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交响曲:一种艺术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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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编年

虽然交响曲的时间顺序在轮廓上足够清晰,但当我们越仔细地观察贝多芬每一部作品的最初构思、精雕细刻和完成、第一次演奏和出版的证据时,情况就越变得复杂了。

1801年,《第一交响曲》在1800年4月首演十八个月后由莱比锡的霍夫迈斯特[Hoffmeister]公司出版。从那以后,贝多芬在每部交响曲上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每次都随着前一首作品即将出版或刚刚印刷出来立即开始。1802年,他首次把《第三交响曲》构思成一部交响曲,但直到1803年下半年才完成。与此同时,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一直等到1804年3月方才出版。从1804年《第三交响曲》创作完成到其1806年10月出版,亦有两年间隔。在此期间,作曲家完成了《第四交响曲》的全部手稿。正如我将讨论的那样,贝多芬早在1804年初就开始孕育《第五交响曲》的最初构思,并且至少对《第六交响曲》的两个乐章做了规划。这个时间点比他动笔创作《第四交响曲》早了两年。有鉴于此,贝多芬或许在创作《第四交响曲》之初就已经在头脑中构思第五和第六交响曲。随后,这两部交响曲又被推迟至1807到1808年间才创作完成。那时,乐谱的出版明显加速。两部作品都于1809年付梓。1811和1812年间,贝多芬先后创作了第七和第八交响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两部作品直到1816和1817年才印制出版。《第九交响曲》的创作历程则显得更加漫长和复杂。他早在1812年就开始构思一部D小调交响曲(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创作种子早在1804年就已存在),然而直到1815年才写下最关键的乐思。那时,他的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接近出版。

贝多芬的交响曲创作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从构思到创作《第一交响曲》。他在这一阶段希望在交响曲领域建立个人影响。为此,他一直期待着为公共音乐会创作一部交响曲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在当时难于实现。第二阶段在1801至1806年间,包括第二和第三交响曲,以及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的一些最初乐思。此后,贝多芬投身于旷日持久的歌剧《莱奥诺拉》(Leonore,1804—1806)以及两部序曲(《莱奥诺拉》序曲第二和第三号)的创作之中,最后则包括《第四交响曲》。事实上,第二、第三和第四交响曲都成为这个关键阶段的经典之作,尽管每部各有特点。人们过去将这一阶段的革新之举完全归功于《“英雄”交响曲》,这显然是偏颇的判断。

从1807至1808年开始,第三和第四阶段相继展开。第三阶段包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它们完成于1808年,其创作编号67和68甚至因其衔接紧密而出现倒置。第四阶段包括第七和第八交响曲,出版编号亦以92和93连续编号。1813至1819年间,贝多芬针对交响曲有一些转瞬即逝的构思。当他的整个观念不断加深并发生改变时,他却没有任何交响曲的创作产出。作曲家针对《第九交响曲》的整体创作直至1822到1824年间方才展开。

《第九交响曲》成为贝多芬交响曲创作的第五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的核心产物。虽然他为“第十交响曲”书写了一些草稿,成为后世企图重构这部作品的重要线索。从1824年到1827年3月作曲家去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贝多芬曾经认真考虑过创作“第十”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没有完成任何管弦乐作品,更不必说一部全新的交响曲了。在这些年中,作曲家完全沉浸在晚期弦乐四重奏的世界里。尽管偶有一些钢琴小品和卡农问世,弦乐四重奏的确占据了贝多芬晚年全部的创作精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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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约1801年),由约翰·约瑟夫·内德尔[Johann Joseph Neidl]根据甘道夫·恩斯特· 斯泰因豪瑟·冯·特吕伯格[Gandolph Ernst Stainhauser von Treuberg]的绘画镌刻而成(The Cobbe Collection Trust,UK/Bridgeman Images)

注 释

[1].Beethoven,Konversationshefte,由Karl-Heinz Köhler,Grita Herre,Dagmar Beck和Günter Brosche编辑(Leipzig,1968—2001),vol.8,p.268,日期在1826年1月16 至22日之间。这个翻译同BML,350中的略微不同。一套关于贝多芬对话本的英文译本已经由Kent State University的Theodore Albrecht编辑翻译完成。(该书名为Beethoven's Conversation Books,Vol.1—2,分别于2018和2019年出版,The Boydell Press——译者注)。

[2].对于十八世纪交响曲在欧洲的发展综述,参见The Symphonic Repertoire,vol.1,“The Eighteenth-Century Symphony,”由Mary Sue Morrow和Bathia Churgin编辑(Bloomington,2012)。

[3].关于海顿的《“伦敦”交响曲》在1790年代对贝多芬的影响,参见Douglas Johnson,“1794—1795:Decisive Years in Beethoven's Early Development”,Beethoven Studies 3,由Alan Tyson主编(Cambridge,1982),1—28。

[4].我们知道海顿的交响曲被一位名叫Maxtiaux的收藏家(还包括其他人)收集起来。我们也知道莫扎特是选侯马克斯·弗朗兹[Max Franz]钟爱的作曲家。后者希望邀请莫扎特到选侯宫廷来做首席作曲家。对于贝多芬1787年造访维也纳的新证据,参见Dieter Haberl,“Beethovens Erste Reise nach Wien—Die Datierung seiner Schülerreise zu W.A.Mozart”,Neues Musikwissenschaftliches Jahrbuch,14(2006):215 —255。

[5].参见BML,56和我的“Beethoven before 1800:The Mozart Legacy”,BF 3(1992):39 —52。

[6].参见BML,57—59。贝多芬的钢琴四重奏(WoO 36)对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的参照为人熟知。这则C小调草稿乐段出现在被称为“Kafka”的早期草稿页中。该草稿集由Joseph Kerman编辑出版,Ludwig van Beethoven:Autograph Miscellany from circa 1786 to 1799:British Museum Additional Manuscript 29801,ff.39—162 (London,1970),vol.1:fol.88r;vol.2:p.228和评论,293。

[7].参见ESk。后来,在为《C大调弦乐四重奏》(Op.59 No.3)起草乐思时,贝多芬写下一则起始乐句,同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有着毋庸置疑的联系;参见NⅡ,86。

[8].Briefe No.6 Anderson No.6,此信仅仅通过尼夫出版的Berlinisch Musikalische Zeitung,No.39获知其中的一个部分,出版日期为1793年10月26日。

[9].David Wyn Jones,The Symphony in Beethoven's Vienna(Cambridge,2006),168。Wyn Jones的研究对于深度理解交响曲这一体裁在维也纳那些年里的地位具有宝贵价值。它不仅由贝多芬的创作决定,还有很多同时代的音乐家们做出的贡献,例如埃贝尔[Eberl]、安东和保罗·拉尼茨基[Anton and Paul Wranitsky],以及吉罗维茨[Gyrowetz]。

[10].1819年7月29日寄给鲁道夫大公的信件;Briefe No.1318。

[11].Feruccio Busoni,Von der Einheit der Musik,Verstreute Aufzeichnungen(Berlin,1922), 290.

[12].The Letters of Samuel Beckett 1929—1940,514,来自1937年7月9日的一封寄给编辑Axel Kaun的信。

[13].Amadeus Wendt,“Über den Zustand der Musik in Deutschland”,最初出版于Alle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mit besonderer Rucksicht auf den Österreichischen Kaiserstaat,Jg.6 (1822),col.761;引自stefan Kunze编辑的Ludwig van Beethoven:Die Werke im Spiegel seiner Zeit(Laaber,1987),629。

[14].Musikalisches Taschenbuch.I(Penig,1803)中的匿名作者,78—81。最初的文本参见Kunze,op.cit.,626f。此处的译文是对Wayne M.Senner翻译的修订,参见他编辑的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Beethoven's Composition by His German Contemporaries,vol.1(Lincoln,NE,1999),29—31。

[15].对于音乐作为一种自主表达领域的概念的兴起,参见John Neubauer,The Emancipation of Music from Language:The Departure from Mimesis in Eighteenth-Century Aesthetics(New Haven,CT,1986)。

[16].霍夫曼的观点被频繁引用,最好以原文阅读,并且在Kunze的著作中完整呈现,出处同上注⑭,100—112。

[17].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E.F.Payne翻译(New York,1969),vol.1I,450. 部分引自BML,16。

[18].Buurman,出处同“前言”注③。

[19].Richard Will,The characteristic Symphony in the Age of Haydn and Beethoven (Cambridge,2002).

[20].1827年3月18日,就在作曲家去世前九天,贝多芬向身在伦敦的莫谢莱斯[Moscheles]致信,感谢爱乐协会的慷概资助,并且声称他已经起草了“一部新的交响曲”,就放在书桌上。其他一些历史证据和留存的草稿使部分学者相信贝多芬在去世前至少怀有创作“第十交响曲”的意图。卡尔·霍尔兹回忆贝多芬的确为他在钢琴上弹奏了这部作品(参见附录)。1988年,Barry Cooper将不同的草稿因素收集起来,尝试“实现”这部“第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MCA Classics录制,MCAD-6269,并由Cooper录制了讲解。这次尝试的结果存在许多争议,部分学者无法接受这种再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Robert Winter的文章,“Of Realizations,Completions,Restorations,and Reconstructions:From Bach's The Art of Fugue to Beethoven's‘Tenth Symphony’,”Journal of the 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 116(1991):96—126。Cooper在他的“Beethoven's Tenth Symphony”中对Winter予以回应,参见Journal of the Royal Musical Acssociation 117(1992):324—329。对此,Winter在同一期刊中再次回应,329—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