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形而上学问题的提出

技术能力的恐怖潜能——危及人类持续生存，或者退化其遗传的完好无损，或者任意改变它，或者彻底毁坏地球上高级生命的条件——最终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伦理学以前从未面对过的，就是说，是否并且为什么应该有人类存在？所以，人为什么应该还保持进化产生他的那种情况，为什么其遗传学遗产得以重视？的确，究竟为什么要有生命？问题并非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多余（缺乏对整个命令的一个真正的否定者），因为回答这些问题对下面的问题是重要的：在情况许可时，在我们重大的技术赌博中，我们可以冒多大风险？哪些风险完全是不允许的？如果应该存在一个对人类的绝对命令，那么，任何与这种存在的自杀式游戏都是绝对禁止的，而技术风险从一开始就应该被排除，在这些风险中，这充其量也只是赌注。

因此，对伦理评估而言，甚至对一直深入到一般伦理学基础的评估而言，这就是技术何以为一个新的、特殊情况的一些原因。同时，特别要指出的是第一个原因和第三个原因、“矛盾心理”和“量”的论证的相互支持。乍看起来，在有益和有害的技术之间做出区分是容易的，因为人们很简单地看待工具的使用目的。犁铧是好的，剑是坏的。在力学时代，剑被重新锻造为犁铧。转换为现代技术学就是：原子弹是坏的，化肥是好的，化肥帮助养活人类。但是，现代技术那种令人难堪的两难处境在此一下子变得引人注目起来。现代技术的“犁铧”与其“剑”一样，同样可能具有长期的危害性！（如前所述，开始增长的影响之“长期性”，说穿了和现代技术不可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造福社会的“犁铧”，并且同样是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让剑留在剑鞘中，但不能让犁铧呆在其仓库中。事实上，一场全面的原子战突然间就使世界到了末日，不过，尽管它随时可能发生，这种可能性噩梦也许会使我们所有的未来日子变成黑暗，但它不会发生，因为这里在潜能和现实性、工具的占有和使用之间存在着拯救的距离。避免使用这种工具给了我们希望。（这事实上是拥有工具的荒谬目的。）但是，存在着无数其他的、完全非暴力的东西，它们也包含着其特有的威胁。很简单，为了我们幸免于难，这都是我们现在和将来必须做的事。恶的哥哥该隐——炸弹——被禁锢于其洞穴时，善的弟弟亚伯——和平反应堆——完全是非戏剧性地继续让它的毒品在未来数千年里储存起来。甚至那时我们也许还能够及时地找到不太危险的抉择方法，以便解决全球文明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全球文明盼望减少常规的来源，如果运气随着我们的严肃努力出现。我们甚至可以做到：在这个星球的一种灾难性耗尽或者污染迫使我们走向比节制更糟糕的境地之前，降低无节制本身的程度，重新回到刚刚够用的程度。但是，（例如）在伦理上不可想象的是：生物医学技术停止了下面的做法：以高出生率减少“不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的状况，即使人口过多的后果的困苦可能更加可怕。为了说明大多数冒险的辩证性和两面性，人们可能随便列举出许多其他的、本来是重大的现代技术造福社会的冒险。关键在于，恰恰是技术的福祉（我们越来越依赖它）包含着变为祸端的威胁。技术所固有的无节制倾向使威胁成为迫在眉睫的事。而且，很明显，人类的数量已经太多太多了，由于技术的这些福祉，以至于不能自由地回到更早的阶段。人类只能前进，并且必须以一定适度的道德从技术本身中获得治疗其疾病的手段，这就是技术伦理学的核心。

这些简短的反思可能表明，对技术的“矛盾心理”与技术的“量”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这种心理与其时空中的过度影响有关。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取决于我们地球这个舞台——一个我们绝不能忽视的被给予物——的有限性。宽容的确切极限值并不因为人的扩张主义进军的任何一个目标而众所周知。不过，人们充分了解，为了能坚信，我们的技术行为链条中的一些链条——其中生活必需的——至少已经达到了那些极限值所在的等级，而其他的技术行为链条，只有当人们允许以当下的速度持续增长时，才会加入到那些极限值中。这些迹象警告我们，我们正处于危险的地带。如果有朝一日在这样或那样的方向上形成一个“总体危机”，那么，事情可能就由不得我们了。一个积极的反馈可能开始并且解开一个按指数发展的过程，其中成本吞噬了一个正在提高、也许不可逆转的渐强中的利润。正是这一点很可能试图阻止长期的责任。不过，既然技术成就那闪光的一面令人目眩，眼下的好处迷惑了人的判断，当下的非常现实的需要（完全不谈嗜好）嚷嚷着优先权，那么，后代的那些交付给那种责任的要求将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以上所述，除了量级和矛盾外，技术症候群中另外一个特征变得清晰起来，它具有真正伦理学的意义：在其前行中的准强制性要素，甚至可以说把我们自己的权力智慧实体化为一种自我行动的力量，我们使权力的实施者荒谬地屈从于权力。受人类自己行为的物化而影响人类自由，这种情况虽然在个体生命进程中，尤其在集体的历史中常常发生，人类向来部分地受其特有的过去制约，但是，总的看来，这种情形发生在一个制动力意义上的情况要远比发生在一个驱动力意义上的情况更多：过去的权力与其说是推动力，不如说是惯性力（“传统”）。可是，技术的产品仍然恰好在后一种意义上发挥着作用，并因而使人类自由与依赖的曲折历史发生了一个新式的富有成果的转折。伴随重大技术每一次新的进步（“进步”），我们已经置身于最亲近的人的压力，并把同样的压力遗留给后代，后代最后不得不为此埋单。但是，即便不看这么远，当今技术中专制的要素本身（使我们的产品成为我们的主人，甚至强迫我们，继续成倍地增加这些产品）意味着一种自在地来自那些问题（那些产品具体地说，有多善或多恶）的伦理学挑战。为了人类的自律、尊严（它要求，我们自己能够支配我们自己，而不要让机器支配我们），我们必须采取非技术学的方式控制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