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兵部，还没来得及熟悉情况，王守仁就接到了主持山东乡试的差事。

这一年（弘治十七年）的八月，王守仁受聘主持当地乡试，前往山东。[49]

当时，礼部鉴于地方官考试多生弊端，就建议让京官到各省主持考试。于是，浙江聘了南京的光禄少卿杨廉，[50]而山东则聘请了原为刑部主事，刚转到兵部武选清吏司当主事的王守仁。可见二人当时都已经是有名的学者了。

山东聘请王守仁的官员名叫陆偁。[51]

在主持考试的过程中，自然要对儒学的宗旨，再加思考。

王守仁到了山东以后，先礼拜孔子，九月九日谒周公庙，然后主持考试。前后过了十多天，考完以后，对各种考卷做了评价，又写了《文衡堂试事毕书壁》一诗，[52]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情况。诗中有曰：“棘闱秋锁动经旬，事了惊看白发新。”

王守仁在这时，发现自己又多了白发，一种生命消逝的感慨。

“造作曾无酣蚁句，支离莫作画蛇人。寸丝拟得长才补，五色兼愁过眼频。”这是他评价考卷的标准，也是对考场现状的感触。

正如他所说：“袖手虚堂听明发，此中豪杰定谁真。”他要公正地做出判断，决心为朝廷、为社会选拔英才。

到了山东，自然离不开泰山。王守仁在完事后，登了泰山，感觉泰山真如画图中一般。[53]宋代苏辙有诗咏泰山雪岩，王守仁次其韵，作《雪岩次苏颍滨韵》。有曰：“道引入云雾，峻陟历堂陛。”感到那仿佛是神仙的世界。“尘土填胸臆，到此乃一洗。”令人心旷神怡。

登山游览是一回事，游览完了还是要再回到现实的世界。

现实的世界，就没有那么潇洒清散了。

回到京城，在弘治的最后时期，王守仁进一步思考儒学的问题。

这时和王守仁讨论儒学的，主要有湛若水。[54]

在这一时期，王守仁开始招收学生，讲授圣贤之学。[55]在给朋友或是门人后学写的文字中，可以看到王守仁这一时期的想法。

他的《无题文》曰：“孟氏没而圣人之道不明。天下学者泛滥于辞章，浸淫于老佛，历千载有余年，而二程先生始出。其学以仁为宗，以敬为主，合内外本末，动静显微，而浑融于一心，盖由茂叔（周敦颐）之传，以上溯孟氏之统，而下开来学于无穷者也。”“二先生往矣……于是胡光大（胡广）诸公裒为《性理大全》，后学之士始忻然若接其仪刑而聆其讲论，闻风而兴，得门而入，其所嘉惠亦良多矣。”[56]

在《评陈白沙之学语》中，说道：“白沙先生学有本原，恁地真实，使其见用，作为当自迥别。今考其行事，事亲信友、辞受取予、进退语默之间，无一不概于道；而一时名公硕彦，如罗一峰、章枫山、彭惠安、庄定山、张东所、贺医闾辈，皆倾心推服之，其流风足征也。”[57]

又如《书明道延平语跋》，王守仁录程颢、李侗强调自我内心的语录，跋曰：“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尝书之座右。”并寄都穆。[58]

这些文字都是对宋代以来理学的阐述，反映了这时的王守仁，尽管被视为“名士”，但在各种儒学问题上，依然恪守宋代理学的门户，以周敦颐、二程的学说为儒学正传。但是，他已经脱出了“科举”的窠臼，已经从理性判断上开始和佛、道分道扬镳，并且有着重视人之“内心”的倾向。

他在探索人生的价值，寻求人生的道路。他在逐渐成熟。

这一时期的经历和构筑起来的社会关系，对各种思想的涉猎和思考，为他以后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和身心准备。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因主持山东考试，王守仁受到了御史官员的弹劾。[59]此乃是王守仁进入仕途以来第一次被言官指名弹劾，有点冤枉。这说明，经过了数年的官场磨炼，王守仁已经渐渐引人注目。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无声无息的官员，大概是无人有兴趣去弹劾的。

虽没有什么大的处分，但他进一步感到了官场的混沌，反映出弘治晚年政坛上的暗流涌动。这样的体验，也许促使了他内心中要敢于仗义执言因素的发展。

总之，王守仁在这五六年的时间内，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层官员，在三部呆过，当过考官、法官，管过工事、工程，关心过军事、人事、刑法、边防等各个方面，结交了从内阁首辅到各部尚书、侍郎（副部长）、郎中（厅局长）、员外郎、主事等各级人员，还和一些与军方有关的人员（张懋、屠滽、刘大夏）有了接触联系。他游历了长城、河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名山大川，对军事边防、选举考试、诗词歌赋、神仙佛道都有所涉猎，并逐步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儒家的“圣学”。

也就在这时，弘治皇帝驾崩，新的皇帝登基。王守仁的生命旅途，将揭开新的一页。

注释

[1]见王守仁《奉石谷吴先生书》，载《辑考编年》99页。

[2]“审录”起源久远。古代皇帝和司法官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巡视、审查和清点监狱中的囚犯，称之为录囚，最早见于汉代，唐宋时期沿袭，明代审录是录囚制度的发展和延续，有朝审、大审、热审等。在夏天举行的，称“热审”，是一种复审，也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热审”产生于明永乐二年，后来多少有些变化，主持机关是三法司和锦衣卫，参加“热审”的官员则不限于此。见《明史·刑法二》，2307-2309页。

[3]见王守仁《乞养病疏》：“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各该巡按、御史审决重囚。”上古版《全集》，291页。又，《年谱》弘治十四年：“奉命审录江北。”都穆《都公谭纂》卷下云“决囚南畿”，引自束景南《辑考编年》944页。

[4]《年谱》弘治十四年：“录囚多所平反。”

[5]指挥，系明代高级军官。《明史·职官志五》：明军队有“京卫指挥使司”“南京卫指挥使司”，还有“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设有“指挥”（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和“指挥佥事”（正四品）。“指挥”当属高级军官。此事见束景南《辑考编年》944页，录自都穆《都公谭纂》卷下。

[6]此函见永富青地《关于上海图书馆藏〈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载日本《东洋的思想与宗教》，2006年第46号。束景南《辑考编年》99页收录，推断写于弘治十四年，其说是。

[7]见《登谯楼》。一说谯楼在亳州。束景南《辑考编年》录自《光绪凤阳府志》卷十五，认为：“《亳州揽胜诗选》以此诗为登亳州谯楼所作，乃误。”其说是。见《辑考编年》102页。

[8]无为现存有王守仁的手迹刻石，为王守仁此时所书。束景南《辑考编年》104页收有此刻石文字，题《与王侍御书》。王侍御，为王璟，当时为南京鸿胪寺卿。弘治十四年四月，被任命为右佥都御史，负责清理两淮盐务。见《国榷》卷四十四。王守仁在正德九年四月被任命为南京鸿胪寺卿，王璟为其前辈。

[9]正月元旦，王守仁登九华山。浙江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1760页，收有《九华山赋小序》：“壬戌正旦，予观九华，尽得其胜，已而有所感遇，遂援笔而赋之。”如是，则元旦曾游九华山。《游九华山赋》当为“壬戌正旦”后所赋。

《年谱》将登山列于“弘治十四年辛酉”，误。《九华山赋》，上古版《全集》卷十九收有此赋，无《序》，标“壬戌”。

[10]《年谱》弘治十四年：“先生录囚多所平反。事竣，遂游九华，作《游九华赋》，宿无相、化城诸寺。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待以客礼。请问。蔡曰：‘尚未。’有顷，屏左右，引至后亭，再拜请问。蔡曰：‘尚未。’问至再三，蔡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后有‘会心人远’之叹。”

蔡蓬头当为当时出世之人，束景南曾考有“尹蓬头”道人，见《辑考编年》33-38页。蔡蓬头，殆亦类似，因蓬头散发而有“蓬头”之名。

[11]《九华山赋》：“彼苍黎之缉缉，固吾生之同胞。苟颠连之能济，吾岂靳于一毛！矧狂胡之越獗，王师局而奔劳。吾宁不欲请长缨于阙下，快平生之郁陶？”

[12]《九华山赋》“顾力微而任重，惧覆败于或遭。又出位以图远，将无诮于鹪鹩。”

[13]《九华山赋》“嗟有生之迫隘，等灭没于风泡。亦富贵其奚为？犹荣蕣之一朝。旷百世而兴感，蔽雄杰于蓬蒿。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呶呶！”

[14]此赋见浙江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1785页。原载乾隆《池州府志》和光绪《贵池县志》，现据尹文汉《王阳明游九华山综考》。钱明曰：“弘治十四年，王阳明从长江登岸入池州境内，又经齐山至五溪上九华山。正德十五年王阳明再游齐山时，有参政徐琏、知府何绍正、主事林豫、周昺和评事孙甫同行。”束景南《辑考编年》云，见光绪《贵池县志》卷二、乾隆《池州府志》卷六，认为作于弘治十五年。“往直隶、淮安审囚到池州。”王守仁应在弘治十五年，先游九华山，再到齐山。见前注。

王守仁《游齐山赋序》：“齐山在池郡之南五里许。唐齐映尝刺池，亟游其间，后人因以映姓名也。继又以杜牧之诗，遂显名于海内。弘治壬戌正旦，守仁以公事到池，登兹山以吊二贤之遗迹，则既荒于草莽矣。感慨之余，因拂崖石而纪岁月云。”

齐映，瀛州高阳人。事见《旧唐书》卷一三六、《新唐书》卷一五〇《马燧传》。

[15]《游齐山赋》：“苟长生之可期，吾视弃富贵如砾瓦。吾将旷八极以遨游，登九天而视下。餐朝露而饮沆瀣，攀子明之逸驾。”

[16]《游齐山赋》：“岂尘网之误羁，叹仙质之未化。……吾不能局促以自污兮，复虑其谬以妄兮。已矣乎，君亲不可忘兮，吾安能长驾而独往兮。”

[17]李贡，《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字维正，芜湖人。兵部右侍郎。”一作江西吉水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改刑部郎中，出任山东按察副使、福建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左布政使。正德四年（1509）五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十月忤刘瑾致仕且罚米。刘瑾伏诛，于正德五年九月起复原官，巡抚顺天，兼抚蓟州等处兵备，修通州城，筑古北口边。正德八年七月迁兵部右侍郎，十二月初五日致仕。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一。赠南京工部尚书。有《舫斋集》。他和王守仁熟识的储巏、邵宝、乔宇都是成化二十年的进士，为王守仁前辈。

[18]此数首诗，为近年辑得的佚诗，出自张莱《京口三山志》等地方志。所作时间，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将《赠京口三山僧（四首）》列于正德十四年。束景南《辑考编年》根据所出张莱《京口三山志》，成于“正德七年”，认为《赠京口三山僧（四首）》不可能写于正德七年后，列于弘治十五年。王守仁数次到过京口，从诗歌的内容，难以判定写于何时，姑列于此。

[19]《姑苏吴氏海天楼次邝尹韵》，上古版《全集》卷十九收录。该诗有“晴雪吹寒春事浓，江楼三月尚残冬”句，当记初春之事。守仁弘治十五年归越，乃在秋季，其诗或记弘治十五年春三月到苏州时事。其实，自弘治十五年正月后的几个月，行迹并无确切记载，多为推测，仅供参考。

邝尹，或指邝璠（1465—1505），字廷瑞，今河北任丘人。明弘治六年进士，为吴县县令，后曾为知府、河南右参政。编有《便民图纂》，首刻于明弘治十四年。

[20]见陆深《海日先生行状》，又《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五年辛酉”。

[21]《乞养病疏》。弘治十五年，王守仁多在京外。《年谱》：“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不甚准确。

[22]汤礼敬，弘治九年进士。此时，汤礼敬为行人。行人，官名。

[23] 《全集》878页。

[24]《年谱》弘治十五年：“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复命，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有的著述根据《年谱》，认为自此以后，王守仁就不再热心诗文创作。确实，自“审囚江北”后，“养生”一度成了王守仁的关注点，对诗歌的热情减退。但是否在此时就完全实现了思想的转变，对诗文创作完全丧失热情？未必如此。实际情况是，王守仁到弘治十七年，还是多有诗文之作，回到余姚后更是如此。思想观念的转变、诗文热情的减退，都有一个阶段性的渐变过程。

[25]见《年谱》，又见《给由疏》：“弘治十五年八月内，告回原籍养病。”

[26]直到十七年七月，在王守仁的正式履历中，他都是在养病。见《年谱》，又见《全集》所载《给由疏》：“弘治十五年八月内，告回原籍养病。”上古版《全集》299页。

[27]这期间王守仁家中的关系，或可做一点推测。

王华因刚升了官，无法回故乡处置，家中析产，按照明代习惯，自然长子继承，三弟已经去世，自己在外为官，所以，王华想把家移到祖居所在的绍兴。《年谱》：“龙山公常思山阴山水佳丽，又为先世故居，复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尝筑室阳明洞，洞距越城东南二十里，学者咸称阳明先生云。”王华具体何时由余姚迁绍兴，未见明确时间记载。

而这一年，《年谱》载王守仁“筑室阳明洞中”，当是在寻访或迁居过程中的一时之举。参见本章附录《关于“绍兴阳明洞”》。

[28]岑氏在弘治十五年正月回余姚。十月甲子埋葬叔父，王守仁写了《易直先生墓志》，称他：“先生之道，谅易平直。内笃于孝友，外孚于忠实。不戚戚于穷，不欣欣于得。翦彻厓幅，于物无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于礼。”反映了王守仁在这一时期评价他人的标准。据《全集》，此文作于壬戌，即弘治十五年。

[29]笔者认为，阳明洞当是王守仁搭建的一个临时住所。参见本章附录《关于“绍兴阳明洞”》。

[30]《年谱》：“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由此记载推测，他的夫人或许没有随他一起回到故乡，否则，总不见得让太太一起住到阳明洞中去。王守仁刚回余姚，正值夏天，或居洞中较舒适，而或许也可以说明，王守仁觉得余姚故居不便居住。

[31]王司舆，见《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名文辕，字司舆，山阴人。季本《说理会编》：“阳明之学由王司舆发端。”“励志力行，隐居独善。乡人重其德者，皆乐亲之。”“成化、弘治间，学者守成说，不敢有非议朱子者，故不见信于时。惟阳明先师与之为友，独破旧说，盖有本云。”又见季本《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王司舆传》。

许璋，见《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字半圭，上虞人。“谆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十二“高尚”条：“王阳明先生养疴阳明洞时，与一布衣许璋者相朝夕，取其资益云。”

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认为：“王阳明对经典的解释方法深受王文辕的影响。”又认为：“王阳明应该从许璋处了解到许多有关陈献章的事迹。”乃是推测，录此聊供参考。

笔者认为，实际上，王守仁和此二人的学术渊源，并不清晰。作为乡人，有所交往，互相切磋有之，此二人对于道教有所研究，当时王守仁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道教的影响，或是事实。

[32]束景南《辑考编年》143页，录自游日升《臆见汇考》卷三。束景南认为是弘治十五年八月后，王守仁告病归越养病时之作。

相火：中医用语。与君火相对。《素问·天元纪大论》：“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名），相火以位。”一般认为肝、胆、肾三焦内寄相火，其根源在命门，能调节人的生理，过亢或过弱都有害。相火平，指生理正常平和。

此外还有现存的《无题道诗》，曰：“一卷《黄庭》真秘诀，不教红液走旁寸。”所涉及的，都是道教中阴阳导引的养生之法。

[33]关于到佛寺的各种诗歌，在王阳明的《文集》中收录不多，颇为散落。近年的辑佚成果，见浙古版《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四十三，又束景南《辑考编年》144-152页。《辑考编年》将有关的诗作俱定为“弘治十六年”所作。

日本学者久须本文雄著《王阳明的禅思想研究》可供参考。根据他的研究，从王守仁少年时代起，到五十六岁临终前，四十多年间造访、游历过的寺院共有四十个：

浙江十六个，江西九个，安徽六个，湖南四个，江苏、河北各两个，广东一个，历经七省，涉及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等禅宗宗派。

一般说来，在明代中期，呈现出“三教合一”的倾向，一般的佛教信徒、居士，多数并非专门研究具体的佛典，只是作为风俗信仰，接受佛教的教义和社会流传的佛教思维。从王守仁一直和寺庙有着关系的情况来看，他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受到当时佛教的影响（比如顿悟渐悟的思想，静坐养身的方式等等），非常明显。至于王守仁具体受佛教哪些教典、教派、教团、僧人、宗教仪式的影响，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不应夸大其词。

[34]见《年谱》“十有五年壬戌”条下。此当为王守仁在游历中所遇。关于王守仁的游侠精神，见徐祯卿所写《游侠篇》。《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卷二，209页。

[35]此信见束景南、查明昊《王阳明全集补编》99页。这期间生病比较厉害，见王守仁《答子台秋元书》：“病躯复为人事所困，今早遂不能兴。”载束景南、查明昊《王阳明全集补编》96页。

[36]《年谱》弘治十五年：“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复命，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

[37]《年谱》十五年：“明年复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十六年间的记载尤其疏缺，这应该和王守仁生病有关，或许也和他故意不记载自己的动向有关。后来流传的所谓“泛海诗”可能是王守仁在十六年初游历基础上编造出来的，说见下文。

[38]具体情况不详。十六年间的记载尤其疏缺，这或许和王守仁故意不记载自己的动向有关。

[39]《豫轩都先生八十受封序》：“弘治癸亥冬，守仁自会稽上天目，东观于震泽。遇南濠子都玄敬于吴门。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还，值大雪，次虎丘。凡相从旬有五日。予与南濠子为同年，盖至是而始知其学之无所不窥也。”上古版《全集》1043页。都玄敬：都穆，字玄敬，人称“南濠先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故王守仁称其“同年”。历官工部主事、礼部郎中、加太仆少卿。著有《金薤琳琅》《南濠诗略》《南濠诗话》等。豫轩先生，乃都穆的父亲。

[40]《西湖醉中漫书》见上古版《全集》卷二十九。有“春水新添没渚蒲”句，可知是春天之作。疑当在弘治十七年春。《西湖》《夜归》等或也在此时。见《辑考编年》156页。《无题》等诗，上书157-159页，年代难定。此外，《辑考编年》所收《满庭芳》《望江南》，笔者认为，皆非王守仁之作。

[41]《若耶溪送友诗》，有“弘治甲子又四月望”王守仁写的跋语：“内兄诸用冕惟奇，负艺，不平于公道者久矣。今年将赴南都试，予别之耶溪之上，固知其高捷北辕，不久当会于都下，然而缱绻之情自有不容已也。”“俟其对榻垣南草堂，尚当为君和《鹿鸣》之歌也。”见束景南《辑考编年》175页。

[42]朱朝章，据束景南考证，名衮，字朝章，号三峰。上虞人。《谢海门集》卷十六有《三峰先生行状》。他和王守仁一家是浙江同乡，是王华主考顺天乡试时的举人，比王守仁晚一榜的进士，又是王守仁工部的后辈，关系当然不错。据《千顷堂书目》，有朱朝章《衡水集》。

[43]关于王守仁登黄楼，撰写《黄楼夜涛赋》的情况，根据《后序》，在弘治甲子（十七年）。见上古版《全集》1063页。

[44]《黄楼夜涛赋》跋：“朱君朝章将复黄楼，为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将与子听黄楼之夜涛乎？’觉则梦也。感子瞻之事，作《黄楼夜涛赋》。”“弘治甲子七月，书于百步洪之养浩轩。”

黄楼：在徐州东部。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由密州（今山东诸城）调任徐州。因抗洪救灾，建此楼。

百步洪：在今徐州市东南，为泗水所经，有激流险滩，凡百余步，故名。

[45]《黄楼夜涛赋》：“客曰：‘子瞻之言过矣。方其奔腾漂荡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为而为者，而岂水之能为之乎？及其安流顺道，风水相激，而为是天籁也，亦有莫之为而为者，而岂水之能为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据其所有者以为欢，而追其既往者以为戚，是岂达人之大观？将不得为上士之妙识矣。’子瞻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

[46]《老子》第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庄子·大宗师》：“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47]《给由疏》：“病愈赴部，改除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年谱》弘治十七年：“九月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48]刘大夏：字时雍，号东山，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明史》卷一八二有传。刘大夏在弘治十四年十月接替马文升为兵部尚书。后被刘瑾等迫害。刘大夏是一位有能力而清廉的官员，和王守仁早有交往。

[49]何乔远《名山藏》卷二《儒林记下》“王守仁”：“当大比，朝旨，用国初故事，从御史礼聘考试官。守仁应山东聘，因北上。改授兵部武选司。”此说稍有误。应是先应聘，北上，到京，任武选司，再前往山东。当以王守仁自撰《给由疏》为准。

[50]杨廉，见前第五章注。

[51]陆偁，明孝宗弘治六年癸丑科进士。《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陆偁，贯浙江宁波府鄞县，军籍，府学生。治《易经》。字君美。行五，年三十七。十二月初二日生。”

[52]文衡堂：殆当地科举考试之堂。衡文，品评文章，指主持科举考试。此当在山东主持乡试时之作。《年谱》：“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岁，在京师。秋，主考山东乡试。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主乡试，试录皆出先生手笔。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皆有成法。录出，人占先生经世之学。”上古版《全集》，1226页。

[53]《游泰山》诗：“昨向山中见，真如画里看。”上古版《全集》，1067页。

[54]湛若水，《明史·湛若水传》：“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五年举于乡，从陈献章游，不乐仕进，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国子监。十八年会试，学士张元祯、杨廷和为考官，抚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置第二，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已，迁南京国子监祭酒，作《心性图

说》以教士。拜礼部侍郎。仿《大学衍义补》，作《格物通》，上于朝。历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老，请致仕。年九十五卒。”他和陆深、张邦奇、方献夫同年。见《千顷堂书目》集部。

湛若水说，他和王守仁是在金台认识的。《泉翁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七《祭黄门毛古庵先生文》：“吾于金台得阳明王子焉，吾于金陵得古庵毛子焉。”可知他与王守仁相识在金台，即北京国子监。而《年谱》弘治十八年：“甘泉湛先生若水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对于“吾于金台得阳明王子焉”可以有各种理解的角度，如果说是指在北京国子监时期的话，那或在中进士前就和王守仁相识了。这时，王守仁和湛若水有所切磋讨论。

[55]见《年谱》弘治十八年三十四岁：“是年先生门人始进。”

[56]此文录自詹淮《性理标题综要·谭"》，时间系辑录者推测。见束景南《辑考编年》203页。

[57]见束景南、查明昊《王阳明全集补编》100页。有的学者说王守仁从未提及陈白沙，又有的学者云，王守仁受陈白沙的影响，源于许璋。见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

[58]见束景南《辑考编年》205页。

[59]见《万历野获编》卷十四：“浙江聘南京光禄少卿杨廉，山东聘刑部主事王守仁……然杨实依亲在浙，王以病痊北上，俱非现在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