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王权和政府是如何交替变换的？

伊朗的历史进程曾几次被外来势力打断。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覆灭。由于施行了与居鲁士相似的宽松统治，亚历山大大帝曾一度巩固了他对伊朗高原的占领。他虽然是一个独裁者（没有任何雅典式民主），但他对于治下的伊朗人给予足够的尊重，并试图鼓励通婚来融合希腊和伊朗文化。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驾崩。他死后，帝国也被手下的将军们瓜分，其中东部地区由塞琉古·尼卡特（Seleucus Nicator）继承（经过一系列战争后，战败的将军们被清洗，他们的领地也被别人吞并）。塞琉古延续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方式，力求和治下的波斯人达成伙伴关系并下放了很多权力。但是他本人和他的继承者们从没停止过西征的野心，试图通过征服埃及、小亚细亚、希腊，重现亚历山大帝国的荣光。他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却未获全胜。相反，塞琉古帝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发动叛乱并最终独立。帕提亚帝国（大约相当于今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呼罗珊省北部地区）就是其中之一，当地人一直过着古老的伊朗游牧生活。

帕提亚是一个拥有马背文化的民族，他们的军队几乎全由骑马的弓箭手和小规模的装甲长矛骑兵组成。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80年，在经历一些阻碍和挫折之后，帕提亚人终于将自身势力扩展到塞琉古帝国的东部省份，并逐渐将塞琉古势力挤出位于帕提亚王国和不断东扩的罗马帝国之间的中间地带。罗马帝国的早期东征既与希腊人不断反抗塞琉古帝国统治有关（这些反抗者还包括大夏国的建立者，甚至是更东地区的人），又与方兴未艾、有着巨大利润的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有关。丝绸之路贯穿希腊人定居的各个新兴城市，它所带来的商贸价值至少部分解释了帕提亚早期的君主们为何如此重视与希腊人的友好关系，他们甚至用希腊字母并按照希腊设计样式把单词“philhellenon”（热爱希腊人）刻在了本国货币上。像塞琉古人和阿契美尼德人那样，帕提亚帝国依靠当地贵族或总督维持着统治。

塞琉古帝国被彻底消灭后，帕提亚人和罗马人在叙利亚与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开始了直接对抗。公元前53年在卡尔海（Carrhae，位于今土耳其东部）战役中,帕提亚军队以少胜多，击败了由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率领的罗马侵略军。这场战败给罗马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令其难以忘怀，也激发了日后罗马的将军和皇帝们不断试图从克拉苏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起初，无人成功。直到11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抗击帕提亚军队，并成功夺取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他自封“帕提亚的征服者”（Parthicus）来纪念这场胜利。对于帕提亚人和罗马人来讲，战争部分是为了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广袤富饶的区域，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尊严。泰西封只被短暂占领，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Hadrian）放弃了整个东部占领区。在随后的80年内，罗马人分别在164年和197年两夺两弃泰西封。

危机的不断上演导致帕提亚帝国在224年彻底崩塌。帕提亚的末代君主阿尔达班四世（Artabanus Ⅳ）战败,一个新的王朝——萨珊王朝的君主阿尔达希尔（Ardashir）登上波斯王位。阿尔达希尔和他的继承者们从不强调自己与希腊人之间有任何关联，反而一再强调自己的伊朗人、波斯人、马兹达教信徒的身份。阿尔达希尔之名取自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位重要君主——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而萨珊人与阿契美尼德人一样，都来自伊朗的法尔斯省。萨珊人与神职人员有着密切的联系，阿尔达希尔本人还有多位祖先是祭司。阿尔达希尔和他的后人沙普尔（Shapur）在建立萨珊王朝之后的几十年中取得了一系列对罗马人作战的胜利，仿佛以此证明他们比帕提亚人更有资格成为统治者。沙普尔最终在260年俘获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幸运的天平在作战双方之间左右摇摆，但到5世纪中期，罗马人和波斯人似乎达成了停火默契，因为他们共同面临一个来自北方的新的威胁——匈奴。萨珊王朝几乎覆灭，部分地区得以幸存也是因为匈奴人挥戈西进，转而攻击西边的罗马帝国。但匈奴人也只能算是萨珊王朝面临的诸多危机之一，饥荒、疾病、苛捐重税都推动着王朝走向衰落。关于这段时期的文字记载非常稀少，而且还是在许久之后才被记载下来。但这些危机却促成了一场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起义。这场起义由一位琐罗亚斯德教的异教先知马兹达克（Mazdak）领导。他对众人宣扬说教，提出既然私有财产和对于女人的占有欲望是导致世间一切罪恶的源泉，那么解决之道必然是将所有财产和女人公有化（但前提是必须女人自己同意，基本没有人会同意）。在起义发生之前，国内的贵族和祭司们可谓权势熏天又自命不凡，所以国王曾一度同马兹达克的起义力量结成同盟关系以打击这群人。可是当国王的目的一旦达成，他不仅立即与马兹达克分道扬镳，还组织了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其他宗教领袖参加的公审大会来审判马兹达克。最终，马兹达克和他的追随者都被处死。整个事态完结后，国内随之形成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国王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扮演仲裁者和担保人的角色，平衡各个阶层势力并努力实现公平正义。一些人指出，这种社会分工与后来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形态具有相似性。中世纪欧洲君主也不断强化土地权贵的社会地位以达到强化军队和增强王权的效果。

新型王权模式在霍斯劳一世·阿努希尔万（Khosraw I Anushirvan）国王统治时期（531—579）达到顶峰。霍斯劳国王以他公正和睿智的统治而闻名。他不但骁勇善战，还鼓励发展科学，崇尚学习，组织收集并翻译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献。回首历史，他在位时期后来（伊斯兰教在伊朗普及后）被誉为黄金年代，而萨珊王朝的治理模式在他统治时期也最终定型。在这种理论中，战争的胜利来自神的恩赐，并给予国王一种王室荣誉的光环，显示出他统治的正当性。但这种权利是有条件的——若国王施以良政，他的子民就会兴旺发达并支持其统治，国家税收丰盈，兵强马壮，形成良性循环；反之，若国王施以恶政，则民生凋敝，税收减少，国弱兵疲，国王最终将失去统治权（farr），形成恶性循环。他还会输掉战争，神将青睐反抗他和篡夺他权力的人。关键在于正义与良政。这些在萨珊王朝最后一个繁荣时期提出的施政理论（即使从未成为现实）在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特别是750年后的阿巴斯（Abbasid）哈里发时期，又被重新解读和接受，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几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施政理论。

7世纪早期，萨珊王朝和东罗马帝国（后人称之为拜占庭帝国）战端重开并步步为营，几乎重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疆域。可惜好景不长，拜占庭军队卷土重来，一举攻入萨珊王朝腹地，于627年在尼尼微（Nineveh）大败萨珊军，波斯人之前的所有胜利都付之东流。战争引起的武力冲突，对贸易活动的破坏，所带来的饥荒和疾病的传播，对于水利设施的严重破坏和毁弃导致的永久的耕地流失，都给双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般认为，这种破坏导致的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穆斯林在632年伊斯兰教先知归真后在这一地区的迅速扩张，这也改变了伊朗历史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