代行记“是对古人撰写的各种旅行记录的总称”，这种文献“孕育于汉代，滋长于魏晋南北朝，盛行于隋唐两宋”，其实质是“一种专述行旅的文学样式，其内容、体式、写法，往往随着国内交通的开拓、交聘制度的完善、海外关系的拓展、作者身份的变异、行旅目的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4]。这种界定，无疑符合实际。佛教行记亦即佛教人物之旅行记录。佛教人物主要有佛陀及其教徒，其中以数量众多的僧人为中坚力量。从人物活动来考察，晋唐僧人大体上表现为四种类型：一为西域来华传教者，二为固守汉地弘法者，三为西行巡礼求法者，四为东渡日本传法者。这里，固守汉地之弘法僧人罕有行记传世[5]。关于西域梵僧之来华传教者，可见其游方事迹与相关文献。《隋志》史部地理类即著录《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其中理应涉及梵僧行记，惜已亡佚。僧祐《出三藏记集》附传、慧皎《高僧传》“译经”篇等以及隋唐经录、僧传亦载有不少外国沙门事迹。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收录有《游方记抄》，其中得见《梵僧指空禅师传考》《西域僧锁喃囔结传》《南天竺婆罗门僧正碑》三种文献。此外，《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可见唐人吕向撰《金刚智行纪》[6]，《全唐文》卷九百○四亦可见海云集《大法师行记》[7]。《宋高僧传》卷一不空本传虽事涉游方，却较为特殊。不空三藏法师“本北印度人，随叔父留寓中国”，后又“奉其师金刚智遗命，率弟子二十七人西游，求得密藏经论五百余部赍归”[8]。然而上述种种，并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
晋唐佛教行记还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有关。公元六世纪中叶，中国佛教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后与唐朝佛教进行交流，积极寻求汉地佛典支持，其中亦涉及僧人旅行记录。有唐一代，中日使者和僧人往来不绝，“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唐天宝十二载东渡，并于十年后圆寂于日本的鉴真和尚”，由真人元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较详细地记述了鉴真等一行备尝艰辛东渡日本的事迹”[9]，现有多种整理本。与汉地僧人东渡传法对应，日本僧人入唐求法亦成为常见的文化景观。在日本遣唐使中的众多学问僧里，最为著名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以及宗睿，被合称为“入唐八大家”。其中，圆仁撰有日记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今传于世。圆珍撰有日记《在唐巡礼记》，该书又名《入唐记》《行历记》，现存《行历抄》《在唐日录》等。此外，日本入宋僧人成寻还撰有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同样属于佛教行记类著作。尽管如此，上述僧人行记著作，亦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
本书所谓晋唐佛教行记，特指汉地巡礼求法僧人之旅行笔记及其相关传记。汉魏以降，“佛教传入中国，西域大德，络绎东来；东土释子，连袂西去”，一批中国高僧栉风沐雨，为巡礼求法而不辞辛劳，“历游所至，著之篇章”，晋唐佛教行记正是缘此而生，“法显《佛国记》与玄奘《西域记》后先辉映，为言竺史者之双宝，治斯学者莫不知之”[10]。李德辉认为：“晋宋间的西行求法运动，对行传的成熟作用尤大”，“自东晋至中唐维持了四百年，时间久，范围广，声势大，动力强。运动方向是自中土而西域，发端则在晋宋之际。此时佛教已率先在北方胡国走向兴盛，西域、天竺成为对中土僧侣最有吸引力的地方，纷纷结伴西游，幸存者回国后多撰书纪行，当时数量可观，写法互异”[11]。事实上，除了有功于中外地理、交通以及文化交流研究，晋唐佛教行记在佛教史和传记文学方面亦颇具价值。从目录学著录和大藏经收录相关文献看，因其兼具传记、地记、游记等文体特征[12]，呈现出了多重文化内涵。
对于本书而言，晋唐并不专指“两晋”与“唐”，而是特指从西晋开始（266）至唐代结束（907）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从时间范围看，之所以前不含曹魏，后不及两宋，其首要原因是充分考虑到西行求法运动的时代功绩。
古代西行求法运动，大体以晋唐之间自成格调。此亦为佛教学者之普遍认识。汤用彤指出：“自玄宗以后，吐蕃强大，阻碍交通。又中国内乱，民力凋敝，因是求法西行，渐成绝响。”[13]梁启超强调，中国僧人“留学运动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介在其间之第六世纪，较为衰颓”，这种现象可归诸印度佛教昌明、西域来往利便以及中国求法需要与否等原因；抑又，“第八世纪之后半纪，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瘈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业，无复闻焉”；“其可称佛徒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有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九六四—九七六）敕遣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一事。其发程时，上距义净之入寂既二百五十二年矣。此在求法史中，最为大举，然衔朝命以出，成为官办的群众运动，故其成绩乃一无足纪也”[14]。法国汉学家沙畹则以为：“据史籍所志中国僧人之西行，至一○五○年，为数固多，然记述绝无”，“自十一世中以后，中国西游僧人遂绝行迹。考厥原因有二：一、宋朝北方受契丹之迫胁，正聚其力以防北边，无暇顾及此事；二、回教侵入印度，佛教因之衰微，前之信徒顶礼之圣迹，至是遂寂无一人矣”[15]。正因为如此，探寻汉地巡礼求法僧人之佛国行迹和历史功绩，宜以晋至唐为主要时段和核心时段，宋初不过是煞尾罢了。
再者，现存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佛教行记佚著亦大多分布于晋唐之间。除了僧传和经录偶或转写游方沙门事迹，晋前并未见有佛教行记存世，唐后佛教行记亦非常罕见。诚如梁启超所言，宋初虽有规模较大的西行求法运动，但毕竟为强弩之末。据《宋史·外国传》记载，高僧道圆于“晋天福中诣西域，在涂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于宋乾德三年（965）自西域还；乾德四年（966），“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16]；后亦陆续有僧人前往佛国巡礼，直至宋仁宗天圣、宝元间沙门怀问三往西域。以上种种，宋人志磐《佛祖统纪》试图梳理往昔。然而自唐代以来，相关佛教行记日趋少见，宋人同类著作别行于世者更为罕见，唯有范成大《继业西域行程》与无名氏《西天路竟》，且仅存略本[17]。而晋唐之间，既有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这两种佛教行记全帙存世，也有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佛教行记相关文献全帙流传至今。至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属于佛教行记融汇之作。从支僧载《外国事》到常愍《历游天竺记》，晋唐亦有佛教行记佚著多种亟待详考。此外，还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义净《西方记》等唐人佛教行记节本或残卷，同样值得我们分析和解读。从现有文献以及文本多样性看，晋唐无疑是古代佛教行记的黄金时代。
本书之所以集中关注晋唐，还在于围绕着佛教行记的构建与定型、承嗣与转向来进行学术研究。如果说六朝佛教行记处于构建和定型阶段，那么隋唐同类著作则处于承嗣和转向阶段。更有甚者，晋唐是佛教在汉地积极发展的关键时期，亦是文献繁衍、思想活跃以及文明交融的特殊时期，更是多种文体生长、定型乃至成熟的重要时期。晋唐上承秦汉，下启近古，佛教行记著作亡佚不全者较多，却未能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一言以蔽之，研究晋唐佛教行记及其文学内涵将更有学术意义和价值。
综上，本书试图在吸收前贤整理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六朝隋唐阶段汉地巡礼求法僧人之旅行笔记和相关传记文献进行专门疏证，抑又针对其文学表征、内涵以及意义进行补充揭示，以进一步彰显这种特殊的佛教杂传小类的文化内涵。
二、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
佛教在晋唐时代的顺利传播，离不开大德高僧们的积极作为。与佛经翻译活动直接相关，中外僧侣西去东来，西行求法与东行传法并行不悖，由此形成了古代交通史上的独特景观。据道宣《释迦方志·游履篇》：“及显宗之感瑞也，创开仁化之源，奉信怀道，自斯渐盛。或慨生边壤，投命西天；或通法扬化，振崇东宇；或躬开教迹，不远寻经；或灵相旧规，亲往详阅。斯之多举，并归释宗。”[18]汤用彤亦认为：“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归国以后，实与吾国文化以多少贡献，其于我国佛教精神之发展，固有甚大关系也”[19]。其中，关于汉地巡礼求法者的非凡事迹，大多存见于佛教僧传、经录以及行记之中。自古至今，历代学者对这些游方僧人也有关注。
慧皎《高僧传》、宝唱《名僧传》、道宣《续高僧传》等僧传，僧祐《出三藏记集》、智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经录，均为汉地巡礼求法僧人作传。早在唐代以前，僧宝即撰有《游方沙门传》，惜其早佚。唐人义净继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叙及玄奘之后五十六位西行求法僧人，遂把僧宝试图专门梳理的游方僧人类传发展至一个新的水平。不仅如此，《释迦方志·游履篇》专门叙及竺法护、释宝云、释法显、释智严、释智猛、昙猛、慧景、释法勇、僧猛、昙朗、道泰、惠叡、道药、道普、法盛、宋云、惠生、玄奘等十余位西行求法之僧。晚清以来，梁启超论及“中国印度之交通”，曾制作《西行求法古德表》，列举唐代之前朱士行、竺法护、慧常等五十三位，唐代玄奘、师鞭、道希等五十二位，共得“百零五人，其佚名者尚八十二人”[20]。张星烺研究中西交通史，亦先后梳理“中国往印度之僧人”[21]，其中涉及唐前朱士行、释法显、释智严等十一位，唐代玄奘、玄照、道希等四十四位。汤用彤撰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专辟《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一章，书中使用较多篇幅，胪列并分析唐前巡礼求法僧人之知名者数人。王邦维为义净所撰类传作注，亦附录有《求法僧一览表》，另附重归南海传四位僧人[22]。种种证据表明，晋唐巡礼求法僧人不胜枚举。尽管这样，晋唐佛教行记却呈现出了多种文本状态。
析言之，晋唐巡礼求法僧人未有行记传世者，大致表现为两类：一是西行之人不乐自撰行记，其门徒或同时代人亦未能代撰。二是西行之人或同时代人虽撰有行记，但迄今为止片文只字不存。与此相反，晋唐巡礼求法僧人今有行记内容传世者，亦大致表现为两类：一是所撰行记虽亡而略存佚文，其吉光片羽亦有待考证。二是所撰行记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幸存全帙。比较而言，后者亦即佛教行记传世文献更为罕见。除此之外，晋唐巡礼求法僧人事迹，还牵涉到僧传、经录、地理书、故事集等佛教行记相关文献，具体表现为转写、融汇、节录、残卷等不同文本。
一般来说，凡中古僧传、经录附传等叙及传主巡礼求法之事而罕见其路线和见闻详情者，大多缘于传主不乐自撰行记，其门徒或同时代人亦未能代撰。以慧皎《高僧传》为例，该书卷一竺昙摩罗刹（竺法护）本传，卷三释智严本传，卷四朱士行、于法兰、于道邃本传，卷七释慧叡本传，卷十一释慧嵬、释慧览本传等，即当如此。抑又，凡中古僧传、经录附传等详叙传主游方路线和见闻者，则缘于西行之人或同时代人撰有行记。亦以《高僧传》为例，该书卷三释宝云本传、卷十三释法献本传等，即当如此。该书卷三释法显、释昙无竭、释智猛本传等，亦当如此。不同的是，前者宝云、法献虽有行记，却在唐前已佚，故而既未见书名，又不见相关文献叙录和征引。后者昙无竭、智猛行记亡佚稍晚，故而得见其书名、相关叙录以及后人征引，其相关内容和佚文亦藉此得以考证。至于法显行记则保全最周，于今可见全帙。
与此类似，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勇本传，宝唱《名僧传》卷二十六法盛本传，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本传、卷十释僧昙本传，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义净本传、卷二十七含光本传、卷二十九慧日本传等，均属巡礼求法僧人传记，然而大多数传主所涉行记亡佚而相关内容略存，唯有玄奘行记全帙流传至今。晋唐巡礼求法僧人今有行记相关内容传世者，因其流传情况不等，故而文本状态较为复杂。
今检读《隋志》，其中史部地理类著录佛教行记有：释法显《佛国记》一卷、释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释昙景《外国传》五卷、释法盛《历国传》二卷以及《慧生行传》一卷。抑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慧生等人求经之事，其内容实以《慧生行传》为主体，《宋云家记》为辅助，《道荣传》为补证[23]。抑又，中古类书和古注屡次征引支僧载《外国事》，清人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吴士鉴四家同名《补晋书艺文志》均著录此书。郦道元《水经注》亦多次征引竺法维《佛国记》佚文。抑又，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著录沙门昙无竭撰有“《外国传》五卷”，注云“竭自游西域事”[24]；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亦著录有《外国传》五卷，云“竭自述游西域事”[25]。如此，可见唐前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至少应有十种。这些佛教行记均有相关内容或者佚文存世，因前人研究甚少，遂成本书之考证对象。
有唐一朝，缘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极封建时代之盛，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下得到了很大发展，“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徒不绝于路”，“人数之多，周游地区之广，历史上空前绝后”[26]，形成了另一个高潮。令人遗憾的是，唐朝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仍然为数不多。考察相关文献，除《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前述义净类传二卷，另有《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以及《开元释教录》著录慧立等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等。上述著作主要涉及玄奘、义净和初唐僧人行记。《大正藏》之《游方记抄》则收录有新罗僧人慧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节本[27]、圆照撰《悟空入竺记》节本以及常愍《历游天竺记》逸文略示，俄藏敦煌写本文献中还存有义净《西方记》残卷。如此，可见唐代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别行于世者亦应有七种。可惜的是，唐朝佛教行记单行本仍非常罕见。
此外，有关朱士行事迹，僧祐《出三藏记集》所见《新集安公失译经录》著录有《仕行送大品本末》一卷，注明“是失译经”[28]。法经等《众经目录》“此方诸德传记”[29]亦著录有《沙门仕行送大品本末记》一卷。然而未见佚文。据李德辉辑校，唐前另有释道安《释氏西域记》（亦称《西域志》）、支昙谛《灵鸟山铭》以及菩提拔陀《南海行记》三种佛教行记。关于前两种文献，杜佑《通典·西戎总序》注文视之为与法显《佛国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国传》、竺法维《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游行外国传》等佛教行记类似的“诸僧游历传记”[30]，显然不符实际。其实，《释氏西域记》乃高僧道安编纂的一部西域地理史籍，其中即便有可能吸收佛教行记内容，也应是从西域梵僧之来华传教者借鉴相关西域知识为主[31]。支昙谛为东晋僧人，《名僧传》卷十归入隐道中国法师类。丘道护《道士支昙谛诔》虽云：“法师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国氏。既伏膺师训，乃从法姓支，徙于吴兴郡乌程县都乡千秋里”，“游涉众方，敷扬大业。妙寻幽赜，清言析微”，“泛游弘化，振响扬晖。开道玄肆，肇辟灵扉”[32]，所谓巡礼求法则没有明显证据。且从文献称名看，《灵鸟山铭》不类佛教行记。据《太平御览》卷五十征引《灵鸟山铭序》小段文字，亦难以遽定为支氏旅途闻见。至于菩提拔陀《南海行记》，虽不见有史志著录，但检读《洛阳伽蓝记》卷四节录，应属北魏佛教行记相关内容。又据郑炳林汇辑并命名，法藏敦煌文献中还有《印度地理》（P3936）残卷，虽仅剩三行文字，但大致记载一无名僧人巡游中印度、东印度闻见，“所记印度地理与《西域记》、《慈恩传》、《法显传》、《洛阳伽蓝记》卷五、《慧超传》皆无相关之处”[33]，俟考。
除上述十九种相关文献之外，搜检史志、经录、古注、类书以及诸家大藏经、敦煌遗书等，晋唐其他佛教行记存于世者已难寻觅：一是完整书名不可得见，二是佚文和相关内容不可搜辑。令人遗憾的是，晋唐佛教行记著作罕有全帙存世。清人徐继畬认为：“印度为佛教所从出。晋法显、北魏惠生、唐元奘，皆遍历其地，访求戒律大乘要典，纪载特详。”[34]而事实上，《洛阳伽蓝记》卷五所见慧生行记亦不甚详赡。晋唐佛教行记保存完整者，仅有法显《佛国记》、辩机《大唐西域记》以及慧立撰著玄奘相关行传。兹简要叙录于下[35]：
法显生卒年不详。其生平资料，主要有《佛国记》、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慧皎《高僧传》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附传、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五附传等。据其自撰行记，“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后秦弘始元年（399）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自发迹长安至度葱岭，继而至北天竺、西天竺，约404年至中天竺摩头罗国，继而又至东天竺，于409年离开多摩梨帝国海口，“泛海西南行”，“到师子国”，又浮海至耶婆提国，于412年还至青州，“凡所游历，减三十国”[36]，瞻仰城池和佛迹无数，不一而足。据《开元释教录》，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出家受大戒后，“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前往佛国求经巡礼，历经数国，亲睹灵验，“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东还”，“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因遇大风浪而随流至青州，后“南造建康，于道场寺，就外国禅师佛陀跋陀罗，译《大般泥洹经》等六部，撰《游天竺传》一卷”，“后到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37]。根据相关文献作大体推断，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达五十八岁以上高龄，其佛国之行更令人钦佩。
法显带回并翻译有多部佛经，对佛教戒律和毗昙学居功至伟。《佛国记》则是他对历时十五年长途旅行的亲笔记录。早在唐代之前，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已充分吸收了书中的诸多记述。此书在后代史志、补志以及经录中多见著录，各种大藏经亦有收录，诸多文献均有征引，又有《法显传》《释法显行传》《法显行传》《高僧法显传》《法显记》《佛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释法明游天竺纪》《法明游天竺记》等称名。其最早印本，藏于宋代《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碛砂藏》和金代《赵金城藏》等大藏经，保存至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思溪圆觉藏》本《法显传》曾由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其中原缺五番据日本元禄九年（1696）抄配。另有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先后传录的三种日本古抄本，亦即：长宽二年（1164）抄本，前有“石山寺一切经”印记；镰仓初期（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抄本；应永七年（1400）抄本（日本京都市南禅寺所藏）。又，《佛国记》另有《津逮秘书》本（1922年上海博古斋据明汲古阁本影印）、《学津讨原》本（清嘉庆十年即1805年虞山张氏旷照阁刊本），《历游天竺记传》另有支那内学院1932年刻本。此外，自十九世纪前期以来，欧洲法、英诸国和日本学者亦曾相继从事《法显传》的译注工作，国内李光廷、丁谦、岑仲勉、贺昌群、汤用彤等学者亦从事该书的考证工作。今有章巽《法显传校注》由中华书局2008年整理出版，较为权威。抑又，《出三藏记集》法显本传记载其独留耆阇崛山中降伏黑师子以及巧遇头陀弟子大迦叶等事迹，虽为《佛国记》中所无，亦应属法显行记之相关内容。毋庸置疑，法显行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玄奘（600—664），俗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考其生平，俱见《大唐西域记》、慧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八附传、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玄奘本传等，其中以《慈恩传》最为详实。据彦悰《序》，玄奘“每慨古贤之得本行本，鱼鲁致乖；痛先匠之闻疑传疑，豕亥斯惑。窃惟音乐树下必存金石之响，五天竺内想具百篇之义”，遂于贞观三年（629）前往佛国求经巡礼，“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奈苑。鹫山猨沼，仰胜迹以瞻奇；鹿野仙城，访遗编于蠹简。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38]，后于贞观十九年（645）归国，余生从事佛经翻译以及弘法活动。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佛教徒中声名最显赫者，与稍后的义净和东晋法显并为“西行三杰”。《大唐西域记》则是他归国之后奉唐太宗敕命而作，由玄奘口述，门人辩机笔受。该书“实为东西洋旅行记中，范围广大、记述正确、内容丰富之著作，其地位在佛教史、佛教地理研究上，允为无二之宝典”[39]。历代史志往往著录该书，宋代《碛砂藏》、明代《永乐北藏》、清代《乾隆大藏经》、日本《卍正藏经》《大正藏》等诸种大藏经均有收录。自唐代流传至今，几无缺佚。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高丽新藏本》为底本，同时参以众本，采摘孔翠，校证精审，最为精良。
同为记载玄奘西行求法事迹，慧立等《慈恩传》与《大唐西域记》俱为我国古籍中传记文学和游记文学的名著，其学术价值非常巨大，堪称双璧。该书前、后五卷分别为玄奘门人慧立、彦悰撰述，后代史志和佛教经录亦往往著录之，诸种大藏经亦见收录，自唐至今亦无缺佚。梁启超曾高度评价：“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40]如果说《大唐西域记》以“地”为主，玄奘本人及其活动在行记中隐而不显；那么《慈恩传》则以“人”为主，玄奘作为求法巡礼高僧的人物形象得以尽情地展露，恰可弥补《大唐西域记》之不足。今中华书局出版有孙毓堂、谢方点校本，以吕澂校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的《高丽藏》本、《碛砂藏》本，较为流行。值得一提的是，《慈恩传》虽为玄奘别传，前五卷实则叙述玄奘的取经事迹，故而亦可视为佛教行记。只不过二书各有侧重，内容倾向和文风各不相同，故宜参照用之为上。
除法显《佛国记》、辩机《大唐西域记》以及玄奘相关行传外，唐代义净行记相关文献与《西方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以及圆照《悟空入竺记》等，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因前人已有详细考证和相关研究，本书不再作深入考察。兹亦简要叙录：
义净（635—713），俗名张文明，齐州山庄（今山东济南）人。考其生平事迹，详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与卷四、《开元释教录》卷八附传、《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三附传以及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等。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自述”，义净“以咸亨元年（670）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莱州弘袆论师，更有三二诸德，同契鹫峰，标心觉树”，后“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而太息”，暂至佛逝，善行返棹而归；义净又往末罗瑜国、羯荼、东天竺裸人国、耽摩立底国，继而拟与大乘灯师诣中天；“先到那烂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阇崛，见叠衣处。后往大觉寺，礼真容像”，“次乃遍礼圣迹，过方丈而届拘尸；所在钦诚，入鹿园而跨鸡岭。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耽摩立底”[41]，后经羯荼国，仍取海路东归，暂居佛逝，寄归其著作两种以及新译经论往京；终于证圣元年（695）抵达洛阳，从此积极参与译经活动。义净佛国求法行迹，既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今中华书局出版有王邦维校注本。该书以《碛砂藏》本为底本，对照《赵城金藏》等十一种刻本，参考其他多种文献资料，学术价值较高。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亦略叙其西行前后相关背景以及所见天竺僧侣之日常生活，今中华书局亦出版有王邦维校注本，可以作为参证。义净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注文，亦有提供其西行游历天竺诸地的相关信息。
义净一生著译甚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曾提及其另撰有《中方录》《南海录》《西方记》《西方十德传》四书。从书名看，这些文献应该是研究古代印度和南海的重要资料，惜其早佚。《西方记》或为义净记录西方内法之作，或为义净行记，或为两种内容之综合。据《南海寄归内法传》“受斋轨则”：“然北方诸胡，睹货罗及速利国等，其法复别。施主先呈华盖，供养制底，大众旋绕，令唱导师广陈咒愿，然后方食。其华盖法式如《西方记》中所陈矣。”[42]可见《西方记》曾叙及“华盖法式”。而据郑炳林研究，俄藏敦煌文献Φ209《圣地游记述》“撰写于唐高宗时期”，其叙述内容“与义净所游历的佛教圣迹基本相符”，记载旅行路线亦与义净游历天竺的行程路线一致，故其正是“改编后的《西方记》残卷”[43]，这种残卷应以义净行记原著为基础进行加工，同时还删略了其中与行记关系不大的记载。今检读该卷子，其前部分残缺而后部分没有写完，内容乃记录义净曾游历舍卫国给孤独园、波罗奈城鹿野苑、俱尸那城佛入涅槃处、亭玚明国、阿育王本生国、言陀城、雀梨浮图、七宝梯、弥勒像、佛降伏天魔处、舍婆提城悉达太子本生处、摩诃陲投饲虎处、尸毗王救鸽处、跋陀城月光王舍千头处、檀特山太子舍施儿女处、奚吴曼地城、迦毗舍国、狮子国等国家、城池以及佛迹，形式上类似旅游指南，不少文字可以参证甚至有补于《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晋唐佛教行记文献，研究价值较大。
慧超又作惠超，其生平事迹不详。据张毅研究，仅知他“为新罗人，其出生年月与地点（是汉地或原籍新罗），何时入唐，均无法确知”；据近似推测，“他可能出生于唐武则天圣历三年（700），也有人认为生于长安四年（704）”；“此后约于开元十一年（723）”取海道前往天竺巡礼，其行程是“先在东天竺诸国巡礼，然后再巡礼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诸国，最后辗转经中亚各地，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行抵安西”，取陆路归国；后回长安参与佛经翻译工作，曾在大荐福寺金刚智门下受业，兼为助手，大概“卒于建中（780—783）年间”[44]。慧超被认为是继玄奘、义净之后来自东方的最伟大的旅行僧人。回归汉地后，撰有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该书仅见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引注词条，佛教经录未见著录，历代典籍亦未见征引，足见其亡佚已久。据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等研究，敦煌写本残卷伯3532即《一切经音义》所载《惠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节录本。日本高楠顺次郎最初收入《游方传丛书》，后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大正藏》，今见于《大正藏》史传部之《游方记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今有德、英、朝鲜语等多种译本，国内出版有张毅《笺释》本，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精良。敦煌节录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虽亦形似旅游指南，但是学术价值颇高，可谓继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等《慈恩传》以及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之后，研究八世纪上半叶突厥各部和中亚各国的珍贵文献。
悟空（731—812），俗名车奉朝，旧名法界，京兆云阳（今陕西泾阳）人。其生平事迹，见于圆照《悟空入竺记》、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如通《唐悟空禅师塔铭文》等。据圆照记其行状，悟空初为白衣，乃“后魏拓跋之胤裔”，“时罽宾国愿附圣唐，使大首领萨波达干与本国三藏舍利越魔，天宝九载（750）庚寅之岁，来诣阙庭，献欸求和，请使巡按。次于明年（751）辛卯之祀，玄宗皇帝敕中使内侍省内寺伯赐绯鱼袋张韬光，将国信物行，官奉傔四十余人，蒙恩授奉朝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员外置同正员，令随使臣，取安西路”；至天宝十二载（753），“奉朝当为重患，缠绵不堪胜致，留寄健驮逻国。中使归朝，后渐痊平，誓心归佛，遂投舍利越魔三藏，落发披缁”，“蒙三藏赐与法号”，时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二十七；如是巡礼数年，“从此南游中天竺国，亲礼八塔”，“如是往来，遍寻圣迹，与《大唐西域记》说无少差殊”；后因“思恋圣朝，本生父母，内外戚属，焚灼其心。念鞠育恩深，昊天罔极，发愿归国，瞻觐君亲”，“当欲泛海而归，又虑沧波险阻，乃却取北路，还归帝乡”，以贞元六年（790）达京师，“凡所来往，经四十年”[45]。经比对文献，得见《宋高僧传》悟空本传与《唐悟空禅师塔铭文》，均以《悟空入竺记》为基础。抑又，聂静洁曾校补《唐悟空禅师塔铭文》，得见大师“法号晋沛”，“谥曰悟空，姓□□□，张氏子，母车氏”，“以元和七年（812）正月二十三日归灭于护法寺，大中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建塔”[46]，可补充唐宋文献之不足。
汤用彤指出，沙门悟空“或唐代最后之西游知名者”[47]。《悟空入竺记》则是僧人圆照于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简略叙述悟空西行历程的佛教行记。该行记最先为《佛说十力经》前附《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十力经序》），九世纪初即由日本入唐僧人空海抄往日本，后被高楠顺次郎收入《游方传丛书》并取名，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大正藏》，今见于《大正藏》史传部之《游方记抄》。同时，唐勿提提犀鱼译《佛说十力经》以及《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亦见于《大正藏》卷十七经集部。据圆照记载，悟空归国之际，蒙越魔三藏“手授梵本《十地经》及《回向轮经》并《十力经》”；后途经龟兹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可三纸许，以成一卷。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此《十力经》，佛在舍卫国说”；后又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请于阗国三藏沙门尸罗达摩（唐言戒法）译《十地经》，三藏读梵文并译语，沙门大震笔授，沙门法超润文，沙门善信证义，沙门法界证梵文并译语，《回向轮经》翻译准此。翻经既毕，缮写欲终”[48]；是故《经记》得以叙及悟空西行事迹，行记内容则为圆照受悟空委托而撰写。今检读上述三种悟空传记资料，参照其他相关西域文献，得见该僧先是从长安西行进入北天竺，自疏勒国迄乾陀罗国，历经多个国家和城池；继而长期往来于北天竺、中天竺各地巡礼求法，其经行路线“正是丝绸之路西段路线之南亚支线”；又“取道沙漠丝绸之路东归，途中滞留于安西、北庭，后获得机会绕行回鹘衙帐，终于回到长安”，亦即经行“草原丝绸之路的一段线路”；悟空西行呈现出三个时期的行程特点，“即为顺畅入竺路（历时约两年）、漫长求法路（历时约23年）以及曲折归国路（历时约10年）”，其独特之处“即在于归途经沙漠丝绸之路绕行草原丝绸之路——回鹘路，见证了晚唐军政形势的变化及丝绸之路的变迁”[49]，有助于八世下半叶中印陆路的交通史研究。从宏观上看，《悟空入竺记》形如同时代佛教行记，其学术价值亦较大。
三、前贤整理和研究情况
晋唐佛教行记虽存世不多，其中保存完帙者更是罕见，却共同展示出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价值。沙畹指出，“中国之旅行家最能理会观察，昔日亚洲经行之大道，多数国家之地势古物风俗，今日皆得以昭示吾人者，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之旅行家。此辈或为外交使臣，或为负贩商贾，或为观礼僧徒，于东亚之外交政策商业交际宗教进化中，影响滋多”，“中国文化之发展于外国，亦藉此种外交使臣负贩商贾礼佛僧徒宣传之功”[50]。日人羽溪了谛则认为：“关于西域佛教能予吾人最正确之智识者，实为周游西域诸国之中国佛僧之旅行记。此类游记之书，虽不过为当时各地寺院僧侣之数额、佛教之学派、仪式及传说等之片断的报告，但其时代各异，自可比较对照，以推测各地佛教之盛衰情状，以及研究佛教流传之历程等，均为有益之资料。”[51]李德辉亦强调：“此类著述无论是从历史地理学还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角度讲，都具有其他文体、文类和著述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地位、特殊价值。”[52]正因为如此，晋唐佛教行记往往引起历史、地理、交通、宗教、民俗、文学等领域学者的兴趣和关注。
从学术整理和具体研究看，上文对晋唐巡礼求法僧人的梳理，对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的分析，以及对法显等五家行记的简要叙录，已部分展示了前贤相关成果。以此为基础，迄今为止有关晋唐佛教行记文献的辑佚、叙录抑或考证，不妨以重要学者为中心来进行阐述[53]，同时附及其研究情况。据笔者考察，这些学者主要有晚清民初陈运溶、梁启超、岑仲勉、张星烺、汤用彤、向达等，当代学者季羡林、王邦维、郑炳林、李德辉等，海外学者沙畹、高楠顺次郎等，他们大多在中古史地、丝路交通、佛教文史等领域颇有建树，并与本书话题直接相关。兹试图简要阐述如下：
有清一代，陈运溶曾辑有《古海国遗书钞》，其中收录支僧载《外国事》一卷，另见其他地理书辑本多种，后收入《麓山精舍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梁启超撰有《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其中《中国印度之交通》等篇刻意搜讨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西行僧人），梳理详赅，用力尤勤。
近代以来，岑仲勉对晋唐佛教行记佚著倾注了不少心血。岑先生撰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二文，后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前者辑录支僧载《外国事》、竺法维《佛国记》等六朝佛教行记佚文和相关地理文献，成为本书上编“佚著考说”的学术参考。后者叙录晋唐佛教行记，“只在保存其遗目”[54]，亦先后列举西晋支僧载《外国事》、东晋宝云《游传》、东晋释法显《佛游天竺记》一卷、宋昙勇（昙无竭）《外国传》、宋释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北魏道药《游传》（道荣行记）一卷、释昙景《外国传》五卷、宋竺法维《佛国记》、释法盛《历国传》二卷、北魏释惠生《行记》、北魏宋云《行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等佚著或全本，可谓提纲挈领，颇具学术指引意义。除此之外，岑氏《中外史地考证》还收录有《〈翻梵语〉中之〈外国传〉》《〈佛游天竺记〉名称之讨论》《西域记》等系列文章，从辑佚学和考据学角度整理佛教行记，值得我们重视。
与岑仲勉类似，向达亦撰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二文。前者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较为详细地叙录了支僧载《外国事》、释智猛《游行外国传》、释昙景《外国传》（含昙无竭行记）、释法盛《历国传》、竺法维《佛国记》等六朝佛教行记佚著，后来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亦成为本书上编“佚著考说”的重要参考。后者发表于《史学杂志》（1929年），其中梳理不少相关地理文献，惜未见续篇和行记佚著在列。除佛教行记佚著外，向达对法显和玄奘行记亦情有独钟，先后撰发了《佛游天竺记考释》（《图书季刊》1934年）、《玄奘法师》（《旅行家》1955年）、《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文物》1962年）、《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现代佛学》1964年）、《影印三种古本〈大唐西域记〉引言》（中华书局1964年）等系列文章，后亦出版有《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1981年）[55]，从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角度对晋唐佛教行记经典加以整理，同样值得重视。
作为著名的交通史学者，张星烺曾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其中第八编《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第四章《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见有“中国往印度之僧人”一节。原文摘录《高僧传》《洛阳伽蓝记》《慈恩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续高僧传》《敦煌石室遗书》《佛祖统纪》《吴船录》等文献所见古代中国游方僧人事迹，参以相关文献考证说明。其中可见绝大部分晋唐西行求法僧人，较之其他学者的表格式梳理，显得尤为详实。作为佛教史研究大家，汤用彤则撰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等代表作。前者第十二章《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依次包括“传来之道路”“西行求法之运动”“法显之行程”“智严、宝云、法领、智猛、法勇”“南北朝之西行者”“河西之传译”“北凉昙无谶”“南朝之译经”“北朝之译经”“经典与翻译”十个部分。其中第二至第五部分，集中论及数位唐前西行求法僧人，可谓骋怀游目，洞隐烛微，足以启迪学人。
考察当代重要整理成果，可见中华书局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其中收录有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章巽校注《法显传》、孙毓棠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张纯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等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因其荟集广博、校勘精良，这套丛书往往成为今人阅读和参考的重要版本。与此相关，王邦维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年），章巽著有《〈大唐西域记〉导读》（与芮传明合著，巴蜀书社1990年）。季羡林曾先后发表《关于〈大唐西域记〉》（《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义净和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与王邦维合作，《文献》1989年）、《丝绸之路与西行行记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等学术论文。王邦维亦撰发《敦煌写本〈南海寄归内法传〉（P2001）题记》（《中国文化》1989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再谈敦煌写卷P2001号：学术史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书名》（《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等系列论文。这批学者对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进行专题叙录、体制形态考察以及学术史梳理，牵涉到文献类型、版本、校勘、考据等学术内涵，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
晋唐佛教行记的当代整理成果，另有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该书先后收录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西天路竟》（S383）、《印度地理》（P3936）、《大唐西域记》敬播序及卷第一（P2700）、《大唐西域记》卷第一（S2659）、《大唐西域记》卷第二（P3814）、《大唐西域记》卷第三（S958）、《诸山圣迹志》（S529）等古代佛教行记文献残卷，其中涉及晋唐佛教行记三种。郑先生还主编（与张兵、段小强合作）有《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一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9年），可谓卷帙浩繁，其中先后收录《法显传》《使西域记》《悟空入竺记》《往五天竺国传》《大唐西域记》等多种晋唐佛教行记。此外，郑氏还撰有《俄藏敦煌写本唐义净和尚〈西方记〉残卷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唐玄奘西行路线与瓜州伊吾道有关问题考察》（与曹红合作，《敦煌学辑刊》2010年）等论文研究成果。上述部分论著，对于本书相关章节的撰写同样大有裨益。
近年来整理和研究晋唐佛教行记文献，尤以李德辉较为突出。李先生整理《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不失为集大成之作，共辑出一百一十种佚著。其中辑录支僧载《外国事》、昙勇《外国传》、竺法维《佛国记》、智猛《游行外国传》、道荣《道荣传》、法盛《历国传》、慧生《使西域记》、菩提拔陀《南海行记》、常愍《历游天竺记》、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圆照《悟空入竺记》等晋唐佛教行及其相关文献，堪称全面而又谨严，同样成为本书上编“佚著考说”的重要参考。以文献整理为基础，李德辉还先后撰有《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唐人行记三类叙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六朝行记二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古西行记源出汉代西域诸书说》（《西北师大学报》2016年）、《论行记的内涵、范畴、体系、职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等系列学术论文，从体制形态、特征分类以及渊源流变等角度阐述晋唐行记，其中牵涉佛教行记文体和文学特性，不少观点均属学界首创，对于本书相关章节撰写起到很大程度的引领作用。
关于晋唐佛教行记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还有沙畹、烈维、斯坦因、高楠顺次郎、羽溪了谛、长泽和俊等海外学者的相关成果[56]。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62年）为例，其中收录有法人沙畹撰《中国之旅行家》《宋云行纪笺注》、烈维撰《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英人斯坦因撰《玄奘沙洲伊吾间之行程》等学术论文。沙畹研究中国古代旅行家，阐述法显、宋云、慧生、玄奘、义净、悟空等晋唐主要巡礼求法僧人事迹。烈维之长文则结合汉译佛经和相关文献，针对中古佛教地理进行深入考证，直接启发或者佐证本书之相关研究。此外，在诸家大藏经中，由日本高楠顺次郎等发起和组织编纂的《大正藏》，实则有功于晋唐佛教行记文献相关整理。《大正藏》史传部、事汇部不仅收录《三宝感应要略录》三卷、《高僧法显传》一卷、《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一卷、《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等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以促进其有效传播；而且搜辑《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唐常愍游天竺记逸文》（略示）等佛教行记残卷[57]，以及暂不属于本书研究范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继业西域行程》以及其他梵僧游记三种，最终汇辑成为《游方记抄》，让这批佛教游方类文献进入学者视野，无疑值得赞赏。以晋唐佛教行记为研究对象，相关日人考证著作另有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等，同样有助于本书引证。
统观晋唐佛教行记文献，其中直接整理成果无疑以《佛国记》《大唐西域记》《慈恩传》等全帙为最，其中又以法显、玄奘行记历代译注最多，足见其人文普世价值非同寻常。以玄奘行记为例，毛丽娅、高志刚主编有《大唐西域记珍本汇刊》（巴蜀书社2019年）凡三辑。第一辑收录十七个中国历代抄录、刊刻的《大唐西域记》版本，其中大部分为1949年后未曾在大陆出版者，所见日本藏《思溪藏》足本的文献价值尤为突出。第二辑收录十一种《大唐西域记》重要版本，包括四种清钞刻本、两种朝鲜刻本以及五种日本钞刻本，其中不少为珍本。第三辑包括四种日本钞刻本《大唐西域记》以及八十余部有关玄奘、西域的文献。可以想见，《汇刊》必然会促成《大唐西域记》版本研究和相关研究迈上新的台阶。抑又，范祥雍撰有《大唐西域记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不失为该书校勘学新成果。而相比之下，新时期关于晋唐佛教行记佚著的整理和考证成果依然较为少见。尽管向达、岑仲勉、李德辉等学者都曾为此贡献力量，然而尚有进一步挖掘和综合考察的学术空间。
从前贤成果看，晋唐佛教行记研究客观上呈现出了某种不平衡性。李德辉指出：“汉唐两宋行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不是很理想，原因就在于多数行记都偏于写实而不重形象，历史文化内容多于文学描写，因此遭到文学研究者的排斥，却得到史学研究者和文献考据家的格外垂青”，“迄今为止尚无一种专著对中国古代各体行记做全面深入的文学研究”[58]。其实，佛教行记研究也大体表现为这种状态。迄今为止，亦未见有专门著作阐释晋唐佛教行记的文学价值。从文学研究成果看，除上文梳理略有涉及，还主要表现为：其一，两种佛教行记全帙校注，譬如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等，曾在前言部分对其文学现象略有提及。与此相关，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亦在前言部分，适当阐述佛教行记文献、文体以及文学内涵。其二，古代传记文学或游记文学史著，譬如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梅新林《中国游记文学史》（与余樟华合作，学林出版社2004年）、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亦曾在某些章节叙及佛教行记的文学特征和体制。就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而言，除了李德辉相关著述所见文学分析较为丰富，上述两种情况的文学研究成果大多有力度不够之弊，故而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除此之外，某些学术论文单篇，通过直论、比较、例证、影响等研究方式或者角度，论及晋唐佛教行记之文学价值。这里，陈兰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文学价值》（《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林基中《关于〈大唐西域记〉和〈往五天竺国传〉的文学特性》（《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戴伟华《义净诗二首探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周义轩《得新声于异邦——唐高僧义净诗文旨趣谈片》（《佛教文化》2003年）、何红艳《〈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史素昭《信仰与信实的统一——〈慈恩传〉的叙事分析》（《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张婷《〈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语言描写艺术》（与李晓明合作，《历史文献研究》2013年）、赵晓春《东西方自传文学中的两颗启明星——法显〈法显传〉和奥古斯丁〈忏悔录〉在文学性方面的比较》（《福建论坛》2013年）、王美秀《对话与辨证——圣严法师的旅行书写与法显〈佛国记〉之比较研究》（《圣严研究》2011年）、宋晓蓉《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嬗变考察——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为例》（《西域研究》2014年）等学术论文，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结合以上阐述，晋唐佛教行记之文学研究，在客观上呈现出三种趋势：其一，重点关注《佛国记》《大唐西域记》《慈恩传》等佛教行记全帙及其相关文献，对于佛教行记佚著或者相关文本还关注不够，且尚未形成全面周至的综合性成果。其二，不少论文乐于探讨巡礼求法僧人之佛国见闻尤其是佛教传说，但是相关材料证据还不充足，相关文本阐释还有待深入。同时，对于佛教行记文本其他层面的文学研究还有待丰富和拓展。其三，从具体研究看，关于佛教行记的文本特征和文体元素、六朝和隋唐佛教行记的文学表征及其发展趋势、佛教行记常见的宗教文学主题、佛教行记所展示出来的多种叙事策略、佛教行记所见人物形象的特色塑造、佛教行记所见人物情感的抒写和表达，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不断拓展。
要之，大多数学者习惯于从史地角度研究晋唐佛教行记全帙，但是针对此类著述进行全面考察尤其是文学研究，相关成果实则显得相对薄弱。关于这一点，李德辉分析得十分到位：“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行记自身造成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传统的行记内容博杂，涉及交通、佛教、地理、民俗等方面，性质上亦文亦史亦学，因此各门学科对待它也只能是各取所需。文学研究者则只从文学性着眼，选取那些文辞优美、叙述雅洁、情感动人、意蕴丰富的篇章来鉴赏研究，而对绝大多数文学性不够的文本则视若无物。其研究都不是从文体上着眼，而是从文笔上着眼。很显然，从文学的立场上看，人们对行记还谈不上系统的研究。”[59]这正是本书赖以继续探讨并且试图深入拓展的学术空间所在，也是我们试图努力的方向。
四、本书之学术框架及其他
综上，晋唐佛教行记以载录僧人巡礼求法见闻为主，是研究佛教史、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学的重要学术资料。近代以来，围绕着法显、慧生、玄奘等人行记，前贤撰写史地考证类论著较多，但是仍然有待于我们进行归纳和总结。相较而言，针对六朝隋唐佛教行记佚著进行文史考说者则较为少见。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者对晋唐佛教行记亦渐有关注，然而相关成果毕竟寥寥，故而有待于继续挖掘、深化以及拓展。正因为如此，基于史学和文学视阈，结合古代僧传、地记、游记、诗歌、文言叙事等相关研究，参照各种史志、经录、类书、古注，以及大藏经、敦煌遗书、辑佚书等，尽可能搜罗一切相关文献，整理和考证某些具有学术价值的佛教行记佚著，重点梳理六朝隋唐佛教行记文本的构建、承嗣、丕变及其文化效应，系统阐释这批文献的文本功能、文学特征以及人文内涵等，不失为一种颇具价值和意义的学术行为。
换言之，本书拟把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全面关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巡礼求法僧人事迹。然而，基于前贤整理与研究情况，这里尚有必要详加说明：其一，《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以及义净、慧超、悟空等人行记及其相关文献，或有全帙定本且校证精良，或有残卷节本而考释细致，本书不必再在文献考据方面叠床架屋，追随骥尾。基于晋唐佛教行记的文献和文本现状，本书虽仍以上述文献为重要研究对象，但是并不打算集中精力对这些经典著作进行个案考证，而是在纵览和鸟瞰晋唐佛教全帙、佚著及其相关文献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宏观审视、比对互证、综合考察，最终得出颇具全面性和时代性的学术结论。其二，支僧载《外国事》等佛教行记佚著多种，虽然已引起某些学者的辑录和梳理，然而相关考证或零碎而不成体系，或浅尝而不够透彻，或偏隅而不够全面，故而尚有进一步探幽索赜的必要。之所以试图集中考证这批佛教行记佚著，其实想法很简单，亦即选择那些尚有线索可寻者，以弥补佛教行记经典纵向序列上的空白点。这里，以《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著作为关键点，其前后相关文本虽然亡佚甚多，但是通过佚著考说，亦即索隐并解析某些行记相关内容，或许可以给读者展示出更为完整、更加丰满的学术链条，有助于晋唐佛教传记的系统研究。其三，对于晋唐佛教行记，前人从历史、地理、宗教、语言、文化等角度去考察尚多，从文体、文学特别是叙事层面去进行阐释相对较少，本书有必要加强研究，以期补苴罅漏。这里，前人对玄奘行记进行文学考察稍多，然而犹可丰富和拓展。前人对六朝佛教行记进行文学阐释较少，对晋唐佛教行记进行纵向文学研究或专题文学研究亦较罕见，本书试图勉力为之，以期推陈出新。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试图分为三个部分：佚著考说、文学阐释以及文献附录。
上编以“佚著考说”为关键词。晋唐佛教行记理应存有不少，然而绝大多数遗亡殆尽。仅有支僧载《外国事》等部分著作称名完整并且见有佚文或相关内容。兹依据考证需要和相关线索对其进行撰者考察、文本钩沉以及综合研究。由此涵括七种内容：第一，支僧载与《外国事》。主要考察支僧载活动时代与国籍、《外国事》现存辑本、《外国事》三种辑本之优劣、《外国事》文本特征与学术价值等。第二，竺法维与《佛国记》。主要考察竺法维生平及其活动时代、竺法维与竺法雅等人辨析、竺法维《佛国记》现存佚文、竺法维《佛国记》学术价值等。第三，释智猛与《游行外国传》。主要考察释智猛其人及译经之举、《游行外国传》基本情况、《游行外国传》之学术价值等。第四，昙无竭与《外国传》两种。主要考察昙无竭及其《外国传》相关内容、《外国传》与信行《翻梵语》、信行《翻梵语》所见《外国传》名物、释昙景《外国传》及其相关澄清等。第五，释法盛与《历国传》。主要考察法盛及其《历国传》相关内容、《翻梵语》所见《历国传》框架、《翻梵语》所见《历国传》国名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第六，北魏慧生行记诸种相关文献。主要考察《慧生行传》等佚著三种辨析、《洛阳伽蓝记》卷五之文例和建构、《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之文献依据等。第七，释常愍与《历游天竺记》。主要考察释常愍生平及其活动时代、《历游天竺记》现存逸文、《历游天竺记》佚文之删补特性、《历游天竺记》之学术价值等。
本编考察六朝佛教行记八种，唐代佛教行记一种。之所以如此安排，完全是基于晋唐佛教行记的实际研究情况。凡前贤研究较全、较深者，抑或因为文献资料不足而难以考证者，本书将不烦论及。凡有待继续深化和总结者，本书试图补充并夯实。
下编以“文学阐释”为关键词。佛教行记在文体上兼具传记、地记以及游记特征，必然导致其产生文学表征，并且实践其文学功能。尽管因时、因人而异，其文学程度亦强弱不等，然而都值得细致探讨。本书对晋唐佛教行记进行文学研究，亦不必均衡用墨。兹以上编为基础，进行专门研究，亦涵括七种内容：第一，晋唐佛教行记之文体解析。主要考察晋唐佛教行记之文体属性、佛教行记与僧人传记、佛教行记与地记游记、佛教行记之文学生成等。第二，六朝佛教行记之文学表征。主要从写景之简练传神、状物之精致细腻、叙人之真切传情、记事之神秘有验四个方面去考察，并且揭示其文学意义。第三，唐代佛教行记之文学趋向。主要从写作意图的迎合、文献形态的多样、求法路线的拓展、文本功能的强化四个方面去考察，旨在揭示其发展规律。第四，晋唐佛教行记之文学主题。主要以法显和玄奘行记为核心，兼及其他佛教行记，对其作为宗教文学的“苦难叙事”主题进行分别阐释和综合解读。第五，晋唐佛教行记之叙事策略。主要从预叙方法、劫掠故事以及佑护情节三个方面去考察，揭示佛教行记与传统传记和文言小说的时代关系。第六，晋唐佛教行记之形象塑造。主要从撰写机制和双重叙事角度，揭示佛教行记对核心人物的集中用笔和形象演绎，其中从勤学精进、宗教论争以及佛国礼遇三个方面，集中阐释慧立撰著玄奘行记的才学书写。第七，晋唐佛教行记之情感抒写。主要以慧超行记中的诗笔为核心，梳理诗歌文本及其文意、阐释文学特性及其人文意蕴等，并且藉此拓宽视野，考察晋唐佛教行记写作中从人物的情感抒写到韵文乃至诗笔的产生。
从学术思路看，本编首章从文体属性出发，总写晋唐佛教行记文学生成之渊源。继而使用两章的篇幅，分写六朝与唐代佛教行记之文学特征或趋势。然后使用四章，结合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或总写晋唐，或侧重唐代。其原因是与法显行记相比，唐代佛教行记文献更加丰富，更为全面，慧立撰著玄奘行记亦更具文学价值，更有必要去补充和总结。毋庸置疑，因为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内容多寡不均，其文学价值尚需进一步挖掘和总结，本编在材料使用上明显表现出某种不平衡性，甚至出现“一事多用”之尴尬现状。尽管如此，本书在引证和阐释时尽量做到详略有所取舍，前后文有所照应。在重点突出唐代佛教行记文学价值的同时，并不放弃对六朝佛教行记的溯源和寻根。这种做法，力求使下编的文学阐释尽量集中于一体。
显而易见，本书下编之“文学阐释”，充分利用了《慈恩传》而不是《大唐西域记》来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当代探讨《大唐西域记》文学价值者，譬如陈引驰《〈大唐西域记〉所载佛教口传故事考述》（与陈特合作，《岭南学报》2015年）、董晓萍《〈大唐西域记〉的民俗学研究：佛典文献与口头故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4年）、张婧《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中的异国形象》（《东方论坛》2018年）等学术论文，其实比较注重口传故事研究。本书这种做法有些背道而驰，正是基于研究宗旨所致。对于某些研究层面，前贤已有深入阐释并且成果较丰，本书将不再集中进行探讨，以期在每个章节庶几做到有所创新。当然，我们亦可后续推进相关研究[60]。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之不足，同时给后人提供继续考证和阐释的学术空间和充分条件，本书拟提供三种附录：其一，晋唐西行求法僧人。主要依据前贤对游方沙门的纵向梳理，誊录最具学术价值的相关成果。具体包括释道宣《释迦方志·游履篇》、梁启超《西行求法古德表》、汤用彤《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王邦维《求法僧一览表》四种文献或者部分内容。其二，晋唐佛教行记文献。主要依据前贤对佛教行记文献的搜辑和整理，部分誊录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陈运溶《古海国遗书钞》、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以及大正藏、敦煌遗书所见佛教行记节本和残卷，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相关行记文本，另一方面为上下两编的考证和研究提供相关文献支持。其三，晋唐佛教行记文献叙录。主要选取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三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为读者提供前贤有关晋唐佛教行记文献叙录之重要成果。从总体上看，本书三种附录所占篇幅虽然较大，但是可以与上下两编辅助为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和启发后续研究。
综上，本书之研究设想和学术框架，一方面依据现存文献而定，另一方面依据前贤研究情况而定。从现存文献角度考虑，本书不惟关注经典著作，而且特别重视那些古代亡佚并且曾经焕彩之作。故而在“佚著考说”篇，特意对法显、玄奘行记之外的其他佛教行记，集中进行钩沉和考证。从前贤研究情况考虑，本书不惟关注已有相关成果，而且特别重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学术话题。故而在“文学阐释”篇，特意从文体、表征、趋向、主题、叙事、形象、情感等方面，对晋唐佛教行记进行文学解读。同时，本书附录三种旨在抛砖引玉，投砾引珠。从总体上看，本书研究呈现出三种考虑：其一是补苴前人，第二是综合探讨，第三是期待后来。
本书试图微观透析和宏观鸟瞰兼具。微观透析以佚著考说为方式，具体涉及多种佛教行记的佚文、辑本、撰者、时代、价值以及诸种材料之间的综合关系等，藉此得以系统叙录并且考究某种特定文献。宏观鸟瞰则以前期文献梳理为基础，不放弃非核心材料、次要材料或者说边缘材料，在综合观照古代目录、丛书、总集、类书等情况下，集中探讨晋唐佛教行记的文学表征、价值以及意义。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试图考证与诠释并用，演绎与归纳并行。如果说上编倾向于考证和演绎，那么下编则倾向于诠释和归纳。在具体行文中，上述学术方法往往交互相生，并且遵循着从文献整理、文化考察到文学阐释的研究路径。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以笔者公开发表的系列学术论文为基础构架而成。缘于必须完成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学术任务，撰者得以接触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最先撰写了《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与刘静合著）、《唐宋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叙录》（与刘静合著）这两篇叙录文章。后来意欲深入研究，遂基于前文拓展内容、加深内涵，先后撰写了《支僧载及其〈外国事〉综议》《竺法维及其〈佛国记〉探赜》、《释智猛及其〈游行外国传〉钩沉》（合著）、《北魏慧生行记诸种相关文献考述》《唐释常愍与〈历游天竺记〉探赜》《信行〈翻梵语〉所见〈历国传〉探骊》《昙无竭与〈外国传〉两种考察》等系列考证类文章。在进行文献考证的同时或稍后，笔者又试图对晋唐佛教行记进行文学研究和综合阐释，遂而陆续撰写了《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及文学意义》《唐朝佛教行记文学的时代趋向》《法显〈佛国记〉中的苦难叙事》《敦煌写本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五言诗——兼论中世佛教行记的情感抒写及其诗笔》《预叙、劫掠以及佑护——慧立撰著玄奘别传叙事策略管窥》《慧立撰著玄奘别传的才学书写》《晋唐佛教行记文体解析与文学生成》等系列研究类文章。在本书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甚至还有相关成果陆续产生。上述论文大部分已经发表，最终融汇成为“晋唐佛教行记考论”这个学术话题。
此外，本书因大量征引《大正藏》和中古佛教典籍，势必得见繁体、异体、俗体等诸多文字形态。凡遇此种情况，全部或尽量改为国内简体、正体和今字。因为诸家使用佛教名词音译不同，或在文理和文意上不可遽改，则不烦更改。书末附录文献中显然得见原著文字错误者，亦不烦更正。文中论证涉及时代者，则根据需要标明公元纪年。诸如此类，力求形式上更为允当。
与汉译佛经、释氏辅教之书以及常见的僧人传记相比，晋唐佛教行记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价值。针对其中某种特定文献的文史考说和个案研究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针对其作为某类文献的综合考察特别是文学阐释，更是有待于更多的学者去积极努力。本书的个人期待并不止于上述所列。缘于时间压力和天资有限，这里只为相关学术研究贡献出了微薄之力。本书在内涵和形式上或有失误未周之处，敬请学者批评指正。这里，对于唐代佛教行记和隋唐佛教经录所见相关文献，值得我们去继续挖掘和深入考察。对于晋唐佛教行记的时代影响力和文化效应，同样值得我们去爬梳材料、比较分析并且拓展研究。这些将留给笔者进行后续研究，同时也欢迎学界广大同仁参与其中。
[1] 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小序，“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汉代以来，司马迁、班固相继撰史，“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正史之外，另有列仙、列女、名德、先贤、高士、鬼怪之传；“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唐］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111页）。
[2] ［唐］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116页。
[3] 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63—564页。
[4]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前言”，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5] 考察固守汉地之僧人，其自撰或代撰行记实为罕见。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得见敦煌残卷《诸山圣迹志》（斯529号）。经审读，该卷实为一僧人游历各州郡寺院、名山圣迹的记录，反映的年代当在五代后唐庄宗到明宗时期十余年间，属于汉地僧人游历本土之佛教行记。郑先生《校注》沿用王重民、黄永武之文献定名。详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306页。
[6] 据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得见唐人吕向撰著《金刚智行纪》。金刚智为南印度摩赖耶国沙门。其在天竺，闻唐朝佛法崇盛，遂泛舶东游，经行八年方达长安，弘教译经。吕向为金刚智俗弟子，因撰此行记，纪其师入唐经历事实。李先生从《大正藏》第55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中辑出，文题据文意自拟。详见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24页。
[7] 海云为贞观时沙门，其所撰《大法师行记》今为残阙碑文。李德辉指出，该碑主要记载“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天竺僧勒那么提赴东土传法的经历，略写其东来行旅，详写其在洛定邺等州的宗教活动，系唐人写先唐事”〔李德辉：《唐人行记三类叙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8] ［清］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9]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前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10] 佛驮耶舍：《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1辑，《史学杂志》1929年第1期。
[11] 李德辉：《六朝行记二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12] 关于晋唐佛教行记之文体属性，这类文献与僧人传记、地记以及游记的文体关系及其文学生成，将在本书下编《晋唐佛教行记之文体解析》中详细阐述。鉴于其中较为复杂的文体关系，本书拟把晋唐间汉地西行巡礼求法僧人之旅行笔记和相关传记文献全部囊括在内，并且视为一种整体研究对象。
[13]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页。
[14] ［清］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15] ［法］沙畹：《中国之旅行家》，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2页。
[16]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03—14104页。
[17] 范成大《吴船录》曾略记继业三藏自乾德二年（应为四年）（966）至开宝九年（976）期间往返天竺行迹。英藏敦煌写本文献则存有乾德四年（966）沙门行记《西天路竟》残卷。此外，《佛祖统纪》曾记载沙门怀问尝往天竺，宋仁宗“仍令词臣撰《沙门怀问三往西天记》”（［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9页），惜无佚文。详见阳清、刘静：《唐宋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叙录》，《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年第4期。
[18] ［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卷下，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6页。
[1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9页。
[20] ［清］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21]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9—246页。
[22] 道宣《释迦方志·游履篇》、梁启超《西行求法古德表》、汤用彤《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节选）以及王邦维《求法僧一览表》，详见本书附录一。
[23] 从姓名看，宋云应非汉地沙门。依据前贤研究，结合《洛阳伽蓝记》卷五，亦可见宋云与慧生之僧侣身份不同，他可能作为外交官领导此次北魏西域巡礼之事。尽管如此，缘于《宋云家记》与《慧生行传》《道荣传》融汇于一体，且几位传主启程时间和行程也大致相符，故而本书没有必要避而不谈。
[24]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大正藏》第4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92页。
[25]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大正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260页。
[26] 王邦维：《义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前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页。
[27] 慧超虽为新罗僧人，然其出生之时间、地点或与大唐有莫大关联。其自撰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亦主要记载他前往天竺巡礼求法之事。其回归之后在长安大荐福寺金刚智门下受业，后又在不空、法如教导下学习佛教经典，最终死于大唐。故本书研究晋唐佛教行记，亦将慧超著作囊括在内。
[28] ［南朝梁］释僧祐撰，苏晋仁等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8页。
[29] ［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卷六，《大正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146页。
[30]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九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99页。
[31] 道安虽然未能亲自巡礼求法，但是藉为佛图澄高足之便，一生接触了许多西域高僧。据《高僧传》竺佛图澄本传：“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里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沔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5—347页）正是在与西域梵僧的经常接触中，他获得不少西域地理知识，终成《释氏西域记》一书。详见王守春：《释道安与〈西域志〉》，《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32]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四部丛刊初编》，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33]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
[34] ［清］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7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35] 本书上编拟详考佛教行记支僧载《外国事》、竺法维《佛国记》、智猛《游行外国传》、法盛《历国传》、昙无竭《外国传》、昙景《外国传》、常愍《历游天竺记》以及《慧生行记》《宋云家记》《道荣传》十种，且菩提拔陀《南海行记》与敦煌文献所见《印度地理》难以遽考，故均不叙录。
[36] ［晋］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51页。
[37]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大正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507—508页。
[38]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页。
[39] ［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页。
[40] ［清］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佛学研究十八篇》“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41]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1—154页。
[42]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卷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9页。
[43] 郑炳林：《藏敦煌写本唐义净和尚〈西方记〉残卷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44] ［唐］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前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页。
[45] ［唐］圆照：《悟空入竺记》，《大正藏》第5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979—981页。
[46] 聂静洁：《〈唐悟空禅师塔铭文〉校补》，《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7]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页。
[48] ［唐］圆照：《悟空入竺记》，《大正藏》第5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980—981页。
[49] 聂静洁：《唐释悟空入竺、求法及归国路线考——〈悟空入竺记〉所见丝绸之路》，《欧亚学刊》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1—176页。
[50] ［法］沙畹：《中国之旅行家》，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42页。
[51] ［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页。
[52] 李德辉：《古西行记源出汉代西域诸书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53] 因本书“绪论”结构需要，且前贤研究已较为细致，以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为例，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保留全帙者，兹不再详介其古代版本、校勘等整理情况。针对这批佛教行记文献的直接研究，相关学术成果同样较为丰富多样，其中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凡与本书主要研究框架亦即“佚著考说”和“文学阐释”距离较远者，这里亦不作重点阐述。
[54]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页。
[55] 参见阎万钧编《向达著译目录》，沙知编《向达学记》“附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10—319页。
[56] 除前文有关叙录之外，据张星烺《中国往印度之僧人》，有关晋唐佛教行记的海外汉学成果，主要以《佛国记》《洛阳伽蓝记》卷五以及《大唐西域记》为中心，集中表现为翻译和注释。《佛国记》在欧洲不乏译注，法人莱麦撒（Abel Rémusat）、英人比耳（Samuel Beal）、雷盖（J. Legge）、翟儿斯（H. Giles）等均有贡献。《洛阳伽蓝记》卷五亦被莱麦撒、比耳分别译成法文和英文，分别附于所译《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之前。《大唐西域记》先后被久良氏（Stanislas Julien）、比耳、瓦透斯（Thomas Watters）等学者译成法文与英文。日人堀谦德亦著有《解说佛国记》，解释确当，考证精密。另据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久良氏、比耳亦曾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分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详见以上二书。兹梳理海外成果，仅关注与本书主题较近者。
[57] 大正藏本《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源于魏源《海国图志》附载并加以删正，此证高楠顺次郎等学者对晋唐佛教行记有文献搜集和整理之功，详见本书第六章《北魏慧生行记诸种相关文献》。《游方记抄》收录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佛教行记残卷，亦可证编者积极有为的学术姿态。
[58]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前言”，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59] 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前言”，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60] 必须承认，本书针对玄奘行记的文学研究，还有待以后进一步推进。王汝良认为，《大唐西域记》之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域记》本身的文学性体现。就作者而言，玄奘和编订者辩机的文学修养都较高，这是探讨文学性体现的基础。就文学定位来说，已有部分研究将《西域记》归入游记文学或报告文学”，“此外，《西域记》所载传说丰赡奇幻，叙事节奏舒缓有致，语言文字简约优美，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二是《西域记》的文学影响。《西域记》记载了大量印度本土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实际上是对中古期印度‘活态文学’的有效保存”，其中有不少传至中国乃至东亚；“三是《西域记》与《西游记》的关系，值得进行专题研究”，二书的内容、情节存在着诸多显性或隐性的关联（王汝良：《〈大唐西域记〉综合价值论要》，《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笔者虽然赞同此说，然而本书针对其所谓第二、三种情况，具体阐释相对较少。究其原因还有，第二种情况大多属于玄奘征引，第三种情况常为《西游记》溯源研究者所关注。故而这里不再做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