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民国老灵魂

如果宽窄巷子那里展现的是“清代”样貌，那么在华西坝一带，人们能看到的就是成都“现代”的开端。

流沙河先生曾感叹：“成都其他地方皆市井气象，唯华西坝为人文气象。”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但是却和人们（包括本地人）的第一印象有很大差别。在许多成都人心中，华西坝是一个治病的地方，而且是得了重病、人生几乎要丧失希望的时候才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西南地区最好的医院——华西医院。

现在的华西坝，坐落着华西医院的“集群”，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医疗中心。华西医院是成都人心中的骄傲，在任何机构给出的中国医院排名中，它都能位居前列。在国内最权威的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医院排名中，华西医院连续多年排在全国第二位，拥有全国领先的妇产科（华西附二院）和牙科（华西口腔医院）。

这种骄傲颇有点神秘气息。华西医科大学和四川大学合并后，改名叫“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但是人们并不买账，因为在不少人心中“华西”要高于川大。前几年泸州医学院想改名为“四川医科大学”，遭到很多华西校友的反对，因为“四川医科大学”的简称是“川医”，这和“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简称一样，构成某种冒犯。

华西坝的建筑一方面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飞檐、斗拱等外观形式，另一方面又融合了英国中世纪的建筑式样。

至于流沙河先生所说的“人文气象”，指的是华西坝的民国建筑群。比如“怀德堂”，1915年动工，1919年建成，当时是华西协合大学的校行政事务办公楼和礼堂，现在是川大华西校区的办公楼。怀德堂有英文名字，叫The Whiting Memorial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当时是由美国纽约的罗恩甫夫妇捐建的。

这些建筑，虽然经过百年沧桑，但在华西坝仍然有八座，构成一个“华西坝民国建筑集群”。它们大多由美国、加拿大等国教会捐建，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在建筑风貌上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

梁思成把这种建筑称为“中国早期古典复兴建筑”。这个概念其实很复杂，所谓“古典复兴”，一定是站在“现代”的立场言说的。他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欧美建筑师在华建筑作品时说道：“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协合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皆其重要者也。”

这样的建筑细节，是“中国的”，和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相似，但是它又是“欧美建筑师”心中的“中式”，是借由他们的眼光来表达的。在房屋结构和功能上，它又是现代的。这种风格，到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大量出现，比如北大新图书馆等，在审美上又开始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要素，它意味着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和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并不一定矛盾。

在20世纪20年代，华西坝上的这些建筑相继投入使用，是当时“华西协合大学”的办公和教学用楼。1905年，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决议在中国西部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地址定在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成都，随即在城南购置土地，建筑校舍。这里土地平旷，北傍锦江，风景清雅，因为由华西协合大学兴建，便有了“华西坝”的名称。

如今人们研究清末的成都，传教士的记录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他们写日记，还拍摄照片，成体系地也是不经意地为成都留下了难得的历史侧影。以研究成都闻名的王笛老师，曾经在美国获赠一位传教士后人拍摄成都的大量照片，这成为他《茶馆》等书的第一手资料。传教士们眼中的成都，是一个有魅力的中国城市，但是他们的叙述也是有矛盾的，既有“成都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干净的”的描述，又注意到“在街巷中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概他们观察的区域不同。

在成都的“城市史”上，华西坝的建设是有意味的开端。列强侵略中国，有一些中国城市成为“通商口岸”，而成都因为没有处在外国商船可以通达的地方而得以幸免。和武汉、重庆这些城市相比，它无疑更为“封闭”，因此也更“完整”、更“中国”，但是即便如此，仍然会有“世界”的风吹拂过来。1905年筹备兴建“华西协合大学”，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成都开始拥抱“现代”了。

事实上，1905—1911年的成都，处在动荡飘摇的前夜。尽管这里有清政府的驻军，但是清政府的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也无力掌控距离北京如此遥远的成都，而不得不让长老会这样的袍哥组织参与进来，共同“维系社会”。成都也开始出现新式军官学校，最初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应对王朝危机、防御外敌，但是最终却成为清政府的掘墓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西协合大学的出现就更加意味深长，它也昭示出成都已经“卷入”整个国家奔向现代的进程之中。最初的华西协合大学，为一所综合性大学。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初设文理教育三科，由美国的Joseph Beech出任校长，学校创办人之一启尔德出任第一任学校董事会主席。

启尔德（Omar L. Kilborn）是加拿大人，在金斯顿王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后，他向加拿大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詹妮·福勒等人，他们要到四川开拓华西教区。他们从上海登上蒸汽小轮船，在宜昌换木船，经过数月行程才抵达成都；这个路线，和当时为寻求进步到上海的成都人正好是相反的。

启尔德的想法是开一家医院，他在玉沙街找地方住了下来，但事业还没开始，妻子詹妮就染上霍乱去世了。1892年，启尔德的“福音医院”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开业，也就是现在成都第二人民医院的位置，那里还有一个“基督教恩光堂”。在叙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和华西医院一样，都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启尔德那里。

启尔德真心热爱四川，曾经编过一本《四川话英语教材》教大家学英语。这本书前两年成都本地出版社还重印了，现在是作为“趣闻”供大家阅读，这也是这个城市接触西方的一段佳话——它包含着尊重科学和多进行交流的意味。但是这不是常态，晚清的传教士和本地民众的关系，也有紧张的一面，启尔德和他的医院，就曾经历波折。

福音医院开业后，启尔德迎来了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加拿大女性Retta G. Kilborn，她有一个中文名，叫启希贤。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启希贤获得了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和化学硕士等学位。1893年，她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来四川创建女会和妇孺医院，相同的信念让他们在成都结成夫妻。

启尔德经常外出行医传教，荣县、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两人结婚后，启希贤经常陪他一起出行看病和做手术。1895年4月7日，启尔德和启希贤的长子启真道在嘉定出生，5月底，他们抱着儿子返回成都，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有谣言说有人看到外国人把中国小孩拐进教堂，挖去肝和眼珠熬制西药——这些谣言在各地都有出现，于是多地发生焚毁教堂的事件，在成都有几十座教堂被毁，这就是有名的“成都教案”。福音医院也在这一事件中被毁，启尔德一家不得不到上海避难。

年底，“教案”平息，启尔德一家返回成都，“顽固”的他在原址上重建了福音医院，启希贤也在附近的“新巷子”里，建起了四川第一座女子医院——仁济女医院，专门为女性看病。到1910年，这两所医院一年的门诊量合计超过6000人，医院采取收取富人诊费补贴穷人的办法，甚至免费为穷人看病。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医科，上述两家医院成为临床教学和学生实习的地方。这一年，福音医院改名为“仁济医院”。这种合并是必然的，因为启尔德其实也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人之一。1910年学校正式开课后，积极参与筹备的启尔德，成为学校董事会的第一任主席。他们的儿子启真道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1907年，他和母亲、妹妹一起回到加拿大上学，先后在多伦多大学主攻生理学、生化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又回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他一直坚持用汉语教学，一度出任医学院院长，直到1952年离开四川，出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

1919年，启尔德回到加拿大休假，却因染上肺炎而不幸病故。消息传到成都后，受他惠泽甚多的成都人，在祭祀孔子的文庙举办了中国传统的祭奠仪式，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基督徒的敬意。这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幕，一位传教士、医生的祭典仪式，在象征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庙进行，而这一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就是“文庙”“孔庙”代表的传统文化。

但是，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在过去150年，又有谁对成都的贡献可以和启尔德一家相比？当时的成都人对他的感恩，是值得称道的。反而是现在，随着历史变迁，知道启尔德的成都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二医院和华西医院，还在一直造福这个城市。

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后，1912年，学校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分别举办华西协合大学建筑设计大赛，英国建筑大师弗烈特·荣杜易的方案被选中。荣杜易入川前遍游中国大江南北，考察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在华西坝创立了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荣杜易为华西坝设计了事务所、生物楼、图书馆、广益学舍、协合中学大礼堂以及钟楼等几幢主要建筑。他以钟楼为原点，向南向北延伸为中轴线，主要建筑皆在东西向铺开，形成了大致为品字形的错落有致的格局。设计完成后，这位英国建筑师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荣杜易离开后，后续工程便由加拿大的苏维廉（外号苏木匠）接手，他酷爱体育运动，为华西坝修了很好的体育场。这些建筑，现在仍然在那里，大部分都还在使用，或者被改成博物馆。

华西坝的鼎盛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很多大学都开始陆续西迁，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搬到了四川乐山，成都也接纳了几所外地高校。从1939年开始，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陆续搬到华西坝，让这里成为一个耀眼的科学文化中心。抗战的最后几年，是华西坝文化最璀璨的时候，被称为华西坝的“五大学时期”。

1942年，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在牛津大学提出一份中英文化合作计划，剑桥、牛津相继成立中英文化交流委员会，东西文化学社在华西坝成立，一场对20世纪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由此发端。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和美国作家海明威曾前来华西坝讲学交流，爱因斯坦、罗素也都专门来函鼓励。海明威在书中谈到了成都人为抗战修机场的情形，对在工地上辛劳的成都人大加赞赏。

可惜的是，这种“人文气象”，终究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几所大学相继迁出，华西协合大学在1952年后的院系调整中，成为单纯的“华西医学院”。华西坝的“人文气息”，只残留在那些建筑中了。它成为纯粹的医学院校，这一点倒是又回到了启尔德当初开办医院的原点。

2021年5月，华西坝的大学路改造后重新开放，这里开始有人文社科书店和各种文创中心，附近的建筑，也将被改造成博物馆。人们在对历史的缅怀中，可以追忆华西坝昔日的荣光。当初华西坝上的人文生活，也以一种旅游景观的形式，部分得到还原。据《风起华西坝》记载，当时成都有这样一首童谣：“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如果把棒棒糖改成奶茶，就和今天的大学路差不多了。

当时华西坝有一家叫TipTop的西餐厅，小情侣一顿饭要花上一二十元钱，“闷着脑壳闯进去，剃光脑壳滚出来”，就是说它的消费很贵。坝上人以其英文发音，称餐厅为“剃头茶铺”。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时尚生活。改造后的大学路，引进了“SHAMROCK三叶草餐吧”的分店。

大学路沿袭了华西坝建筑群的整体风格，街区以灰色、砖红色为主基调，浓浓的民国复古气息扑面而来。

2002年世界杯前这家餐吧在人民南路开业，由于在美领馆附近，成为外国人聚集的地方。

不管如何，华西坝又要重新热闹起来了，这是好事。据说在改造的时候，项目方走访大学路附近的社区，那里住着很多教授及其家属，甚至还有当初华西坝鼎盛时期在这里任教的一些教授的后人。他们的回答，有点出乎项目方的意料，他们最看重的是路两侧的梧桐树。“大学前面的一条路，两边都是梧桐，每天骑自行车从那里经过。”

那些梧桐树还在那里，它们见证了华西坝的历史，它们还活着。这些树不能动，但是项目组调研发现，很多梧桐树由于常年养护不到位，已经被另外的物种寄生其上。施工的时候，去掉了梧桐树上的寄生植物，对树进行修剪、养护，这些梧桐又开始“重新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