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伤
男孩小时候发现这个家里充满了死去的人。首先是他的奶奶，很早就过世了。其次是他的妈妈、小姨和外公，一九七七年在云南发生了一次惨烈的翻车事故，他们是一起死的。然后是他的爷爷，一九八○年死于脑溢血，同年他的外婆也去世。在短短四年里，这个家中阴风恻恻，墙上挂了一排黑框照片，很像革命历史博物馆。
因为妈妈去世得太早，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她的名字后来成为照相馆的招牌，长久地悬挂在那里，化身为另一种事物，好像家里的图腾，母爱变成了空虚的佑护，如此生疏而又温暖。然而男孩的姐姐并不喜欢这样，她觉得把妈妈的名字挂在街上是件很讨厌的事，她不想看见。
后来他发现，街上的人对此也有禁忌，人们说起照相馆，总是说“顾大宏的照相馆”，而不会说“苏华照相馆”，正如人们看见关文梨勾搭他爸爸，总是说她去了顾大宏那里。假如说去了李苏华那里，就太可怕了。这么说来，摄影师确实是个傻瓜，他一厢情愿，左右为难，一辈子就是生活在夹板中了。
妈妈的遗物保存在一个木箱里，加了一把小铜锁，钥匙在摄影师那里。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个箱子是不给打开的。男孩有时会说：“爸爸，我想看看箱子。”摄影师皱着眉头回答我：“这又不是糖果，没什么好多看的。”姐姐小时候提出这种要求也会被拒绝，她试着撬箱子，但是没成功。直到某一天她发怒了，扛着箱子跑到修自行车的马福大叔那儿，一锤子砸开，里面有一百多张照片，每一张都被精心存放在光明照相馆的纸袋里，另有记账的流水日记两本，结婚证，死亡证，墓地证，妈妈生前佩戴的戒指一枚，还有一块手表好像挺值钱的。
在这些照片上男孩和姐姐看到了很多人，李苏华，顾大宏，外公外婆小姨还有其他人。李苏华保持着一种温婉而悲伤的表情，仿佛在她留影的那一刻就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死，而红霞小姨英姿飒爽地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一脸灿烂，好像死神也拿她没奈何。最古怪的是居然还有隔壁屠户和小姨的合影，屠户那时还年轻，头没秃，下巴上的肉也只是挂在喉结上方。人物的关系有点不明朗。马福大叔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他解释说，屠户以前和小姨有过一段，那叫作轧朋友。马福大叔又拿起手表说，嚯，瑞士牌手表，可惜坏掉了。姐姐煞有介事地说：“在云南撞坏的，我爸爸就拿回来一块破手表和三个骨灰盒。”
男孩那时才六岁，在一边玩着马福大叔满地乱滚的螺丝钉，并不明白照片有何可贵之处。马福大叔用他沾满油污的手捏着照片，与姐姐共同浏览一番，并对之品头论足。黄昏时，摄影师骑着那辆哐哐乱响的自行车来到车摊前面，对马福大叔说：“脚踏板不太好。”猛然看见男孩五根手指头套满了螺丝帽，其中一个黄色的是李苏华的戒指！而姐姐正在一边急急地收拢着照片，上面已经沾满了马福大叔的黑色指纹。那块坏掉的手表，愚蠢的马福大叔正企图用扳手拧开后盖，按他修自行车的技术，或许真的可以做到。
摄影师握爪透拳，一把拎起姐姐，夹在腋窝里，后者遭遇到有史以来的第一顿暴打，并且是在街头公演。男孩呆看着这一幕，不知道该帮谁好，最后还是决定扑上去咬爸爸，他抱住腿吭哧一口咬下去，觉得口感不对头，原来是歪头没准，咬在了姐姐的鞋子上。姐姐早已哭得双脚乱踢，结果蔷薇街的人看到的是，顾大宏夹着顾小妍痛打，而歪头顾小山叼着一只黑色的布鞋站在旁边，满脸油污，手指上套满了螺丝帽，嘴里发出呜呜的嚎叫声。马福大叔有心去劝，脸上挨了一下，人们都害怕起来，这是摄影师第一次打人。看来鳏夫的确是不能惹的。人们说，该给摄影师介绍个新老婆了，他都快疯魔了。
箱子是摄影师的宝贝，箱子里的一切都不能分享。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姐姐念初中那年，摄影师把她叫到身边，给了她木箱子的钥匙，并说：“以后你可以开这个箱子了，以前你太小，爸爸怕你把照片弄坏了。”她接过钥匙，诡异地一笑。摄影师哪里能想到，她在挨打之后已经偷了他的钥匙串，找到了个锁匠，给这个木箱配了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
那时，摄影师说，姐姐的脾气既不像他也不像妈妈，倒有点像死去的小姨李红霞。后来男孩听说方屠户曾经和红霞小姨轧过朋友，这就难怪，屠户平时对谁都很凶恶，只有看见顾小妍尚保持着一点礼貌，或许还有睹人思情。
每一年的清明节，家里都会大大地准备一番，按照城里的风俗，折了锡箔，带上供品，到城外的墓地去扫墓。那片公墓区，过了城西大桥，骑自行车沿着公路走半个小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每次去，那辆破自信车都不堪重负，男孩坐在前面横杠上，姐姐侧坐在后面书包架上。清明节常常下雨，摄影师有一件半透明的塑料雨披，已经旧得发硬，前面遮住男孩，后面遮不住姐姐，只能让她打一把伞。他们骑车上公路，两旁是绿得发亮的田野，看到山，看到山上密密麻麻的白色墓碑。到了公墓以后，按次序先到山顶给奶奶扫墓，再到山腰给外公和小姨扫墓，最后到山脚给妈妈扫墓。李苏华的墓碑上只有她的名字，墓穴却是双穴，顾大宏和姐弟俩的名字刻在左下角。摄影师说，立碑人刻着顾大宏的名字，人是不能给自己立碑的，所以他的名字不能和李苏华并列，得等他死了，换一块碑，就可以在一起了，那时左下角立碑人的名字就只剩下男孩和姐姐。
到一九八○年，扫墓还是这个次序，不过墓穴中又多了两个人。男孩觉得把双穴填满了可谓是一种圆满，虽然人活着的时候就预订了那个位置，但还真未必能如愿以偿地躺进去。同时又为小姨感到惋惜，只有她是单穴。扫墓的时候男孩会哭一次，小时候是大哭，稍微长大一点就哼哼地哭，摄影师和姐姐从来不哭。姐姐小时候可害怕鬼了，如果天气不好她就急着想回家，长大以后，她独自去墓地，有时甚至是秋天。
那年春天，男孩记得很清楚，在回家的路上他的脚卡进了自行车前轮，在车杠和轮子之间弯成了九十度。他惊恐万分，大哭起来。摄影师也吓傻了，儿子已经是个歪头，如果再变成瘸子，岂不是天崩地裂？姐姐拽着他的袖子大喊：“你快想想办法呀！”摄影师说得把前轮卸下来，只需要一把扳手，但这一路上也没有自行车摊，到处都是农田，即便有几户人家也都是住泥糊房子的农民，他们家里只有钉耙，没有扳手。公路上偶尔有疾驰过的卡车，摄影师去拦，没有一辆停下。后来他把自行车放倒，让男孩坐在地上，叮嘱姐姐：“弟弟就交给你了。”姐姐用力点头，摄影师朝着市里狂奔过去。
雨下了起来，男孩不知道在公路边坐了多久，姐姐守着他，两个人很快湿透了。农民赶着水牛经过，停下来看看，又走了，也有扫墓的人经过他们，评头论足一番，谁都没带扳手，很快也走了。后来荒凉的公路上只剩下他和姐姐。一直到中午，远远地看见马福大叔骑着他的三轮车，摄影师坐在三轮车后面，急急赶来。然后，马福大叔一边卸下车轮，一边数落摄影师，没有在自行车轮子上装个铁丝罩子。摄影师浑身湿透，一言不发。他不久前刚揍过马福大叔，但马福大叔并没有记仇，这让他更狼狈。
回去的路上，男孩和姐姐坐在小三轮车里。摄影师骑自行车，他灰色的瞳孔外面蒙着一层水汽，仿佛是既委屈又自责，全然无可奈何。每当这种时候，男孩就会觉得这个爸爸正在渐行渐远。
男孩说：“我会变成一个瘸子吗？”
姐姐说：“瘸子都是天生的。”
男孩知道小儿麻痹症，白柳巷有个大孩子就是，他必须拄着拐杖才能出门，人们的目光沿着拐杖，从他的腋窝一直移到残腿。男孩说小儿麻痹症不是天生的。姐姐说：“反正你这样是不会变成瘸子的，很多小孩都在自行车里面卡过腿，他们都好好的。”
最后姐姐说：“反正你是个歪头就够了。”
和摄影师不同，男孩的姐姐，一直是强悍而无畏，做错了事情也绝不内疚，对于一切赞美和诋毁都报以轻蔑的笑容。除了怕鬼以外，她无懈可击。她从来没学会安慰人，也没学会安慰自己。
那以后男孩对马福大叔产生了严重的依恋感，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修车人，住在南货店对面，房子又破又矮。他无儿无女，只有一个操着苏北口音老婆，人们喊她福婶，她在家里糊火柴盒。这是整条蔷薇街上最不受待见的一户人家。后来他听说，出生以后马福大叔曾经问摄影师，这个歪头男孩到底想不想要，如果不想要就给他马福做养子吧，被摄影师断然拒绝了。
男孩在街上已经没有朋友了，聋子拐走以后，长征小学附近有一条街道挖开了修路，很多小学生取道蔷薇街上下学。早晨还好，中午以后简直是男孩的灾难。在四月冰冷的雨中，他被各个年级的孩子揪住了难以脱身，他们穷尽一切手段打算治好他的歪脖子病，最可怕的是用雨伞的钩形手柄挂住他的脖子，哪怕他在逃跑，也会一钩子钩回来。还有一部分用直柄油纸伞的孩子很不高兴，他们钩不住他，就把书包挂在他脖子上，让他穿过整条蔷薇街，有点像游行，但更像一匹驮马。
那时马福大叔就很凶恶地扑了过来，他听到男孩的尖叫，破口大骂直追向那帮小学生。后者必然四散而逃，没有哪个小学生敢和修车的较量。
“以后放学的时候你不要站在外面。”马福大叔说。
男孩根本搞不清什么时候放学，中午会放学一次，然后上学一次，下午又会放学一次，有些小学生放得比较早，有些放得比较晚。男孩呢，上午是聋子的奶奶带看着，下午待在自己家里，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他总得出来走走，哪怕下雨天坐在门槛上看雨水从屋檐上淌下来呢。
最要命的是他经常发呆，伞柄伸到脖子下面的时候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摄影师是管不了这种事情的，他得去光明照相馆上班，下班回家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姐姐固然凶悍，但她是在师范附小上学，中午在学校吃饭，等她放学回来的时候只剩下男孩在哭。路迟迟没修好，有一天马福大叔急了，他躲在屠户家里，从斜刺里忽然冲了出来，用两只大手抓住了三个小孩和四把雨伞，一起送到长征小学去。马福大叔说，再敢欺负歪头，他就把路给封了，以后这帮孩子谁都别想从蔷薇街走。
于是，太平了。
马福大叔当然是个好人，男孩在念书之前几乎天天混在他的车摊上，你随便扫一眼就会发现他是个热心而又自卑的人，怕老婆，怕邻居，怕干部。他的修车摊一直摆在巷子西口，那里生意比较差，远不如东边，靠近解放路，有很多行人。内情是，解放路上一百米之外有另一个修车摊，那个摊主只过来说了一句“马福，滚”，马福大叔就搬到西边去了。他那么好欺负，男孩却一直觉得他是可以倚靠的对象，而他确实也没有辜负了男孩。
马福大叔后来还是死了，被他的房子压死的，这件事后面还会再说。男孩心痛极了，觉得那些对他好的人就像破墙上的泥灰，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地掉下来，有一天这破墙大概也会坍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