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失败的愿景

20世纪民族主义的盛行并没有促进国际主义历史的发展。但为克服流行的划分，为新的、具有普遍视野的欧洲历史提供意识形态的框架，人们进行了两次有力的尝试。

在这两者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版本的欧洲历史首先开始并且持续得最长。它出自马克思主义，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变成了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它的初始阶段，1917—1934年，在它的热衷者如M. N. 波克罗夫斯基（M. N. Pokrovsky，1868—1932年）的倡导下，它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味道。波克罗夫斯基完全接受了历史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主张，热情地投身到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他写道：“大俄罗斯是建立在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骸骨之上的，在过去，我们俄罗斯人是地球上最大的掠夺者。”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抛弃俄罗斯的帝国传统是该受诅咒的。从1934年起，当斯大林对历史教学的命令生效时，方向就突然改变了。在此后50年，苏联的意识形态机关提供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混合物。100

俄罗斯元素以一项特殊使命为基础：俄罗斯是苏联人民的“老大哥”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列宁自己承认，苏俄尚不如德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先进。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创建并播下了世界革命的种子，在资本主义没落之际坚守社会主义堡垒，最终将继承全地球。与此同时，优越的社会组织与经济计划方法会确保苏联不久就将迅速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就像教科书的最后一章一直强调的，的确，苏联从军事力量到生活水平、技术、环境保护等一切事情都走在潮流的前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常的称谓）的最后胜利被认为是得到科学证明的和必然的。

尽管口头上喊着“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但苏联人的历史思想却尊重“欧洲中心论”，并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尊重“西方文明”。它的欧洲中心论在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证基础的大量欧洲例证中，以及对欧洲工业化的狂热中，表现出来。在强调俄罗斯人的历史使命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苏联人在这最后一个论点上的傲慢触怒了他们帝国中的欧洲成员，给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同志带来了混乱，是中国—苏联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一群群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表现出更明显的欧洲人的傲慢自大。在波罗的人、波兰人或格鲁吉亚人看来，俄罗斯人对他们自己优越性的信仰是异想天开。俄罗斯人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习惯于自己是“西方人”，在与欧洲人的主体的关系中明显是“东方人”。

毋庸置疑，苏联宣称“西方”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同时，它并不否认它自己的根在欧洲。列宁最大的愿望是将俄国革命与期待中的德国革命联系起来。因此“西方文明”并不都是坏的。确实，重要的西方人物只要死了，很容易就能得到崇拜。关键在于：西方已走向衰落，而东方在英勇的无产阶级手中保持了活力和健康。各国资本主义政权早晚会衰亡，苏俄会给它们最后一击，边界将会瓦解，东方将会在苏俄的领导下和西方结成新的革命兄弟关系。这就是列宁的梦想，也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谈到“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时心中所想。101这种共产主义使命论点以各种当地的变体形式被输出到苏联控制的所有国家。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领域，它致力于灌输两个基本教条——“社会经济力量”的首要地位与俄罗斯扩张的仁慈性质。这两个教条因为苏联在1941—1945年打败德国而名声大振，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还被当成真理教授给几千万欧洲中小学生。在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末期，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重提了“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的口号。102它被许多外国评论家抓住并受到广泛欢迎。但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时间解释它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从加里宁格勒到堪察加——和欧洲以及相邻的阿拉斯加一样的一个偏远半岛——的帝国的统治者。也许戈尔巴乔夫的梦想是一个环绕地球的更大的欧洲？

敌对的法西斯主义版本的历史开始得较晚，兴盛期更短。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作为对共产主义的回应成长起来的，在纳粹党人的手中变成了他们“新秩序”的工具。在它的初始阶段，1922—1934年，它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包含有某种社会主义气味，但是为意大利的变体和墨索里尼恢复罗马帝国的梦想所支配。从1934年起，当希特勒开始再造德国时，方向突然改变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被清除。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变体成为主导，公然的种族主义理论开始出现。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种族主义和日耳曼帝国主义的有害混合物，在纳粹德国存在期间一直为所有的意识形态机关服务。103

种族元素的基础是赋予德意志民族为雅利安白人中最有活力和健康的分支的特殊使命。德国帝国主义元素的基础是《凡尔赛和约》的“罪恶命令”，以及德国恢复其领导地位的应有权力。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计划的基础，这个计划假定纳粹的力量会传遍全欧洲，并最终超出欧洲。这个计划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有严重的矛盾，特别是在意大利，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总是具有强烈的反德国调子。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来得及自行发展。

纳粹的历史思想包含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的最极端形式。“优等民族”等同于雅利安欧洲人，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他们是唯一真正的人类，历史上所有最重要的成就都归功于他们。所有非雅利安人（非白人和非欧洲人）被归类为天生的劣等人，被置于“次人类”（Untermenschen）的低等类别。欧洲内部建立了生物学优点的类似等级，高个子、瘦长、金发碧眼的北欧类型——像戈培尔那样的“高个子”，像戈林那样“瘦长”，像希特勒那样“金发碧眼”——被认为比其他所有人都优越。东欧的斯拉夫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等），被错误地归类为一个种族亚群，被宣称比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日耳曼各民族低劣，与各种非雅利安次人类处于同一等级。在纳粹看来，欧洲居民中最低等的是那些非欧洲起源的人——主要是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他们被当成欧洲历史上所有罪恶的罪魁祸首，并且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纳粹的战略大部分都建立在这些谬论之上，在这里“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区分是最主要的。在除掉顽抗的政府之外，希特勒没有什么反对西欧的计划，他认为自己是西欧的保护者。他看不起法国人，认为他们的法兰克人身份（Frankishness）已大为淡薄，他们对德国的历史仇恨必须设法矫正。他不喜欢意大利人及他们与罗马的联系，觉得他们是不可靠的伙伴。他尊敬西班牙人，他们曾经从黑人手中拯救了欧洲，但佛朗哥不愿合作，令他大伤脑筋。除了某些堕落的个别人物，他赞美“盎格鲁—撒克逊人”，并觉得他们顽固的敌意令人沮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行为只能被理解成和日耳曼人一样在准备竞争优等民族的统治地位。他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打扰他。

纳粹所有最极端的野心都是针对东方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清楚地指出东欧是德国未来扩张其“生存空间”的目的地。东欧居住着各种低劣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它的遗传血统必须由大量的德意志人殖民来改进。这种“疾病的因素”必须用外科手术去除，也就是屠杀。东欧也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个“犹太人布尔什维主义”的巢穴必须被击垮。当纳粹德国发动对东欧的侵略时，首先针对波兰，然后针对苏联，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他们对此毫不隐藏。他们的历史书告诉他们，他们正在沿着“捕鸟者”亨利、条顿骑士团和腓特烈大帝的光荣步伐前进。他们宣称正在加速通向“一千年历史”的最终极对决。

纳粹主义没有时间来完善它的理论和实践。在纳粹德国得到巩固之前，它在邻国的共同努力下被摧毁。它从未达到这样的地步：纳粹统治的欧洲必须清楚地表明它对其他大陆的态度。而如果苏联人投降了（他们在1941—1942年就差点儿这样做了），纳粹主义就会成为一个面积巨大的欧亚强国的驱动力，它必须准备与美国和日本的敌对中心进行全球性对抗。冲突必然会随之而来。而实际上纳粹统治区域局限在欧洲疆界之内。希特勒没有得到机会在他的雅利安同胞的世界之外施展拳脚。不管作为一个理论家还是政治领袖，希特勒到底仍是一个欧洲人。

虽然纳粹统治地区一度从大西洋延伸到伏尔加河，纳粹版本的历史却只在一个很短的时期自由地起过作用。在德国，它的事业只限于12年，比一个班级在学校的日子还短。在其他地方，它播散毒药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它的影响强烈，但转瞬即逝。当它在耻辱中于1944—1945年崩溃时，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只能由胜利者的历史思想来填充。东欧在1944—1945年被苏联军队占领后，便被毫不客气地强加了苏联版本的历史。由英国一美国人解放的西欧，对“历史的同盟计划”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