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历史

在近现代，几乎每个欧洲国家在本国历史研究上投入的精力和资源都要比欧洲整体史的研究多得多。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部分看起来比整体更重要。语言障碍、政治利益以及阻力最小的途径有助于使国别史学的统治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态度永久化。

这个问题在英国特别尖锐，在那里旧的惯例从来没有被政治的崩溃或国家的失败颠覆。直到最近，英国史总的来说还是独立于欧洲史的学科，它需要独立的专门知识、独立的课程、独立的教师和教科书。传统的岛国狭隘性与另一个广泛传播的传统，即将英国史等同于英格兰史，是适合的伴侣。（只有最爱恶作剧的历史学家才会费心提出，他的英国史只是指英格兰史。）79政治家们想都不想就接受了这种错位的等同。1962年，在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女王陛下的反对党的领袖觉得这种行为十分错误，因为这一步会导致“1 000年英国历史的终结”。80英国人不只是狭隘的岛民，他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学习过他们自己诸岛的基本历史。

类似的态度在大学里盛行。可称誉的例外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英国最大的历史系直到1974年才开始教授“英国史”，甚至那时其内容仍几乎完全是英格兰的。学生们很少学到关于爱尔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东西。当他们参加“欧洲历史”考试时，他们面对的是少量有关东欧的选择题，没有一道有关英国的。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一种世界观：英格兰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外国的。81如一位持异议者所写，有个基本且错误的假设是，“在英国史中一切有重要性的事情都可以用英国的原因去解释”。他又写道：“根深蒂固的、没有削减的‘英国’（实际是英格兰）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分离……创造了一种狭隘的视野，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阻碍性文化因素。”82据另一位严厉的批评家说，传统的结构、神秘的研究和过度的专业化的结合，使英国史沦落到“支离破碎”的地步。他在明智地移居外国之前写道：“在大学和在中学一样，对历史提供了一种教育的信念……几乎消失了。”83

在英国的大学教授的文化史的关注点通常都是狭隘的国别。它尤其偏爱进行旧式的国家起源研究，而非进行广泛的国际比较。例如在牛津大学，全体英语专业学生的唯一一门必修科目仍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贝奥武甫》（Beowulf）。84直到最近在牛津的近现代史专业，唯一的必读书是尊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的7世纪拉丁文本。85

同样奇怪的状况无疑在所有国家都存在。例如在德国，大学承受了“学术自由”的洪堡原则造成的后果。德国历史学教授据说可以自由教授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德国的历史专业学生可以自由地从他们的教授提供的课程表上选择课程学习。在大多数大学，唯一的规则是每个学生必须至少选一门古代史课程、一门中世纪史课程和一门近现代史课程。在德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的时代，同情官方意识形态的教授们自由地把大量德国民族史添加到课程表上。（又一次回到条顿各部落。）在较近的时代，当政府不愿意干涉时，他们就自由地设计一个课程表，学生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完全避开德国民族史。

民族偏见的问题也许在学校教科书与通俗史领域可以得到最好的观察。历史学家们越是必须压缩和简化他们的材料，就越难掩饰他们的偏见。这里需要略加评论。

一方面，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历史教育传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味道。历史教育在19世纪出现时，被用于为爱国主义服务。在它最原始的形式中，它的内容比一份由人名、年代和统治王朝的名称组成的花名册好不了多少。由此它发展成为一种对国家的英雄、胜利和成就的歌颂。［布布莉娜］在它最极端的形式中，它被精心设计用来训练学龄儿童，使他们将来在国家的战争中冲锋陷阵。86另一方面，认为民族主义的历史教学没有经受过挑战是不正确的。一直有一股长长的反潮流，试图教导人们保持更宽广的视野；在1945年以后，至少在西欧，做法基本上改变了。87

一本著名的关于“现代史”的教科书，于1889年在奥地利统治的加利西亚出版，直接对抗民族主义时代的假定。这本书是为波兰语的中学设计的，它的作者是来自华沙的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书不能在当时处于俄国统治下的故乡自由出版。他解释了这种宽广视野的重要性：

在现代的斗争和成就中，各国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集体行动。它们一起参加各种相互关联的集团和联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使用“共时方法”，也就是对在既定时间参与事件的所有国家都进行论述。这样的整体史不能呈现所有参与国家的完整画面，而……它们各自的历史……必须交给专门的国别史（类别）。88

结果是，在这本书里，第一卷涵盖了从文艺复兴到1648年这段时期。哈布斯堡王朝与波兰的史实分别占71页和519页。作者对“波兰”与“波兰—立陶宛—卢坦尼亚—普鲁士国”（Polish-Lithuanian-RuthenianPrussian state）进行了仔细的区分。学生们可以学到有关“天主教和路德宗教改革”以及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某些细节。地理范围从葡萄牙的航海发现延伸到伊凡雷帝对喀山汗国的征服，从玛丽·斯图亚特在爱丁堡被推翻到查理五世远征突尼斯。89这卷书在非民族主义的内容上所占的比例，比许多仍出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家的书高得多。90

也要公平地说，近年来各方都在努力清除教材中错误信息较为明显的形式。双边的教科书委员会对诸如军国主义、地名和历史地图以及单边解释等事项做了长期艰苦的工作。学者们与教师们也许比以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这些问题。91归根到底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宇宙式的探讨，那些历史学家希望写出，学生也希望学习到，古往今来的世界全貌。另一个极端是地方性的探讨，在那里注意力限于一个短时期的一个国家。宇宙式的探讨有广度，但缺乏深度。地方性的探讨可能有深度，但缺乏广度。理想的方式必定是在广度与深度之间谋求一种平衡。

因此，人们必须承认，苏联集团国家由中央计划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有时比它们的西方对手的更成功。尽管其实际内容倾向于沙文主义和意识形态，但它的年代与地理框架的全面性常令人称赞。所有苏联的学龄儿童必须刻苦读完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获得有关原始社会、古典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从1917年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知识。苏联的历史教程坚持对俄国以及俄国人的历史领导作用给予优先地位。同时，即便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标准的苏联教科书也为古希腊人、斯基泰人和罗马人，为高加索地区的历史，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帝国，为喀山或克里米亚的伊斯兰教国家，留出了篇幅。这些内容在大多数欧洲通史著作中都无法见到。

在英格兰正相反，那里的历史教学大纲大部分由各个学校与教师决定，其年代和地理框架往往极为狭隘。甚至高年级学生在学习历史时，也经常局限于“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或“19世纪的英国”这样的标准课程。92

地方史对一些两难处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它利用熟悉的与切切实实的东西，鼓励个人的探索与研究，相对而言能抵抗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压力。它很适合家庭这样的主题，易于被学龄儿童理解，同时也被专家们用作广泛的国际理论的基础。93在天平的另一端，世界历史一直在中小学和大学中发展。它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有利于教育必须在“地球村”找到他们的位置的一代人。94它的批评者认为，就像一些人对欧洲史的看法那样，它单薄的内容只允许最能干的从业者进行没有价值的概括。

自然，一种狭隘性给另一种广泛性提供了机会。年代与地理参数的狭隘使得教师们能够宽泛运用各种技术和视角，在所选择的领域内进行探索。总的来说，英国的学生们在起源、因果关系问题、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独立思考的技艺的学习上相对具有较好的基础。在这方面他们的历史教育是有长处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他们的学习研究局限在世界上最小的大陆的38个主权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研究只局限于其中1/3的领土，时间范围又只有其全部历史进程的5%或10%，这当中一定存在着某种错误。

国家偏见的问题只有在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不再将历史当成国家政治的工具时才会消失。在1800年前，希腊作家琉善（Lucian，约120—180年）劝告说：“历史学家在他的书中应该忘记他的民族。”这是一个正确的劝告。在较长的时期里，权威的欧洲史也许会由中国人、波斯人或非洲人来书写。有一些好的先例：一位法国人曾写过对维多利亚时的英国最好的介绍，一位英国人现在被公认为意大利史专家，而唯一一部对所有四个部分均给予适当关注的英国史研究著作是由一位在美国的流亡者写的。95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以“从欧洲人的角度”写作历史为目标的尝试得到普遍的欢迎。有些历史学家，如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以欧洲的基督教基础为切入点进行此类尝试。96但是道森的天主教理论没有说明近几个世纪的多元化，也没有说服他的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的读者群。其他人以探寻欧洲统一的趋势作为任务。97这方面的困难是内容列表格外短。自历史写作成为一门系统性科学以来，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国别史被允许占主导地位是由于缺乏其他选择。这也许令人遗憾，但它反映了欧洲在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四分五裂的真实状况。自从基督教世界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分裂以来，欧洲就没有统一的理念了。历史学家不可能妄想其他情况。正如一些分析家对美国的理解那样，欧洲这幅镶嵌画的每一片都像这个熔炉一样重要。

因而，很可能，要构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欧洲结合体并得到广泛接受仍为时过早。国别敏感性仍广泛存在。国别史不能简单地被抛弃，将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同任意地淹没在“一些浅薄的欧洲历史”中，是一种严重的歪曲：

欧洲历史也许多于它各部分的总和，但是它只能建立在对那些部分的特性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看起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国别史，但是“泛欧洲史”是不可能轻易做到的。98

这是明智的忠告。言外之意是，对欧洲历史的修订必须随着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建设慢慢进行。两者都不会在一天完成。

不幸的是，国家的偏见消亡得很慢。1605年4月，在英格兰与苏格兰因国王个人而联合后不久，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给大法官写信，建议“编写一部两个国家公正而完整的历史”。他的愿望尚未实现。少数英国历史学家试图提出英国的身份认同问题，用其中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人们对提出有关英国的本质的基本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情愿，这种情况仍会持续下去”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