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中进士以后，按明朝的惯例，被派往工部办事。[36]

他在工部，干了几个月，转眼到了秋天。接到钦命，前往浚县，为威宁伯王越建造陵墓。这是王守仁当官后第一件独立担当的差事。[37]

对一个新科进士，一个刚踏上官场的官员来说，奉钦命去办事，这在当时（其他时代也大多如此）是一种荣耀——可见此人已经“上达圣听”了。更何况，要做的事情，是为当时的著名人物、也是王守仁自己心目中崇敬的将军建造陵墓，那就更激起他内心的波澜。

王守仁踌躇满志，怀抱济世之情，首次前往中原。

给威宁伯王越修坟，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也不能算什么特别好的差事，但是，王守仁却感到兴奋。为什么呢？这要先说说王越是怎样一个人。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王越，可以说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一位传奇式的英雄，是王守仁当时心中仰慕的偶像。[38]

王越，生平跌宕波折，充满传奇色彩。从他参加科举考试起，便有传奇经历。[39]此后，当官，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撂下官帽，径自回家奔丧去了。虽被弹劾，但景泰皇帝比较宽厚，让他逃过一劫。[40]明英宗天顺初复辟[41]，重新启用，调到边疆，屡建大功，被封为世袭的威宁伯。但官运多舛，卷入政争下野。[42]

王越在宦海几经起伏，到了弘治十年前后，也就是王守仁连续考试都落榜的那几年，边境烽烟又起。吏部尚书屠滽举荐王越，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43]

王越戍边有功。为人豪爽，但也不是省油的灯，好酒好色，用钱无度。有一次他到当时的秦王府上拜见。秦王设宴，叫了秦地的歌妓。王越竟当面对秦王说：“我当您的走狗很久了，难道不应给点酬劳吗？”秦王问他要什么，他说就把那些歌妓都赏给我吧，结果这些秦妓都归了他。

他好酒好色，但对部下豪爽大度。一次，大雪之中，他围炉饮酒，秦妓伺候。小校探查敌情，回来报告。他非常高兴，未等小校说完，就赐以金杯赏酒，命秦妓弹琵琶助兴。等报告完，指着秦妓中最漂亮的一个，问道：“想要她吗？”事出意外，小校颇感惶恐。王越大笑，当场就将秦妓赏给了小校。由此可见其为人之一斑。[44]

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式人物，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死于甘州前线任上。[45]死后不久，民间就出现了“王越尚在人世，且得道成仙”的不经之谈。[46]

王越死后颇为风光。朝廷增封他为太傅，并为他修墓。

年轻的王守仁，十几岁时，随父祖在京师，就读北雍，故对于当时的风云人物，久有所闻。他自己好侠，习马练箭，期待有朝一日，驰骋疆场，马革裹尸，故对王越充满敬意。未中进士时，曾梦见王越赠给自己弓和宝剑[47]，刚中了进士的当年，想不到，自己竟会奉旨为这样一位自己崇敬的英雄建造陵墓，当然心中高兴。

王守仁受命之后，一路疾行，不日即达浚县，早有官府迎接。寒暄之余，王守仁具体询问了建造坟地的准备情况。说是已经选定了坟址，在县城东南部，大伾山旁。

王守仁按例到王越府上，拜访遗族，了解他们的愿望，听取他们的意见。接着便着手开工。

那是很大的一片土地。[48]当时抽调来的民工有数百人，但如何操作，如何管理，如何一步步地建造，全无章法。于是，王守仁将这些民工，按各自所住村庄的远近，十人编为一伍，指定伍长，分配到东南西北各个方位，确定任务。同时定下规矩：休息进食，俱有定时；各伍中的分工轮替，自行决定；王守仁派人考核进度质量，如有纰漏，问责伍长。这样一来，责任明确，节制有度，众人皆服。由此可见王守仁的管理指挥能力。

有时，王守仁还趁民工闲暇，将他们作为军队，操练兵书上读到的布阵之法。如是，驾驭指挥役夫民工，进展迅速。[49]而且王守仁也算是过了一次指挥“军队”之瘾。这对于他后来的带兵打仗，不无补益。

秋天的中原，天高气爽。重阳节时，王守仁放假，带着几个随从，登大伾山游览。大伾山位于浚县城东，故又称东山。山上有中国最早、北方最大的大石佛。山本身并不高，但是在平原地带，登山之后，四方百里平原，一览眼底。

王守仁到了山顶，俯瞰中原大地，不胜感慨。面对广阔的山河大地，苍茫的历史，感到人生微茫。回来后，他写了一篇《大伾山赋》，刻于大伾山大石佛北崖下。有曰：

感鲁卫之故迹，吊长河之遗踪。倚清秋而远望，寄遐想于飞鸿。

山河之在天地也，不犹毛发之在吾躯乎？千载之于一元也，不犹一日之于须臾乎？

遨游八极之表，而往来造物之外，彼人事之倏然，又乌足为吾人之芥蒂者乎！

数千年历史的画卷，就曾在这中原大地上展开。二十八岁的王守仁，这时对于人生，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悟，显出豁达之气。

建造陵墓，进展很快，到中秋时节，已经初具规模。为了表彰王越的功绩，当时朝中的名人礼部尚书李东阳撰写了碑文，吏部尚书屠滽书丹[50]，掌后军都督府提督张懋篆额[51]，制作了非常考究的墓碑。此外，还在墓旁安放石坊、石人、石兽等石刻仪仗，种上树木，形成了一片陵园。[52] 竣工之际，王越家族非常满意，为了酬谢王守仁的劳苦，备了金银绢帛，以表谢意。守仁婉言谢绝。王越家过意不去，因听说王守仁年轻时，曾梦见王越赠他宝剑，因此就把王越的佩剑送给守仁。守仁推辞再三，方才收下，也算圆了当年一梦。[53]

借着这份工作，王守仁和王越周边的人士、和上述那些达官显贵们也就建立了个人的联系，他们知道了，有这样一位新进的、能干事的进士。

如果说，在科举考试、科场风波中，王守仁经历了学业的洗练，领略了政坛的错综关系，那么，这次的浚县修陵墓之行，王守仁初步尝试了组织、指挥的味道，并和军界的权臣们有了接触，建立起一定的联系。这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挥了当时预想不到的作用。

回京的路上，王守仁想了很多：中原、边疆，家国、人生。

这一年中，王守仁就这样自觉地而又不自觉地走上政坛，卷入了各种事件，迈进了历史舞台。这时的王守仁充满了要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发挥才干的梦想，志向所指，乃是“济世”。

这位二十八岁的进士，是从何处走来，以后又怎样走下去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注释

[1]钱德洪《王阳明年谱》弘治十二年：“举进士出身。”“观政工部。”此《年谱》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王阳明全集》，1982年，此后简称《年谱》。凡未特别注明而仅称《年谱》者，概出此版。

按《明史·职官志》所载：工部各有关部门负责“经营兴作之事”“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川泽、陂池、桥道、舟车、织造、券契、量衡之事”“屯种、抽分、薪炭、夫役、坟茔之事”。也就是负责建筑、水利、屯田、制造等各方面的事情。

[2]参见《明实录·孝宗敬皇帝实录》“弘治十二年”，又清夏燮《明通鉴》卷三十九所载给事中张弘至所列“初政渐不克终”八事。

[3]见上海图书馆藏《弘治十二年进士登科录》：“王守仁，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民籍。国子生，治《礼记》。字伯安，行一，年二十八，九月三十日生。曾祖杰，国子生。祖天叙，赠右春坊右谕德。父华，右春坊右谕德。母郑氏，赠宜人。继母赵氏，封宜人。”“弟守义、守礼、守智、守信、守恭、守谦。娶诸氏。浙江乡试第七十名，会试第二名。”

[4]明代的会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通常在三月举行，叫“春闱”。会试共考三场，每场考三天。考取的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中了，便成进士，前三名即为状元、榜眼、探花。各地乡试在八月举行，叫“秋闱”。关于明代考试制度，参见本章附录《明代科举制度简述》。

[5]关于明清科举考试的具体情况，近年有研究指出：贡院，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原系元代礼部衙门的旧址，坐北朝南，大门五楹。往里有二门五楹、龙门、明远楼、至公堂、内龙门、聚奎堂、会经堂、十八房等处。明远楼前有株明朝栽的槐树，称文昌槐。

[6]李东阳，当时为大学士，《明史·李东阳传》：“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

程敏政，当时为少詹事，《明史·文苑二》有传。程敏政，字克勤，休宁人。为南京兵部尚书程信之子，以学问渊博见称。明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编卷二：“己未春，程敏政与李西涯同主考礼闱。”

[7]刘春，字仁仲，号东川，又号樗庵，重庆巴县柳市里（属今重庆市）人，祖籍兴国州（今湖北阳新），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榜眼，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谥“文简”。《明史》卷一八四有传。

[8]林廷玉，字粹夫，号南涧翁、烟霞病叟，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成化十九年（1483）乡试解元，成化二十年（1484）成三甲进士，历吏科给事中、工科都给事中，因涉唐寅考场舞弊案，被贬海州判官。弘治十六年（1503）升任湖南茶陵知州，倡建洣江书院，聚生徒讲解儒家经典，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历江西按察使司佥事、广东提学副使、右通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嘉靖十一年（1532）病逝，终年78岁。有《南涧文录》。参见《明史》1704、5260、7885页。

[9]见现署泰昌年官撰，实为上海生员俞汝楫所修《礼部志稿》卷二三。

[10]本书中月份，全部是旧历，下不一一注明。

[11]见《中庸》第一章。

[12]王守仁的原文是：“中立而有以守之，必其识足以择理而不惑于他歧，行足以蹈道而不陷于僻地，力足以胜私而不惑于外物。”

[13]王守仁的原文是：“然一事有一事之中，一时有一时之中，有定理而无定在焉。”

[14]关于“不倚”，王守仁认为：“譬之物焉，有所凭则易以立，无所恃则易以倚。吾之所立者中，则或前或后无可恃之人，或左或右无可凭之物。”“苟吾之力不足自胜，其不至于欹侧者亦寡矣。故中立固难，立而不倚尤难。”

[15]以上引文，见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48-54页。

[16]程敏政的批语：“论场中文字，丰者多失之弱，简者尤失之晦，未有满人意者。忽得此卷，其词气如水涌山出，而义理从之，有起伏，有归宿，当丰而健，当约而明，读之惟恐其竟也。四方传诵，文体将为之一变乎。”

[17]刘春的批语：“论场佳者固多，但初读似辨博可喜，徐而点检，皆时中之义，未有的然着题者也。此亦习尚使然，主司命题，不为无意。及得是卷，历论中立不倚之旨，节节俱有源委，而抑扬曲折，无不在题中，盖深于性理之学者。即是而观，子岂独为文不受变于俗邪？”

[18]林廷玉的批语：“中立处，学者类能言之，一到不倚上，便茫然不知。所谓间有知者，又拘于笔力，不能尽写其意，说理之文最难也。此篇议论滔滔自胸中流出，若不经意焉者；且理致精深，言辞深厚，脱去时俗气息。噫！吾于是有以知子之所养矣。”

[19]李东阳的批语：“近来士习多厌平易，喜奇恢，论场尤甚。至有泛滥千言，而终篇不及本题正义者。其所得意，非雕虫之字，则聱牙之句也。沿是以往，亦将何所底极乎？此篇见理真切，措辞条畅，亦何尝无开合起伏于其间，而终不出乎绳准之外，为论学者可以观矣。”

[20]关于“策”的考卷，未见。据明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编卷二，程敏政出的题目是“四子造诣为何”。

[21]《明实录》卷一四八，记载李东阳奏折：“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明史·卷一七四·文苑二》：“十二年与李东阳主会试，举人徐经、唐寅预作文，与试题合。给事中华昶劾敏政泄题……”《明史·选举志》：“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考官。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泰。”（庆按，此徐泰为另一人，《选举志》误。当为徐经。）

[22]关于徐经，见乾隆《江阴县志》，其父名元献。《江阴县志》称“经与吴门唐寅以才名相引重”。而李东阳《怀麓堂集》称徐经为“富家子”“师事唐寅”。徐经为徐霞客的祖先。

[23]见明阎秀卿《吴郡二科志》“文苑”。梁储，字叔厚，号厚斋，广东顺德人。明朝中期名臣。成化十四年举进士第一，选庶吉士。由翰林编修累官至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见《明史》卷一九〇《本传》。

[24]关于这次事件的经纬，有人认为和明代另一位学者都穆有关，乃是都穆从朋友处听到了徐经从程敏政家人处买得考题的事，见秦酉岩《游石湖纪事》卷二。但这仅是传闻而已。

[25]华昶，无锡人，事见乾隆《无锡县志》卷二十七“宦迹”：“字文光，弘治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

[26]见清李调元《制义科琐记》。

[27]《孟子·公孙丑上》。

[28]见《明史·选举志》。

[29]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

[30]见《制义科琐记》卷二《卖题》。

[31]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

[32]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初举己未《礼》闱第一，徐穆争之，落第二。”《弘治十二年会试录》：“第二名王守仁，浙江余姚人，监生。”《弘治十二年登科录》：“国子生……浙江乡试第七十名，会试第二名。”钱德洪《年谱》弘治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岁，在京师。举进士出身。是年春会试，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

[33]见《制义科琐记》卷二《卖题》，又，《明通鉴》卷三十九“弘治十二年”夏四月：“下程敏政及林廷玉等狱。坐徐经尝贽见敏政，寅尝从敏政乞文，皆黜为吏，敏政勒致仕。”唐寅落榜后，据说当时吴宽曾介绍他到浙江为吏。但这位才子很有骨气，不屑为之，结果终身于书画风月之间。见《美术生活》第三十七期所载《吴文定公为唐子畏乞情帖》。后有人为唐伯虎鸣冤，如果他没有卷入此案，说不定就是和王守仁同年进士。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唐寅此次遭遇，是祸耶？是福耶？又何能简单而论。

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弘治十二年”下，收罗有关“科场案”资料颇详，多可参考。

[34]后世有论者把王守仁的父亲王华算在纠弹程敏政的官员之中，见《明通鉴》所录王世贞《史乘考误》：“焦芳修《孝宗实录》，谓‘傅瀚嫁祸程敏政，后果代其位。时刘健当国，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适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俱憾敏政。而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属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昶之甘心鹰犬者，不足道也。’世贞按：傅文穆有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于家童鬻题，事已彰著，且与刘、谢不相关。盖芳乃李南阳贤门客，程则南阳婿也，故颇为掩复，而刘、谢与芳有隙，遂肆其丑诋若此。”焦芳之说，似未必准确，当可再考。见《明通鉴》标点本1474页。

[35]据此，王守仁为第二甲的第六名，而不是《年谱》所说的第七名。

[36]当时，各榜的进士，分别被派往不同的地方。一甲的为庶吉士，进翰林院；二甲三甲的，分别派往六部，见《明孝宗实录》“弘治六年四月甲辰”，丘濬根据给事中涂旦的意见，对于考试选拔人员的方法提出意见：“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待新进士分拨各衙门办事之后，俾其中有志学古者各录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论、策、诗、赋、序、记之类，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内赴礼部呈献。”为以后进一步选拔官员做准备。

[37]关于这是否为王守仁首次前往办事有不同的看法。束景南认为，在此之前，还有一次派往北方视察军务之行，见所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对《坠马诗》的说明。笔者认为，该说尚可再考。此次奉旨公干，对于王守仁乃最重要，故以此次为“首次重要的公干”。

[38]王越生平，见《明史》卷一七一《列传》，称其“奖拔士类，笼罩豪俊，用财若流水，以故人乐为用。又尝荐杨守随、佀钟、屠滽辈，皆有名于世”。此外，崔铣《王越神道碑》：“奇事生疑，累功起嫉。”因宦官汪直故，被贬。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三、《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明史》卷三百零四等所载略同。关于王越，还可参见王鏊《震泽纪闻》，郑晓《吾学编》中的《名臣记》卷二十四《王越传》，顾起元《客坐赘语》，何乔远《名山藏》中的《臣林记》卷十一成化朝《王越传》，顾其言《皇明百将列传评林》卷三之《王越传》，李贽《续藏书》卷十三勋封名臣《太傅威宁伯王襄敏公》等。下列王越资料，多出上列诸书。

[39]王越在明朝中期“土木之变”的第二年考上进士。从他进入考场之日起，就不得安宁。据说，在进入“廷试”的考场时，还没有坐定，一阵风吹来，把他的考卷吹走了。监考的御史只好再给他一张卷子，才得以考试。见《明史》本传，又见明郑晓《吾学编》中的《名臣记》卷二十四《王越传》：“廷试时，风尘蔽天，扬公卷去。监试陈御史为请，得再给卷。”

[40]王越为监察御史，到陕西去巡查。在任中，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位孝子不等继任者到来，就撂下了官位，回老家去尽孝了。

[41]关于英宗复辟，参见《鸿猷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英宗本纪》。

[42]王越被封为世袭的威宁伯后，当时派到王越部队监军的太监叫汪直，受成化皇帝的宠信，权势熏天。汪直在成化十七年前后失宠。这下子，和汪直关系不错的王越就成了言官们攻击的对象，结果被夺爵除名，谪居安陆。（事见《明史》卷三百零四《宦官传》）其实，在整个明代，军队和宦官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

直到弘治皇帝登基掌权，这才又恢复了王越的左都御史职位，到七十岁致仕退休。

关于王越结交宦官汪直、李广之事，明清以来对此就有极大的争论。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载：“同寮尝曾饮予官舍，坐有誉威宁伯之才美者。刘时雍云：‘人皆谓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聪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为善。及在显位，又不自重，阿附权宦，以取功名。名节既坏，而所得爵位，毕竟削夺，为天下笑。岂非不智而何？’坐客为之肃然。”但也有不同看法，如和王守仁关系不错的崔铣在《王越神道碑》中说：“奇事生疑，累功起嫉。”

[43]屠滽，又作屠滽，事见《明史》卷一一一。鄞县人。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右佥都御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弘治初，继马文升以后为都御史。灾异迭起，数次上疏陈述时弊，得采纳。正德元年（1506），武宗登位，起复为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刘瑾专权，欲治谏官罪，他抵拒刘瑾欲织冤狱，设法保护前兵部尚书刘大夏。致仕归里卒，谥襄惠。著有《丹山集》，后其孙编有《屠襄惠公遗集》。

[44]见《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45]见《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崔铣《王越神道碑》，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三，《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王鏊《震泽纪闻》，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王越传》，李贽《续藏书》卷十三勋封名臣《太傅威宁伯王襄敏公》，康熙《浚县志》卷四“文章”部分所载屠滽的《祭太傅王襄敏公文》等。浚县图书馆藏有《王越年谱》，乃王氏后人所撰。

[46]百年后，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参试落第，返归湖北，曾到浚县大伾山游历，其日记体文学作品《游居柿录》载：“访王威宁伯子孙，尚有存者。或云威宁不死，出游人间，似有可信。”可见，在当时，已经多被议论。

[47]《年谱》：“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

[48]见《淇滨晚报》陈志付《红脸白脸说王越》，浚县网，2009年2月27日。

[49]《年谱》：“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五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

[50]书丹，也就是用朱笔在碑石上书写，供工匠们雕刻。

[51]张懋（1440—1515），祖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世居京师，遂为北京人。明勋臣。靖难功臣。张玉的后裔，英国公张辅之子，九岁袭父公爵。常从成化皇帝阅骑射西苑，历掌京营和五军都督府等军职。后为进封太师兼太子太师。正德十年卒。赠宁阳王。张懋是在军方和大臣中很有影响的人物。见《明史》卷一五四《张懋传》，2224页。

[52]见《淇滨晚报》陈志付《红脸白脸说王越》，浚县网2009年2月27日。

[53]《年谱》：“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