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徐君杰舜教授的《汉民族史记》（9卷本）即将面世，在下拜识之余，略陈浅见，以谢索序之雅。

记得2012年为武汉大学出版社主编“中国专门史文库”时，曾将徐君早年所撰《汉民族发展史》收入其中，认为徐君的汉民族史研究乃一项创新性的学术成果。

近代以来，民族学、民族史学研究有长足进展，中国诸少数民族的历史多已成篇，但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却长期专史缺如。这大约是因为，人们往往下意识地以为，汉族即中国，中国即汉族，既有中国史便无须作汉民族专史。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直至徐君《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1985年）和《汉民族发展史》（1992年）问世，汉民族史书才得以发凡起例，开辟局面。徐君从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结构诸层面，作汉民族历史的完整述写。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中国民族学十年述评》称，徐杰舜的工作，“标志着汉民族研究这一课题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开始”。此非虚誉也。

令人感佩的是，徐君精进不已，自《汉民族发展史》之后，经二十余年磨砺，于2019年推出约500万字、9卷本的《汉民族史记》，将汉族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部规制诙弘的新著有如下可观处。

（一）积跬步致千里的集成之作

徐君自1962年萌生从事汉民族研究的志向，半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作学术“长征”，成果迭现——1985年出版《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1990年出版《汉族民间风俗丛书》，1999年出版《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2004年出版《汉族风俗史》（5卷本），2012年出版《中国汉族》和《中国汉族通史》（2卷本），攀登汉民族研究的一座又一座山峰。有评论文题为《徐杰舜汉民族研究的三级跳》（《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形象地概括徐君“积跬步以至千里”的征程。而《汉民族史记》为这一系列研究的升级版。徐君在该书的《总后记》中说：“《汉民族史记》不能是我过去所撰和所主编著作的简单相加，而应该吸纳新观点，补充新资料，进行新整合。”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充实《历史卷》，提炼《风俗卷》，新撰《族群卷》（上、下）、《文化卷》（上、下）和《海外移民卷》，从局部到整体，超越了过往的成果。

值得指出的是，徐君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本已对汉民族的族群做过初步的结构分析和特征表述，而《汉民族史记》的《族群卷》（上、下）则呈现了更为精当的汉族族群图景。其《文化卷》（上、下），从文化底蕴、文化凝聚、文化定型、文化融汇、文化变古、文化重建、文化开新诸面相，更是勾勒了波澜壮阔、跌岩起伏的汉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新意迭出。

“积跬步”要有恒心与毅力，“集大成”更要有对学术积淀加以升华的智慧。徐君兼具上述，以50余年之功“积跬步”，于七十古稀之后“集成”，推出《汉民族史记》，令人感佩。

（二）跨学科之法

徐君1965年毕业于武汉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学）历史专业，在浙江武义县当中学教师20年，1985年进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工作。在武义县任教时，跨进民俗学，在考察“风物是秦余”的武义风俗后，写出《武义风俗志》，参加《金华风俗志》和《浙江风俗志》的编写。到广西民族大学后，又跨进民族学，先后撰写和主编《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中国民族史新编》、《中国民族政策史鉴》等著作。此后更博采人类学英华：运用变迁理论写出《南乡春色》；运用族群理论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运用文化理论主编《汉族风俗史》。2008年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汉民族研究反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提出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运用人类学整体观，阐述“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运用人类学结构论，阐述“汉民族是有族群结构的”；运用人类学过程论，阐述“汉民族的人口之多不是一蹴而就的”；运用人类学凝聚论，阐述“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运用人类学调适论，阐述“政策的调适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进而概括汉民族“一大二杂三认同”的特征：因人口众多而“大”；因内部差异巨大而“杂”；因整合为一体而实现“认同”。

徐君的《汉民族史记》充分发挥跨学科之法，以历史、族群、文化、风俗和海外移民五个部分，立体地展示汉民族多样化的历史画卷。如《海外移民卷》，将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航海学、灾害学和外交学整合贯通，实现了跨学科的交融和整合，以大历史视野，把汉民族的海外移民置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回答了“安土重迁”的汉民族何以从江河走向海洋这一问题，建构了一部汉民族冒百死，抗海禁，下南洋，又从南洋下西洋，走向世界的海外移民史。

跨学科之法，可以说是徐君著作的不二法门。

（三）《史记》式结构

《史记》能夠成就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巨著，依靠其建立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位一体”的结构模式。梁启超在论及太史公“历史之整个的观念”时说：“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1]。徐君的《汉民族史记》追迹《史记》的结构方式，突破王朝述史的框架，按汉民族经历的丰富性、多样性部勒篇什，在比较舒展的框架内放手编写，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文化繁富的一个大民族树了碑、立了传，实属难能可贵。

徐君把他的学术历程比喻成“马拉松”。这个研习汉民族史的“马拉松”跑了半个多世纪，堪称“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今天，终于到达了又一座高峰，这是值得载入学术史的事。

是为序。

冯天瑜
2019年 7月 14日于武昌珞珈山

[1]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载《梁启超全集》第16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