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汪精卫 填海精卫，冰火两重
一刺扬名，一纸遗恨，一投成奸，是精彩还是无奈？当机遇在前，当冲动于心，有多少冷静可以挥霍，又有多少事可以重来？在你，是义无反顾；在他，是委曲求全。佛也好，魔也罢，如烟，如云，偶尔溅起点点水花。
小档案
姓名字号：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
籍贯：江西婺源
生卒年月：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
毕业院校：日本法政大学
最高职务：民国主席
家世：
父亲——汪省斋，幕僚。
兄弟姐妹——9个兄弟姐妹。
妻子儿女——妻，陈璧君。长子汪孟晋、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三女汪文彬。
简历
1883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
1901年——应番禺县试，中秀才，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家庭教师，组织益群学社。
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
1904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一度主编《民报》。
1906年——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在日本出任《民报》主编。
1910年——刺杀清摄政王载沣。
1911年——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充当南方议和参赞。12月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1912年——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8月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9年——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
1922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
1924年——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起草孙中山的遗嘱，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
1926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
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
1928年——被推举为改组派首领。
1930年——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
1931年——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再次合作。
1935年——被刺受重伤。
1936年——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被选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
1938年——发表“艳电”，公开与日本合作。
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
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我和未来有个赌局
1910年，又是愚人节！
愚人节，本是愚人为乐的时候，北京的街头却是寂静一片，除了小孩子的打闹声，每个人都是心头充满好奇和担忧。
“银锭桥下埋炸弹，弹指摄政！”这是北京各大报纸的头条。银锭桥连接什刹海与后海，因桥形似元宝，取名“银锭桥”。银锭桥不是普通的桥，“银锭三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唐伯虎赏花赏月赏秋香，“银锭三绝”则是赏山赏花尝烤肉。山是西山，引颈西望，山浮烟青翠，山水共长天一色，无限风光，只在银锭。花是荷花，红莲映碧池，醉雨偎红颜。肉是季家烤肉，一手执壶，一手执肉，随意而走，且走且吃。绝地，果是绝妙之地。
绝地，绝尘忘世之地，为什么有人要辣手摧花将绝妙之地变成绝命之地？无他，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绝妙之地必有绝命之用；绝摄政王载沣的命，银锭桥正是摄政王载沣上下朝必经之路。
摄政王载沣是当今皇上他老爹，自身又兼监国摄政王、陆海军大元帅于一身，谁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坊间一时传说众多，权威人士推测，有两种可能：一，贝子载洵和贝勒载涛指使的。因为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制造”的字样，而这两个人正好刚从伦敦回来，一般人哪能有这种报纸，他们也有作案的理由。皇帝哥哥驾崩，没有儿子继承皇位，皇位当然是传给兄弟。现在传给宣统这个“夜哭郎”，执掌海军大权的载洵当然不服。如果说载洵是心存不满的话，贝勒载涛则是心中充满困惑和恐惧。人常说“跟对人，上对船”，可载涛这张旧船票压根儿就登不上“夜哭郎”这只新船。“夜哭郎”自从三岁被老佛爷抱进宫以后，就再也没有叫过自己“七叔”。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现在小家伙就对自己不感冒，大了就更不好说了。载涛有换船的想法很正常。二，庆亲王奕劻想篡权，奕劻曾经在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领班，不久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还是庆那公司的老总，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批发官帽、帮助相关友好人士调位置换椅子。可惜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摄政王载沣一上台就放倒袁世凯，让他回家该喝水喝水，该喝茶喝茶，反正大清朝不陪你玩了。因为奕劻是袁世凯一伙的，所以对奕劻就大有歧视，奕劻权势从此一落千丈。庆亲王要想夺回权力，把庆那公司做大做强，让公司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这摄政王不杀是不可能啊。
行刺摄政王，这事情非同小可，砍脑袋不说，灭九族都说不好。办案不给力，思想有问题，朝廷肯定会解决你的后顾之忧，你这辈子都不用想问题了。还好，办案警察没有让自己的脑袋亲吻朝廷的大刀。三天，银锭桥炸弹案告破，凶犯抓获归案。
一切又归于平静，有的人为案犯担心，有的人则笑了：这把赢了。
4月16日，一个小厮对一位英俊青年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有人请黄复生黄老爷去！”黄老爷刚走到琉璃厂大街，突然有人将他抓住。随后，英俊青年也被送进监狱。
北京警察局内，有人笑了：“他娘的，老大这把可是赌对了，还是老大厉害。”好事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银锭桥有炸弹！警察局一接到报案，立即派人取了回来，随后送到外国使馆找专家鉴定。专家说炸弹做得精致，绝对不是在大清朝国内能够制造的；不过炸弹外壳很大，比较粗糙，螺丝应该是最近制作的。至于那些小道消息，当然是老大让人放的烟雾弹。一来是省得打草惊蛇，赌案犯不会就此逃走，二来是老大确实也不知道这蛇姓啥名啥，IQ、EQ、银行卡什么的也都不知道。只能拿时间换空间，等大盘企稳、个股重新启动再作打算，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慢慢等、派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撒网捕鱼、明察暗访。
十月怀胎抱金娃，警探们累得人仰马翻，却也收获不小。鸿太永铁铺的老板一眼认出螺丝就是守真照相馆的老板在自己的店里定做的。警探一向上头汇报，上头就命令重点监视守真照相馆，既不能放过任何可疑人物，也不能放过一草一木。警探刚刚想进去探风，机会就来了，守真照相馆要搞装修。警探是个技术活，装神得像神，装鬼得像鬼，密探这次乔装成装修工人混进了守真照相馆。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搜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也算是有失必有得啊。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撒网捉鱼。至于审案，这事情太大，咱们只能靠边站了。
银锭桥炸弹案告破，案犯也已经打入大牢，“咔嚓”一刀就完事了，朝廷本应该是长出一口气，但事情还是让清朝的众大臣揪心：世界不太平，如何处置犯人是个头大的事。
杀！这是从摄政王载沣牙缝中吐出的仅有的一个字。惜墨如金，惜身如玉，老王爷虽是怒到沸点，还是深知养身之道；愤怒是别人的，健康是自己的。老王爷的话短小精悍，势大力沉，只眼看人头落地，刽子手只等着拿赏钱。
凉意逼人，又渐渐淡去。原因很简单：命，大清的命。
此时的大清摇摇欲坠，已经不再是皇权可以当麦霸的时代，在外得顾及洋人大爷脸上的阴阳，在内得顾及反清的大潮。这个时候，全国各地要求立宪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肃亲王善耆就劝载沣：“朝廷立宪就是为了缓和人心，羁縻革命党人。如果因为一时痛快而杀了犯人，势必激怒革命党人，这对立宪大局不利。”
载沣怒道：“以下犯上，这样大逆不道的人，不杀怎么可以震慑后人！”
善耆说：“革命党人性格粗野，脾气暴躁，难免惹王爷您生气。但这个犯人，是孙文的左右手，在革命党人中的地位不低，影响不小，如果留他一命，既能表明朝廷慈悲之心、宽大胸怀，又能缓和国人敌对情绪。若一味嗜杀，我怕革命党人只会越杀越多。”
载沣不语，此人真有这么大的震撼力？第一次，老王爷感受到拔刀的沉重、收刀的艰涩。
年少多金，年少英俊，本该开心的胡汉民却有着载沣老王爷一样的沉重。
关于澳门，人们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赌博。赌，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件愉快的事。对于汉民而言，满大厅赌客的吵闹、荷官的吆喝都有一样的功效：晕人。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种幸福。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伤。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无奈。不幸的是，胡汉民在错误的时间、地点面对着错误的人，赌场，赌客。
在陈璧君的眼里，胡汉民已经近于疯狂，拿牌、算牌、落泪。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击拍高歌，人已远，歌犹在，继者无。千金散去还复来终究是个传说，有千金还得有千金散去的豪迈。
载沣无语，刀无论有多沉重，总有拔出的时候；收刀的动作无论有多艰涩，刀总有收回来的那一时刻。
这一次，载沣老王爷选择了收刀，案犯改判为终身监禁。载沣老王爷收刀，为的是收获大清朝未来的安定，但在不经意间也收起了胡汉民的眼泪。
汉民收泪，为的是什么呢？
追山的男子
死士！人才！
这是老王爷善耆看完手中的绝命诗下的结论。绝命诗是这样写的：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大清无福，自毁长城；中山何德，人才归附。老王爷善耆看着手中的供词，琢磨着迷一般的追山男子。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
十三岁丧母。
十四岁失父。
十九岁中秀才。
二十一岁赴日本留学。
二十七岁刺杀摄政王载沣。
老王爷就一直没有整明白，家里穷，整出点什么事还可以说是环境所迫，可这小子，眼看着他中了秀才，眼看着他成了海龟，国家还能亏待你海龟，再娶个小媳妇，生个胖小子，那小日子过得还不滋润？
每一次流星划过，都会有无限闪亮、无限星愿。人如流星，有星的短暂，有星的闪耀，却还有流星所没有的不易和伤痛，就如同供词不能绘出精卫的人生一样。
汪精卫的祖上本是安徽省今江西省婺源人，元朝末年，因为躲避红巾军的战乱而迁到浙江山阴。汪精卫的父亲名叫汪省斋，母亲吴氏。
如果说汪精卫祖上写就的是一部战争逃亡史，汪精卫此时的人生轨迹可以简单地称为一部苦难史。
三岁，因为家贫，父亲汪省斋六十多岁仍然奔波在曲江、英德等县之间，靠着做师爷的薪水养家糊口，汪精卫跟着父亲成为南漂族，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逃离北上广。
十三岁丧母，十四岁失父。从此，汪精卫只得跟着同父异母的大哥汪兆镛生活。
十七岁汪精卫虽然不能为人父，为人子，但已经是为人师，一边教小朋友读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边等着那十块银元买米下锅。
生活维艰构成汪精卫生活的主旋律，但也有与主旋律不和谐的小插曲，时不时地给汪精卫带来些许暖意。
八岁的精卫读的虽是私塾，却也有机会在先生的眼皮下偷偷地读一些杂七杂八的小说。回到家中，依偎在父亲身旁，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诵五柳先生陶渊明和陆放翁的诗，不知有肉，无论鱼翅，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父母早逝后，汪精卫曾经多次以文章表达自己对天伦之乐的思念。1897年，年仅14岁的汪精卫在重阳节游览西岩，曾经当场写诗秀了一把：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中酒在襟。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茱萸怅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端的是威风。精卫的文才煞是惊艳，此诗一出，粉丝无数，毛泽东的老师柳亚子更是把它收入《南社丛刻》的诗集之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子女相托，后来请他到自己家做文教头，月薪十块银元。
说到汪精卫的文才，不得不提汪精卫考秀才的故事，因为这中间不仅有故事，也有受人青睐的欣慰。
1901年，19岁的汪精卫和哥哥兆镛到广州参加秀才选拔大赛，俗称县试。当然，考秀才不比超女，既没有短信投票，也没有大众评委，只有专家打分。打分的结果是汪精卫第一，汪兆镛第三。试卷开封以后，县令钱璞觉得不对劲：汪兆镛是兄汪精卫是弟，长者先，幼者后，弟弟不能排名在哥哥前面。想来想去，钱县令于是把汪精卫降为第三名，而把汪兆镛录为第一名。
到手的第一名眼看着就要随着不尽长江东流去，精卫同学心中是五味齐全，争吧，自己兄弟；不争吧，心有不舍。好在秀才大赛虽然说没有超女比赛短信投票的高技术含量，也有和超女相媲美的比赛机制——复活赛，府试。人治，还是不如法制啊。不过，汪同学此时还是法盲一个，不懂什么人民代表人民选，当好代表为人民。
到了府试，广州知府龚心湛很不高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圣上选拔人才，只看才华高低，不看胡子长短。如果以胡子长短选拔人才，山羊不就有先天优势，又哪里是圣上选拔人才的本意呢？随后，龚心湛对排名作了调整：汪精卫排名第一，汪兆镛位列第二。
龚心湛的话真假不说，圣上选拔人才的标准姑且不论，清朝有一项制度虽说温暖不了汪精卫伤痛的心，却一直温暖着汪精卫的胃。那就是膏火银制度，补贴成绩优异而家境贫寒的学生。根据这项规定，汪精卫每月可以从地方政府得到膏火银的资助大约二十元。参考历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饮食的物价计算，那时候的3两银子合2010年人民币3000元。
后来，汪精卫回忆说：“父亲殁后，并无遗产，我衣食住之费，都仰仗于长兄弟。至十七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将十修金，兼各书院应试，往往取得优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银二十元左右，十八岁三兄病殁，十九岁二兄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持此度日。”
山不过来，我过去
分水岭，或者破水而出，或者永当潜水艇。
如果没有1904年，汪精卫可能依然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而不是现在绝食寻死。但人生从来就没有如果，无论是生死、贵贱，就如你我相遇，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你逃不过我文笔的诱惑。
穷则思变，汪精卫思来想去造福民众无门。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清政府每月资助每个公费留学生30日元，让他们生活有保障，学习有质量。思想决定出路，位置决定高度。关键时刻，还得靠政府。汪精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速成是个好东西，这东西不仅见效快，还省时省力省成本。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不一会儿工夫就到了，也不用交什么“天价高速过路费”。日本虽小，什么明治还是有一壶，一个变法就能人模狗样，如果现学现卖，大清王朝也可以立马扬眉吐气，立即伟大起来。留日学生也不用过什么ABC四六级，看日语哗哗地，七分猜八分骗，语言也不再是个大问题。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速成的人才呢？
1906年，政法速成科的人才功德圆满，汪精卫同学在毕业考试中斩获第二名。书中自有黄金屋，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汪大人才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回国办广州政法学堂，被拒。
拒绝是种态度，也是一种勇气。如果说拒绝的背后是对利好的放弃，勇气的背后则是对信念的坚定。
此时的汪精卫已不再是两年前的汪精卫，他不再是孤独的人，而是有信念、有组织的人了。汪精卫后来曾经回忆：“留学法政，从宪法中得知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的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势。”
楼脆脆，这就是20世纪初大清政府的地位的真实写照。拆迁办的人很多，革大清政府命的人如潮，拆迁办主任孙中山虽然一时找不到拆掉这栋老楼的办法，但在拆迁界已经是大大有名。
1906年，惊鬼神、泣大清的孙中山来到日本。此时的汪精卫有才气、无名气，听说先生到来，不胜激动：山不过来，我过去。
1906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赤板区霞光阪本金弥子爵的府邸成立，孙中山当仁不让成为总理。令汪精卫意外的是，自己竟然担任了同盟会的评议长。意外惊喜，喜悦，无从说起。
士为知己者死
春天走了，明年依然会来；房子塌了，可以重修。知遇之恩呢？
知遇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压力和责任。虽然不是所有有过知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但至少对于知恩图报的人而言，女为悦己者容，士为悦己者勇，这是必开的花、定结的果，就像伯牙之于子期，荆轲之于燕丹。
一座楼，无论是豪宅、民房、楼脆脆，还是楼歪歪，一般都会有业主。对于大楼的状况，大清国的业主们也作出过不同的反应。
光绪皇帝看到这楼实在是破的不行，再不修的话就会发生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的事件，就伙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大楼进行一系列的维修，想通过振兴经济、发展文化、裁减办公人员等措施，争取大楼的管理体制由目前的业主自我管理向议会管理转变。
有人坐不住了。好好的铁饭碗愣是让你给整没了，慈禧太后不乐意了，这地是俺家的自留地，这楼是俺老祖宗辛辛苦苦盖的，你们想修大楼俺勉强忍了，可要夺俺的管理权，嘿嘿！
维修工程红红火火地进行了百天，在慈禧太后等业主的大力阻拦下，红火变成了冷冰；光绪皇帝变成了“关”皇帝，虽然没到上个厕所都要打报告的份上，也是不能离开中南海瀛台半步；“戊戌六君子”笑是笑了，笑过以后还得横刀。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大难来时各自飞”，或早早就出走北京，或避难使馆。
大清这楼越来越脆，广东香山人士孙文眼看着这楼不仅会砸坏花花草草，还会砸坏小朋友，维修又不成，急得不行，于是振臂一呼：我志愿成立拆迁队，为了祖国的花朵，为了新中国，赶走业主，拆房收地。一时间从者如云，有钱的出钱，没钱的捐自己。
拆迁是个技术活，强拆更是个老大难。孙文既没有拆迁许可证，又没有大笔拆迁费，回迁绝无可能，还要让业主们迁到遥远的内蒙古高原，其中的难度系数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极高。
拆迁没有补偿已经够让人生气，强拆更是让业主们怒不可遏；你拆我的楼，我拆你的头。既使是温良如玉的维修派们也按捺不住自己的不快：有财大家发，有钱大家赚，你这样搞不就是断我的财路？
维修工程虽然不能继续下去，康有为依然牵挂着光绪皇帝，就如火机对香烟的渴望、热恋对齿间的唇香。人可以老，但志不可以弱。皇恩似海，无以为报，唯有保皇。为了保皇，康有为和得意弟子梁启超成立保皇会，并在日本横滨创立《新民丛报》，宣传自己的思想。
强迁大清这个楼脆脆是个老大难，前有资金短缺、无证拆迁的困难，后有康有为等人抢夺群众、控制舆论拖后腿。汪精卫知道自己伸手不提五两，武攻捍卫中山这种事自己肯定是不行，文卫倒是拿手好戏，于是积极投入到与保皇党人的争辩中。
当时，同盟会的《民报》和保皇党人创办的《新民丛报》正斗得一佛升天、一佛出世，围观的人听得是一愣一愣的，刚有暴打保皇派的冲动，转眼就有用脚给同盟会投票的激情。
争论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三个：第一，要不要拆大清这个楼脆脆？强拆会不会引起“暴乱”或者是外国的干涉？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依靠现在的业主能不能改善对大楼的管理？第三，大清的宅基地到底应该归谁？
“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汪精卫的笔杆子同样也不简单。一出场，汪精卫就写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的趋势》、《驳革命瓜分论》等十四篇文章。文章在《民报》发表以后，反应很大。
胡汉民对其中的《民族的国民》一文曾有这样的赞赏：“革命排满非仇杀报复之事，乃民族根本解决之事，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所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欢迎。”
孙中山的评价很高，说：“……（此处略去一百字），余今愿以之赠革命将遭分割论者，谅精卫许之也。”
一代“名骂”吴稚晖对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工作作了工作总结：“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此处的先生指的就是孙中山，胡指的则是胡汉民。
吴稚晖贵为民国“脚踏莲花，口吐白沫，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名骂”，很有“想唱就唱得响亮，想骂就骂得爽快”的精神追求，不能放过的决不轻饶，能放过的踩上一脚。上到九五至尊、文武大臣，下到三教僧尼、商贩城管，没人能逃过吴先生的“夸奖”。这位老大常常夸皇帝是“畜生”，表扬张之洞、袁世凯为“狗头名士”，称满清皇族为“长白山中野狗”，称朝廷上下全是“贼皇狗臣”，是耗子，是痨虫，是鳄鱼。这一次破天荒地没有骂汪精卫，汪精卫的骨头想必酥得都化了。
坊间则是传言四起，说梁启超十分惧怕汪精卫的驳论文章，曾“私见汪精卫，欲以分谊动之”，企图拉拢汪精卫、平息论战，但被他严词拒绝。
当事人清政府就有点不够厚道，既没有孙中山和胡汉民拍手称赞的欣赏，也没有梁启超折节相交的渴望，而是寻求重磅交易：精卫之头，赏金十万。
骨头酥了，最多是半身不遂。这脑袋要是给人换走了，游戏就不好玩了。汪精卫潜伏到新加坡，和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往来密切，弄得南海圣人康有为很是尴尬。
银锭桥前传
“遇见”这两个字很简单，不简单的是你遇见的人和事。遇见可能是一段痛入骨髓的缠绵，或者是一场生离死别的恩怨，又或者仅仅是一声问天无语的叹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你。
荆轲遇见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太子丹。名扬也好，流芳也罢，抵不过那一瞬间的灿烂，生为这一遇，死为这一刺。
在遇到太子丹之前，荆轲每天和高渐离喝酒吃肉、击拍醉歌。而在遇到孙中山之前，汪精卫只做两件事：演讲，收钱。演讲是为南洋的华侨而讲的，钱是替孙中山收的。
同盟会和保皇党一番舌战之后，清政府觉得不安定分子越来越多，于是怂恿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逐客令：先生您好，本店已经打烊，欢迎您下次光临！孙先生一是修养好，二是也没有消费者协会可以投诉，既然人家拒载，咱就越过困难，到越南去。
越南是个好地方，抬脚就到了中国境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干涉你做什么。孙中山在河内的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提出“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意思就是在南洋就地集资，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南部各省起义。
清末以来，南洋一直是孙中山革命的后勤部和动力源。无论是精神方面的支持，还是物质方面的供应，华侨们都很给力，孙中山对此很感激地称赞他们为“革命之母”。既然决定要起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中山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到南洋集资。
如鱼得水！鱼儿得水是怎么样的感觉？庄子说鱼儿是快乐的。庄子和惠子在濠水桥上游玩的时候，看到鱼儿在水里游，庄子就说：“多快乐的鱼啊！游得这么悠闲自在。”惠子和他虽然是好朋友，可是不服：“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理直气壮地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是快乐的？”
鱼儿得水是快乐的，但这一次得水的鱼儿则有些不同。铁脚汪精卫走遍南洋各地，四处找人聊革命的事儿，聊得南洋华侨一把鼻涕一把泪，捐钱捐物，以身相许，同盟会里平添新成立的分会一百处。
华侨领袖张永福对汪精卫的演讲有过如下的评论：精卫还没开讲会场就已经座无虚席，等到开讲，先是听见大珠小珠落玉盘，随后就是如雷掌声。许多人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信念。
当汪精卫演讲正high的时候，孙中山遇到了个人威信的低潮。
屡败屡战，如果不是战神，至少也得是曾国藩。可惜，大多数的人既不是战神，也不是曾国藩。
败！败！败！败！1907年，1908年，同盟会起义很多次，结果只是“爱一场，伤一场”，徐锡麟、葛谦、谭馥先后牺牲，鉴湖女侠秋瑾也是轩亭口溅血，秋风秋雨愁煞人。同盟会会员的心情一时跌入冰点。
秋风秋雨愁煞人是秋瑾的绝叹，“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是孙中山的困境。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和章炳麟首先发难，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做私用，这种做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其余的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陶成章和章炳麟因此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并且提议让黄兴当总理。但是黄兴拒绝了让自己当总理的提议，并作了种种调解，但没有任何作用。
同盟会内部闹得人仰马翻，保皇党人也来添乱。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唆使别人在国内当炮灰、送死搞暴力革命，自己在家当“宅男”也就算了，这一宅还宅在海外，实在是让人心寒。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不点名地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远距离革命家”作风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谣言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谣言的杀伤力，党内党外出现了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大量人士，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信念动摇，信心绝望！
稻草！给我一根稻草！溺水的人手不停地向空中寻找。稻草虽小，却给人以无穷的支撑。革命信心的稻草又在哪里呢？
赌命！用自己的命换大清朝重臣的命。在汪精卫的眼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艰辛不必说，危险不必讲，权臣们，准备好你们的命，我来了！
曹刿说你伤不起
信仰是个好东西！心有所忌，必有所惮。
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君子日则三省，不敢有暗室之欺。
头上三尺有神明，所以做什么事都会有你不知，他不知，但天知，地知。
但如果一个人既不相信天命、圣人，大人更是照打无误，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有什么办法？
杀他没有意义，已死之人，补刀无益；放他，助长匪气。
老王爷善耆头痛，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汪精卫的命比流氓的命还不值钱，想要就拿去，这家伙在狱中也不生分，跳过井，撞过墙，绝过食，说是以死明志；文化呢，比流氓不只是多一点点，而是深过了刘三姐家门前的那条河。
曾经，老王爷善耆和汪精卫辩论过，但说服不了他。死士，你有什么办法？
有！好好待他！
老王爷让人在狱中给汪精卫特别提供了一个单间，允许他在院中自由活动，自己则亲自到狱中嘘寒问暖。
汪精卫的牢狱生活没有持续预期的那么久，武昌迫使清政府作出了自己的政策调整。1911年，武昌起义弄得清朝由“楼脆脆”变成“楼歪歪”。为了维稳，清政府一方面好说歹说、高官厚禄请袁世凯出山镇压，另一方面则释放政治犯，放出友好信息。
有人奉旨进京，有人奉旨办案，汪精卫则是奉旨出狱。11月6日，一个汪精卫新生的日子。
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清政府的天则是战云笼罩的天。南方十八星飘扬，北方袁世凯权威炙天、重兵紧逼，战或不战只在一念间。
在很多革命党人的眼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排满，革命是共和。所以袁世凯一说支持共和，很多人就软瘫在椅子上，终于不用打仗了。
议和是需要代表的，南方的汪精卫和北方的君宪党人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讨论双方停战、组织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成立的理由很简单，如果革命到底，会遭到外国的瓜分或者引起内乱。
袁世凯对于议和是很有信心的，一切尽在掌握中。杨度赞成共和态度是坚决的，汪精卫自己则早就有了铺垫。
朝中有人好说话，这道理老袁已经给老大袁克定说了n次。英雄汪精卫刚出狱，袁克定就慕名而去，敬仰之情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汪精卫对袁世凯则是很来电：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这事一定要袁公促成才行。两情相悦，而且又是门当户对，一个少年成名英雄，一个有型太原公子，欢喜之下，拜了把子。
共济是外出旅行、居家过日必备的安全良药，共济会的南北代表同心，强项就是共济，只等着到达共和的幸福海岸。可惜，代表忽略了一点：股市有风险，入市要谨慎。海岸不平静，时有大风暴。
共济会成立不久，有不赞成的革命党人站出来发表批评感言：无聊！于右任、宋教仁对汪精卫的行为既痛且恨又惋惜：汪精卫宣扬革命这么多年，是同盟会有名的鹰派，现在竟然为了满人说话，难道就为了满人政府放了他一马？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刘邦引颈高歌，豪情万丈：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唯有它才能发泄我满腔的豪情！共济会没有汉高祖那样的激昂，而是觉得利空太大，不宜操作，于是采取空仓，就地解散。
在共济会解散以后的日子，南北双方又打又拉，冲突仍在继续，议和仍在继续。1911年到1912年初的时候，北方的革命党人耐不住平静，几次想在通州和滦州发动起义，同盟会北方领导人汪精卫都很有耐心地派人阻止起义。
人无信则不立，如果起事，就会坏了和谈的大事，理由很充足，但解决不了北方同盟会会员的疑惑：通州和滦州地区又不在停战区，况且袁世凯可以抓我们的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起义呢？莫非他爸是城管，或者他爸是李刚？
汪精卫的回复很绝，袁世凯有强烈的和谈的上进心，军队纪律严明，肯定不会做这种龌龊事。龌龊事袁世凯不做的，做龌龊事的是袁世凯的部下，当袁世凯很是惋惜地、诚心诚意地询问如何处置被抓同盟会的成员时，汪精卫态度明确：公事公办，依法处理。
汪精卫久盼的和谈终于达成，老袁顺利地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刺杀宋教仁，逼反李烈钧。反与不反，钢刀都要架在脖子上，既然如此，不如反吧，革命党人又纷纷起兵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
汪精卫此时远在法国，一见自己提倡的“和为贵”的局面就要走神马的路子，赶紧回到上海，和袁世凯的军师吃饭谈事：临时大总统确实是委屈了袁老，咱有错就改，推举袁公当正式大总统；宋教仁一案，死者已逝，活着的人为大，大事化小，咱们追查到洪述祖、应桂馨就此打住；当然你得给我面子，李烈钧等人的都督的职位你可得让人再待上一些时间。
可能是汪精卫的面子不如袁世凯对权力的欲望大，又或者是汪精卫的心不够诚，袁世凯直接用全面的军事打击否决了汪精卫的提议：和谈就是我想和，才和你谈；面子就是面对你，我不想面对你，所以只好打击你了。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汪精卫病了，得了政治厌倦症。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恋上了欧美的山也清，水也静，枝上的花又开，树也绿，成了一名专业的驴友。
花娇叶艳，如有佳人丛中笑，便有神仙也不做，可惜，笑的不是佳人，微笑的是老王爷善耆，并且慢悠悠地来了一句：汪精卫，曹刿说你伤不起。
做事就如作战，依靠的都是士气，一鼓作气，二鼓衰，三鼓竭。自杀是需要勇气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你还有多少勇气可以重来？
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可以担当大任，不过，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有一种天敌叫做温柔，掐死你的温柔。自杀失败，勇气锐减，我再送上体贴的嘘寒问暖，你还有仇视世间的大恨吗？
老友记
欲望！
欲望每个人都有，或为人中龙凤，或为美衣锦食，或为揽香搂玉，袁世凯的欲望就是坐上皇帝的龙椅，然后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地坐下去。
总统的地位是很高，毕竟有使用期，不像皇帝那样是终身荣誉。皇帝轮流做，这次到我家，有权不用，后悔莫及，老袁的心一狠，为了俺老袁的幸福，拼了！
1915年12月，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1993名各省国民代表推戴袁大总统称帝。为了不辜负大家的厚爱，迫不得已，老袁心不甘情不愿地“被皇帝”建立洪宪帝，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改总统府为新华宫。
幸福是老袁的，幸福是不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老袁还真没太关心，最近有点忙，典礼，封官，宴会，哪都离不开俺这大皇帝。
袁大皇帝不在意，有人关心：俺们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才赶走清朝皇帝，你这老贼又想上位，这不是藐视俺们的情商和智商？袁世凯的称帝理所当然遭到当时有识之士的反对。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帝国主义列强怕袁世凯称帝后中国会强大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
孙中山眼见事态严峻，赶紧致电汪精卫，要他回国助自己一臂之力，讨伐袁世凯，参与护国。
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
有的人可能你永远都不会碰到，有的人纵然你有意躲避，一转身，又不得不面对。袁世凯对于汪精卫就是这样。
其实，汪精卫和袁世凯从前是相见甚欢的。
汪精卫奉旨出狱后，袁世凯曾经让儿子叫袁克定邀汪精卫到自己家小聚。到了袁世凯家中，汪伸出手和袁世凯握手，袁世凯开始没反应过来，随后笑着向汪深深地做了一个揖。汪精卫紧忙入乡随俗，以揖还礼。袁世凯人中龙凤，说话很是中听，称汪精卫文章名海内，英勇堪比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留侯张良。汪精卫希望袁以所拥兵力推倒清廷；袁则想利用革命军的声势压清朝皇帝退位。两人利害相同，一拍即合，觉得颇为投机，只感相识恨晚。此夜汪精卫与袁世凯密谈到深夜。
第二天，袁世凯命袁克定送汪精卫回北京，并且写信给梁士诒，让他送十万元钱给汪精卫做路费。汪精卫出身清苦，还从来没人送过这么大的礼，虽然大吃一惊，但是认为无功不受禄，坚决不肯收。梁士诒劝道：“这是袁先生的一点心意，再说先生是做大事的人，身边怎能没有钱？就是到天津、上海商讨国事，也不能走路去啊。”汪精卫却不过面子，最后虽然只留下一千元，对袁世凯已经是倍生好感。
汪精卫在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拜访汪精卫，请汪精卫回国做总统府的高级顾问，被汪精卫拒绝了。看到汪精卫经济比较拮据，袁世凯就命袁克定给汪精卫汇来三千元。汪精卫收到以后，“既不愿用，亦不便却”，最后决定用这些钱办《学风》杂志。
初见时欢，再见呢？
再见已经是隔军相望，你要称帝，我要护国，相见不如不见。
在起义各省强大的军事威逼下，袁世凯忧愤成疾，最后因为尿毒症不治而亡。
中山的改革
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
袁世凯死了，影响还在。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他的老部下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手里，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共和依旧是个传说，《临时约法》是约而不法。
看到《临时约法》被军阀们随意践踏，孙中山在国内掀起了护法运动。1911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了护法斗争，随后成立广州军政府，自己担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汪精卫为秘书并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
在广东参加护法众人当中，其实真正的革命党人并不多，主要是云南广西的地方军阀。他们参加护法，一是想借孙中山的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想混水摸鱼，从中捞好处。汪精卫这时还没有从政治厌倦综合征中恢复过来，不愿做官，因此只是帮助孙中山做些党务和政治工作。
孙中山和西南军阀的合作并不愉快，护法运动始终只是有道路而没有前途，有曲折没有光明。
久病成良医，阅历长智慧，孙中山开始意识到，棍棒底下出孝子，拳头之下有威风。军阀有枪有人，可惜枪是人家的枪，人是人家的人，军阀混乱都是私家兵制度惹的祸。国家没有统一的征兵制度，士兵都由各路将军个人征召，吃人家的饭，肯定是跟人家干。
孙中山在为如何实现共和发愁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正进行得红红火火，不由得让孙中山心中一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优秀经验，可以跟风。
孙中山对国民党的状况很是不满：堕落，病危。
对于病危的人而言，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换血，添加新血液。
对于弱势的人来讲，强大的最好办法就是手中有枪，护主有人。
孙中山的心目中最合适的血液就是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也觉得可以接受，于是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
对于孙中山提出的两党合作，特别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汪精卫开始接受不了，认为这会危及国民党的存在，并拿孙悟空和铁扇公主说事，孙悟空只要在铁扇公主肚子里面翻跟头，铁扇公主再能，也得“小兔子乖乖，芭蕉扇拿来”。
到了后来，汪精卫还是理解了孙中山的思想，正如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女人，每一个中国军阀背后都站着一个强大的列强，只有俄罗斯革命军才是友军。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的时候，有人反对跨党合作，汪精卫在大会上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对跨党问题作了发言：“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这些无政府无组织的人都可以接受他们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就不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呢？”
作为一大主席团的成员，汪精卫是一大的御写手，所有的文件几乎都由他操刀，就连由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一大宣言最后都是汪精卫润色才成稿。
对于汪精卫的贴心和才华，孙中山很是赞赏：真正跟着我革命的人不过二十人，精卫就是其中之一。
有此评价，汪精卫的形象在国民党挺拔了很多，不过这还不是他威望高大的巅峰。他威望高大的巅峰又在哪里呢？
一笔断命心如灸
巅峰！
巅峰有多远？
一将功成之际？一剑封喉之间？还是一笔断命之时？
一将功成，又是谁的功成，谁的骨枯？
一剑封喉，又是谁的剑动，谁的喉断？
一笔断命，谁的笔动，谁的命绝？
世事难以预料，就如你不知道你未来的老公是骑着白马姗姗而来，还是骑着黑马闪电而至？
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同样不能预料自己在紫禁城还能住多久，可是他已经知道，因为已经有人告诉过他。
来人骑的既不是白马，也不是黑马，而是二马，二马冯玉祥。冯玉祥在给溥仪发通知之前，已经带着手下造访了总统府，让总统曹锟在总统府洗洗涮涮，该睡就睡，睡觉之前顺便撤了吴佩孚的职，其他的事都有自家弟兄看着。
不能预料的还有孙中山，他正在策划北伐，打到北京城，用武力一统中国，却不知道北京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总统曹锟正式歇菜，皖系军阀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北京政府已经成了冯玉祥、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合伙开的三家店。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是个奇妙的东西。三家店既然是三家，自然会生出很多事情，三家虽然用心不一，却差不多想到了一个人，唯有他，可以商量三家店的事。
孙中山接到了一封邀请信，地址是北京，落款人是冯玉祥，在信中，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顺便商量国是。
统一有望，孙中山很是高兴，毅然决定应邀北上，并指派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随行。
奉孙中山之命，汪精卫先是草拟《北上宣言》，随后又发表时评《一封努力革命的电报》，称赞冯玉祥是真革命党人，这次驱逐曹锟、吴佩孚，完全是为了扫除进行革命的障碍物。
1925年2月，北京的天是寒冷的，北飞的大雁还在北飞的路上，北上的孙中山就已经到了北京城，只是不久就进了医院。孙中山虽然还在病榻上坚持处理公务，但更多的则是由汪精卫代为办理外事，接待宾客，发表谈话，汪精卫实际上成了孙中山的代言人。
大雁依旧是昔日的那只大雁，北来，南归。人呢？
孙中山得的是肝癌，2月的时候病情加剧，于是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赶赴北京。
雁过留影，人过留名，孙中山纵有千万心事要交待，却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遗嘱就意味着断命，一笔判生死，一纸隔阴阳。
国民党人开始商议预备遗嘱，待病危时再请孙中山签字。
经孙中山同意，遗嘱由汪精卫执笔，一篇国事，一篇家事。孙中山听完汪精卫写的遗嘱，没有作一字添改，后来这篇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做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
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剑封喉泯恩仇，一笔断命心如灸。
据何香凝回忆说：1925年，3月11日早晨8点钟，我到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说：“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你赶紧去拿遗嘱来签。”
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抱怨说：“还说签字？就是因为精卫写了遗嘱，人人都骂他。现在又叫精卫请孙先生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精卫吗？”
没有办法，只得通知宋子文、宋蔼龄他们。他们赶忙到先生面前，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孙先生签字的时候，夫人泪如雨下，我们也是痛哭流涕，孙先生勉励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至于孙中山为什么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不指定接班人，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部为了争权抢位，内部斗争长期不断，这也是孙中山所没有想到的。
细节决定成败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先生已经远走，社团还得运作。
问题是谁当龙头，如何运作？
孙中山逝世后，为了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内部展开了明争暗斗。当时，有可能继承孙中山地位的主要有三个人，也就是他麾下的“三杰”。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舌战梁启超，执笔写遗嘱，孙中山曾经这样赞赏他：真正跟着我革命的人不过二十人，精卫就是其中之一。
胡汉民，党的理论权威，策应过黄岗起义，平定过陈炯明叛变，代理过大元帅，但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孙中山曾经称赞他“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廖仲恺，“三杰之首”，陪先生亡命日本，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很给力。
三雄相争，要想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很是不容易：一要党内人脉好；二要背后火力足，手中无枪，心中惊慌；三要党外有人顶。国共两党合作后，许多共产党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得到苏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投票很是关键。
竞争有了结果，汪精卫胜出，理由很简单：利害决定决策，细节决定成败。
廖仲恺因为联俄联共，遭到国民党右翼的抵制。胡汉民为人尖酸刻薄，好骂人，因此在党内产生距离美，又对叛乱的杨希闵、刘震寰妥协，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顶是顶了，顶的地方不对，顶的是他的肺。
汪精卫平日见人三分笑，长袖善舞，吐气如兰，吐字如花，见者爽目，闻者悦耳。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中，在沪期间，汪精卫曾就国民党内左右派问题发表谈话。谓：“关于本党主义，有总理遗著在，吾人当本总理之遗著，以为玉尺，而裁是党员之言论。悠悠之口，动辄以倾向共产目吾侪，而吾侪不任受者，即以此故，此则自命为左派中人者亦当深省也。至于党员之行动，则视其能否于现在努力国民革命，而不必问其所蓄理想为何如。盖国民革命，乃卑之无高论的一件事，无论将来中国社会经济组织如何，此一件事皆不能不做，若并此一件事亦不做，则所谓左派，皆成空谈，而所谓右派，不特忘了民生主义，并民族主义亦已忘矣。”
谈话很简单，有三个意思：一，本党以后的一切行动必须以总理的遗言为标准。二，只要是努力为国民革命，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英雄不问出处。三，先谈革命，后谈主义；先创业，再分红。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为了表示对先生的尊敬，国民党决定让总理这一称呼永远退役，领导体制开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同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先后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看到党内同志如此的厚爱，汪精卫诚惶诚恐，再三辞谢，说自己难当重任。
关于汪精卫当选的事，中山大学校长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于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这样揭穿了汪精卫自己选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满面通红。”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曾经对人说“我不赞成我们家精卫当主席，担子太重了”。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不仅人会被雷劈，火车也会被雷击。
廖倒不仅仅是廖倒
雷劈是天灾，枪击则是人祸！
廖仲恺这一阵子手气太背，刚刚竞选主席失败，现在又遭枪击，而且连再试手气的机会也没有了。
情劫？仇杀？还是谋财？一切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已死，而且死的是财政部长、“三杰”之首。
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好心情一下子就没有了。
当主席的感觉真好！台上振臂一呼：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台下万民响应：打倒军阀，拥护汪主席。千斤顶，顶得热情，顶得开心，就是千金顶也不换。
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秘书长林伯渠这些人虽然是共产党员，却丝毫没把自己当外人，做起事来虎虎的，北伐革命倒是个好帮手。
不过汪精卫还是有点庆幸：幸好老廖不是死在选举主席之前，要不然我和汉民都脱不了干系，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
汪主席的反应还是很快，立即成立了以自己为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蒋介石、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为组员的特别委员会，全权领导和处置一切。时常时期，非常手段，手中有枪，心中不慌。
水落石出，一切都是国民党右翼做的好事。
看着共产党在国民政府干得风生水起，和廖仲恺为首的左派走得很近，国民党右派集团极为不满：这样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偌大的一份家业就要毁在这些“败家子”手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除“家贼”。在右翼的眼中，廖仲恺无疑是一等一的“头号家贼”。
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都打了鸡血，刺杀活动竟然有外商赞助，香港英国政府答应赞助活动资金二百万元，事成之后，梁鸿楷可以出任总司令，魏邦平可以担任广东省长。这样利党利己的事情，师出有名，师入有利，不干白不干，干了还想干。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枪手暗杀，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
案情已经明朗，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是简单，缉凶。汪精卫下令逮捕廖仲恺一案的嫌疑犯林勉、张国桢、梁士锋、胡毅生、林树巍、梁鸿楷、招桂章、杨锦龙等人。
缉凶很不顺利，胡汉民也很不开心。
这两天向汪主席汪精卫打听办案情况，汪主席的太极拳打得是行云流水，不漏半点风声。蒋介石直接派人搜查房子，大哥青瑞也被带走。追兵自称是黄埔来的人，有的人则说是汪精卫派的人。要不是脑子灵活、脚板擦油，躲到隔壁亲戚家，胡汉民这会儿已经在吃牢饭了。
胡毅生啊胡毅生，你可把堂哥我给坑苦了。有家不能归，有路不能走，既然无路可走，那就走绝路。
汪精卫不在家，陈璧君在家，胡汉民于是就请陈璧君打电话给蒋介石询问事情的真相。蒋介石派侍卫长王世和带来一信，要陈璧君转交胡汉民，信中说：“这件事目前和先生没有什么瓜葛，只是因为毅生有嫌疑，所以派人搜捕。”考虑到现在社会不安，蒋介石希望胡汉民到黄埔军校小住一段时间。
陈公博在《苦笑录》一书中回忆说：“胡先生因为兄弟被捕，那天仓皇避到亲戚的家中。后来汪先生怕胡先生不安全，就让夫人陈璧君陪他到黄埔军官学校暂住。汪先生后来告诉我，许汝为还想借这个机会杀胡先生，汪先生不赞成这个提议，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但是这件事对胡先生的威信很有损伤，在广州已经很难立足，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因此派他到莫斯科考察政治，暂离中国，而胡先生则认为这是一种放逐，引为终身之恨。”
一星期后，蒋介石来看胡汉民，说鲍罗廷建议希望他去俄国休息休息，并且会亲自来看先生，胡汉民心想，与其做笼中鸟，不如做云中鹤，出去走走，总比在黄埔做阶下囚好。同时，也可乘此机会对苏联进行一番考察。
9月22日，胡汉民带着朱和中、李文范、杜松及女儿木兰等五人，乘轮船去了苏联。
在胡汉民踏上去往苏联的轮船的时候，有一个人也黯然神伤地离开了广州，因为部下参与了廖仲恺一案的密谋，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不得不辞职离开广州去上海。
胡许二人的离开是不是应该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手少了，压力轻了，晚上睡觉可以睡得安稳一些。
胡汉民和汪精卫是莫逆之交，情似兄弟，二人既是同乡，又一起赴日留学，同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汪精卫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被捕入狱以后，胡汉民为营救他东奔西走，出力不小。
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结拜过兄弟，只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往事不必再提，一国不可二君，一山不容二虎。当时，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全权处置广东事务，在处理廖仲恺一案中，他又获得了广东政府的军政实权，敢说敢做的元老胡汉民已经成了再往上走的“绊脚石”。
汪精卫的心情则不得而知，党内从此只有自己的个人独唱，寂寞是寂寞了点，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但寂寞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
只是寂寞终究会打破，可耻最终会无耻。
爱江山更爱红颜
打破寂寞的人事有两起，一是陈炯明；二是西山会议派。
1925年10月，陈炯明军余部大约3.5万人，乘国民党党军和粤军由潮汕地区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时候，重新占据东江地区，并勾结川军熊克武部（驻连山）和南路八属联军（邓本殷部驻高州），妄图进占广州。
对于敌人，只能以血还血，以暴制暴。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并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
同年11月，在北京段祺瑞政权的保护下，国民党老右派谢持、邹鲁等，策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一部分人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中国共产党，破坏两党合作。会议对汪精卫也作出处分：开除党籍六个月；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地方政府机关服务等。
对于指责，汪精卫打出了两张牌：一张王牌，一张是悔牌。
王牌就是做总理的信徒。真的信徒会听总理的话，继承总理的遗志，实实在在做唤起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假的信徒心中只有共产与非共产的分别，坚决分散国民革命的力量。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抨击是强悍的，态度是认真的，反击也是迅速的。1926年1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接受“一大”宣言和总理遗嘱，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
剑不轻出，出必见血，见血必死。铁拳既出，佛挡杀佛，魔挡杀魔。
西山会议派的人却长出了一口气，会议只开除了邹鲁、谢持的党籍，抨击了一通汪精卫，又退让了。
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兼常务委员，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
分享是种好品德，特别是在有好心情的时候。
有好心情的不仅仅是汪精卫一个，蒋介石也有，自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有的不仅是好心情，还有几分忧虑：汪主席如日中天，共产党发展太快。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到海军局传达命令：蒋介石总司令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候用。
3月19日，中山舰开抵黄埔，蒋介石声称并没有下达调遣该舰的命令。舰长李之龙请示蒋介石应该怎么做，随后就将中山舰开回了广州。
3月20日，蒋介石以防止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之借口，宣布广州全城戒严，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拘留第1军第2师中的左派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四十人。史称“中山舰事件”。
对这次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坚决进行反击，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汪精卫当时正在养病，直到陈公博慌张地跑来，才知道出了大事。
欺上瞒下，目无上级，明摆着是造反！汪精卫翻身下床，就要找蒋介石问罪。陈璧君赶紧一把扯住他，人借枪的势，枪壮人的胆，无势无胆，用嘴去问候人家的枪，纯粹找死。
谭延闿、朱培德也来了，并捎来蒋介石的一封信，大意是：共产党意图暴动，事出有因，不得不便宜从事，请主席原谅。
不杀此贼，不能消我心头之恨。第二天，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召集国民革命军其他几个军的军长，要求他们扣留蒋介石。
沉默，无语，几个军长的态度表现一致，你要枪没枪，要人没人，决心稳，得罪人的事让我们去做，没门儿。
气闷，心急，眼红，汪精卫却无可奈何，党国主席又如何，军委主席又怎样？汪主席病了，卧床不起。
3月21日晚，蒋介石来家中探视病况。
22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的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事件作了结论性的总结：军事当局没有党的领袖的命令就擅自行动，属于非法行动。
汪精卫很是痛悔：“作为国民政府和党的代表，我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切都是因为我不能尽职而造成，所以我将引咎辞职。以后的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介石同志去处理。”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蒋介石心里清楚：这是汪精卫想要以退为进。于是自我检查：这事太过仓促，非常时期用了非常手段，专权、无组织无纪律的罪名确实不能推卸。
检查是做了，蒋介石挽留的话却没有一句，老大既然铁心要走，属下又怎么敢违背老大的意思，影响龙体的康复，属下是万死难辞。
临时特别会议的讨论有了结果：联俄联共的政策不变，被扣押的共产党人马上释放。汪主席重病在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暂时休假。
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不如归去。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后：匿居养病，不理世事。
31日的时候，汪精卫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现在老弟既然讨厌我，不愿和我共事，我自然应该离去。不过我是自愿离开，不是受人强迫。
4月1日，陈璧君致函蒋介石，称汪精卫隐居之目的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使蒋介石能够好好反省一切。
既做离别志，为何又做妇人状：去函，明志？
1926年5月11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是千般恩宠于一身，北伐军总司令，中央军委主席，还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知道汪精卫会不会回头？能不能回头？
回头，只是因为怀念。
分共还是联共
怀念！
怀念的或者是一件事，或者是一段情，或者是生命中曾经走过的一个人，无论是远是近，有意无意，都已经在心里留痕。在合适的时间地点，从脑海中走了出来。
国民党内已经有人开始怀念汪主席了。
汪主席走后，蒋介石已攫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一切大权，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是一个“伴食宰相”，一切唯蒋是从。
步子太大，容易跌倒；乌云太密，易下暴雨，蒋介石的专权太猛，也太独。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4月间，各省、市党部掀起了“迎汪复职”的浪潮，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武汉政府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也热切盼望汪精卫早日回到武汉，共商国是。
中国共产党也支持汪精卫回国，认为国民党左派核心回归，就能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陈独秀认为汪精卫回归，对于党、国和革命都有好处：第一，汪精卫可以增强国民政府的力量；第二，最近归降的小军阀和蒋介石有冲突，汪精卫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第三，汪精卫不爱钱财，可以整治广东的腐败现象。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势如此，蒋介石也只好致电汪精卫：“如兄不来，则弟唯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军委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
众望所归，水到渠成，回国，已是时候。
回国容易，不容易的是要处理的事情。1927年4月3日，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宗仁、蔡元培、李济深、李石曾、钮永建、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静江等人召开会谈，提议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
对于党内纠纷，众人一致认为“自己同志，和为贵，忍为先”，对于中国共产党，众人则认为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应该“防火防盗防中共”，能打击决不姑息，能消灭决不手软，做到该斩草就斩草，该除根就除根。
汪精卫则表示：一来联俄容共是总理遗训，二来此事事关重大，必须召开四中全会作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看到汪精卫推三阻四，李宗仁、李石曾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而是制裁共产党的越轨行动。
一代名骂吴稚晖情到深处，跪在汪精卫面前，请求他留在上海领导大家反共。汪精卫被弄得手足无措，边躲边退，口中连说：“稚老，您这是折我的寿。”
男儿膝下有黄金，吴稚晖以为“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人黄金，都好商量”，但他错了，有心商量，何用黄金？无心商量，千金何用？
汪精卫有心商量的人是陈独秀，经过商量，发表了《告两党同志书》，强调国共两党应该“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密切”。《联合宣言》一出，革命群众是拍手叫好，国民党右派人士则是一片哗然。
面对怀疑和指责，汪精卫连连解释：我的意思是说国共两党以后发不发生误会，并没有说两党共同治理中国。
解释是苍白的，群情很激昂。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问汪精卫：“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一家之长，众望所归，咱们国民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党魁或‘家长’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众望所归是陈独秀的，国民党的大权是蒋介石的，中山舰的尴尬是自己的，与其尴尬，不如远走。
看我七十二变
武汉人称四大火炉，热死人没商量，但这一次，却热不过武汉政府对汪精卫的情深意浓、执著热盼。
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友仁、宋庆龄等23人电请汪精卫，请求他迅速赶到武汉，称武汉众人盼望先生就如“稚子之望父母，久旱之盼甘露”，只等先生来处理时局。
武汉的群众是革命的，也是热诚的，10万民众夹道欢迎汪精卫到达武汉。众人拾柴火焰高，汪精卫也是火焰中烧：“中国的革命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蒋介石没有走开去，也没有到左边来，他走的是最短的距离。
中投，远射，仅仅是动作飘逸，只有扣篮，才是距离篮框最近的地方，不扣则已，一击致命。
蒋介石不会扣篮，但知道生与死之间最短的距离其实就在一指之间：扣动扳机，松开食指。
生与死，谁生？谁死？
在“四·一二”事变后的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在北京从容就义。
食指轻扣，杀人无数，羞煞了金兵手中的狼牙棒。
狼牙棒分量沉重，如果不是臂力强悍，运用自如很是不容易。只有金兵将官却特别喜欢使用。金人因为生长在辽东苦寒之地，身强力大，兵器沉重，上阵则占便宜。当年金兵入侵宋朝，就用狼牙棒砸击大宋军民。众百姓气愤之余，忽然说起笑话来。某甲道：“金兵有什么可怕，他们有一物，咱们自有一物抵挡。”某乙不相信，就说：“金兵有金兀术。”甲说：“咱们有韩少保。”乙说：“金兵有拐子马。”甲说：“咱们有麻札刀。”乙说道：“金兵有狼牙棒。”甲笑道：“咱们有天灵盖。”那天灵盖是头顶的脑门，金兵狼牙棒打来，大宋百姓只好用天灵盖去抵挡。
对于狼牙棒，大宋百姓有的是天灵盖；对于食指，汪精卫有的是谴责。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汪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完全是反革命，并要求国民党中政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所有职务，由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
看到共产党人倒下，汪精卫心情沉重：“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如果谴责可以绝命，蒋介石已经死了无数次，但正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一样，蒋介石既不相信目光，也不相信谴责，他相信自己。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哭吧！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政府是自己摆弄出来的。
建都南京，主席胡汉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上，胡汉民发表演说，表示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要把军事全权托付给蒋介石总司令。
谴责不如动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伐叛逆。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为副总司令，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人也是甲在身、刀出鞘，只等顺流东下。
等，有时候等的是生机，有时候等的是绝望。
武汉国民政府等到的东西很多：列强的军舰，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工商业主的停业，流氓地痞的造谣，武汉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夏斗寅、许克祥公开发动政变，原本打算东征的朱培德反水。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于是密令武汉的中共中央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
印度是佛教之国，人人念得一口好经，执行力强则未必。
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以后，首先就把《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因为相信汪精卫同志一定会铁着心肠一起革命。
汪精卫拿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看了以后更是汗如泉涌。密令总共五条，其中这二条是这样写道：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
合作不是合并，这是汪精卫的底线。合作是两党搭配，干活不累；合并则是两党合体。
爱国民革命，但更爱国民党，6日，汪精卫偕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邓演达等人离开武汉到达郑州。
到达郑州以后，汪精卫对革命的态度有了转变：一，想办法和共产党分离；二，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要求他们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三，提防工人的行动，取消对土豪劣绅的审判为政府职权。
对于汪精卫的逃离，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7月13日作出反应，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以后，汪精卫召开确定了“分共”的秘密会议。在会上，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要求参加会议的代表作出生与死的抉择。
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竭力反对“分共”，但是单兵作业拼不过人家的集团作战。在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唐生智等人的支持下，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从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对于分共的力度，汪精卫表示：“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
和平是人人向往的，即使是分手也会有稍许欣慰。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无逊色。
从合作到合并，从“和平”到“武力”，汪精卫把自己的变脸归咎于共产党，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自己才不得不如此。
世上的事原本就不是无缘无故的，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过也好，恨过也罢，走出来的不过是一条路。
有的路去往天堂，有的路通向地狱。
汪精卫的路又通向哪里？天堂？地狱？或者都是？
鸟与石的战斗
路的尽头或许是天堂，或许是地狱，或者都是。但只要不到尽路，便依旧是路。
武汉国民政府武力“清共”以后，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走的就是同一条路，再没有什么羊肠小道、十字路口。为了行人安全，协调管理、统一规则很有必要。很多国民党人纷纷要求宁汉合流，重新统一。1927年8月初，冯玉祥就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
蒋介石这个时候有点背，部队刚刚在徐州打了败仗，冯玉祥、李宗仁这些有势力的也不待见他。汪精卫对蒋介石始终是心有恨意，提出宁汉政府合流可以，蒋介石必须下野。
石头走了，汪精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此人既走，我再无忧。话对了一半，对的是石头已走。
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兵权在手，又结交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元老们，根本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西山会议派的元老们和汪精卫有撤职之恨、攻击之仇，每次相见，都要红眼。
宁汉合流，成立特别委员会。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人多势众，在14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中占了大半江山，汪精卫孤掌难鸣。
辛苦一场，却是为他人做嫁衣，汪精卫心中郁闷，怒恨不已：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与李桂系军人冷眼相比，广东的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对汪精卫倒是很有感情，他们在广东召开迎汪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到广东指导革命。
见同志们如此热情，汪精卫前往广州，并在10月30日召集在粤的中央常委会成员开会，然后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面对汪精卫的咄咄逼人，南京的孙科等人也发出通电，声称特别委员会合理合法，并邀请各地的中央常委会成员到南京参加四中全会。两地各不相让，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
三国的时候，每每有对峙的局面，都会有打破平衡的石头，或者是赤壁的火，或者是关二爷的头。打破宁粤僵局的则是一口锅。
“事情要怪就怪叶剑英，光天化日就敢带人在广州城搞暴动，还死缠烂打地在城里待了三四天。”汪精卫满肚子的苦水不知往哪倒。
中央监委邓泽如太可笑，竟然说广州暴动是我汪精卫主谋。李济深家的石头好像不要本钱，随便乱砸，不仅和李宗仁拒绝我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还要求讨伐张发奎。昨天还是鼓掌欢迎，今天就是落石欢送，人心不古，唯有痛哭。
窦娥，以前我不懂你的心，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比你窦娥还窦娥。你一场大哭，换得六月飞雪。我拿屠杀做投名状，又换得什么？蒋介石劝我暂离上海，以保安全。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警对我查岗查哨，怕我出轨。
满腔报国血，换得白眼归，不如身退！汪精卫再一次奔赴欧洲。
有的事必须自己做，比如奔赴欧洲；有的事则可以借助他人，比如改组。
陈公博是个好助手，也是把政治的好手，在他的领导下，改组国民党的运动进行得有声有色，《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上不断发出改组的声音，各路反蒋力量也聚集在改组的大旗下。大旗已举，只等帅归。
客来，要迎宾；帅归，当请帅。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汪精卫在这篇《宣言》中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常厚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桂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将领李明瑞、宋哲元、商政等人通电呼应张发奎，欢迎“革命领袖汪精卫维护政权党权”。
打假需要勇气，维权需要资本。
桂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等反蒋力量先是邀请汪精卫到北京主持大计，组织国民政府，随后就和蒋介石进行了中原大战。
战场如球场，球场有不定因素，战场也有。
张学良挥师入关，反蒋派梦断中原。
梦可以断，也可以续，续梦的地方在广州，反蒋力量在广州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
汪精卫又一次当上国民主席，蒋介石，你是我的！
宁粤对峙，蒋汪怒视，一面旗插了进来。
眼光柔和！
旗又是怎样的一面旗？
抗日的汪先生
太阳是每个人心中的super star，是光，是电，也是唯一的神话。
膏药旗的太阳却只属于日本人。膏药旗本来应该在日本，为什么插在东三省？
有人称“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独自策划的。一些日军少壮派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有光有电，纵然是super star，也极易刺了眼，伤了神，更何况是外来的super star。
东三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治被压迫、经济被掠夺、文化被奴役，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冲动是魔鬼，也是希望，满腔热血、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当仁不让地成为某些人的“魔鬼”、救国的希望。
9月，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2月，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
在此期间，因为认定外交部长王正廷应当对不抵抗方针负责，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击外交部、痛打王正廷，迫使王正廷辞职。
对于希望和热血，蒋介石政府主张热血可以冷血，希望可以变成绝望。
12月5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185人，即所谓“一二·五”事件。
12月17日，军警武力镇压学生游行，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
面对蒋介石对学生的镇压，汪精卫极力批评蒋介石的暴行，同时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的时候曾经这么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亦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下，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亦不故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积极抗日，汪精卫成为爱国学生眼中最值得信赖的人。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并且打出口号：“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
抵抗，交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共赴国难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潮流。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以及其他各阶层人士都要求抗日，宁粤双方举行会谈，商量政府重组，一致抗日。
“珍珠桥事件”遇难的学生走了，镇压学生的蒋介石迫于压力辞职，抵御外侵的活动依然还得继续。
重组后的国民政府由林森当国府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行政院院长由孙科担任，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暂时空缺。蒋介石虽然下野，手中却掌握着一只忠于他的私家军，眼中只有老蒋，没有老天，军事部、财政部、教育部的实权也牢牢地握在蒋介石一系的手中。
新政府态度很强硬，主张死磕日本人。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就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日军兵力占有优势，死守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张学良提出自己的兵力太少，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派兵增援。
接到张学良的申请后，孙科就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增援的事情，可是没有一个将领吱声。看到没有援兵，东北军不放一枪一炮，把锦州安安全全地送到了日本人手里，自己退入山海关以内。张学良满肚子的抱怨：要军饷没有，要枪炮不给，要援兵不来，要死守必须，这不是“坑爹”吗？
孙科无语，抗日这事动嘴说说容易，动手操作就难了。就在此时，上海又出事了。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声称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打死了日本和尚，要求中国交出凶手。到了1月23日，日本的大批军舰开到上海，说是为了保护侨民，并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
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节节退让，日本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1932年1月28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辖区。在日军的不断挑衅下，驻守闸北地区的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带领下顽强抵抗，打得日军三次更换主帅，死伤过万。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孙科感到自己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于是请求辞职，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一方面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5万元，另一方面下令其他部队增援十九路军，但没有人肯给面子，县官不如现管，主席不如土地。
蒋介石私下指示自己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张学良在北方起兵，以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好酒好菜招待陈公博等人，但一谈到出兵，伶牙俐嘴立马变得结结巴巴。
3月6日，独木难支的十九路军发表停战布告，从上海全线撤退。
想抗战的人手里没有枪，手里有枪的人不抗战。各路诸侯只顾保存自己实力、不愿挺身而出抗战，极大地伤了汪精卫的心。
既然党和政府指挥不了枪，只能让可以指挥枪的出来指挥。1932年3月6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
能够指挥枪的人出来了，但涛声依旧是那涛声，枪依旧是那支不愿意抗日的枪。
1932年6月，汪精卫到达北平，想找当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不肯见他，称有病在身，实在不宜相见。身体要紧，汪精卫也不好强求，只是替他担心，重病在身还要陪宋子文一起去北海游船，实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7月17日，日军对热河发起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不肯出兵，政府无权过问军事，即使出兵，也得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
汪精卫大怒，指责他张学良弃沈阳、失锦州，导致三千万东北人民、数千里土地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不派一兵，不放一枪，却借抗日的名义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并要求张学良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免得热河平津走了沈阳的老路。
张学良没有听见他的指责，蒋介石也不肯让把兄弟张学良受半点委屈。
无人退场，只好自己退场，汪精卫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
退场的还有激情和热血！
绝望
热血退、激情消，留下的还有什么？
绝望、低调！
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汪精卫已经没有勇气再战，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武器方面都与日本相差太远，再战已没有意义。1937年10月，李宗仁去拜访汪精卫时，汪精卫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在汪精卫的身边，一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他们认为所谓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只是“唱高调”。胡适一度也是该组织成员之一，为这个主张“抗战低调”的团体取了一个名字“低调俱乐部”。
座落于南京西流湾八号的花园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映着青水绿波，真像一座世外桃园。这里，便是周佛海的住宅。这幢别具一格的洋房，是周佛海在1932年建造的，房子动工的时候，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机常来空袭。为此，他特地在花坛下造了一个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这里便成了周佛海社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住。
周佛海本来是蒋介石的亲信，因为这层关系，周佛海和汪精卫是一个大海、一个烈火。直到1937年周佛海代表国民党去迎接回国的汪精卫，才发现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很有默契，于是两个人的关系慢慢密切起来。
汪精卫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就有主战派、有主和派，提出议和并不一定就是卖国，关键还得看议和的内容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利还是无利。汪精卫这个时候提出“谈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汉奸，也不等于说汪精卫那时已离开抗战阵营。
当时的中国各界抗日气氛高昂，国民政府内也以主战派为主流。如果汪精卫是一个崇拜趋势为王的股民，相信他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喊几句口号，引无数粉丝竞折腰。如果形势不好，人人都上战场，也轮不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扛着小米加步枪顶上去，再不济，拿个美国绿卡也还是可以的。
可惜汪精卫不是崇拜趋势为王的股民，所以他还是走出了这一步。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汪精卫这一步走得确实是不咋地，不仅尴尬，而且艰险。
用梅思平的话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自己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如果搞得不好，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打了水漂不说，躺在棺材里面都要被人揪出来骂，遗臭万年不敢说，百年千年那是绝对的。陈公博也从成都发来电报，劝汪精卫说：“先生如果离开重庆，一定会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汪精卫陷入了纠结：抗战没有信心，议和成本太高。再说就是议和，也得人家日本人点头同意。罗马不是一天修成的，大火是由干柴火花搞定的，没有火花，干柴再多也是干柴。
星星可以点灯，希望创造奇迹，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火花会不会有呢？
火花
火花是碰撞出来的，日本人和谈的念头是撞到南墙撞出来的。
日本侵华以后，日本国内对中日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餐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三个月内可以轻松搞定支那人；二、持久战论：盘子太大，食物太多，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中国政府如果打死也不认输，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道路不平有人铲，吃独食有人抢，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战争在进行，虽然没有第三者的逼宫抢夫，日本人想要的快餐也是迟迟没有到位，上海一战就打破了快餐爱好者的梦想，细嚼慢咽成了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细嚼慢咽，吃东西不仅要牙齿好，还得肠胃好，只是日本人的肠胃实在不怎么样：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还只有24个师团，占了半个中国的地盘，日本人就已经消化不良，财政困难，兵员不足，国内危机日渐严重，中国人的地盘，日本内部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南墙撞出日本人求和的火花，汪精卫心动不已，有机会不要放过，大盘见底，正好建仓，从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汪精卫的代表梅思平和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按照汪精卫当初的和平计划，就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不割让领土、不赔款，实现两国和平。从内容看，如果计划能够实现，应该在中国人的承受范围。
1938年11月2日，梅思平带着汪精卫的和平方案在上海虹口花园附近的重光堂和日本方面的代表今井武夫、伊藤举行了谈判，随后签订了《日华秘密协议》。
《协议》规定：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古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赔偿日侨损失。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重光堂会谈一结束，梅思平把“密约”缝在西装的马甲里面，从香港飞回了重庆，然向汪精卫汇报。《日华秘密协议》到手，陈璧君又喜又惊，一旦成功，第一夫人的宝座就到手了，一旦露了半点风声，神马也成浮云。
“协议”开始藏在汪精卫公馆里，陈璧君总觉得家里放了一颗定时炸弹不安全，于是把它锁进小皮箱，由堂侄陈春圃护送，送到妹妹陈淑君在重庆郊外南渝中学的教师单身宿舍，让她代为保管，也不敢告诉她里面是什么东西。南渝中学地方偏远，学校成员结构也比较简单，应该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尽管如此，陈璧君还是烙了一夜的煎饼，第二天又把皮箱取了回来，把协议烧掉。
汪精卫等人对于协议的内容一致认可，但对要不要离开重庆汪精卫一时拿不定主意。陈璧君急于要当“第一夫人”，所以极力主张出走，说在蒋介石眼皮底下搞和平运动纯粹是自己找死，即使成功，汪精卫还是千年老二。
1938年4月，汪精卫出席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汪副之。“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陈璧君牢骚满腹，她露骨地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宁愿当儿皇帝，也不肯继续寄蒋介石之篱下。
陈璧君虚荣心极强，随着地位的升高，政治上的欲望也逐渐膨胀。她不仅想要依靠着汪精卫爬上中国政坛的顶峰，而且还想左右汪精卫。对汪、陈夫妇有较深了解的陈公博，曾在背后发表议论说，汪精卫没有陈璧君，办不成大事；没有陈璧君，亦不致于败事。“惧内”成了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公开秘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璧君也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言及战事，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息，对抗战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例如前方战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说转进，这就成了陈璧君取笑的资料。在陈璧君看来，中国之亡，就在于抗战到底，内心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当梅思平携重光堂密约向汪精卫集团汇报时，陈璧君就竭力主张脱离重庆，妄想到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去寻找“新的”出路。对于陈璧君的主张，汪精卫、周佛海都表示赞同。
汪精卫见陈璧君说得有理，一向又是出名的二十四孝老公，不等红太狼的铁锅扬起，赶紧举白旗，同意逃离重庆。最后决定接受“密约”，派梅思平到上海向日本人作了答复，决定出逃。
在梅思平准备到上海向日方答复的头天晚上，汪精卫在家里请梅思平吃饭，为他饯行。当汪精卫送梅思平到客厅门口的时候，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2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作了答复：一、汪精卫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之必要。三、汪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十日到达昆明。此事由于有特别保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去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表示下野。
逃是一种本事，既要逃得及时，也要瞒天过海，真要做好，难度系数很高。如果是神仙，选择就多了，孙悟空可以翻筋头，土行孙可以钻地而走，猪八戒有时候借撒尿的空子一走了之。
汪精卫不会翻跟头，也不会钻地走，尿遁师傅也没教过，只好抓头皮、挠耳朵，倒也想出了一着棋来。
想法有了，操作才是行动；棋只有走出来，才知好坏，汪精卫的棋又如何呢？
出逃
汪精卫的棋路其实只有两条：一，从重庆直飞香港，方便快捷，但高收入有高险，汪精卫身份显赫，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公开乘机去香港；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虽然要事先征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同意，才能借道而过，不过这倒不是问题。蒋介石退到西南以后积极向云南渗透势力，龙云一直在担心蒋介石会吞掉自己的地盘，防火防盗防蒋介石的工作就没有松懈过，同是天涯伤心人，凭汪精卫的口才，打通关太小儿科了。
要去云南，首先得逃出重庆。为了不引人注意，汪精卫决定搞单兵作战，计划也很顺利，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光明正大地到了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也顺风顺水到了昆明，陈公博不急不慢地从成都晃到了昆明，陈璧君的远房侄子辈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在昆明街头已经嚼上了有名的过桥米线。
该来的都来了，众人心中欢喜，革命已经成功了一半，一点人头，气泄了一半，正主子没来。
汪精卫一肚子的着急和怒火，蒋光头这是中邪了还是怎么回事，早不回，晚不回，偏偏在12月7日从桂林回到了重庆，莫非他听到什么风吹草动。汪精卫不敢按原计划在12月8日飞往昆明，打起十二分的小心，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高调是最棒的掩饰，汪精卫深知个中精髓。
12月8日，《新蜀报》发表《汪副总裁接见记》，汪精卫接受采访，大谈“政治机构的调整和地方政治的改进”。12月12日，汪精卫出席蒋介石在重庆行营纪念周的讲演会。与此同时，汪精卫还分别接见了孔祥熙、戴笠、陈布雷等蒋介石的亲信人物，听取他们的“汇报”。
牛股是守出来的，机会是等出来的。12月18日，机会来了，蒋介石要发表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参加。汪精卫喜出望外，赶紧让内侄陈国琦托交通部次长彭学沛买飞机票。彭学沛也是汪精卫的人，因此汪精卫的眼神一递过去，彭学沛马上就心领神会。
为了行得万年船，汪精卫决定让陈璧君和女婿何文杰、亲信曾仲鸣等四人提前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望风，自己则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赶到。
18日上午9点，陈璧君等人刚到机场，就看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等开往昆明的飞机。陈璧君见没有办法避开他，就硬着头皮让曾仲鸣和他周旋，含糊其辞地说“汪夫人”有事要到昆明。周至柔一见有机会亲近汪夫人，有事没事找机会套近乎。陈璧君以为他是来盯梢儿的，心中着急，却也不敢怠慢了他。
陈璧君正在着急，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勿勿赶到。周至柔看到汪精卫来了，心中兴奋，缘分啊，一个人往上能走多远，关键要看他和上面走得多近，于是急忙上前谒见。陈璧君这时才告诉他，汪精卫是去昆明作演讲。
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突然有了开飞机的冲动，于是替下驾驶员，亲自上场。陈璧君以为周至柔看出了什么破绽，现在要驾机返航，就和曾仲鸣商量，要不要做了周至柔，让他至柔变成至刚。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正在疑神疑鬼，周至柔已经笑眯眯地从驾驶室里走了出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睡着了。汪精卫这才松了一口气。
据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从当时的情况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主战只要顺应民心、奋勇杀敌，胜了万人欢呼，败了大家一起扛责任；议和就不一样，还没走出第一步就得自己挨众人的唾沫、祖宗听众人的问候。
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为了赢得时间，汪精卫离开昆明前特意拍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是因为飞行过高，身体有些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在昆明多待一天，再行返渝。
为了便于今后对日“和平”工作的开展，汪精卫一到河内，就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组成的“最高委员会”。随后，又成立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军委均由汪精卫自任主任委员，财委主任委员由周佛海充任。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为政务委员，周、陈同时又是军事委员。周佛海还分别兼任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因此，周的权力最大。
“三个委员会”是汪精卫集团的最高领导核心。为了保密起见，汪精卫还拟订了他们在电报上所用的代号：汪精卫的代号为“昭”（后改为“明”）；陈璧君为“兰”（后改为“菊”）；陈公博为“群”，周佛海为“典”；陶希圣为“学”；梅思平为“福”；高宗武为“深”；林柏生为“琇”；打前站的陈春圃代号为“农”。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周瑜让诸葛亮借了一场东风，烧得孟德哥哥人仰马翻。东风吹，万鼓擂，和平战士怕过谁，只是汪精卫的东风又在哪里呢。
东风
东风，当然是从东边吹来的风，日本在中国的东边。东风吹来，本应该是如沐春风，只是这次的东风有一丝的凉意。
日本首相近卫在得知汪精卫已经在12月19日到达河内，于是在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按照《日华秘密协议》的约定，第三次对华声明应该向世界公布协议的内容。近卫准时地公布了协议，但删去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向战败国作出撤兵日期的承诺，不但有损国家威严，而且有伤军心。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从中国撤兵这一项，而从中国撤兵是最能说服中国人接受和平的条款。
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以后，日本国内一些和平运动发起者作出了评论。
犬养健雄表示了对汪精卫的同情：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内容执行，日方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并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应该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现在对最为重要的撤兵一字不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只怕会走上歧途。
西义显听了修改版的“重光堂协议”内容后，感叹说：“日本这一次把汪精卫坑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有凉意的东风感到很不爽，但他亲身体会到“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仍然按计划行事，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2月2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之所以称“艳电”，是因为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为了节省字数，发电报时常常用一个字代替日期。
“艳电”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点，善邻友好。第二点，共同防共。第三点，经济提携。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称，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从内容来看，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而是以公开的形式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
对于汪精卫的出走，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演说，声称汪精卫的出走“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与军政当局毫无关系，还说汪精卫如果对于国策有所主张，凭两个人的关系，没有什么话不可以直说，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商量，想冲谈汪精卫出走造成的政治影响。
汪精卫的“艳电”一出笼，立刻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谴责。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电，责斥汪精卫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赞同日本提出的亡国条件，“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坚决主张“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定国法，而定人心。”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致电中央：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在这种情况下，1939年元旦，国民党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召开临时中常会，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置。蒋介石开始主张对汪精卫晓以大义，允许他浪子回头，并且嘱咐陈布雷拟好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
扬言杀人，只是扬言，毕竟还不是杀人犯，所以蒋介石想劝汪精卫回头，给他一个机会。但群众的愤怒已经超出了蒋介石的控制，无奈之下，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
大会本来决定发表对汪精卫的通缉令，但蒋介石拒绝发表通缉令。蒋还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他“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蒋知道，汪在国民党内的历史深长，有较大的影响，何况留在重庆的与汪接近的人就有不少。因此，蒋虽不希望汪能马上就回重庆，但最好能赴欧休养，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对留渝的原汪派的人蒋也进行安抚，说：“这一次对汪先生的处分，实在是迫不得已，平日和汪先生接近的朋友应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猜疑。”出于上述考虑，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采取软的一手，对汪进行“劝阻”。
1939年2月中旬，在开除了汪党籍后一个半月，蒋介石又秘密地派汪精卫的心腹、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到河内游说汪精卫，希望他一颗红心向着党，吃党的米饭，写党的文章，拿党的枪，听党的话，跟党走。
汪精卫对蒋介石逼宫的事情念念不忘，所以断然拒绝。蒋介石又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到香港劝周佛海返回重庆，周佛海托词拒绝。
蒋介石很生气。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老蒋很生气，后果又会怎么样呢？
三国杀
老板很生气，要么扣工资，要么炒鱿鱼。
老蒋一生气，戴笠很兴奋。山中砍柴，雨中戴笠，原本是很平常的一句话，但到了民国时代，没有人敢提戴笠两个字。话音未落，魂魄可能已经在奈何桥上喝孟婆汤。
《南华日报》负责排版和印刷的工人纷纷辞职，虽然报社关于和平论的文章不是他们写的。
1月17日，汪精卫最高委员会成员林柏生在香港亚历山大厦遇袭，两名男子用铁棒猛击林柏生的脑袋。抢救脱险以后，林柏生改名换姓，从此不再过问江湖恩怨。
林柏生遇到袭击，汪精卫知道是戴笠的手笔，也依然我行我素。见汪精卫不肯回头，老大怒气难消，戴笠又布置新的行动。
有的人天生是个厨子，有的人天生就会演戏，而有的人天生就是为了杀人而生，或者杀别人，或者杀自己。陈恭澍除了天生会杀人，也很会组织刺杀，所以他到了河内。
陈恭澍对河内很陌生，但对离河内闹市区不远的高朗街却很熟悉，对高朗街二十七号则更是熟悉。高朗街是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两旁一共栽了87棵棕榈树，第8棵和第9棵中间有3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树。夜里行人不多，从3月1日到3月15日有87个人经过，过了凌晨三点，就只有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偷偷摸摸地爬围墙进去。
这家伙色是色了一点，倒也是个人才，把汪精卫对外交往的事情打理得清清楚楚，哪些人该见，哪些人不见，这家伙精得很。高朗街二十七号楼高三层，三米高的围墙在平常对人都是一种挑战，何况还得担心吵醒一直失眠的汪精卫夫妇。被吵醒的人脾气一般很大，在一幢楼里像蝙蝠那样猫了十多天的人火气也不小，很不幸的是，汪精卫夫妇这两样都占份。
明月装饰了高朗街二十七号窗子，陈恭澍既无心赏月，也无心观窗，明月当空，万事都可，杀人不宜。杀人不是拼命，既要敌人死，又要自己生，明月当空，但只要杀手高明，全身而退不是没有可能。余乐醒法语流利、熟悉河内情况，善于用毒药。张逢义能武善武，唐英杰经验丰富。郑邦国和陈步云当兵出身，用得一手好枪。这中间哪一个人都不是好惹的主、省油的灯。考虑再三，觉得天时不行，陈恭澍还是发出了撤退的手势。1939年3月19日凌晨2时许，戴笠从重庆发来密电：“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老板发了狠话，陈恭澍赶紧召集全体特务人员，宣布命令。
军统杀人向来有两种手段，一种是“软性行动”，一种是“硬性行动”，根据对手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选择方案。“软性行动”一般指刀斧等冷兵器和毒药，“硬性行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
暴力杀人弄得不好，可能就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所以陈恭澍一开始就想用毒药。毒药向来是军统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之良药，再说放着余乐醒这样的施毒高手不用实在是暴殄天物。余乐醒化妆是一流高手，而且和汪精卫等人没有打过照面，他的良药确实不错，无色无嗅，也没有沉淀物质，功效也可以，一滴就能放倒一头大水牛。
面包是汪精卫早晨必备的，阮阿福家的黄油牛奶味的面包更是他的最爱，每天都会要店里给他送过去。
3月19日对平头阿三来说是个好日子，给二十七号大院的那些中国人送了大半个月的面包就没见他们笑过，今天居然在半道上就迎住自己，还给了一块大洋。
陈恭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该死的牙痛，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如果真是要了汪精卫的命就好了，可偏偏要汪精卫一天不吃东西。时不待我，谁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开始吃东西，得换个新花样。
太阳慵懒地照在河内的大街小巷，汪精卫、陈璧君带着侍卫等分乘两辆黑色轿车离开二十七，素食吃久了嘴里会淡出鸟，人在屋子里憋久了会闷出病，河内有名的三桃山倒是个散心的好地方。
陈恭澍从来就是有准备的人，手一挥，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张逢义六人很有默契地上了福特牌。
小车刚过红河大桥，陈恭澍就看见两辆黑色轿车停在前面八九百米的空地上。陈恭澍害怕车上有越南警察，又担心汪精卫不在车上，所以就放慢速度，慢慢地靠近去，想看个究竟。
一百公尺，五十公尺，汪精卫居然就在车上。陈恭澍大喜，正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汪精卫坐的车子突然开动，沿着原路狂奔而去。陈恭澍再想加速，已经失了先机，只好郁闷地回了自己住的地方。
下毒失败，追杀不行，陈恭澍失了耐心，两军相遇，勇者胜，当天时和运气都不站在自己这边，就只有靠拼命。
风高好放火，夜黑好杀人。3月21日是个杀人的好天，风高无月，不到晚上12点，高朗街上一盏灯都没有亮。
陈恭澍命令张逢义、陈步云留在外面望风，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四人翻墙而入。
直上三楼，利斧破门，亮手电。
床上无人，床下有人。男的趴在床底下，露出腰背和双腿。女的双手抱头，缩成一团。
开枪射击，跑路闪人。一切原本做得很是完美，只是撤退有些失败，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被闻讯赶到的越南军警抓个正着。
花有花开花谢，月有阴睛圆缺，何况缺的是张逢义他们的月亮，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等人一回到住所，立即喜滋滋地给重庆的戴笠发电报：“任务执行完毕。”
戴笠急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人又少了一个，尤其是一个对自己颇具威胁的人。
3月22日，河内电台播出新闻：高朗街二十七号发生一枪杀案，死者是中国人曾仲鸣夫妻。曾仲鸣身中数十枪，当场毙命。曾的妻子前天到达河内，身中三枪，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据警方分析，这是一起仇杀案。
曾仲鸣一死，汪精卫既是惋惜，又是庆幸和自责。惋惜的是自己断了一只臂膀，庆幸的是自己把卧室让给曾仲鸣夫妻逃过一劫，自责是自己害曾仲鸣夫妻当了替死鬼。
物伤其类，汪精卫感到万分悲痛，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写下了《曾仲鸣先生行状》，哀叹：“呜呼！余（汪精卫自称）诚不意今日乃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指汪对曾尊称）来视余，戚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一瞑弗视也。国亭至此，死者已矣，生者当以死继之，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即幸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
出于愤怒，汪精卫又写了《举一个例子》的文章发表在香港《南华日报》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
蒋介石看到文章暴跳如雷，骂道：“见过奸诈的，没见过这么奸诈的；见过这么奸诈的，却没见过像汪精卫这样奸诈的。”他一边让陈布雷写文章辟谣，一边命戴笠重新组织3个暗杀组，日夜兼程赶往河内，务必拿下汪精卫。
曾仲鸣的死，给汪精卫的打击很大，生怕军统再次来要他的人头。他整天躲在地下室里，身着越南老百姓常穿的土布衣服，不敢与外界接触。偶尔到楼顶透透气，只要看到有人在街道下面徘徊，抬头向楼上张望，立即躲回到地下室。后来，汪精卫曾经悲叹道：“在河内之孤独，在我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人头，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有很多复杂的故事，或者是取别人的人头，或者是等别人来取自己的人头。
汪精卫就曾经想方设法取别人的人头，虽然没有成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倒也成就了他的名头。
取别人的人头是愉快的，既有见血的兴奋，也有成名的昂扬。
等别人来取自己的人头，那又是怎样的感觉？是走，还是留？
汪精卫选择了走。4月25日夜晚，汪精卫收拾细软，在越南警察一路严密的保护下，登上了日本人的“北光丸”号。
5月6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5月8日，今井武夫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汪精卫一伙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下船住进重光堂。
1910年，汪精卫走向北平，也走出了他一生中的辉煌。这一次他会走向哪里呢？
耻辱
牛市之后是熊市，巅峰之后是低谷。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为了促成宁渝间合流，诱惑重庆国民党也实行“和平”，汪精卫尊远在重庆的林森为伪国民政府主席，自己当代理主席。
伪国民政府成立当天，即正式公布《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阐述其内外方针。对外强调“与日本共同努力，本着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则强调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并宣布重庆方面对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没有法定效力。
为了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在武装警察叔叔的热心帮助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旗和国民党的旗帜很是相似，只是上方系了条黄色飘带的“辫子”，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
“国民政府还都”本来是件很喜庆的事，“大民会”那些人却是好心办坏事，邀请的“民众”啦啦队一点职业道德也没有，队伍稀稀拉拉不说，喊口号也是有气无力。
南京市民做事也是丢三落四，挂面“国旗”也挂不好，平常的系鞋带系得贼漂亮，在“国旗”上系根黄色飘带都不会。不会系黄色飘带也就算了，还惹皇军生气，打人要伸手，骂人要张嘴，这不是难为皇军？要不是梅思平工作做得好，对皇军好言好语招待，这事绝对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
群众素质低可以慢慢教育，以后有的是时间。有的事过了今天，就是一生遗憾。“国民政府”还都，各国驻华使节不懂中文当然不能及时赶来祝贺，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在南京军务缠身缺席也很正常，而且人家态度端正，第二天上午就专程到汪精卫府上拜访。让汪精卫感到遗憾的是，日本作为国民政府的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却没有马上承认“国民政府”还都。虽然自己和周佛海、陈公博等人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常驻大使出席大会，也没有任何反应。
汪精卫感到遗憾很正常，日本人没有反应也有难处：日本人以前虽然和汪精卫有过秘密条款，但汪精卫是个人行为，没有法律效力。只有国民政府把那些秘密条款以政府的形式签订，日本国民上下才能吃饭吃得香、睡觉睡得甜。汪精卫虽然有诚意，但并不是最杰出的合作者。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还说，“我们也注意到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也只能找到像他这样的人”。
考虑到中日友好的未来，帮助汪精卫政府进步，日本特意为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内设了“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指导他们拿主意、定调子。汪精卫政府的大小官员都尊敬最高顾问，大小官员都很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
汪精卫见国际友人如此关心国民政府，于是投桃报李，立即决定和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防火防盗防共党”。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日本国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二、两国携手开发资源。北边的华北及蒙疆、南方厦门和海南岛以及附近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需的资源，由中日两国同心开发。
三、对驻扎于中华民国领域的日本国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等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允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各种便利。
四、中华民国政府应补偿日本国臣民自事变发生以来，在中华民国因事变所受的权利、利益的损害。
汪精卫伸出友好的手，可日方并不接招，一旦和重庆实现“全面和平”，强强合作想起来都让人激动。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不仅在日本人面前清纯无比，而且奇弱无比；江苏省主席陈则民、浙江省主席汪瑞闿、安徽省主席倪道烺、南京市长高冠吾、上海市长傅筱庵这些人高兴就听汪精卫摆和几句，不高兴了只顾自己挖耳朵；湖北省主席杨揆一、汉口市长石星川是铁杆的哈日族，大有割据的意思；只有广东，因为汪精卫的坚持，才由伪政府命汪的亲信陈耀祖担任代理伪省主席，但伪广州市长却仍由原维持会头目彭东原担任。有官员就笑称汪精卫的政府是闭月羞花、政令不出南京城门的小朝廷。
不听话没关系，感情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就有点过，华北高挂五色旗作为国旗，蒙疆则喜欢四色七条旗。
1940年11月，日蒋“和谈”又一次失败，日本政府终于不忍心辜负清纯无比的汪精卫，决定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签订日汪条约。
11月28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同时，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删去主席“不负实际责任”和“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的规定。29日，汪精卫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30日，汪日双方举行条约签订仪式，汪精卫和阿部信行在条约上签字。同一天，汪精卫又和阿部信行、伪满代表臧式毅签署了《汪日满共同宣言》，声明三国间互相承认。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自“还都”起，经历了八个月之久，终于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
相思有了回应，汪精卫积极配合日本政府“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推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
1941年春，汪精卫为了改变其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同时配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在华中沦陷区实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清乡”运动分为四个部骤：第一步是“军事清乡”，讨伐新四军和具有敌对意识的刁民；第二步，“政治清乡”，通过编组保甲等手段强化治安；然后是“经济清乡”、“思想清乡”，进行军事清剿、政治忽悠、经济掠夺、思想奴化。
日伪军“清乡”时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抓丁抢粮，洗劫民财，奸污妇女，焚毁房屋，残杀人民，无恶不作。老百姓都称“鬼子和汉奸，好比活阎王！”“清乡，清乡，就是清箱！”常熟县的东塘镇本来是个富庶的地方，日军和伪军“清乡”过了一次，二里长的街道上看不到半个人影，店铺门窗被砸坏，店铺里货物被洗劫一空，不少房屋被烧毁，到处是断壁残垣。
为了和“清乡”运动相配合，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又开展了所谓“新国民运动”，妄图在思想领域内毒化沦陷区人民，进一步从精神上强化其反动统治。“新国民运动”的主要做法是：把群众召集在一起，强迫背诵“反共誓约”。其誓词有六条：“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达村落时，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和中国军警问话时决无虚伪之陈述；三、今后绝对拒绝八路军及其军政机关所要求的一切破坏行为；四、绝对迅速提供所得的确实情报；五、严守回心条例及布告等，决不违犯；六、以上各条如有违犯，任何处罚情愿甘受其苦。”日寇要求每个人都要背熟这个“誓约”，发誓效忠“皇军”，甘当“反共”的新国民，并要求立即照办，检举共产党、八路军及抗日分子。凡是背不过的、不检举的和表示不满的，就不是“东亚解放的新国民”，就要立即处罚。汪伪“新国民运动”的重点主要放在青少年身上，他们先后成立了“青年团”、“童子军”，举办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汪伪对这些青年“骨干”，大搞对汪的偶像崇拜，每日晨操都得高呼“汪主席万岁”，甚至规定凡听到“汪精卫”的名字就立刻“肃立”，并把这种做法逐步推向整个沦陷区。
受伤的总是我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汪精卫就很是纳闷：人和人的差别为什么这样大？
国民党前线吃紧，后方还是吃个不停；自己不仅没有紧吃的机会，脖子上倒是多了根绳子。
天凉好个秋，1943年秋对日本人来说秋意是特别的凉，在华北、华中的大量日军被反日的中国军民死死缠住，美国人在中太平洋对日本人发动了进攻。前方打仗，强征壮丁、供应军粮是汪精卫做习惯的事，只是这一次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有点狠：一个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20万壮丁，3个月之内调集100万石大米。小鬼不当家，不知油米贵，次次清乡，次次满载而归，鸡鸭鱼肉不算，老百姓还有口水、白眼相送，就算是白送的口水，那也是不可再生资源？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汪精卫只有一个办法：拖。
汪精卫能拖，松井久太郎受不了：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不带这样玩的。皇军就算是吃草长大的，也没有半个月不吃草的皇军。松井久太郎被草憋得欢，带着武官犬养健雄就往汪精卫的家里赶。
汪精卫正在楼上和陈璧君为征兵征粮的事发愁，听到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驾到，手忙脚乱地下楼去迎接。因为手中无粮、心中贼慌，两腿一软，汪精卫直接从楼梯上往下滚，脊椎骨不偏不倚地撞在楼梯的棱角上。撞到脊椎骨，可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霉运只爱伤心人。汪精卫的脊椎骨不是一般的骨头，而是有一段伤心泪的骨头。
日本鬼子刚刚闹中原的时候，国民政府采取妥协的政策，汪精卫也奉行“一面抵抗，一边交涉”的方针。东三省被人吞了，华北被人占了，老百姓的家没了，学生们的课桌没地方摆了，政府不关心，有人怒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举行开幕仪式，委员会站在第一会议厅的门前照相留念。蒋介石看到会场秩序很乱、空气混浊不好，就借口身体不舒服提前进了礼堂。蒋介石一走，汪精卫威望最高，本人又长得玉树临风，于是站在正中的位置。镁光灯闪动，茄子声响起，委员们满脸阳光。
冬天的阳光一向不会长久，不是被乌云遮盖，就是被大雨冲走，委员们的阳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尖叫带走。一个青年从记者群中突然冲了出来，拔出手枪就向汪精卫不断射击。一旁的卫兵见了，举枪就射，把青年打成血人。
蒋介石和陈璧君听到枪声停了，急忙从礼堂里跑了出来，只见汪精卫躺在血泊中。蒋介石一把扶起汪精卫，招呼人叫医生。陈璧君知道照相的时候蒋介石不在场，就疑心这事是蒋介石指使的，抱着汪精卫大哭：“先生，你想不叫兆铭做主席说句话就是了，又何必下这种毒手？”蒋介石解释不是，不解释也不是，想解释不知道从哪说起，不解释是心中有鬼无话可说，尴尬得那是相当。
后来一查，才知道刺杀是由广东的李济深、陈铭枢掏钱赞助、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青年孙凤鸣执行。刺杀的第一目标是蒋介石，第二方案是汪精卫，目的是警告他们对日本侵华的不作为。
汪精卫也是倒霉催的，蒋介石在场很少有做主角的机会，好不容易有了做主演的快感，却是枪击案的主角。汪精卫是在南京中央医院做的手术，德国医生把他左颊的子弹取出来了，背后的子弹因为技术问题只好留在了背上。
汪精卫这下子旧伤未好又添新疼，站都站不起来，只好卧在沙发上。松井久太郎和犬养健雄没拿到粮草已经是满腔怒火，再看到汪精卫在沙发上呲牙咧嘴，心中极是不爽，也不和他客气，直接要他交粮交人。
汪精卫痛得厉害，心中又慌，说话难得地结巴了一次：“兵……兵粮之事，请阁下宽……容几天，本人再想……办法。”武官犬养健雄大怒，你就装吧，“噌”地一下拔出指挥刀，左手把小指往桌上一摆，右手挥刀就向自己的小指斩了下去，嘴里喊道：“粮草的没有，指头的干活！”
汪精卫本来就是强打着精神，现在又闻到血腥味，心中又急又怕，两眼一翻，竟昏了过去。醒来睁眼，已经躺在日本驻南京的陆军医院里面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汪精卫虽然晕了一回，却也有失有得，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藤部队长、中将医生铃木小荣亲自给他操刀，帮他把留在背上的子弹取了出来。丢了子弹，陈璧君却是笑逐颜开，在南京的大小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也是很兴奋：我和你吻别，在铃木中将的刀前。
爱得真，痛得深，吻别过后是伤痛，汪精卫背部的剧痛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扩散到腰部和颈间，并且大小便失禁，弄得十步之内必有腥臭。陈璧君见日本人只管斩草不管除根，只好四处寻找断根的方子，几经周折，从无锡请来了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
名医就是名医，两剂退火药，一张膏药帖，汪精卫的痛楚第二天就大大减轻。汪精卫夫妇很是高兴，立即派侄子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请他再来复诊。
刘一帖高高兴兴收下礼物，看了看汪精卫的伤口，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膏药交给陈璧君，说：“汪先生的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这张败毒散膏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一劳永逸，名医的话说得很对，败毒散贴了不到3个时辰，陈璧君就不想给汪精卫贴了。不贴败毒散，汪精卫还只是背部疼痛，一贴这败毒散，汪精卫是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得像是有人用鞭子抽他，全身上下都是汗。
陈璧君见病情恶化，一面派人请铃木大夫过来检查，一面叫陈春圃去请刘一帖到医院会诊。不久，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刘一帖当晚并没有回他的住处，现在已不知道他的去向。
三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来一封信。陈璧君拆开一看，只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汪精卫的病还在恶化，中医已不敢再用，陈璧君一脸绝望：人生自古谁无死，最悲惨的莫过于坐着等死。
等死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绝境。汪精卫最绝望的那次是刺杀摄政王失败，幸运的是他走出了困境，高涨的革命浪潮化解了他的凶险，只是不知道这次有没有那样的幸运？
客死
等死是汪精卫的悲哀，也是日本人的，精卫都是如此，别的人可想而知。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东条英机发出电文：让汪精卫去日本就医。
1944年3月3日，近乎全瘫痪的汪精卫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院里内外科大夫一致认为汪精卫因为所中的子弹留在体内过长，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压迫脊髓神经，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只有割除向前压迫的肿胀骨殖，才能减轻压力。
只要做个削骨去毒的手术就行。
手术并不复杂，由年轻的龟田良宏大夫操刀。这龟田年纪不大，经历复杂：出生于中国，在仙台读医学，曾推崇和平，现效忠天皇。龟田一直想为天皇效力，只是没有机会，这回医院命他为汪精卫进行手术，兴奋得连夜拟订手术方案。
经1小时左右的手术，汪精卫感觉轻松了许多。在接下来的三四天里，情况良好，汪精卫的腿甚至已经能轻微活动。陈璧君及其子女都替他高兴，认为危险已经解除，很快就会痊愈。但好景不长，几天后，汪精卫腰部以下又开始逐渐麻痹。
龟田很是沮丧，重新制订新的手术方案。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在院当护士的未婚妻小笠顺子突然进了他的卧室，递给他一封信。龟田将信拆开，只见上面用端正的汉字写道：
仙台一别，匆匆又是半载，谅安居无恙。顷悉兄将为汪精卫做削骨手术，殊觉惊讶。盖汪某系我中华国贼，弟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对此辈恶人，毋有人道可言。兄若念当日同窗之情，宜于方便之际，促其速死。如蒙阴助，没齿难忘。阅后付炉，切记切记。
弟夏小柏拜托
龟田读了这信，吃惊不小，夏小柏要他找机会结果了汪精卫的性命。夏小柏者既是他当年在天津的邻居，又是他后来仙台医学院的同窗好友，曾双双立下誓言，要为增进东亚诸国人民的健康与友谊而献身。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两人还常联系，但近半年来，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联系也就少了。
顺子见龟田半天不说话，就问他：“夏先生想见你吗？”
龟田苦着脸说：“不，他要我找机会结果了汪精卫的性命，我和他的关系没的说，可我得为天皇尽忠啊！”不看僧面就得看佛面，厚了佛面就得薄了僧面，龟田最后打定主意：医生的天职就是救人，只有这样才能不偏不倚。
虽然无形间躲过了一场人祸，汪精卫的病势却在八九月间开始加重。汪精卫政府的大小官员都先后来探望，汪精卫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嘱咐他们：“我死后，文章不要留存，可留的只有诗词稿。”话没说完，眼中已满是泪水。
一天，汪精卫把陈璧君叫到床前，口述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最后之心情》让陈璧君记下。文章内容如下：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地，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中一线……
10月，汪精卫病势转危，医生认为极度贫血，先后让他的两个儿子汪孟晋、汪文悌给他输血，但不见丁点儿效果。
1944年11月9日，盟军飞机对日本名古屋不断轰炸，医院就把汪精卫移到防空洞里。因为防空洞缺乏暖气设备，汪精卫在夜间受寒并引发了肺炎，高烧不退，到了深夜已经是呼吸困难。战火纷飞，实在不方便请医生过来，即使请，人家也未必有这么高的国际精神。等到第二天轰炸停止，医生赶来急救，已经是无力回天了。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呼吸。
名古屋的地上落了一地的叶子，无论是多美丽或者多丑陋的叶子，都会有归根的时候。叶落归根，尘归于尘，土归于土，人又会怎样？
弃骨
人生如叶，或长或短，或精彩，或无味，但终归要魂归故里。汪精卫也是如此。
11月23日，在日军和警察的严密护送下，汪精卫被埋葬在中山陵下的梅花山麓。梅山很漂亮，墓室也很坚固，由5吨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浇灌而成。汪精卫一生树敌太多，陈璧君实在放心不下。再说这墓室不坚固，也辜负了这白云青山。
陈璧君的预感是正确的，青山依旧在，日本却已经战败，汪精卫也的确要辜负这悠悠青山，汪精卫一生最大的敌人蒋介石就要从重庆还都南京。
老大要回南京，接风酒少不了，但老大高兴才是最重要的。珍宝有点太俗，美女老大是不会收也不敢收，花言巧语自己又未必能说得出彩，扬我军威倒是不错的主意。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各大报纸发出公示：为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扬我国威，国民革命军第74军将在梅花岭举行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时间从民国三十五年1月19日到1月21日。演习期间，严禁军民靠近，以防误伤。
1月21日晚，南京风雨突起，电闪雷鸣，不久梅花岭方向枪炮声大作，吵得南京百姓一夜没睡。
第二天，有南京市民到梅山游玩，只见梅山到处都是炮弹坑坑洼洼，往日里那个路过都要踹几脚的汪精卫墓室已经是杳无踪影，不禁又惊又喜：汪精卫这小子运气够背的，那么厚的水泥都给炸没了。不过也好，要不然也太糟蹋梅山这好地方了。那些臭大兵总算是干了件好事，歪打正着把奸贼的墓给炸了。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那天，蒋介石笑得特别灿烂，只是他看何应钦的时候为什么有欣赏的目光？
是欣赏他名字取得好，还是他人长得帅？
同样的目光，同样的欣赏，也曾写在多年以前的陈璧君脸上。
暖意
那一刻陈璧君已死！
那一刻蓝天已不在！
那一刻大地已不在！
那一刻只有他，只有他，只有他！
陈璧君虽然相貌平平，却是才女一名，受过新式教育，会写传统诗词，书法能鉴古玩字画，只是这一次她被暖意淹没。
1906年的槟城，万人空巷，只为争睹汪精卫的风采，汪精卫到南洋来是宣传反清思想的，顺便掏空一下华侨们的钱包。从兰亭到新街新舞台，才女陈璧君一下子由擅长诗词变成擅长赶场，革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革命的人。
如果喜欢一个人，那么送他进同盟会；如果恨一个人，那么送他进同盟会。陈璧君无人可恨，喜欢的人又在同盟会，只好把自己送进了同盟会。
朝中有人好当官，会中有人好做事，槟城同盟会会长吴世荣告诉陈璧君，汪精卫汪先生又来到了槟城，就在他家莎兰园。
相见甚欢，相处甚悦，陈璧君决定退婚。
陈璧君和表哥从小青梅竹马，由父母做主订了娃娃亲。表哥梁宇皋长得一表人才，也是同盟会会员。一听陈璧君要退婚，父亲陈耕基大怒：表哥对你情深意重，哪一回亏待过你？再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汪精卫入了同盟会就是提着脑袋吃饭的主，你还打算跟着守活寡？
陈璧君接连几天不吃不喝不说话，行动更有说服性：你懂的。三军一怒为红颜，梁宇皋无军可怒，只好怒退同盟会。
陈璧君因情退婚，汪精卫因爱退婚。
汪精卫少年的时候父母就死了，一直跟着大哥汪兆镛生活。在他15岁时，汪兆镛让汪精卫和自己的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
汪精卫参加同盟会以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朝廷好心好意供他吃喝、出国上学，他却恩将仇报挖朝廷的城墙，动圣上的奶酪。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做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陈耕基虽然恨陈璧君退婚，却也怕她因为同盟会吃了枪子、丢了性命，就把她的英国护照交给她，作为关键时候的救命符。同盟会有知道这件事的同志就逗陈璧君：“璧君，做英国人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好？上不怕阎王追魂，下不怕朝廷勾命，法宝一亮，阎王逃，朝廷跑。”旁边的众人边笑边凑热闹：“是啊，是啊！”
陈璧君脸涨得通红，加入同盟会，她还真没想过生死的事，只知道有汪精卫在，就已足够。众人看她一言不发，起哄得更是厉害。陈璧君冲进房里，很快又出来，将手中的护照一亮，撕了个粉碎。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窈窕君子、淑女好逑，还因为他洁身自好和对革命的忠贞。汪精卫曾经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而在当时，不少人都是内功了得，五毒不侵，都已经是酒坛子、麻将牌，还怕什么黄赌害了洒家。
汪精卫开始对陈璧君只有同志之情，但知道这事以后，不禁对陈璧君有了几分欣赏。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虽万人，我往矣。汪精卫错了半生，却没有错过如此坚挺，便纵有千般不是，心中亦自有暖意流过。陈璧君错了一生，错了做人，却不曾错过爱情，有此一点，爱情也是完美。
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后，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1952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
1912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
1959年6月17日，68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