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在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学者们不太注意区分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虽然这两个领域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考察国际关系时，我们更多不是简单地观察它们之间的政策互动，而是要深入政策互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及解释这些互动的结果——例如战争为什么反复发生、联盟为什么会解体。国际关系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所能决定的。就算是19世纪的霸权国英国和20世纪的霸权国美国，它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国际政治的结果，就像美国在1984年和2018年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没有使得这个组织停止运转一样。由于决定国际关系的因素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因素，因此现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从而能够发展出来简约性的宏观理论。即便如此，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也是有限的，因为国家的行为未必始终是理性的，这就会导致国际互动的结果偏离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期。
外交政策研究是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着密切关联的领域，这是因为外交政策受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因素与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从而使得它与各国的国内政策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解释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理性的外交政策现象，但是，外交政策的制定同样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渗透和影响，而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往往并不逊色于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力。在大多数国际体系中，国家尤其是大国仍然具有相当的战略自主性，这就决定了各国外交政策的复杂多样。一个国家可以同时采取制衡和追随的行为；有的国家强调自主性，有的国家倾向于搭便车。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提出一些关于国家行为模式的假设，但是不能提出有关各国外交政策选择的具体假设。因此，光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出来解释力和应用性更强的外交政策理论。
外交政策的研究路径可以被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认识到国家利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提出某种分析框架，界定不同条件下的具体国家利益及其排序，并进而解释各种丰富多彩的外交政策。这一路径涵盖了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做法。但问题在于，这种研究路径无法告诉我们国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应该如何合理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就无法提出理性的外交政策假设。虽然看似能够解释复杂多样的外交政策，但是它并不能说明，这些政策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国家如何能一以贯之地追求某种“大战略”。由于造成国家非理性的因素太多，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事实上也不可能提出一种普遍性和简约性兼具的外交政策理论。第二种路径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解释力的片面追求，而是解释性和规范性并重。这一路径认为，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具有某种客观的、稳定的整体国家利益，从而能够制定一以贯之的战略，以及确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基于这一思路，位置现实主义并不试图提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而是提出一些理性的外交政策推论。如果大国的外交政策符合了这些推论，它们就应该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果背离了这些假设，它们就容易遭到挫折和失败。但是，位置现实主义并不试图解释那些非理性外交政策的根源，而是将其留给外交政策分析。
本书试图建构一种具有完整理论结构的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也就是说，位置现实主义应该具备自己的理论范式、理论硬核和理论推论。理论的范式是理论硬核和推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对国际体系一些基本事实的假定。理论的硬核包括核心概念和主要逻辑，核心概念是理论家所提炼出的用来解释的主要自变量，主要逻辑则是核心概念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由于我们的解释对象是外交政策，将要使用到的核心概念是整体国家利益，因此位置现实主义的主要逻辑就是整体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如后面所要详细说明的，不同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是它们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而战略利益关系的考察是可以通过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来得出的。位置现实主义的理论推论是关于不同类型大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假设，总的来说将大国分成四类：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非争霸国。这些理论推论是关于大国应该如何选择“盟友”与“对手”的非常具体的假设，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其合理性和解释力。因此，接下来的第一章首先考察关于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选择的现有研究，分析它们的局限性。
注释
1．[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 Thomas 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10.
3. Ibid., pp.198—204.
4．详情参见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5．[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七章“结构性原因与经济效果”与第八章“结构性原因与军事效果”。
6．宋伟：《势力均衡：规则还是规律——两种有代表性的均势理论论析》，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1期，第66页。
7．[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96—97页。
8．熊炜：《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22—133页。
9．[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68页。
10. Randall L. Schweller, “Missed Opportunities and Unanswered Threats: Domestic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http：//www.yale.edu/irspeakers/SchwellerFall02.pdf.
11. 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3, Summer/1997, p.465.
12.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
13．参见Kenneth N. Waltz, “Neorealism: 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Politics & Society，Vol. XV, Spring/2004, http：//www.columbia.edu/cu/helvidius/archives/2004_waltz.pdf。
14.《日媒：日本2014年对华投资减少38.8%，下滑幅度罕见》，载《参考消息》网站：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50116/630904.shtml。
15．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6. 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McGraw-Hill, 1998, p.176.
17．李少军：《论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4页。
18.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Spring, 1998），pp.42—43.
20.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1（Summer 1992），p.182.
2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22. Tara McKelvey, “Mid-term elections: Is US foreign policy about to become more hawkish？”http：//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29919799.
23．邢悦：《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30—31页。
24．同上文，第31—32页。
25．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第118—155页。
26.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 Vol.51, No.1（October 1998），p.147.
27. Thomas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1（Winter 1997），p.68.
28.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 6.
29. Ibid., p.294.
30．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第1章。
31．[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联盟概念本身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试图将其限定在安全合作的范围之内，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将非正式的战略合作包括进来。例如，斯蒂芬·沃尔特认为，联盟也应该包括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因为当代许多国家不愿意与其盟友签订正式的条约，而许多正式的合作声明流于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关系可以是不明确的。首先，存在非正式联盟关系的国家彼此肯定会明确这样一种国家间关系。其次，除了少数秘密的结盟关系之外，大多数非正式的联盟关系是可以通过口头声明、实际援助等具体行动被其他国家和观察者所认知的。最后，如果某种非正式的联盟关系是不能被明确观察到的，那么就不具备研究的可操作性，它平时所产生的实际政策意义也是有限的。沃尔特的观点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