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可定制的诱惑

我们时代特有的一股强大的涌流，它随处可见，表现为：用交流来替代强制，用趣味来替代禁令，用鲜明个性来替代平淡平凡，用责任化来替代物化，只为烘托出一种摆脱律法制约的、使人感到亲切的、诗意的、充满关怀的氛围。那么，怎么称呼这种广泛的变革呢？音乐、全天候新闻、和蔼可亲的组织者、无线急救信号SOS、友爱等的出现莫不源于这种变革，甚至连警察也刻意在人性化自己的身份，如敞开警察局的大门，向公众进行解释陈述。与此同时，军队也积极参与为民服务。既然“中世纪结队抢劫的士兵尚且善良”，军队为何就不能如此呢？人们已将后工业社会定性为一个“服务”的社会，更确切地说，“自助服务”正在彻底粉碎过去纪律性的分区控制制度，但这并不是利用革命力量来进行的，而是诱惑的冲击波所致。诱惑并不局限于人际关系，它成了一个普遍的进程，它致力于规范消费、组织、新闻、教育以及习俗等。当代整个社会的生活都源于一种新战略的要求，这种战略不再推崇生产关系的优势地位，而是要呈现诱惑关系的辉煌。

境遇主义者们借用“表演”这一范畴来概括诱惑的普及化现象，而表演在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占用了现代生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居伊·德波）。诱惑在挣脱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枷锁之后，成了主导性的社会关系，成了富足社会的普遍组织原则。然而，由于演出行为在于将真实转变为虚假的“再现”，在于拓展其异化与剥夺的疆域，因此和消费社会一样，诱惑的这种提升很快便显示出了局限性。演出被认为是“欺骗的新生力量”，是“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是“假装的满足”，尽管/虽然演出不乏激进性，但仍跳不出革命时代的各类范畴（异化及他者、完整的人、“没有奴隶的主人”）。但确切而言，在消费的巨大影响下，这点也正在悄无声息地消失。利用迷人的外表，甚至革命思想，来进行的诱导、蒙骗，历来都被定义为“负”诱惑。借助“革命和纪律”，以诱惑、策划、蒙骗和异化良知作为演出理论的剧本在不停地上演着。

当然，一切都要从消费社会谈起。消费社会凭借丰富的产品、形象和服务，凭借消费所植入的享乐主义，凭借消费所创造出来的亲近、诱惑的欣快氛围，划出诱惑战略的波及范围。然而，消费社会并未颓废到仅展示积累的地步；确切而言，富裕的消费社会意味着丰富的“选择”，意味着一个可供个人徜徉的深度开放和透明的世界。其中的选择越来越多，量身定做的套餐也越来越多，一切任由流通和挑选。这一切只是开始，随着市场与技术的发展，可供公众支配的物质财富与服务会更加丰富，而这种逻辑也会更加势不可当。事实上，美国某些地方的有线电视已经有80个频道可供选择，这还不包括“点播节目”，估计从现在起六七年内，要达到150个左右的有线频道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当代社会以一种令人眩晕的方式大量制作着新闻。在四处扩张的商业中心和超级市场内，在各类专门的餐馆与商店里，各式产品琳琅满目，由此“自助服务”以及可定制的生活方式成了现代国家普遍的生活模式。这便是后现代社会，其中统制、专断的社会关系受到了全面的压制，与此同时，在体育、心理技术、时尚休闲、旅游、人际关系以及性关系等方面，个人的选择范围扩大了，选择种类更多了，选择规划更“自主”了。诱惑对于虚假的再现与良知的异化视而不见；诱惑装扮着我们的世界，并依据“个性化进程体系”对之加以重塑，表现为供给丰富且多样化，鼓励多消费。个性化选择甚于趋同，多元化甚于规范，满足欲望甚于清戒。诱惑专注于营造一个选择尺度宽泛的世界，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一个处在心理、音乐和新闻的氛围中的世界，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诸多元素随意加以组合。“独立是个性，独立是依据自己的意愿和节奏旅行，自主安排旅行吧。‘环球漫游’的线路仅是一些建议，您可以随意规划组合。”这则广告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社会，它尊重个体的意愿并给其提供自主安排的空间。一种没有了绝对命令的生活，一种可根据个人嗜好灵活调整的生活。无限供给的时代使得比较、选择与独立行事都有了可能，一种弹性生活由此呼之欲出，诱惑的效用可见一斑。个性化进程要减少僵化、强制性的条框，倡导行事温和，要求通盘考虑个人及其福利、自由、自身利益，而这便是诱惑的要义。

个性化进程甚至介入生产秩序的调整中，虽然难以明说，但仍需一说。尽管发生了一些技术革命，但劳动阶层依旧对诱惑逻辑进行了最顽强的抵制。即便如此，劳动关系中的个性化倾向还是表现了出来。大卫·理斯曼在其《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已经表明了这点。他认为真诚、个性化的劳动关系及服务必然要逐步取代纪律的、功能性的、机械性的契约。如今，企业心理治疗师和通信技术员大量涌现，办公室之间的隔墙被推倒，人们在开放的环境下工作，由此，协商与参与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人们还开展诸如降低劳动强度、丰富工作内容、劳动团队自主等一系列尝试，以便变得人性化或重组体力劳动。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手段的广泛使用，未来的劳动情景或许可以是这样：企业分散生产、家庭办公、“住宅电子化”。如今，还出现了弹性作息制度，如非固定或自选的作息时间、间歇工作等。这些举措各有特殊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减少组织的僵化性，用弹性的安排替代呆板的计划模式，弱化强迫、命令，突出沟通、交流等——其中的个性化进程属性可谓一览无余。

个性化进程也波及新的领域，而且得益于微处理机、集成电路等新技术的发展，它还迎来了一轮难以置信的高速扩张。例如，在教育领域内出现了利用微机的自主工作、自选系统、个人应用程序与办公自动化等，不久以后，通过键盘进行对话、机器评估以及个人信息采集等都会成为现实。正在进行的传媒重组走的也是这个路径；除了有线网络与自由电台，还有其他“互动”方式，如铺天盖地的视频、磁带、录影带等，这有助于音像制品的个性化选择。电子游戏以及数以千计的配套设施让游戏的普及和互动具有了可能（有预言称，近期将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购置电子游戏设备）。在家电、电影和汽车领域的不可思议的个人化时代之后，规模庞大的微机与视频系统的出现预示着新一轮诱惑波的到来，微机与视频系统自身也成了被加速个人化的一块新领地。“我的电脑就是我”，这点没错，电子诱惑不仅表现在各类新技术的神奇功能上，还深度表现在对个人自立的预期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时间的自由管理者，而不再仰仗笨重的组织规范。眼下的诱惑便是“私用设备”。

如今，各个领域被形式多样的个性化进程快速地合并在一起。在心理治疗界，出现了一些新技术（和解分析、尖叫疗法、生物能），将被认为过于“理智主义”的心理分析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急诊、集体“人道主义”治疗，到感觉、情感和肉体欲望的直接释放，无论“软件”还是“原始”发泄在内的所有手段都要借助诱惑。医学也遭遇过类似上述的变迁，如针灸疗法、内窥诊断、天然植物治疗、生物反馈、顺势疗法以及“温情”疗法等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疾病的主观原因得到了发掘，主体承担起了对自己健康的“全面主义”责任，关于健康的精神因素摆脱了医学统制论。利用心理自立的潜能，病人就不必被动承受不适，而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免疫系统负起责任来。同时，某些体育运动的目的也不再是求快、对抗、竞技，而是通过运动来彰显定制的锻炼、欣快的感受以及对肌体的重视（慢跑、帆板冲浪运动、舒缓体操等）；体育还可以起到心理化肉体、激发完整的自我意识以及宣泄个人对速度的激情之类的作用。

在个性化逻辑中，习俗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如今的社会风尚便是追求标新立异、贪恋别出心裁和自由自在，合乎标准与矫揉造作已不再能够博得赞誉。心理文化以及对顺应自然的崇尚，促使人们要成为“真正的”自我、要去“感受”、要自我剖析、要将自我从原有的定位及“情结”中释放出来。后现代文化是“感觉”文化和个人解放文化，它波及各个年龄段的男女。教育，尽管一度曾是专断的，但如今为了顾及儿童和未成年人的想法，也变得极为放任了，而此时，享乐主义的拥趸们也正在颂扬着休闲无罪，鼓励着自我全面发展以及追求快乐。诱惑是一种体验成效的逻辑，一种无所顾忌的逻辑，因此诱惑推行的是一种灵活的、宽容的社会化，它旨在对个体加以个性化及心理化。

语言也成为诱惑的传声筒。不再有“聋”“盲”“双腿残缺”等字眼，取而代之的是“失聪”“失明”“生理不健全”。“老年人”成了“第三或第四年龄段”的人，“女佣”成了“家政人员”，“无产者”变成“劳方”，“未婚妈妈”变成“单身母亲”。“懒笨的学生”是“问题儿童”或者“严重的社会现象”，“堕胎”变成“自愿中断妊娠”，甚至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者也变成了“精神分析对象”。个性化进程连“城市心脏”“商业中心”“死亡”等词汇都要加以矫饰美化。可见，为了获得一种清澈、中肯和客观的语言，一切捎带卑劣、丑陋、消极和挑衅色彩的语言都应当加以消除，这是个人主义社会正在经历的发展阶段。在实现开放、温和的组织架构的同时，一种委婉、和缓的语言也逐渐成形，语义上的“提升”与旨在发展、尊重和规划个体差异的个性化进程是相吻合的，因为“我是一个生灵，不会屈服、堕落或破坏”。诱惑在清除了惩戒性的规范的同时，也清除了对残酷的流血世界的全部回忆。在一个仿佛是艺术家让-米歇尔·弗隆作品中的那个反宇宙、变幻无常的超级空间里，一切都应当交流，无须抵制，也无须指摘。

个性化进程不仅需要对语言和公众空间进行适度净化，还离不开一种虚幻如机场小姐柔美声音般的诱惑，人们要用音乐对私生活加以调剂。我们领略到了音乐极为迅猛的发展，如音乐无极限、流行榜等，后现代的诱惑便是“高保真[3]”。自此，音乐频道成了第一需要，运动、闲逛和工作都有音乐伴随，在开车时需要听立体声，乐曲与节拍在几十年间成了一个恒定的背景和一种大众的爱好。对于纪律而专断的人而言，音乐应限定在特定场合与时间播放，如音乐会、舞蹈、音乐厅、舞厅、广播等；而后现代的个体则与此相反，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听音乐，他们这样做似乎是要有所寄托，似乎要寻找一种令人振奋的氛围，似乎要得到一种刺激、欣快或醉人的非现实感。音乐革命必然要涉及技术创新，涉及商品帝国的秩序，涉及影视业，而这也必定是对个性化进程的一种展示，必定是对个体在后现代转变的一种反映。制度变得富有弹性且游移不定，个体们也随之动作起来，他们渴望节奏、渴望全身心的投入，而电子时代的立体声、随身听、世界音乐之声或天籁之音等让这种情感投入成为可能。个体的个性化和为社会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是相辅相成的，个体希望“更多”的体会，希望有条不紊，希望有现场的震撼效果，希望即刻体验，希望完全投身于一种激情与感觉的“旅行”之中。高品质的立体声技术、电声以及由爵士乐开创的并由摇滚乐发扬光大的韵律文化等，让音乐成了我们时代受宠的媒介，因为个性化的个人新形象也即自恋形象与音乐是极为合拍的——它渴望即刻的融入，渴望“沉醉”于最流行的音乐节奏中或者种类最为齐全、制作水平最高的音乐里，而这一切目前都可源源不断地得到满足。

后现代的诱惑既不是交流缺失的代用品，也不是对卑劣的商品关系的一种粉饰，而是系统的个性化，或者系统的社会微型化、系统的个人主义逻辑无限扩大化，旨在将诱惑纳入到对产品和虚拟符号的消费中来，使其成为一种诱饵。那种认为诱惑是一种“非真实、虚幻的再现”（居伊·德波）的说法，基于的是伪需求的幻想，基于的是现实与外在表现之间的道德对立，这是诱惑掩盖下的一个客观现实，而诱惑本身也由此被定义为一个现实与个体变迁的过程。诱惑不是一个神秘的和被动的因素，而是一个对社会现实进行“冷破坏”的因素，它通过一个孤立的进程来实现这种破坏，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各类规则，而是借助于享乐主义、信息以及责任感来实现这种破坏。于是，通过媒体、消费品和性，每个人都可以观察、测试自己，更多地转向自己，以此来洞悉自己的本性、实现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负责，都应当以最佳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美学、情感、身体和性等方面的资本。在这点上，社会化与非社会化是相同的，至上的个体处在社会沙漠的顶层，是一个老练、自由、谨慎的自我生活的管理者，一如驾驶汽车时，每个人都应系好安全带一样。在社会化的后现代阶段，个性化进程演变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不再因循“大众化—物化—压制”的进程，而是以健康、安全和理性为主题来进行劝告以达到统一，如广告、医疗咨询及消费建议等。双向电子信息交换很快将成为“决策的平台”和“问—答”系统，通过计算机可让别人了解到消费者真正的需求，以最终做出一种理性的但个性化的决策。至此，诱惑便不再是放荡的。

诚然，一切并非起始于今日。当代社会历经了数世纪方才达成“个体是自由的、自立的，彼此都是相同的”共识。与此同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演化，以自主的企业家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出现了，伴随而来的还有民主政治体制。日常生活方面如生活方式、性别特征、个人主义等都受到了触及，虽然自由经济的扩张近来遭到了冷酷的意识框架和制度、传统的纪律、专断性的习俗的阻击，但这些防线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崩溃了。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管理、大众消费、媒体、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和心理主义等共同推动下，个性化进程势如破竹，将个人领域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后现代社会或谓个性化普及的社会与“纪律—强制”型的当代组织渐行渐远，个人自立的现代理念借助一些新策略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全部得以“确立”，尽管这种自立有着明显不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