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
1940年，中共“五老”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发表文章自豪地说：“为什么全国进步人士如潮水般地涌向边区？因为边区有民主。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以来，边区的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和动员，为什么全国所不及？因为边区有民主。”他这段话非常精辟地解开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之谜。正是因为实行了真正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才得到了极大提高，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反帝反封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任务，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更是把二者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既要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又要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道路，这个结合点便是民主。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时又明确指出：“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争取抗战胜利与实现民主权利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赖的”。根据这一原则，中共中央制定了号召全面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经洛川会议通过，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除了在党内强调民主对抗日的重要意义外，毛泽东还一再向外界阐明这一点。1938年2月，他在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时就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同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当他们问“目前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时，毛泽东又首先回答：“明白了边区的性质，才能明白它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9月，毛泽东对再次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说：“毫无疑义，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这显然是批评国民党不民主。次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又说：“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所以，必须“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毛泽东也向他们详细阐明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他强调：“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才能走上正轨，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次年7月，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六位代表访问延安。在一次交谈中，他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民主给予了极大重视，不仅一再在党内强调，而且还屡屡向外界宣示，将它与抗日相提并论、融为一体，强调“民主是抗日的保证”，并视之为战后建立新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保障。这种思想认识，显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强烈向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此期间却屡屡以抗战为名，将之与民主对立起来。1938年1月，国民党理论家叶青在《关于民主政治》一文中便强调：抗战最迫切的要求是“统一军队”和“统一意志”，就是欧洲的民主国家在世界大战中也同样“一切都受统制”，因此中国人在抗战时期要求实行民主，简直是“不懂战争为何物”。同年5月，他又在《抗战时代底根本信念》一文中提出了“七个一”的口号，即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政策、一个纲领、一个领袖，毫无遮掩地鼓吹集权专制。
而从民众的反应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热忱呼吁无疑是符合抗战需要和时代潮流的。特别是在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又正式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更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中外舆论的广泛支持。毛泽东后来曾说：“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也没有料到。”而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唐纵则意识到：中共“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解放区的“豆选”
对于民主，中国共产党不但口头呼吁，还积极地将之付诸实践，这尤其反映在民主选举的广泛推行上。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发布指示，强调“民主政治，选举第一”。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无疑是将选民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广泛，真正做到了“普选”。
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80%以上的选民是文盲，目不识丁。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保证群众能够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行使其选举权利，边区政府集中了群众的集体智慧，因地制宜，创造发明了许多富有特色、简便易行的投票方法。比如背箱法。随着普选范围的扩大，陕甘宁边区各区、县参议会的选举采取了分散投票的选举方式，背箱法实际上就是适用于分散投票的流动票箱。选举工作委员会在选举开始前，准备若干个上锁加封的票箱，事先把选票分发给各地选民，到了选举投票那日，选择忠实可靠的司票员背着箱子到各地分途收票，选票收齐后，召开居民大会当众开票。这是边区为适应农村环境创造的一种投票选举方法，其优点是能够保证多数选民参加投票选举。
还有“豆选”法。它的做法是在选举前，选举委员会为每位候选人准备一个碗放在身后，然后发给选民相应数量的豆子代替选票，每粒豆子只代表一张选票。选民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候选人背后的碗中，豆子多者当选。与此相似的还有画圈法、画点法、画杠法、烙票法。烙票法，也称燃洞法或烧洞法，指选举委员会在正式开始投票前把带有候选人姓名的选票印好，选民在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名字上拿香火烧个洞。
从1937年5月至1946年3月，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边区人民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员和政府。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就反映了群众的心声：“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正是通过这种普遍平等的民主选举，边区建立起了与人民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真正代表民意的各级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曾记下了他亲眼看到的选举：“‘新式民主’是件多么新奇的事情！民主的工具突然塞到落后的农民手中，他们一时还不知如何运用。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可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还是统统进行了选举。……到了选举那一天，老百姓就聚集在投票场所，这一般是学堂或是当地的寺庙。由于许多投票人不会写字，投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一种方式是用几只颜色不同的碗，每一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投票人要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投一粒豆子。”由此，他得出结论：“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他还比较了国共两党在推行民主上的不同：“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怎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国民党、蒋介石总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须先实行一个时期的训政。解放区的领导人嘲笑了这种理论”。
当时，国民党对此还很不服气，从而引发了一场论战。国统区一家官办报纸断言：共产党的“普选”是作秀——“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简直就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就激怒了《新华日报》，立即予以反击，撰文介绍边区选举制尤其是投豆法的变迁，以此证明“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并特别强调：“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推行“三三制”
边区的民主政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推行“三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的体现。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主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三三制”的构想。
1941年5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一政策确定了下来。其中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人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的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时，应保证机关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担任。
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按照“三三制”原则，大规模推行乡（市）、县、边区三级议会和政府的改选。据统计，乡参议会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地方还不足三分之一。在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中，由于有些党员干部对“三三制”认识不足，加上群众对一些非党候选人不满意，结果在选出的242名边区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而鉴于边区参议员是选举产生、不能随意更换，西北局与边区政府共同研究决定，用聘请的办法作为民主选举方式的补充，聘请46名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经过努力，边区各级参议会议员和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比例基本符合“三三制”原则。一些开明绅士和中间分子进入边区政权，如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和边区教育部副主任贺连城，都是绥德的著名绅士。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最大亮点就是践行“三三制”原则。在51名常驻议员选举中，因为共产党所占人数比规定的多出6名，所以萧劲光、王世泰等6名共产党员自动退出。在边区政府委员39名候选人中，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谢觉哉、马锡五等12名党员也主动申请退出。后来经无记名投票，选出政府委员1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7人，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又立即请求退出，另按得票多少依次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
陕甘宁边区成功的实验，很快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示范。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邓小平当时曾高度评价：“我们认为‘三三制’政权形式，不仅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好形式，是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且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最好形式；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非常明确肯定了“三三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三制”不仅体现在选举环节，而且还反映在执政权力上。特别是与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市参议会相比，它们只是由“遴选”产生的参议员组成，名为“民意机关”，实际上只是装潢门面的一个咨询机关，参政会中的提案，不是“议而不决”，就是“决而不行”，没有丝毫力量能使政府保证兑现。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但能集中反映全边区各阶层人民的要求，而且能将这些要求作成决议，通过政府见诸实施。
当时，一些地方曾出现过排斥“三三制”的现象，挫伤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民主氛围，要求共产党员尊重党外人士，给予他们同等的说话机会。1940年3月，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就提醒党员，必须克服“不愿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1941年11月，陕甘宁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开幕，毛泽东又说：目前“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有鉴于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应该跟别人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他还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努力纠正了偏差。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有段时间在会上总是很少发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注意到这一情况，委托秘书长李维汉与之诚恳交谈，针对他提出“有职无权”“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的问题，边区认真采取了改进措施，使之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后来，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还被中共中央采纳，推动了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发展。因此，他经常用自己的感受对外宣传：“所有这些情形，都是我亲自见到的，也是大家亲自见到的，所以国内外还有个别分子说边区政权是共产党把持包办，我想是很可笑的。……我们这个地方，却是建立了大家有职有权的民主联合政府。”
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采取措施，鼓励各方畅所欲言，力求群众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在这样的氛围中，许多普通百姓打消了顾虑，纷纷发表意见建议。仅边区二届参议会就收到各种提案399件，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卫生、妇女、儿童等各个方面。政府领导虚心听取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农民参议员刘德富高兴地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能虚心地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蒋介石对民众的批评则十分忌讳。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944年6月，蒋曾在国民参政会上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唯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由此可见，蒋介石表面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民主，但实际上是不允许民众批评政府的。
延安成为民主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普选，并严格推行“三三制”原则。这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极大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号召力。对此，谢觉哉后来曾深刻总结：“我们那时搞三三制，并非我们工作太多做不了，而是争取人心归向我们。这目的是达到了。”
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成功召开。中国共产党在推行“三三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诚意，感动了不少人。曾在南京中山陵前自刎以明抗日之志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便说：“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79岁高龄的非共产党员参议员李丹生也称颂共产党此举“诚能感人”，希望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
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写了一部《延安一月》，书中也写道：“许多人怀疑共产党对于三三制的诚意，以为他们干这一套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戏。这是错的，我可以说，共产党施行三三制，并非假的，因为依它的力量，它本来可以包办，而今确然有不少党外人士参加行政工作，例如‘边区政府’中，副主席李鼎铭，是米脂富绅，建设厅长霍子乐，教育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参议会副议长文安钦，都是有名的党外人物。这不能不算是共产党对于自己的约束。”
在这次访问中，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还曾参加了一次边区政府与边区参政会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他发现所有24个与会的参政员，都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其中包括8个共产党参政员。这个会是由李鼎铭主持的，出席的参政员包括一个农民、一个商人、一个大地主、一个佃农、一个知识阶级、一个教育家、一个医生、一个军官、一个文化工作者、一个店伙计和一个回教徒。代表们讨论了形势、造林计划、改进学校制度、帮助军人家属、推行卫生计划以及如何改进司法诉讼等问题，大家坦率诚恳，平等自由，畅所欲言。这使福尔曼对边区的民主政权极为称道。
中外记者团中的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武道，原先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大怀疑，但他从陕北归来后也肯定地写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边区政府的主席和其他高级人员都是边区参议员，由参议会选举出来担任他们的职务。共产党员只占政府人员三分之一的原则，看来是严密地遵守着的。”
1945年，国民参政会六位代表访问延安。通过参观，黄炎培了解到：“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现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做这一地方的乡长或其他公职。军队绝对不参加意见，地方政治，就让这地方民众去监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在毛泽东阐述了用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观点后，黄炎培又在内心承认：“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此期间，还有许多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抗日根据地一探究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延安印象记》一文中，用亲眼看到的事实写道：在边区，人民都有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从选举直到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为止的整个制度，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在这里，过去最没有地位、最受人瞧不起的人，也有权参与政治。英国学者班威廉及其夫人克兰尔在亲自考察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民众代表大会后，也坚信“该大会是颇足以代表社会的各阶层的”，是“完全民主化的代表大会”。
除此之外，延安的民主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这些知识青年跋山涉水、冲破千难万阻，向这里聚集。“到延安去”，成为许多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万里海外，像潮水般涌向延安，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曾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这种场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延安之所以成为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广大知识青年心中向往的圣地，是与其努力倡导和积极践行民主分不开的。很多人在到达延安前，对它并没有特别详细深入的了解，但光是“自由”“民主”“抗日”这几个抽象的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而他们来到延安后，也的确“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一位当年奔赴延安的人晚年回忆：“我在刚到延安的短短两个月中，不仅有一些颇为新鲜的感性认识，还有一些相当深刻的理性认识；我不只是从现实中初步体验到民主圣地的音容笑貌，而且从理论上由此瞭望到民主中国的理想境界。”
由此可见，延安在抗战时期已成为一座民主的灯塔，吸引了众多知识青年，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1942年，何其芳在延安写下了一首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毫无疑问，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和她的代表延安正是这种正在生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