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官场，“扰扰于案牍间”过了两年，[1]到了弘治十四年。

既然在刑部当官，总有要干的差事。弘治十四年八月，王守仁被派往江北淮安、南直隶等地去“审录”。所谓“审录”，乃是明代的一种法律制度，也就是对在押的罪犯进行复核。[2]

奉命出京，即使在车船奔波之际，王守仁仍感到一种内心的轻松。凡到一处，王守仁会同各地巡按、御史，对各种罪犯尤其是重犯进行审核。[3]工作时的王守仁，充溢着正义感和进取精神。

他坚持依法办事，对审核的囚犯，发现有不公或冤屈者，便予平反。同时也不畏权势，对该处决而因各种关系被庇护下来的罪犯，则坚决处决。[4]

有一个囚犯，原来是个“指挥”，杀了十八个人，被关押十多年，一直没有处决。这当然是有背景的。因为他是个功臣之子，其父战死疆场，所以家中通融当道，一直活着。王守仁到了此地，查明真相，就下令处决他。

当地的巡抚为之求情。王守仁不允，并坚持公开处刑。行刑前，此人依然张狂，对王守仁说：“死若有知，我必不相舍。”意思是，我死了以后，如果有知，决不会放过你。

王守仁回答：“我不杀你，十八个人的灵魂当不会放过我。你死了，还能干什么？”就把那人拉到市上公开处决。[5]

处决了一个这样的人，必然引起有关各方面的强烈震动，古今皆然。有关系者胆寒，市人称快。王守仁表现出秉公办事、独立自强的气质，而这样的气质在当年写给老师吴伯通的信中，明确地表现了出来。

在审录途中，得知老师吴伯通已经返回四川故乡，恰好刑部同僚侯守正有四川之行，于是王守仁写信给老师，让侯守正带去。信中谈到自己：“才疏事密，惟日扰扰于案牍间而已。”又说：“伏惟大贤君子，不以久而遂绝，不以微而见遗，仍赐收录，俾得复为门下士，岂胜庆幸感激哉。”

对于儒学的理念，“不以久而遂绝”，对于有识见之才，“不以微而见遗”，这不仅是对吴伯通的赞扬，也是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吧。

由此可以看到王守仁尊重师长、怀念旧情的一面，也显现出他坚持操守、特立独行的气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