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性的一次邀请

那时我从未想象过，犹太教的教义最终将会消除我的许多疑问和焦虑。这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忽然发生的，相反，经过几年的时间，我才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心和价值观，这开始减轻我的忧虑，并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乐观。

我在向两位高级临床医生咨询无果后不久，便迎来了这个契机。那时，更多的疗法显然对我毫无用处，因而我决定暂时不再寻找新的方向。我减少了工作时长，开始花更多时间陪伴我的女儿苏珊娜，当时她才2岁，正热切渴望探索世界。在这期间，我抱着好玩的心态接受了朋友梅兰妮的邀请，带着苏珊娜参加了贝莱尔市附近改革派会堂举行的犹太新年典礼。我相信这会很有趣，因为苏珊娜和我都喜欢文化人类学。在此之前的那个星期，我们在公园举行的国际面具和舞蹈节上玩得很开心，现在我们又可以了解洛杉矶西部的犹太人怎样庆祝他们古老而神圣的节日。

但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这次活动会改变我的人生。

我在犹太家庭长大，却对犹太传统几乎毫无所知，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犹太教徒。8岁那年，我就知道小圆蛤、小帘蛤、曼哈顿蛤和新英格兰蛤蜊浓汤的区别，我对它们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对《摩西五经》的认识。在我的童年时期，家族的犹太仪式总共持续不到5个小时：在点燃蜡烛的同时祈祷（花5分钟时间点燃蜡烛，连续点了8个晚上），另外在弗洛里阿姨家参加约4个小时的逾越节[2]家宴。每年，我的父亲都会独自参加社区犹太会堂的赎罪日活动，但其他家人都不参加。

尽管我几乎不了解犹太教，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喜欢拉比。我曾听过几个拉比的布道，他们讲得华而不实且故弄玄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所有听道者都反应迟钝。他们将我们视为受害者，警告我们当心“反犹太教的狮子抬起它们丑陋的头颅”，并且认为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他们从不谈论上帝，也不谈论人死后去往何处，坏人为何能够逍遥法外，以及我在11岁时各种各样的疑问。

但那个下午，在洛杉矶里奥·贝克会堂，我的感受完全颠覆了孩提时对犹太教的偏见。当时，苏·埃威尔拉比朴实无华的发言深深震撼了我。她是一位不施粉黛的女性，留着短发，容貌和蔼可亲。她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坐在与会者中间，身旁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弹吉他。现场的氛围非常愉快，而我却流泪了。我平时很少哭泣，因此这令我感到很困惑，肯定有些东西触动了我，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赎罪日当天，梅兰妮和我带着孩子们重新回到这座会堂去参加儿童宗教活动。当时，苏珊娜刚刚不再使用尿布，于是那天她很自然地尿在了我的大腿上。我坐在那里，大腿湿漉漉的，与此同时，我的脸颊也被泪水打湿。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触动我的是什么。在犹太聚会以后，我经历了许多情感挣扎，最终决定：我将独自前往我家附近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会堂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成人宗教活动。

我对唱诗和祷文都一窍不通。主持仪式的拉比是29岁的丹尼尔·斯沃茨，他曾是地质学家，离职后成了拉比，人们都叫他丹尼尔拉比。他戴着领结，非常热情，有着和苏·埃威尔拉比一样令人轻松愉快的风度。慢慢地，我对犹太教的感受有了改观，觉得它不再那么高高在上，而是越来越容易接近。

我非常喜欢这种友好的氛围，因此第二天上午，我就参加了丹尼尔拉比组织的初学者团体活动。他读了《圣经·出埃及记》第28章的经文，该篇描述了大祭司亚伦的圣衣：

他用织工做以弗得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石榴，又用精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他用精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3]

尽管除儿童故事外我对《圣经》经文毫无所知，但这幅充满力量和诗意之美的景象令我深受感动。然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布道的内容。丹尼尔拉比向我们解释，大祭司的圣衣旨在尊崇他们，给予他们特殊的地位和荣耀，突出他们的与众不同。然后，他谈到了我们散漫的南加州文化的利弊。“在这里，成人和小孩的着装风格都差不多，我们在多数场合的穿着都很随便。”他指出，“我们不再觉得非要穿得衣冠楚楚才能显示身份，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过于随便也有其弊端。神的殿堂不同于拼车道和超市，如果穿着牛仔裤和跑鞋进入会堂，可能难以让人产生敬畏感和超脱感。”因此，他特别要求：集会者在前来敬拜神时应穿着得体。

我马上联想到某周向我咨询过的一对夫妻：贝基和杰夫。他们事业有成却不擅长处理亲子关系，类似的家庭在我的咨询对象中占比很大。这对夫妻工作舒心、成绩斐然（妻子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丈夫负责募集资金），但他们在家中却越来越烦恼。他们认为应该帮助年少的儿女学习表达自己，并努力让孩子们明白为何应遵守家庭规矩。但女儿珍娜对他们心怀不满和愤怒，在校表现不佳。儿子内特在幼儿园两次咬伤别的小朋友。他在离开公园或朋友的家时会大声尖叫，睡觉前总是将所有的床单从床上扯下来，还把抽屉里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贝基和杰夫都是职场上卓越的领导者，但在家里，他们却几乎毫无威信可言。家里到处都是玩具，这些玩具不仅被堆放在孩子们的卧室中，也堆放在客厅、浴室和厨房里，甚至夫妻俩卧室的被单上都有。孩子们在家中无法无天，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尽管我并不指望通过说教来了解问题所在，但有一种观点——我们需要通过某些迹象或标志去强化威信，适用于贝基和杰夫所面临的困境。我告诉他们：“在自家的会堂里要做大祭司。”他们大笑不止，但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孩子过于和蔼和民主，以致整个家庭都乱套了，孩子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想承担义务。

于是，贝基和杰夫开始进行调整。他们在家里申明，除非得到明确许可，否则不允许孩子进入他们的卧室。当他们给予孩子们东西时，孩子们要说“是的，谢谢”或者“不用，谢谢”。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过度关注孩子身体和心灵上的不适后，家庭生活的质量大大提高了，这让我既惊讶又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