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1867：铁与血

路德维希·冯·洛豪（Ludwig von Rochau）曾发明“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词，试图为德意志各邦的自由民族主义运动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他曾在1833年参加了那场以失败告终的袭击法兰克福警备队行动（Frankfurter Wachensturm），这场暴动由兄弟会成员发起，旨在压制当地的警察力量，控制德意志邦联金库，从而启动一场革命。但因为参与者只有50名学生，暴动很快就被警察和军队镇压下去。事败之后，洛豪逃到法国，在那里度过了10年流亡生活，基于这段经历以及对1848年革命挫折的反思，他在185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现实政治原则》（Grundsätze der Realpolitik）。洛豪在书中提出，渐进的变革既不可能通过理想主义的空想达成，也不可能从暴力抗争中实现，只有实用主义才能带来进步：必须尽其所能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不管手段是否合乎道义。就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而言，他提议参与者们按捺住心中的厌恶，与统治精英阶层合作。他认为，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原则永远都不会导致实际的变化，只有更加务实的做法才能产生效果。不无讽刺的是，曾经尽其所能与自由主义殊死战斗的极端保守派俾斯麦，将作为“现实政治人物”的典范被载入史册。

就任普鲁士王国首相之后，俾斯麦立刻着手解决政府与议会之间围绕陆军改革爆发的矛盾，这场冲突在短短几天前已经把威廉逼到崩溃边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俾斯麦在1862年9月30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铁与血”的演说，宣称自己即便没有得到议会的许可，也将继续推行陆军改革计划，改革内容包括将普鲁士陆军的非战时兵力从15万人扩张至22万人。他辩称：

俾斯麦为自己违宪行为辩护的理由，无非是宣称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认为自由主义只是知识分子的空想，而空想与空谈不可能带来成果，只有行动才能创造实绩。俾斯麦的这篇演说受到了自由派书刊的猛烈抨击，但在这位自信满满的首相眼里，舆论的声讨不足为惧。俾斯麦在陆军问题上坚持己见，到1866年为止，他都在议会拒绝通过预算案的状况下施行他的改革计划。普鲁士议会最终决定让步，通过了一份《补偿法案》，事后承认了军费开支的合法性。而俾斯麦对自由派所做的唯一妥协，仅仅是承诺以后不再如此行事，他将会尊重普鲁士的宪法以及议会的财政预算表决权。宪法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根本大法，这对大多数政治家乃至威廉国王本人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原则，但在狡猾的俾斯麦那里，遵守宪法却只是他讨价还价的筹码。

俾斯麦毫无政治底线的另一个标志性特点，是他根据利益需要随时化敌为友的能力。他意识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1848年只是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联合起来，于是开始着手分化这两股力量。他与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有过几次会面，并进行了长时间的非正式交谈。作为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立场和诉求无疑与俾斯麦相差千里，但俾斯麦使尽浑身解数吸引拉萨尔继续与自己保持对话。虽然双方在公开场合都对这些交流秘而不宣——两人都不可能对各自的政治阵营宣称自己曾与阶级敌人密切交谈——但流言很快就传开了。自由主义者被吓坏了，他们担心自己在争取革命进步的斗争中，将会失去拉萨尔这个潜在的盟友。无论在福肯贝克领导的进步党自由派，还是在俾斯麦的宿敌芬克领导的民族自由党当中，俾斯麦的政治障眼法都制造了孤立无援的绝望气氛，因此他们更难在俾斯麦的政治攻势前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就是现实政治的实践范例。

在外交政策上，俾斯麦也施展了类似的冷酷计谋。1862年10月，俾斯麦开始兼任普鲁士外交大臣。在1859年到1862年间，他先后担任普鲁士驻俄大使与驻法大使，已经给外交圈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巴黎，他与1852年称帝的拿破仑三世结下了不错的交情。1862年，俾斯麦又在伦敦会见了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与其公开谈论普奥之间角逐德意志霸权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迪斯累里事后警告奥地利驻英大使：“小心这个人，他的话是认真的。”而俄国也被说服，开始认真对待普鲁士并与其保持友好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俾斯麦强烈反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奥地利的原因：在外交上与俄国结怨不利于普鲁士在中欧的扩张。正在崛起的普鲁士必须让所有欧洲大国相信，自己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可靠盟友，而非咄咄逼人的潜在强敌。当1863年沙俄军队残酷镇压波兰发生的“一月起义”时，俾斯麦毫不犹豫地向俄方提供了暗中支持。在1863年2月的《阿尔文斯莱本协定》中，普俄两国达成协议，联手打击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尽管波兰起义只发生在沙俄境内，且完全由沙俄军队镇压。俾斯麦默认了数千波兰人在战斗中被杀死，128名政治犯被处决，以及约1万名男女老幼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结果。普鲁士议会再一次被他的做法激怒，请求国王出面干预，但俾斯麦在短短几个月后就宣布与俄国的协议失效，索性立刻就满足了议会的要求。但此时，波兰的起义已彻底失败，心怀感激的俄国政府依旧对普鲁士内阁抱有好感。英国政府也声明，只要欧洲协调体系维持良好运转，就不会反对普鲁士势力扩张。因此，当奥地利在1863年晚些时候试图推动德意志邦联制度改革为自己谋取利益时，俾斯麦可以轻松地予以反制。在德意志邦联的其他37个成员国看来，追随普鲁士的领导变得顺理成章：这个充满潜力的德意志新兴强国不但拥有焕然一新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大力支持。

有了其他德意志邦国与欧洲大国做后援，普鲁士现在终于可以着手扩张领土了。1863年11月18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签署文件，将石勒苏益格地区划归丹麦，这给了俾斯麦可乘之机。位于德意志最北端的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两公国，长期以来都是领土争议的焦点。荷尔斯泰因地区的多数人口说德语，当地也在1815年成为德意志邦联的一部分；而丹麦族在石勒苏益格的少数民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该公国也没有加入德意志邦联，而是通过联姻关系由丹麦王室间接统治。1815年参加维也纳和会的列强都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因此，克里斯蒂安九世在1863年的做法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回应，俾斯麦首先呼吁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发挥共同防御机制，出兵保护荷尔斯泰因。邦联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以邦联名义出动了一支联合部队，这支队伍来自距荷尔斯泰因最近的萨克森与汉诺威两邦国，旨在保护荷尔斯泰因，同时也向丹麦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与此同时，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在合谋并吞石勒苏益格，意图迫使丹麦国王放弃对当地宣称主权，并正式向邦联提出了这一请求。然而，与荷尔斯泰因不同，石勒苏益格并非德意志邦联的一部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占领这一地区的行为都有侵略他国领土之嫌，欧洲列强会有何反应也难以预判。惊人的是，邦联议会在这一点上坚持了原则，拒绝了普奥两强国关于占领石勒苏益格的请求，巴伐利亚与萨克森甚至更进一步地禁止奥地利通过本邦领土输送供给与军队。当时甚至有人议论，邦联在荷尔斯泰因的驻军可能会与前往占领石勒苏益格的普奥军队发生冲突。然而，俾斯麦没有被这些传言吓倒，普奥两国军队也在1864年2月1日渡过艾德河，从荷尔斯泰因进入石勒苏益格。

普奥军队齐头并进的景象在民众中重新燃起建立“大德意志”（奥地利与普鲁士都被包括在内）的希望。两国士兵都戴着白色的袖章，以表明他们的盟友身份，试图重现1813年至1815年抗法战争中被浪漫化的战友情谊。丹麦军队很快被击败，威廉·坎普豪森（Wilhelm Camphausen）等军旅画家则在作品中竭力美化这场战争：坎普豪森的画作《1864年普鲁士军进攻阿尔索岛》于1866年完成，描绘了普鲁士军队英勇击溃退缩的丹麦人的场景。在1864年10月30日于维也纳签署的和平协定中，丹麦放弃了对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一切领土主张，两地将由普奥共管。直到1865年的《加施坦纳协定》才对这两片领土进行了分配：石勒苏益格被交由普鲁士管辖，荷尔斯泰因则隶属奥地利。尽管此前数十年里笼罩在德意志上空的两强对峙问题看似得到了和平解决，但是泛德意志的团结之梦很快就破灭了：仅仅一年后就爆发了所谓“德意志战争”，普鲁士与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霸权兵戎相见。

1866年春天，普奥两国都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缔结秘密盟约、签署保证条约来制衡对方。但对奥地利颇为不利的是，俾斯麦已经在英国、法国、俄国与意大利都结交了不少有权势的朋友，因此，他有信心在与奥地利摊牌时赢得胜利。随着奥地利提议由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议会重新考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解决方案，检验普鲁士外交成果的机会终于到来。俾斯麦指责奥地利的提议是一场阴谋，并在1866年6月7日断然派兵进入奥地利管治的荷尔斯泰因。凭借在邦联议会中的主席国地位，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符腾堡、汉诺威、萨克森、巴登、黑森、拿骚、萨克森—迈宁根、列支敦士登、罗伊斯与法兰克福等大邦的支持，中部与北部的大部分小邦则站在普鲁士一边。最关键的是，俾斯麦还在1866年4月争取到了意大利的支持。

1866年7月3日的柯尼希格拉茨战役结束仅仅几周后，德意志战争便决出了胜负。战后缔结的《布拉格条约》大体上没有损害奥地利的利益（奥地利帝国只将威尼托地区割让给意大利，作为意大利在战争中支援普鲁士的回报），却对普鲁士和日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无情吞并了汉诺威、黑森、拿骚和法兰克福等夹在本国东西两部之间的大邦，普鲁士终于将王国的领土连成一片，其疆域如今东起梅默尔河，西至莱茵河，内部往来畅通无阻。普鲁士还宣告德意志邦联已被解散，从而彻底结束了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的主导权。

成立于1866年的北德意志邦联是一个军事同盟，它是普鲁士控制新吞并领土的工具。加入该邦联的22个邦国全部位于美因河以北。对于南方各邦，俾斯麦还给它们提供了一个成立南德意志邦联的机会，以便于进一步孤立奥地利，但这个设想并未成真，因为符腾堡和巴登担心自己会成为巴伐利亚的附庸。1867年2月，北德意志邦联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议会，该议会为所有成员国起草了宪法，并在当年4月以230票对53票的优势通过。7月16日，俾斯麦顺理成章地成为北德意志邦联的首相。邦联立宪的一系列动作原本只是一时之计：俾斯麦仍想试探南部各邦的反应，他也不确定法国是否会反对在北德意志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不过，北德意志邦联的最终形态看起来与民族国家几无二致。邦联采用了黑白红三色国旗，这个设计结合了北德意志地区历史悠久的汉萨同盟的红、白代表色，与普鲁士传统旗帜的黑、白用色。邦联不但将关税同盟改组成更加统一的经济体系，还与德意志南部各邦国结成防御同盟。俾斯麦向拿破仑三世担保，自己只想在美因河以北的德意志地区重建一个松散的联邦机制。但事实上，在德意志战争结束后，一个具有经济合作和共同防御纽带的坚实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只要俾斯麦再施展一次无情的谋略，将法国的反对势力和德意志南部各邦国的抵触一扫而空，“小德意志”的统一便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