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空虚时代》这本书将一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旨在从不同层面来讨论一个普遍现象：在大消费时代，个人、社会、道德的变迁，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新型的社会化、个性化与17、18世纪是截然不同的。本书力求揭示这种历史演变的历程并证实如下的观点：消费品、影视资料、新闻以及相关的享乐主义、包容主义和心理主义等价值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式的行为约束机制，一种无与伦比的诱人的生活方式，一种角色、信仰与私生活的系统位移——由此形成了西方个人主义历史的新阶段。我们生活在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的年代：私有化在扩大，社会认同受到侵蚀，政治与意识形态受到排斥，个性特征越发多变。总之，只有当上述个人及日常生活层面的革命完成后，我们的时代才能放弃革命末日论。

民主社会处在进化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按照新的逻辑被不断地重塑着，我们称这个逻辑为“个性化进程”。沿着这个逻辑，我们便更容易去理解民主社会了，本书的分析也是以此为中心而逐步展开的。但个性化进程在重塑社会的时候，不同社会阶层被重构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鉴于我们的社会采用的是多元的、特有的架构标准，因此力图三言两语便将整个社会说清楚的理论必然是有局限性的。本书之所以拥护单一的方案，是因为我们并非依据实时的观察，而是基于历史来绘制曲线，并从中总结出关于制度、生活方式、追求以及个性化的趋势线。从横向对比和纵观历史这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个性化进程，为我们明确了前进的道路、发展的新方向以及社会制约和组织架构的类型，使我们摆脱了一直盛行到20世纪50年代的“纪律、革命、契约”的模式。个性化进程已经走过民主—纪律、普遍主义—清戒主义、意识形态—强制约束等矛盾并存的现代社会初级阶段，但鲜有人将个性化进程的发展看作是资本主义培育商品的一种战略，因为其中有着人性化的一面。在兼并另一个完整的体系时，即便原有体系的确非常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剩余价值的提高，但要想保留它的部分工具性质的功能也是不切实际的。由此，我们得出另外一种假设：这是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学上的全面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创造。它类似于卡斯托利亚迪斯（Castoriadis）[1]所谓的“假想的中心意义”，即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组织架构与意识、价值观与行为的协同组合。只有艺术界和心理分析界提前几十年预料到了它的出现，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消极地看，个性化进程造成了纪律社会的分解，但积极地看，个性化进程与弹性社会的诉求是一致的，如对信息、性以及物质享受的倡导，对“人的因素”的重视，对本性、真诚和幽默的推崇等。个性化进程是组织与引导社会的一种新方法，也是行为管理的一种新方法，它不再依靠繁文缛节的强制性规定，而是依靠微不足道的束缚以及尽可能多的个人选择——微不足道的清戒要求以及尽可能多的欲望，微不足道的强制规定以及尽可能多的包容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事实上，由于个性化进程，一些制度反倒变成了一种对动因和欲望的诠释，从而促进了人们对此进程的参与，引导了休闲与享乐，增强了众多社会化“模型”的人性化、多样化及心理化的趋势。因此，在对专制和机械的制度加以矫正之后，便是顺势而为的信息化制度；在命令式的管理之后，便是按需且可选的规划。与新型社会的“目标”及合理性密不可分的一些新进程开始了，如崇尚享乐主义价值观，尊重差异，推崇自由惬意的生活，赞扬幽默、真诚等品质，提倡心理主义与自由表达等。可以说，这是在摒弃了民主专制年代所看重的种种理念之后，对自我管理做出的新诠释。实际上，直至最近，政治、生产、道德、学校、养老等方面的生活逻辑，依旧在于将个体融入到整齐划一的规则中去，在于尽可能地剔除怪诞的爱好及表达方式，在于用普遍的和单一的律法来消除特异性。这依据的是诸如“普遍意志”、社会惯例、道德命令、标准化、规范化以及革命党人要求的顺从与忘我精神等。无论怎样，一切都似乎表明，个人主义价值观只能在组织与意识体系的框架内成形，该框架却是以消除个人主义价值观中的不确定性成分为己任的。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自由的假想正在成为现实，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些新的价值观，这些新的价值观的目标在于促进个人特异性的发展，让快乐变得合理，它们认可一些特殊的需要，并依据个体的愿望来进行制度上的调整。

当代个人服从集体理性规定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个性化进程在大规模培育一种基本的价值观。这是一种自我完善的价值观，一种推崇主体特异性及其宝贵个性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其他有关同一化和制约性的新机制也在显现。要成为绝对的自我、要尽情享受生活，无疑只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极端表现，但也只有在一个已将个人自由确立为基本价值观的社会里才能实现。消费革命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纵容了个体权利与欲望的发展，这种演变蕴含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更迭之中。个人主义逻辑的发展呈跃迁前进状，从理论上看，这是因为自由的权利是无限的；从社会来看，因为这种逻辑受到了经济、政治和知识的限制，触动了习俗与日常生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如今没有什么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是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权利和愿望是不合理的，故而可无拘无束地自由生活，可自始至终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个性化进程是一项全面战略，是社会行为和意图的一种演变。我们可以将该进程一分为二加以分析，事实上也只能如此。个性化进程一面是“适当的”或者是可行的，这指的是所有动态的、非标准化的制度以及权力管理机关拟定设计的激励方式。权力机构经常性地引导右派尤其是左派的批判家们，去揭露“极权”但宜人的“富裕社会”的阴暗面以及荒诞的无处不在的干预。个性化进程的另一面是“野蛮的”或者“现行的”，可以说，这是团体与个人追求自立及特异性的结果，诸如女权主义、破陈规以及性解放、地缘及语言层面的少数种群的诉求、心理学技术、自我全面发展和表达的欲望、“反现制”运动等纷纷涌现，随处可见人们对自我的寻求，而普遍主义不再能够起到激励社会与个人的作用。个性化进程两面各有特点，二者通过确认和利用个体的特异性来设法摆脱纪律型社会。

个性化进程出现在纪律社会的内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逻辑的媾和成了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与个性化进程相伴的是纪律进程的退却，由此在社会生活领域里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吞并现象，这便是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或者说一个将原本处于劣势的现代趋势加以发扬光大的社会。所谓后现代社会，它是一个历史转向，它借助开放与多元化的举措将现代化模式及其客体加以社会化。进入后现代社会，意味着个性化的个人享乐主义变得合理了，而且不再会遭受任何质疑；进入后现代社会，意味着一个与现代主义相辅相成的革命年代、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一个希冀遍地的未来主义年代已经完结。后现代社会盛行着标新立异，充斥着懊恼与反省，渴望着个人自立；新奇与传统都受欢迎，创新变得司空见惯，未来也无须更加先进。现代社会崇尚未来、崇尚科技，它凭借着普遍主义、理性与革命曾一度所向披靡，它曾主动抛弃了血统的差异、圣人的统治、传统的习惯和民族的特性。但这样的时代却在我们的注视下烟消云散了，一是因为它有悖于我们社会所确立的未来主义原则，再就是由于后现代社会对于身份、标新立异、保守、休闲以及个人发展的诸多苛求。对于未来的信仰与追求变得软弱无力，革命与进步的灿烂明天不再有人相信，人们追求的是即刻享受生活、保养以求年轻，而不再是磨炼出新。后现代社会疲于面向未来的跨越、认为推陈出新乏味而单调，其赖以为继的中性化的“求变”被视若无物。从这个意义而言，后现代社会也意味着个性化社会的时代要退潮，而预判和构建集体主义的时代越发显得重要起来。当代主要的坐标轴，如革命、纪律、世俗化、前卫等，由于享乐主义个性化的需要而统统被改变了用途；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陨落了，随着无数发明创造而来的是超强势集团、环境的恶化以及精神日渐空虚的个体；没有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能让群众激情重燃。后现代社会没有了偶像也没有了禁忌，它对于自身也不抱什么奢望，不再有激动人心的宏伟蓝图——这便是支配着我们的空虚，一种不悲不喜的空虚。

很明显，个性化进程在不断地开疆辟土，此时宣布消费社会的终结是一个错误。当前的经济衰退、能源危机与生态意识并非在昭告消费时代的末日，我们仍执着于更多的消费、信息、体育、旅游、培训、人际关系、音乐与医护。这便是后现代社会，它并非跨越了消费，而是达到了消费的鼎盛阶段。消费势力扩张到了个人领域，命中注定要被加速淘汰的、漂移的、不稳定的自我，其形象与变迁也受到消费的波及。个性化进程用强势媒体、娱乐和理性技巧来消耗着自身的存在，由此制造出一种光怪陆离的空虚。大量的生活模式让人无所适从，尽管这些模式有着令人赏心悦目的环保与心理主义的外表。确切地说，我们处在冷静而不再狂热的消费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消费导致了对富足的批判。事实上，人们对“美式生活”、招摇的镀铬汽车、明星、梦幻好莱坞的膜拜都破灭了；垮掉的一代的叛逆精神、轰动的先锋艺术都已让位给了一种后现代文化，这种文化有一些特征可供识别，如追求高质量生活，专情于个性化，热衷于环保，对重大意识体系缺乏兴趣，重视参与和表达，流行怀旧，为某些地方和区域的信仰与传统行为辩护等。从前对“数量”的饥渴消失了吗？确实如此，但必须知道的是，这类现象也是对个性化进程的一种反映，如此众多的策略，只为摧毁僵化的现代主义造成的影响，摧毁贪大求全意识、集权制度、顽固的意识形态以及先锋派。不能将“被动的”消费时代与所谓后现代的、创造性的、环保的、复兴的潮流对立起来，因为正是二者齐心协力共同促成了僵化的现代主义的崩溃，二者的主旨均在于扩大个人选择、发扬个性原则、建立变通及多样化的弹性制度。后现代的这种断续性并未在文化或艺术领域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特别结果，反倒是确立了个性化进程在历史上的优势地位，并使整个社会的重构得以依据自身的规律来进行。

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摆脱了规范化的、统制经济结构的社会，但为了实现这种摆脱，势必终将要打破当代的价值观，重视过去和传统，倡导简居生活，瓦解集中制的强势地位，散播真与美的标准，并依据个性化社会的价值观，对个人身份的认同加以合理化。在个性化社会里，最重要的是自我，因此无论个人做什么都可以被采纳，都可以获得社会认可，没有什么是应当的、必须的和一成不变的，各种层面上的各种选择是可以共存的，相互之间既无抵触也无消长。后现代文化是拼凑的和发散的、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大胆的和谨慎的、革新的和怀旧的、消费的和环保的、精心粉饰的与自然而然的、浑然天成的和创造性的。当然，考虑到事物的发展趋势，无须立即为将来定调，相反还要发展出一些对偶的逻辑，以便让诸多的矛盾可以兼容共现。这样一个巨变，它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后现代文化与其他的个性化举措共同成为扩充个人主义的一个媒介；选择多样化了，参照标识模糊了，现代性独有的理念与高尚的价值观也被消磨了，后现代文化由此调配出了一种个性化的文化或方式，将社会单元从以“纪律和革命”为标记的体系中解放出来。

不过，要说任由意识游移且一切都捉摸不定是不符合实际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后现代一直都存续着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虽然它难以捉摸，也未曾受到讨论，但随着社会管理技术的日臻完善以及“人性化”举措的逐步实施，这个基本的价值观赢得了个人愈发强大的拥护，那就是个人自我完善与个人自由。个性化进程导致了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中断，不过它却以其他途径继续着一项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事业，这便是现代个人民主主义事业。在这里中断，在那里又得到延续，后现代社会这个概念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其中的联系特别复杂。对此，人们首先要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渊源出发来对这其中的联系加以思考。

之所以要仰仗个性化进程这样的图解，不仅因为它具有各种新的温和的控制手段，还因为它对个体本身的“效果”明显。伴随着个性化进程，个人主义经历了一场变革，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将其称为“自恋型的变革”，因为将个性化进程及其结果加以浓缩后，显示出来就是“自恋”——它象征着从“局部的”个人主义到“全面的”个人主义的跨越，也象征着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的到来。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宽容的心理感受，它专注于自我的情感实现，醉心于青春、体育与音乐；它不着眼于生活上的成功，而着眼于内心层面上持续的自我完善。只有这种图解才能更好地标识相应的个性化的出现，才能有力地阐释个性化进程诱变产生的个人主义的强大推力。如今，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不再是阶级的对立与从属，而是社会问题的发散，也只有这个图解才能更好地刻画我们的现实境遇。个人主义欲望更多表现在阶级利益上，私有化要比生产关系更具有揭示意义，享乐主义与心理主义要比各式集体行为的涵盖面要广，尽管它们都是新生的事物（如反核运动、区域化运动等）。自恋概念本身的提出也是对如日中天的个人领域的一种附和。

有时，关于某个问题的论述无论多么清晰与宏大，误会仍是不可避免的。自恋并不等于对时政不闻不问，相反，自恋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得失，以及对一些主观问题的过分关注紧密相关。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滑行”的时代，风帆冲浪、溜冰、三角翼飞机，体育界的热闹景象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时代，它表现为：人们对“共和”不再有坚定的信念，也不再有稳定的情感支撑点。如今，事关集体生活的重大问题与流行歌曲的命运殊途同归：所有的高亢都弱化了，所有的一切都落进了松懈与冷淡之中。把从前奉为上品的东西加以贬损并使之新奇化，成了自恋的特征，而个人完全脱离社会并封闭在自我的内心世界并不是自恋的特征。自恋只有在历史范畴内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宿，它几乎是一种具有倾向性的过程，导致个体对公共或者先验领域的情感投入减少，从而相对促进了个人领域的优先发展。当然，自恋也摆脱不了从高高在上到平起平坐再到低人一等这样的历史趋势。“自我”进入了过度膨胀时期，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将有大致相同的结局，只是环境不同而已。从长远来看，这种走向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这也是民主社会百年来的梦想。一边是越来越体察入微、仁慈和隐性的权力，一边则是越来越专注于自身、“虚弱”的个体，或者说是易凋零、没有信心的个体，托克维尔[2]的预言在后现代的自恋中得到了应验。

自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政治化，它是一种特别的理性迷恋，大量涌现的、旨在互助与救济的团体和协会证实了这点。个人主义最终的定位不是一种反社会的极端孤立，而是依照超级专业化的、细微化的利益关系将群体进行分拆与归并，如将人们重新归类为丧偶者、男同性恋者的父母、酗酒者、口吃者、女同性恋的母亲、善饥症患者等。需要将自恋重新放回一个完整的网络与循环序列中加以考察，如微型群体的团结性、对义务劳动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网络”等，这不但与自恋的命题不矛盾，还能对自恋的倾向进行确认。自恋现象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与从前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战斗精神相比，它是一种畏缩；二是它希望团结同样局限于关注眼前事务的人，大家一起蜷缩在自我之中。集体自恋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的性味相投，还因为人们对于客观世界有着同样直接的感受。自恋，是一种享乐主义的行为，也是一种与“同类”聚集的需要，目的是成为有用的人。无疑，自恋也会索求新的权力，只不过是为了解放自我。通过亲自讨论、接触与“亲身体验”来解决内心的困扰，由此看来，自恋也是交际生活、心理的一种工具。自恋是社会、政治问题和公众事件“心理化”的过程，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活动主观化的过程。家庭及各类组织成了表达手段，成了分析与治疗的方式，人们远离了自怜自艾的审美观，新型自恋成为流行的心理学。

现代时期纠结于生产与革命，而后现代时期则纠结于信息与表达。人可以在工作中通过“接触”、运动和娱乐来进行自我表达，这表明，表达很快不再是唯一的一个被贴上“文化”标签的活动。这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表达，而是大众的一种渴望，近来大量涌现的自由电台便是例证。打开广播或电视，您立刻就会被一支夹杂着只言片语的乐曲，访谈，真情告白，文化的、区域的、地方的、社区的、学校的“点评”，特定的群体交流等内容所吸引。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言论民主化进程，每个人都受到蛊惑去拨打热线，每个人都想依据自身的内心感受来说些什么，每个人都能成为听众和播音员。人们仿佛看到了学校墙壁上的涂鸦，仿佛置身于数不清的艺术团体之中，但也正因如此，表达越多，越是无话可讲，越要倡导主观性，却是越发苍白与空洞。其实，除了谈话者与节目制作者，没有人会对这种密集的表达感兴趣，表达的矛盾就这样被激化了。无节制的表达和交流的行为，多过了交流的实质。忽视内容，趣味感缺失，既无目的也无听众，讲话者就是受话人，这便是精确意义上的自恋。这类冗长的陈述、访谈、议论、情景，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完全无意义的，而且本身也看不出任何生机勃勃的迹象，那么此类现象从何而起呢？这是因为表达的机会与欲望才是重点，而“信息”的实质则是无足轻重的，自恋的乐趣与权利导致人们为了自己而夸夸其谈，并借助媒介进行传播、放大。为了交流而交流，为了表达而表达，除了博取寥寥几声应和外，再无其他目的。因循着空虚的逻辑，自恋在此表现出了它与后现代的空泛化进程之间的默契。

本书集辑的所有文章，除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原始的暴力和现代的暴力》，都曾在期刊中刊载过。

《无休止的诱惑》以及《纯粹的冷漠》曾经分别刊登在1979年第17期以及1980年第19期的《枕木》杂志。

《自恋或空虚策略》以及《幽默的社会》曾经分别刊登在1980年第5期以及1981年第10期的《争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部分摘要被重新整理刊登在1982年第21期的《争鸣》上，题目是《现代艺术与民主个人主义》。友人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为本次出版提供了有关参考文献方面的建议与意见，在此特别致谢。

上述文章，在本次出版中都略做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