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建设坚强和廉洁的党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毫无疑问，在这三大法宝中，党的自身建设占据主体地位。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破解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自身特点，即主要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创立的。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虽然已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最初并不十分紧密。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对工人阶级加强领导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此后，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风起云涌更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又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

例如在武汉工人运动中，工会会员迅猛增加，不仅把产业工人，而且把成千上万的苦力和手工业工人也席卷到革命浪潮中来。而这些人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由于大部分来自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文化水平低，思想素质也不高，又长期受行帮、行会的影响，往往流露出一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性，这就给工人运动带来了组织不纯的问题。当时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后来就说，“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力量却非常薄弱，“汉口六十三个工会中，我们仅有很弱的四个支部”。面对这种状况，苏俄顾问鲍罗廷曾指出：“在游行示威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但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个巨大考验：如何在农村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曾表示：“现在全国的党有一个普遍的危险，就是无产阶级在党的成分上和领导上的缩小，有形成农民党的严重危机。”应当说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随着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中寻求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农民由于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同时又具有小生产者自私、散漫等天然的弱点。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从而保证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就成为党建工作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

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开始试图从组织建设上找到解决的办法，特别是强调家庭出身，排斥知识分子。当时，大革命的失败一度被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甚至认为这跟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手里”有关。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所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使指导干部工人化”。

基于这种认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在组织建设上的主要思路是千方百计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主张通过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增加来纯洁党的组织，确保党的性质，增强党的战斗力。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突出强调必须把党的建设中心放在大城市和重要产业区，认为“只有在这些工人中心，才能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与此相关，六大还过分强调与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工人成分。斯大林当时曾批评，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该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机关工作。这种意见反映到六大选举上，便是在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占到21人。

事实上，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在农村中建党，而那种“城市中心论”和“干部工人化”的解决方案显然偏离了这一主题。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说：“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然而，他这种正确主张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

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一决策的实施，使全国党员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4万余人，迅速发展到1940年底的80多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全国性的大党。

1945年4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到“出身”和“入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动要变成无产阶级的。”这种提法进一步打破了“唯成分论”的束缚，为党的发展壮大和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基础。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从理论上来说，尽管“唯成分论”是错误的，但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农村武装斗争的环境中，大量非无产阶级分子尤其是农民的加入在扩大党的队伍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便列举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投机分子的反水等。他还分析：“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由此，他敏锐觉察到：“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到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达到8000人，有党员1329人，其中工人311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1%；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5%；其他95人，占7%；合计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百分之七十几。由于战事频繁，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作风逐渐在红四军中蔓延开来，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有鉴于此，毛泽东在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创造性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独创性贡献。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途径，从根本上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党员以农民为主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但因为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高，他提出的这一主张并未能立即被全党贯彻执行，整个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大城市之中。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提出“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作为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在长期的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和别国经验的错误倾向，经过艰苦的探索，总结极为丰富的具有独创性的革命实践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并在中共七大上被写入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使党的思想建设更加明确了方向。

1942年至1945年，中共中央还在全党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延安整风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经过延安整风，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了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危害，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确立其在党内领导地位的意义。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规定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经过抗日战争和延安整风，毛泽东对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实践经验作出系统的总结。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重要性。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并确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原则、方针和方法，从而保证广大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从思想上入党，保证它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和维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要向中央基准看齐”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夺取全国政权，除了在组织建设上打破了“唯成分论”的束缚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之外，制度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的严格执行，更是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的正确，保证了全体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明确声明：“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对此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这是党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并把它写进党章。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处在幼年时期，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而且在组织上也不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与集中，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风气盛行，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到惨痛损失。

针对上述倾向，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古田会议决议》不但明确肯定了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批评了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各种错误倾向，并在分析其危害和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纠正办法。

1935年遵义会议后，随着党的逐渐巩固和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不断趋于深化。在党内民主方面，毛泽东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一再强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努力维护中央权威。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文件，对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行了有益探索，明确提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并指出：“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

1941年7月和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指出，在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加之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一再强调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对于维护中央权威，他更是不断重申：“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历史证明，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央权威的维护，极大地增强了党的纪律性，克服了宗派主义，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上和领导体制上的保证。

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又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要求和规范。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表明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己臻于成熟。而正是在这一制度保障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形势错综复杂、革命任务异常艰巨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正常的党内生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主动性，领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严惩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雷厉风行地反对各种腐败。毛泽东认为对党内和政府内的各种消极现象和腐败行为，要毫不留情严厉惩处，绝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把那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分子从党内和政权机关中清除出去，特别是对那些资深功高者更要严肃对待、从重惩处，以引起全党的警醒。早在瑞金时期，他就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则分等判刑。这些训令的制定和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并使苏区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932年，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收到一封群众的检举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后经查实，谢步升还犯有谋夫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等罪行。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谢步升死刑。这是红色政权打响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在苏区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

1933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各项事业都得到较大发展，但贪污浪费、侵吞公物的现象仍频繁出现，甚至呈现出某种扩张蔓延的态势。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重拳出击，严厉惩处腐败分子。1933年，瑞金县苏维埃会计科长唐达仁因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唐达仁交法庭判处死刑。1934年，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又因在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的过程中贪污工程款246.7元，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这些审判伸张了正气，打击了邪恶，深受苏区人民的衷心拥护。

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又惩处了黄克功、肖玉璧等虽有战功但腐化堕落的干部。黄克功曾经历了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有过赫赫战功。1937年10月，他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他还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肖玉璧也是一个劳苦功高的老红军，体无完肤，身上有90多处伤疤。为了让他恢复健康，毛泽东曾特批一份牛奶证给他。但肖玉璧后来在任陕西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所长期间，居功自傲，无视法纪，利用职权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称，当时边区政府的腐败率是5%，肖犯一死，形势大变，边区的政风明显好转。

而相反地，国民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却日趋腐败。1928年，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便指出，“奢侈和豪华”已成为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也说过：“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是：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而“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与政治；说到做到”。

1944年，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向华盛顿报告：“（重庆）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但他不久后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来到延安，则惊奇地发现：“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在接收过程中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民众则讥称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当时，北平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还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对此，蒋介石在1948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也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同年7月，他又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后来败退台湾后，他更深刻反思了失败的原因，认为“是我们腐败无能，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因其清正廉洁，汇聚起了最广大的民心，而国民党则因腐败丧尽了民心。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了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了留在大陆。由此可见，民心向背始终是决定一个政党命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