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埃·巴别尔[1]
巴别尔的作品在停版多年——几乎二十年后，现在又问世了，连这位大作家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的年轻一代，现在可以读到三十年前曾经震撼过我们的书了。
巴别尔早期尚不成熟的短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一六年。阿·马·高尔基发现了他，去世前一直关怀他的创作道路。而广大读者知道巴别尔则要晚些，是在一九二四年马雅可夫斯基在《列夫》杂志上发表了青年作者的几个短篇小说之后。此后不久《红色骑兵军》问世。一九二六年我与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认识时，他已深知名望的负面作用，常常躲避那些过分纠缠的崇拜者了。《红色骑兵军》被译成二十种语言，巴别尔的名字开始远扬国外。一九二八年，罗曼·罗兰写信给高尔基谈起他。一九三五年，巴别尔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巴黎国际作家代表大会。我记得，他受到亨利·巴比塞和亨利希·曼、让-里夏尔·布洛克和沃尔多·弗兰克等人异常热烈的欢迎。在苏联和国外读者看来，他是自己时代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巴别尔不像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像他。他总是写自己，总是按自己的方式写作。他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不仅在于其独特的写作手法，而且还在于其对世界独特的认识。他的所有作品都来自生活，他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久前我得到一本巴别尔一九二〇年的日记——那时他在第一骑兵军。青年作者在日记中匆忙地记下了自己的战地印象。《红色骑兵军》中的短篇小说《格达利》描写了一个古董商—哲学家。有的读者以为这个短篇是浪漫主义的虚构，而日记则说明了《格达利》产生的背景：一九二〇年七月三日，巴别尔在日托米尔遇见了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小个子犹太人—哲学家。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店——狄更斯、扫帚、金鞋。他的哲学是：大家都说自己为真理而战，其实大家都在掠夺。”在《红色骑兵军》的另一短篇《军马储备局局长》中，巴别尔甚至没有改换主人公的姓。他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军马储备局局长季亚科夫——一幅美妙的画像，一条镶银色（饰条的）红（色）灯笼裤，雕花腰带，斯塔夫罗波尔人，阿波罗的体型，（短）小灰胡子，四十五岁……当过演员……关于马……”三天后写道：“季亚科夫来了。说话简短：这种马你可以领取一万五千卢布，这种马——二万卢布。要是能站起来，说明这是匹马。”如此准确地描写现实的作品现在大概叫“特写”吧。当时巴别尔的短篇总使我们感到惊讶，有时觉得它们近似幻想作品。他觉察到了别人忽略的东西，他语出惊人。有些作家力图把寻常的事物写得不寻常。有些作家想用寻常的声音讲述不寻常的事物。巴别尔则用不寻常的声音描述不寻常的事物。巴别尔简短而又扣人心弦地展现出人的漫长的一生，其中非凡被平凡冲淡，悲剧性被习惯性削弱，就像香精被水稀释一样。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他独独钟情短篇小说。他仿佛在用探照灯照射人生的一小时，有时一分钟。他摄取人暴露得最充分时的那些镜头。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炽烈的爱情和死亡的主题才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执着地反复出现。
他写得极慢，对自己过于严格。他留下三本薄薄的故事集和两个剧本。除少数作品外，他的小说一般都描写了震撼他心灵的两个世界——革命前的敖德萨和他参加过的第一骑兵军的征战。
巴别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敖德萨度过的。他热爱故乡的城市，革命前夕他写道：“敖德萨有极度贫困、人口众多、苦难深重的犹太人区，有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和黑帮杜马。敖德萨春天的傍晚甜蜜醉人，金合欢散发着馥郁的香气，月儿从昏暗的天空泻下一片柔和的清辉……敖德萨有港口，港口里停泊着来自纽卡斯尔、加的夫、马赛和塞得港的海轮；有黑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敖德萨有过繁荣的时代，现在正经历衰退期，一种富有诗意的、带点无忧无虑而又完全束手无策的衰退期。”
别尼亚·克里克，这个南方的匪徒、强盗和幻想家，走私贩子的女王柳布卡哥萨克，疏懒成性、鼠目寸光的怪人们和恶棍骗子们，爱说俏皮话的人们和猎取幸福的人们，他们都不是诞生在作家的书斋里，而是围绕在少年巴别尔周围。《我的鸽子窝的故事》最初是一个小孩的感受，后来由一个聪明的成年高手讲述出来。
革命前，敖德萨被视为笑话的故乡。在苏维埃时代，它给俄罗斯文坛输送了一批才气横溢的作家：巴别尔、巴格里茨基、伊利夫、彼得罗夫、卡达耶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鲜明，幽默，充满火热、苦涩和浓烈的生活感受。
《红色骑兵军》中没有对革命的律师式的辩护，再说革命也不需要这样的辩护。《红色骑兵军》的主人公有时残酷无情，有时滑稽可笑，他们身上汹涌着猛烈的春汛。但是他们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事业的正义性贯串全书，虽然作者和主人公们对此均只字未提。巴别尔笔下的《红色骑兵军》战士，不是我们在苏联文学中常见到的那些公式化的主人公，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既有优点，又有毛病。如果说上世纪某些作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的一些苏维埃作家则被森林挡住而看不见树木。《红色骑兵军》中急流滚滚，怒涛汹涌，风暴狂啸，书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高尔基写道，巴别尔“美化”自己的主人公“要比果戈理对扎波罗热营地哥萨克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的确，在读《盐》或《多尔古绍夫之死》时，很难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对于老天主教徒称作“肉欲”、而现代清教徒名之为“兽欲”的那种爱情，巴别尔写得十分直率，毫不虚假羞涩。巴别尔把丘特切夫诗中的“忧郁暗淡的欲望之火”引到自己身上，因为这火始终照耀着人的面孔，而不是他的面具。不能把巴别尔对莫泊桑的爱看成是对这位法国作家写作手法的喜爱。要说巴别尔与哪些外国作家相似，我认为他更接近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考德威尔、斯坦贝克。和他们一样，巴别尔力图描写人，而不是叙述人。和他们一样，他避免使用作者议论，而重视对话。但是据我所知，巴别尔对美国文学并不感兴趣，而对莫泊桑却推崇备至。我曾不止一次亲眼看见他和那些不喜欢《俊友》作者的法国作家热烈争辩。他推崇莫泊桑表现了爱的力量，推崇他的直率：“莫泊桑也许什么也不知道，也许——什么都知道：一辆公共马车在烈日熏烤的大道上辚辚行驶，车内坐着肥胖狡猾的小伙子波利特和一个健壮笨拙的农村姑娘。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和为什么干——这可是他们的事情了。天空火辣辣，地上火辣辣。波利特和姑娘大汗淋漓，而公共马车在烈日熏烤的大道上辚辚行驶。就是这些。”
虽然巴别尔写过两个剧本，后期也曾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但他首先是短篇小说大师。在产生“长篇小说巨流”的时代，在词语贬值的时代，他最怕长篇大论。他善于用两三页的篇幅讲述似乎要花整整一厚本才能讲完的东西。他小说中的对话异常独特鲜明，有时一句话就揭示出人物的内心面貌。
一个卖黑戏票的富翁的妻子被意大利悲剧演员的表演深深打动，走出剧院时责备自己的丈夫：“浪荡子，现在你该知道爱情是怎么一回事了……”
管院子的库兹马告诉小孩，他的堂祖父在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中被打死了：“我们家老爷子给打死了，就他一个人给打死了，他破口大骂这帮家伙，骂得他们狗血喷头，真是好样的……你最好给他眼睛上放两个五戈比硬币……”
在看到一个快死的战士时，红军战士格里修克叹息道：“为什么娘儿们要劳动？为什么要提亲、结婚，为什么干亲家们在婚礼上大吃大喝……我真觉得好笑，为什么娘儿们要劳动……”
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光彩熠熠，他像我们时代的某些写生画家那样寻找鲜明的色彩。他不怕过头，他对艺术的态度反映在短篇小说《迪·格拉索》中：小说描写西西里悲剧演员的演出，他不讲分寸，但却征服了全场观众。早在一九一五年，巴别尔在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曾说过，他在文学中追求太阳和全色彩，赞赏果戈理的乌克兰短篇小说，惋惜“彼得堡战胜了波尔塔夫希纳。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谦恭地、但却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抹掉了格里茨科……”对习惯于俄罗斯散文的拘谨、腼腆的人来说，巴别尔笔下的形象恰似热带的鸟儿一样奇异。要说巴别尔夸张手法的文学渊源，最好回忆一下早期的果戈理。
三十年代初，巴别尔的创作出现了转折：他开始探索果戈理在写了系列乌克兰短篇故事之后所走的创作道路。他常常说，早先他写得过于华丽，滥用了形象，需要十二分的朴素。从优秀短篇《石油》我们可以窥见巴别尔后期作品的一斑。一九一六年，高尔基劝这位文坛新手多研究一点生活，巴别尔有七年没有给报刊寄过一篇东西，尽管他仍继续写作。沉默时期重又开始了：从一九三六年起几乎不再出现他的作品，而他却做了大量工作。他照常严格要求自己。他致力于长篇小说，写新的短篇小说。
巴别尔死于一九四一年，时年四十二岁。
他个子不高，粗壮结实，总戴一副眼镜，他那极富表情的眼睛透过眼镜时而闪耀着调皮的亮光，时而流露出忧郁的神情。他对生活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各种事物都能吸引住他，他广交朋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他不大像一个职业作家。他能一连几小时倾听别人的爱情故事，幸福的和不幸的。他喜欢跑马，每当从马旁走过时心里总是痒痒的。关于他的战友赫列布尼科夫，他写道：“我们有共同的嗜好。我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五月的草地，是妇女在其上嬉戏、马儿在其上奔驰的草地。”
他懂多种语言，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但是书本任何时候也没有挤掉他对真正生活的兴趣。一九三五年，我在报纸上撰文描述巴别尔在巴黎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巴别尔没有读自己的发言稿，他用法语自由流畅、生动形象、口若悬河地讲着，在十五分钟内讲了几个未见诸文字的故事，引起阵阵哄堂大笑。人们在笑声中明白了，他表面讲的是一些愉快的故事，其实是在讲我国人民和我国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已经有了粮食，他有了房子，他甚至有了勋章。但是他觉得这还不够。他现在想有人写诗歌颂他……’”
巴别尔是位了不起的故事大王，遗憾的是，没有人把他讲的故事记录下来。一九三八年冬，在莫斯科，他常到我这里来讲各种趣闻……当时我想，他会把所讲的一切都写下来的。命运却不是这样决定的。
他喜欢躲开亲朋好友，喜欢“捉弄”人。他的生活有时像鼹鼠的行踪。他躲藏起来是为了能安静地写作。有几个月他住在巴黎郊区，向一个法国老妪租了一间房。她误以为他是个凶犯，是和别尼亚·克里克一路的货色，因此晚上睡觉前把他像囚犯一样锁起来，以免遭他杀害。这使巴别尔哭笑不得，但是他喜欢这个房间：清静，可以写作。
他喜欢安静，但却过着不安静的生活，打仗，东奔西走，了解自己时代的一切希望，一切痛苦。他欢迎革命，认为它能实现他所珍贵的理想，至死都保持对正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崇高理想。
“朋友”一词和任何一个词一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巴别尔懂得什么是友谊，他是个精神高尚的人，从不会出卖朋友。我十分有幸能跟他多年保持友谊。一九三二年我写了长篇小说《第二天》。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常来我这儿。要是我再不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会很痛苦的……
伊·巴别尔的短篇小说还将长期流传，人们将反复阅读它们。这是崇高的艺术。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俄国的伟大作家有某些相似的东西：人道主义，努力捍卫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短暂而一去不复返的生命。在短篇小说《格达利》中，老人说：“而我想要的是好心肠人的共产国际，我希望要考虑到每一个人，发给他一等定量的口粮……”这也是巴别尔本人的期望。他生活在一个崇高而又异常艰苦的时代。他不仅相信未来，而且为之奋斗。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一个优秀短篇《卡尔-扬克利》的结尾写道：“我在这些街上长大，现在轮到卡尔-扬克利了，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像现在为他争斗那样为我争斗过，因为没有人对我感兴趣。‘不会的，’我自言自语，‘你不会不幸福的，卡尔-扬克利……不会的，你不会不比我幸福的……’”
巴别尔的读者将带着感激之情怀念他。他希望他们幸福，为他们的幸福而斗争。
伊利亚·爱伦堡
[1] 这篇文章是伊利亚·爱伦堡为一九五七年在苏联出版的巴别尔选集撰写的序言。——译者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