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谭延闿 药中甘草，伴食宰相
谭祖庵出身科第，而无科第骄人之习；身为贵公子，而无裘马轻肥之狂；是名士而无白眼看人之习；是六朝人而无稽元之疏放；有谢安救世之怀，而不狎东山之妓；有曾左匡济之心，而不学其硬干。然则祖庵果为何等人乎？则答之曰：祖庵为一个诗书涵养之雅人，为一个审时度势之政治家。总而言之，可以称之为一个绝顶聪明人。
小档案
姓名字号：谭延闿（祖庵），号畏三、无畏，别号慈卫、非庵、讱斋，字祖安，室名有瓶斋、慈卫室等
籍贯：湖南省长沙府茶陵县石床乡，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生卒年月：1880年1月25日—1930年9月22日
毕业院校：翰林院
最高职务：民国主席
家世：
祖父——谭之恒，国子监生，“能文有懿行，教授湘潭，学者称九淘先生”。
父亲——谭钟麟，官至总督。
母亲——李氏，丫鬟出身。
兄弟姐妹——兄惯吾、宝符，弟恩闿、泽闿。
妻子儿女——妻方榕卿，长子翊，次子弼，大女淑，二女静，三女祥，四女韶。
简历
1880年——1月25日出生于杭州。
1887年——入私塾启蒙。
1891年——学制义文学。
1892年——入府学。
1895年——在南昌与方榕卿成亲。
1896年——到湖南参加科考，列一等。
1897年——6月再回湘应优贡试，正取第二名。
1902年——参加乡试，中湖南第九十九名举人。
1903年——与胡元、龙璋、龙绂瑞创办了明德学堂。
1904年——参加会试，中会元，填补了湖南在清代二百余年无会元的空白。参加殿试，赐进士出身，任翰林院庶吉士。
1905年——父亲谭钟麟病逝，谭延闿回湘守制，与龙绂瑞等倡建湖南图书馆，任明德学堂总理、长沙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湖南教育会会长。
1906年——捐款创办了简易师范学堂，从事立宪活动。
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
1908年——筹办立咨议局处。
1909年——为湖南咨议局局长。
1910年——4月，参加全国立宪派第三次请愿活动。
1911年——当选为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任宪友会湖南支部干事，任湖南省参议院院长兼民政部长，任湖南都督，第一次主湘。
1912年——为湖南都督，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
1913年——宣布湖南独立，入京待罪。
1914年——寓居上海。
1916年——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
1917年——集湖南督军、省长、总司令于一身。
1920年——被军政府授陆军上将，加入国民党。
1923年——任内政部长，任大本营建设部长兼大本营秘书长。
1924年——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建国湘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九委员之一。
1925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3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6年——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成员，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1927年——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为中华全国农民临时执行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8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并任国民政府主席，任首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29年——为编遣会议常务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国防会议委员。2月1日特任国民政府委员。
1930年——发“告军人书”，连续致电阎锡山，劝其放弃反蒋，9月22日上午9时在南京病逝。
倾城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倾城，或是回眸，或是蝶舞，或是宇春的天籁之音，或是芙蓉姐姐的出水，引尖叫无数，跟帖黑屏。
清末的湖南人民大众是无奈的，倾城年年有，年年别人家，宇春不来开唱，芙蓉不来出水，即使是考试也不尽如意。
湖南的考生不中会元已经好多年，二百多年，不过是老天打个盹，大圣醉一回。湖南文风一向强悍，可是在大清二百六十八年间，一百一十二科中，三鼎甲，亦即状元、榜眼、探花，湖南人都一中再中过了，唯独少了一位会元。会元不是任务，问题是咱也不能一睡几百年，看人家年年热闹唱大戏。
沉默在湖南人的脸上写了几百年，却始终写不出倾城两个字，考生从乡下考到省里，从省里考进北京，又从京城考进皇宫，过五关斩六将，也是“只见考生去，不见会元归”。
1904年的会试是个例外，不在京城，而是放在开封。这一年的会试本来是正科，但因为正好是老佛爷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所以称为“万寿节”，普天下都是喜刷刷，于是，这一年的科也就称为“恩正并科”了。
北京的贡院被八国联军这些洋鬼子破坏了，所以只能放在别的地方。开封？打开尘封？湖南的会元已经尘封了很多年，这次是不是能开封？也许，还是可能？
开封是一种沉淀后的突破，有厚积的执著，有薄发的闪耀，也有幸运来敲门。
谭延闿虽然是官二代，却没有官二代的荣光，既不能骑宝马在书院狂飙，也没机会对天空大喊“我爸是总督”，有的是孤灯夜读，奋笔疾书。前二年才中举人，又被人逼着考会试。感觉就是一个字：爽，逼人做事的感觉真爽，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操纵别人呢？
谭延闿还在为会试的事发愁的时候，河南巡抚陈夔龙知道幸福已经敲上了谭延闿的脑门。
在《梦焦亭杂记》中，陈夔龙讲了一段甲辰科会元的片花故事。作为甲辰年会试的考官之一，陈夔龙正忙着升座、拆卷、填榜，会试大主考陆润庠兴冲冲地拿着一本卷子走了过来，边走还边嚷：“这文章不错，整个考场都没有写得比他更好的了，殿试时肯定能得圣人欢。”
等到拆开封条，才知道是刘春霖的试卷。考官阎志廉是刘春霖的同乡，就向大家介绍说：“刘春霖的字也写得好，在我们那是出了名的。”大家正在欣赏称好，大主考管学大臣张百熙拿来一份卷子走过来给我看：“老陈，来看看会元的试卷。”
我当时很惊讶：“会元，这结果就出来了？”张百熙见我惊讶，笑了笑，说：“大清朝二百六十年来，湖南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解元也中了不少，就只少一位会元。湖南这个举子的文章、书法都是上上之选，中个会元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可是按照‘正大光明’的次序而论，就只能取个会魁。眼看这科举就要停止，要是错过这次，会元就可以成为千古绝唱了，所以我特地跟裕相（指协办大学士裕德）讨了个人情，请他将这本卷子点为会元。”
张百熙把卷子上的封条拆开，卷子上的姓名恰好是湖南人谭延闿。
谭延闿高中会元的消息一传出去，整个湖南是欢呼一片。当地巨儒王闿运特意写文章叙述了这件事，“看京报，文卿儿得会元，补湘人二百年缺憾，龚榜眼流辈也。”文卿是谭延闿老爸谭钟麟的字。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谭延闿填补了湖南人二百年缺憾，倒也可以称得上倾国倾城，风头十足。湖南人欣喜若狂的时候，谭延闿已经顾不上高兴，他还得继续。
老佛爷的头痛
无上光荣，天子门生。可惜光荣是贡生们的，头痛是老娘的。
点名、散卷、赞律、行礼，再殿试，1904年7月4日，谭廷闿和其他的二百七十三名贡士参加了皇帝主考的殿试。
看卷，定名次，很快，也很顺利，一切都只等老佛爷下旨定夺。老佛爷不高兴，人才本来就稀缺，对脾气、合口胃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难找得紧。
朱汝珍的文词倒是畅顺艳丽，但却万万不能重用，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哪一个不是无事生非的主、造反有理的爷，深海有珍宝，广东出刁民。如果重用，说不定又会搞出什么事端来。朱汝珍？老佛爷念着就觉得有些窝心：朱汝珍不就是“汝诛珍”、你杀了珍妃吗？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字，“朱”与“诛”同音。珍妃这个小贱人支持光绪变法造反，要不是老娘动手早，还不知道哪天死在他们手里。朱汝珍这家伙说不定还真和珍妃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渊源，小心行得万年船，这状元还是给别人吧。
对于贡士金梁，老佛爷很是欣赏，字写得如行云流水，名字更不错：金子闪闪发光，誓为国家栋梁，既有才能，又有忠心。人生七十古来稀，自己刚要举行七十大寿庆典，就有忠心的人才投靠，实在是好兆头。老佛爷心中一喜，朱笔一抬，刚要点金梁为状元，却又停住：这几个字怎么这样刺眼呢？国家危亡、痛哭流涕，现在全天下人都在欢庆我七十大寿，这家伙竟然在哀叹“国将不国”。不会看大势，没有大局，不懂得关心领导，这样的人做状元也太委屈状元这个名头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接下来的一份卷子老佛爷也很满意，文章极好，字写得贼漂亮，看后有让人吃饭倍香的感觉。中状元有点勉强，来个探花榜眼的吧。老佛爷手中的笔停了下来，谭延闿，湖南人。“乱臣贼子”谭嗣同不就是湖南人，他临死前还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人都要死了，他笑什么呢，留的又是什么？莫非是说造反有理、后继有人？这谭延闿说不定就是这反贼的子侄、弟子辈，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宁可委屈，不可放纵。想到这，老佛爷朱笔一挥，把谭延闿点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并选任翰林院庶吉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忠臣定能明白哀家的一片苦心，谭延闿，你会吗？
老佛爷揉了揉有些酸痛的手，做女人难，做女强人更难。感叹归感叹，牢骚归牢骚，这强人还得强行到底。除非是娘要嫁人，天要下雨。
老佛爷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就眼前一亮：这小楷写得疏淡清新，文章也很合自己心意。一看名字，刘春霖，直隶肃宁人。老佛爷心中不禁一动：春霖就是春风化雨、甘霖普降，肃宁象征肃静安宁、国家风调雨顺、社会安宁太平，这个兆头不错。春霖再添上一个“刘”字，更是应景。自己选来选去，没有顺眼的，原来只是把状元的位置留下来给春霖。
好话当面说，好花当时摘，刘春霖，状元是你的啦。老佛爷长舒了一口气，头也不怎么痛了。
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万物滋生，雨别春风，有生，也有离别。在唐玄宗眼中，杨贵妃就如雨中的铃声，只有远去，没有再一次的靠近。怀念始终依旧，离别已是永恒。在柳永的心中，骤雨初歇，有一种醉叫做离别。
又逢雨霖，只不知这一次有没有离别？如果有，离的是谁？别的又是谁？
离别
离别的是权与力，权是大清皇族的权，力是大清皇族的力。
生有何欢，死又何苦？离有何妨，别有何碍？
鱼脱于水，坐以待死，人或者不介意，但鱼儿介意。小河改流，大河干涸，小河不介意，但大河介意。
晚年，晚春，晚秋，有的是道不尽的凄惶、说不完的美好回忆。19世纪晚期的大清皇族依然迷恋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好梦易醒，好花易折，臣民都面带微笑：别再迷恋哥，莫非王臣从此只是个传说。
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拳败了，留给北京城的是一片废墟和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孙文领导的革命是屡败屡战，冤魂不散，说什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民权、民生”。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更是给全国上下以无数遐想的空间：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专制大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胜的是革新，胜的是体制。而在立宪之前，日本也是君主制。
清朝的王公大臣知道，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化危机于无形，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1905年10月，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奉旨出洋考查宪政。
1906年8月，考察团回国，拟出立宪方案。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狂赞立宪的好处，说立宪可以“轻外患”、“弥内乱”，并说立宪可以有个预备期，争取在若干年完成。
慈禧太后很赞成载泽的建议，七次召见考察团的成员，随后在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谕旨宣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内容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往年人们都很冷淡，甚至是反对。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有人就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做军费，慈禧太后非常生气，发了狠话：“谁要我今天不开心，我就要他一辈子不开心。”不过这一年却大不一样，上万学生齐聚京师大学堂，自发地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对此作了专门的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欢欢喜喜地庆贺大典。”
辣味十足的湖南人响应立宪的行动也是辣味十足，他们开会演说，通电请愿，集会选举，组织政团。1907年夏，谭延闿经杨度联络，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宪政公会”，响应朝廷“预备立宪”的号召。谭延闿、杨度、刘人熙、龙潭等三十多人还联名递呈《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恳请朝廷迅速召开民选议院和国会。
在湖南立宪派的影响下，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立宪派也纷纷派代表到京城上书请求召开国会，立宪运动一下子就成了全民运动，一天不讲、一天不说就憋得慌。
看到臣民们热衷于立宪法，朝廷不得不在1907年9月颁布上谕，决定先在京城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各省则设立咨议局，作为“采取舆论之所”。
1909年10月，湖南省咨议局在长沙成立，谭延闿被推举为咨议局局长。其他各省也成立了咨议局，立宪派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成了咨议局的议员。但是立宪派却高兴不起来，朝廷是只见打雷，不见下雨，说是立宪，立宪还在九年后。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天花乱坠，终究是天上的花，能不能砸到自己头上还是个未知数。九年以后，九年以后自己还能不能吃这碗饭都是个问题。江苏咨议局局长张謇一想明白这个道理，立马通电全国，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谭延闿也是行动派，三次派专人参加立宪派代表在北京的联合行动。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行动还是有效果。清朝廷承诺把预备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在此之前，则预先组织内阁。
1911年5月8日，内阁名单揭晓。十三名内阁成员中，皇族占了七人。耍人也不带这样的，不想立宪你早说啊，害得大家兰花指翘了这么久。立宪派们被人玩弄了一把，心中不满，于是决定在京城举行咨议局联合会会议，讨论撤销“皇族内阁”的问题。
谭延闿风风火火地赶到北京，随后就被各省咨议局议长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6月10日，谭延闿主持下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了《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该奏折指出：“立宪国家，重内阁之组织，尤重总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公理，在不令组织内阁之总理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公理没有人接招，也不见婆理来回访，谭延闿等人不死心，继续率领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上书，仍然请都察院代奏，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
这一次回复很及时，语气也很严厉：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都是圣上的事情，圣上想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是圣上的事情，《钦定宪法大纲》早就写得清清楚楚，议员不得干预。
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立宪派人这一次伤得不轻，分权没分到，倒是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批。打人不打脸，伤人不伤心，不就是想分你的权、立你的宪，你至于这样吗？
谭延闿等人又羞又怒，立即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发表一份《宣告全国书》，称责任内阁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紧接着，他们又发表《通告各团体书》，对“上谕”逐条进行辩驳，认为“不废除清王朝的皇族特权，就谈不上改良政府，更谈不上立宪”。
此时的老佛爷早已经是物是人非，点翰林时说的话却依稀在风中飘荡：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忠臣，定能明白哀家的一片苦心。谭延闿，你会吗？
老佛爷的话谭延闿没有听到，如果他一直在北京做官的话，也许他会做忠臣。
只是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也许，只有既成事实：1905年那年，谭延闿的老爸谭钟麟去世，谭延闿不得不报了丁忧，回家乡湖南为父亲守丧。
1905年，谭延闿离别的是京城和老父亲。
这一次，谭延闿离别的是什么呢？
信心！立宪的信心！
信心这东西很奇怪，既不能拿来付首付，也不能用来买油盐酱醋，但你却偏偏又离不开它，提升幸福指数少它还真不行。
立宪不成功，谭延闿的幸福指数到了冰点。
幸好冰是会融化的。
捆绑成督军
万年的积雪，千里的冰封，终究挡不住烈日的炙烤。
谭延闿的冰点却是革命党的炮火融化的。
武昌的枪声一打响，湖南的革命党也耐不住对自由女神的崇拜，在10月22日发动起义，宣布湖南省光复，并成立军政府，由焦达峰、陈作新分别担任正副都督。
湖南的立宪派哪个不是顺风划船、顺手牵羊的好手，一见可以跟庄，又怕庄家第二天拉涨停，锁住了仓，封住了财富的门，赶紧在第二天成立参议院，声称“民国成立，应当民治”，并且提出要求：都督的命令必须得到参议局的同意才能签发。庄家拉涨还得散户批准，跟庄能做到如此，不是庄家无能，就是散户极品。
对于跟庄的散户，庄家焦达峰没有丝毫要洗盘的打算，不就是分点小钱小利吗？没什么了不起。再说立宪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现在时机不是太对。
跟庄无事，社会上不久又有谣言传出，说“都督贪污军饷，利用会党排挤新军”。面对谣言，焦达峰依然不放在心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同盟会会员谭人凤急得屁股上直冒烟，这事明摆着是有人要离间新军和会党关系、破坏都督的光辉形象，赶紧找都督焦达峰商量：老大，这样可不行，参议会这些散户都骑到您头上了，再说这些人中间鱼龙混杂，不能让他们混到我们队伍中来。
焦达峰是混江湖出身，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很有江湖豪气：“英雄不问出身，只要是和狗皇帝对着干的，不管他过去是当官，还是当士绅，我都可以容他。”
看到武昌的新军闹得红红火火，清朝的王公大臣赶紧派军队镇压。眼看武汉顶不住了，湖北的革命党人赶紧请求外援：兄弟有难，焦达峰大哥你得赶紧来救火，要不然明年今日就是兄弟的祭日，到时候你就是想找兄弟唱个歌、喝个酒也不可能了。
混江湖讲的是一个“义”字，宋江没出江湖就已经是名满江湖，凭的就是“义字当先，抗旱在前”，及时雨这名号不是白叫的，雨不能抗旱还有什么用？焦达峰不敢怠慢，赶紧把手下的第四十九标、五十标派到湖北助战。
围攻武汉的袁世凯看到革命党人又添了生力军，不敢托大，开始谨慎起来。武汉的革命军有了支援，心气高了，胆子壮了，把个武汉三镇守得有模有样。
武汉三镇的革命党长舒了一口气，还好，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了。看到明天太阳的感觉真好，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到的。有的人就不能，比如瞎子、睡着的人，还有死人。
焦达峰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不是瞎子，也不是睡着的人，他只是个死人。死人是不会搞政治的，活着的焦达峰也不会。
焦达峰的第四十九标、五十标刚派到湖北，新军第五十协（团）第二营管带梅馨带着人从邵阳赶到长沙，目的只有一个：大哥，现在都是民国了，是不是考虑给兄弟一个惊喜，发点钞票或者升个官什么的？
焦达峰给的既不是钞票，也不是乌纱帽，他给的是暴怒：“给个屁啊！兄弟们在武汉提着脑袋吃饭、顶着子弹冲锋，他们要加爵、要加薪了吗？”
梅馨无语，倒退着出来。
路上，有人等。等是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等的时机不对，被等的人心情不对，或者是火候不对，都可能砸了锅，坏了菜。
等候的人很有技术，也很有耐心。他想做一件事已经很久了，只是少了样东西：枪的愤怒。
长沙大乱，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士兵乱枪打死。咨议局局长谭延闿见这个世界不太平，猫在家里不敢出去。
路是给人走的，这一次走进来的却是一些气势汹汹的军人，进门就喝问：“谁是谭延闿？”谭延闿见势头不对，也不答应。军人也不多说，抓手的抓手，抓脚的抓脚，提起就往门外走。出了门，往轿子里一扔，抬了就走。
据史料记载：军士以强迫手段，以四人负之入轿，四人舁（抬的意思）之迳去。长沙税务司的职员向上司报告，说谭延闿在轿子里哭了一路。
到了地头，谭延闿也缓过神了，这些军人不是来要他命的，杀人的方法很多，可还从来没听说谁坐轿子坐死的。
梅馨笑呵呵地从都督府里迎了出来，请求谭延闿做都督。谭延闿推辞了半天，最后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要厚葬焦、陈二人，因为他们带领大家把清朝政府的狗腿子打跑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幸福的现在，我们要懂得感恩。第二，军人要守纪律，服从军法。如果不答应，我宁死也不做这个都督。
谭延闿做了都督，全省上下都是欢呼一片。但已经有人不快乐了。
不快乐的是梅馨。都督谭延闿是他推选的，正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快乐？
没有人关注，谭延闿也没有关注。人们关注的只是谭延闿。
谭延闿已是都督。
一次督湘
都督是件美事，也是个难事。
湖南、湖北虽然已经宣布独立，其他的省份还在袖手旁观。朝廷手里还有一大把的军队，袁世凯的武器要多精良有多精良，一旦老袁打下湖北，战火烧到湖南，到时自己这颗脑袋保不保得住还真是个问题。
一把火是放，十把火也是放，不如多放点。谭延闿把目光转向了四川、广西、福建等省，要是这些省也都反了，湖南就安全了。
策反是件大事，细节决定成败。
湖南紧挨着广西，现在省里兵力都调到湖北参战了，一旦策反失败，就可能遭到广西军队的重击。幸好广西巡抚沈秉堃是湖南老乡，可以打一打乡情牌，即使失败，也不会引火上身。
很快，沈巡抚也是见到大清大势已去，就同意了宣布独立的要求。然而福建巡抚孙道仁就没有这么幸运，谭延闿直接给他写了一封信：孙道仁，限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如果不来，现在天气这么热，我们会请你们家老祖宗出来喝一喝君山茶，他们应该很久没有喝到家乡的茶了，想来应该会很高兴。
沈巡抚看到大清大势已去，不久宣布独立。孙道仁有心带着人马杀到湖南，福建离湖南又稍微远了点，要坐飞机没有飞机，要坐高铁没高铁。就算到了湖南，老祖宗们在外面已经喝了好长时间的君山茶。有家才有国，孙道仁一狠心，俺也“从良”吧！
谭延闿的策反工作做得还真错，先后有七个省宣布独立，弄得清政府是一个头两个大。
幸福是踩到别人尖叫自己在一边乐，安全是隔岸观火、隔山打牛。当然，幸福还得吃饭。谭延闿觉得要解决湖南人的吃饭问题，还得靠实业。于是挪用公款“振兴工业”，什么牌子的都有，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当时的人认为振兴工业是湖南的第一要着，美国学者周锡瑞对此很是赞赏：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
赞赏的话都愿意听，可谭延闿没有这个时间，他忙着呢。武汉起义，孙中山回国，他得致欢迎辞。同盟会变成国民党，他这个湖南支部的支部长的重担是只重不轻。老袁当了民国大总统，通电拥护不成，递红包还得抓紧。
袁世凯不爱红包爱人才，看到谭延闿工作主动积极，勇于向领导靠拢，心头一热：老谭，我代表民国政府、我们袁家上下欢迎你正式担任湖南都督。
袁大总统正是心头发热，有人泼了他一头凉水。
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反对袁世凯专权，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并且就要出任内阁总理。
心头着凉已是无奈，绝不能让水清凉到底，袁大总统递出了橄榄枝、放出了和平鸽，派人给宋教仁送去一张50万元的银行支票，并表示如不够用还可以再加。
宋教仁的答复有点绝，此地禁止栽树，高空严禁飞行，民主立宪倒是欢迎。
袁世凯拔枪，断水，宋教仁死。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拔枪断水也好不了多少。
宋教仁一死，江西、安徽、福建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要求讨伐袁世凯。在宋教仁的家乡湖南，革命党人发誓要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并恳请谭延闿起兵反袁。
谭延闿突然读懂了九江王英布，或者升天，或者入地。
袁世凯重兵在手，不久前才从五国银行借了钱，实力强大，各省联手，恐怕都不够人家吃一口。
即使胜了，自己在国民党内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是干活出汗，吃饭喝汤。
第三条路有没有？谭延闿不想做孙悟空。
南方独立的省纷纷发来电报，催促谭延闿独立。革命党人送来子弹和手枪，要么杀人，要么杀己。1913年7月25日，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声称“和袁贼断绝关系”。
有人造反，袁世凯自然得派大兵镇压。只是如何布局，主攻方向是江西、江苏还是湖南，内部虽然争得耳红面赤、两嘴起泡，都没有结论。段祺瑞等大多数将领都认为要想讨伐广东，首先就要搞定湖南，所以应该全力打击谭延闿。
袁世凯从前没有和谭延闿打过交道，对谭延闿的为人也不了解，所以心中很犹豫。恰好徐世昌不久前刚刚收到谭延闿的一封信，袁世凯就命他拿信来看。徐世昌慌了张：“大总统，这信里没说别的，只是一些私事，军政方面的事我从来不和他说。”袁世凯笑了笑：“不要紧，我只想看看他是什么东西变的。”
信里果然只谈了些私事，袁世凯看完后却当即拍板：主攻江西，湖南只要敲敲边鼓就可以了。
众将领愣住了，老大做事太离谱了，就凭一封信就敢下赌注。看到众人脸上写满问号，袁世凯指了指信上的落款：一个刻的是“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只喜餐麦跨鞍”，另一个刻的是“马痴”。袁世凯指着印章说：“这两个章子看起来很有气势，却盖不住骨子里透出的酸气。这个人做事，样子肯定是要装一下的，但不能强悍到底。这一次国民党起兵，他只是碍于情面，参加是一定会参加的，坚持也一定不敢坚持，因为他没这个胆。”
之后事实果然：谭虽起兵宣布独立，闻得江西、江苏国民党兵败，不待湖南接战，便赶紧取消独立，下野出逃了。
各地讨袁军连吃败仗，谭延闿见势不对，在8月13日宣布取消独立，然后给袁世凯的总理徐世昌发去密电，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这句话的意思是：造反虽然是大势所逼，我也不敢推卸责任；取消独立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没有一丁点儿的功劳。谭延闿发电报的目的很实在，我不求您像曹操那么伟大，只希望您认为我功过两抵就行。
三国的时候，陈琳一篇《为袁绍讨曹操檄》骂得曹操出了一身冷汗。后来袁绍兵败，曹操问陈琳为什么要问候自己祖宗。陈琳回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喜爱他的文采，命他做了从事。
可惜民国不是三国，老袁也不是老曹，虽然谭延闿又是请副总统黎元洪替自己说情，又是亲自到京城请罪，老袁还是一点不给他面子：先是派自己的亲信汤芗铭当湖南都督，接着又判谭延闿四等有期徒刑。黎元洪一见独木不成林，赶紧拉上熊希龄一起求情，袁世凯才特赦了谭延闿。
谭延闿如脱笼之鸟飞离北京，在青岛隐居。青岛是个好地方，晨看朝阳起，晚听潮水退。只是他乡虽好，不是故乡，他还能回故乡吗？
二次督湘
有的人梦回故乡，有的人魂归故乡。只要有故乡，就能回、就能归。谭延闿客居二年，终于回到故乡，而且是荣归故里。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黎元洪和谭延闿是好朋友，“外举不弃仇”做不到，“内举不失亲”倒是做得到，才当上总统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
说到治理，谭延闿倒是把好手，思想也很明确：发展靠教育，振兴需实业。
经过长期战乱，湖南的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谭延闿认为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所以下令禁止教师在社会上当什么理事、会长，禁止他们搞副业、捞外快。考虑到学校受到损坏，特意拔出专款修理学校。谭延闿本人虽然没有留过洋，却很重视对海归的培养，给予一定的奖学金。
湖南工业底子薄，矿藏却很丰富，锑、铅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谭延闿本着特色经济的特点，靠山吃山，靠矿吃矿，因地制宜发展实业。湖南的《大公报》对此曾有报道：湖南实业迩来渐有起色，如华昌烁矿公司、光华公司投资之踊跃，实出吾人意料之外，近闻又有组织自来水公司及承顶纺纱厂者，此实吾实业前途之光也。
谭延闿正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把湖南督”的时候，大总统黎元洪出事了。
黎大总统这总统当得实在是不太舒服，国务总理段祺瑞太过彪悍，独断专行，根本不给自己面子。看到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大总统黎元洪就把号称“辫帅”的长江巡阅使张勋请进北京城，想让他擦点润滑剂、涂点万花油，在中间调和调和。
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靠投靠袁世凯发迹，先后担任管带任副将、总兵等职。武昌起义时，张勋是江南提督，率领巡防营顽抗革命军。清朝溥仪皇帝退位以后，张勋把部队改名为武卫前军，禁止他们剪辫子，表示效忠清王朝，当时人都称他们为“辫子兵”。
张勋进了北京城，做得是不偏不倚，即不帮黎元洪，也不帮段祺瑞，直接解散国会，逼黎元洪下台，把溥仪扶上了皇帝的宝座。
谭延闿正在为好友黎大总统下台难过，张勋被段祺瑞的“讨逆军”打得逃进荷兰使馆，段祺瑞总理又回到了北京城。总理依旧是那个总理，可对谭延闿并不是件好事。
段祺瑞重掌内阁以后，就想武力统一中国，西南各省肯定是一个都不能少。谭延闿成了段祺瑞眼中的拦路石：不是北洋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玩不到一块；再说这家伙和黎元洪的关系铁，说不定哪天就给自己惹出是非。
上阵父子兵，成事还得自己人。段祺瑞狠了心，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对傅良佐，段祺瑞很是放心：做事干练，是自己的四大金刚之一，上得台面，压得住阵脚；湖南乾州出身，不会引起湖南人的反抗；最重要的是，傅良佐是自家舅佬，打断根还连着筋。
傅良佐也是不负姐夫哥的厚望，还没上任就给湖南的百姓送秋波，抛媚眼：老乡们，能回到家乡做事我傅良佐很激动，我不带北方的一兵一卒到湖南，也不会干涉地方的事务。
谭延闿不愿意接这秋天的波菜，他不好这一口，再说这个人明摆着是要夺自己口中的食、锅里的肉。谭延闿请熊希龄做段祺瑞的思想工作，希望段祺瑞能够放宽眼界，不要把目光只盯在湖南，天下这么多，哪里容不下一个傅良佐？
可惜段祺瑞不光眼界不开阔，还是蛮牛一头，只认死理：谭省长勤政爱民，这我是知道的，但谭省长不懂军中事务，做民事更能发挥谭省长的特长；现在世界各国都流行文人不领兵，民国要向国际化靠拢；湖南民风彪悍，用得好可以保国卫民，用得不好就会祸害一方。换督军是跟随潮流的事，换也得换，不换也得换。
熊希龄看到牛不回头，就说一山不容二虎、一女不事二夫，不如“督、长不同城”，督军傅良佐驻岳州，省长谭延闿驻长沙。这一次，涛声还是依旧。
谭延闿看到段祺瑞使劲地要往自己心窝窝里插刀子，心里很是气愤：你会心窝里插刀，我就不会狗头上敲棒？在谭延闿心里，自己的棒子还是很大很粗的；自己手里有兵，西南军阀也是使劲地顶自己。陆荣廷说：“湖南和广西唇齿相依，搞老兄你就是搞我，你放心地搞，我全力铁你。”唐继尧想得更细，云南有个师在韶关，枪炮一响，这个师就赶过来支援。
棒子很大也很粗，打出去却没有一点风声。棒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使棒子的人。谭延闿的一部分手下被人收买，一部分人是要和平、不要战争。陆荣廷和唐继尧两个人唱得很好，但只想做文戏，不想演武戏。
北方兵到，谭延闿败！
败，依然有事可做。谭延闿只做两件事：拍卖和馈赠。松鼠收藏果子，只为冬眠。谭延闿拍卖会产，不是为了要离开，而是为了回来，兵强马壮才能有机会回来。回来需要人接，让人喜欢的方法有很多种，馈赠是其中比较有效的办法。
老谭也有搞特殊的地方，他特意从省教育基金里头拨出一笔专款给总务厅长林伯渠、教育司长熊知白、交涉科长陈寅恪，标准是每人路费400大洋，另每月生活费140大洋。为防止傅良佐来了后断掉这笔钱不发，还专门预付了15000块给驻美大使保管，专款专用。有些官员就不满了，我们跟了您这样久，您都没有考虑让我们出去镀镀金什么的，林伯渠、陈寅恪他们才来几天，您照顾得这样周全。老谭也不生气，说：你们跟着我只是为了做官，他们三个人不一样，都是我专门请来建设新湖南的人才。现在新湖南虽然建设不成了，但只要是人才就不能委屈他。后来，陈寅恪留学美国多年，靠的一直就是这笔钱。
人来人往，有人来，也有人往。来的是傅良佐，往的是谭延闿。傅良佐向长沙来，谭延闿往上海去，既然已败，不如归去。
谭延闿离开湖南不久，有人就开始怀念他了。只是怀念虽好，不如相见。怀念一种是寂寞，寂寞的人那么多，这一次寂寞的人又是谁呢？
自治也是一种错
寂寞的人是陆荣廷。
寂寞的人因为相思而怀念，陆荣廷则是因为失去才后悔。得不到的最美丽，失去的最遗憾。陆荣廷失去的是湘桂军阀间的和平，湘桂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自己毫无办法，湖南督军张敬尧这人又调停不了。谭延闿和湘军各路将领的关系不错，如果他出来当督军，情况就不一样了，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和运气。
做事是需要运气的，摸彩票固然需要，当总理、当督军更是如此。
有原则的人成功相对容易一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所以金兵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段祺瑞也是有原则的人，不过这一次他失败了。
不要约法，不要国会，不要总统，段祺瑞的原则很明确，立场也很坚定，大权在握，坚挺很正常，这种情况直到北洋军在湖南吃了败仗才发生改变。
原则是段祺瑞的，孙中山并不赞成，他要维护临时约法、重立国会。于是，护法军和段祺瑞的北洋军在湖南交锋。北洋军败。大总统冯国璋为了缓和南北矛盾，提议谭延闿当湖南督军兼省长。
对于这个任命，谭延闿是认可的，不过提出一些条件：外省的军队一律退出湖南，政府不得干涉；中央政府出钱维持湖南市面。
冯国璋气得不行，给你饭吃你还讲条件，爱吃不吃，不吃拉倒。饭有人吃，督军更是有人抢着做。美女不可唐突，良机不可糟蹋，张敬尧抓住了这个好机会。
有的人性本爱丘山。张敬尧则是“金子我所欲也，杀人亦我所欲也”。杀人之多，动至数万，兵悉劫掠，地无不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张氏兄弟在湖南称霸一方，大发横财。在霍邱马店、龙潭寺一带买田几万亩，又在桑郢大兴土木，修建极其华丽的督军府，在天津置了不少房屋和地产。当时的湖南人为此写了副对联：“堂堂手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虎豹吃人，豺狼横行，湖南的老百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打野兽是需要猎枪的，谭延闿有枪，很好地做到了与民同乐。
1922年6月，谭延闿又回到长沙，身兼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三职，一时风光无限好。顺民者昌，逆民者亡，谭延闿深深地感到民意的重要，因此一上台就顺从民意。
在谭延闿上台之前，湖南周围的省就流行着“民治风”、“省治风”，而在湖南，老百姓也早厌倦了长年的残暴统治，希望能够翻身做主人，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
谭延闿决定实行湖南自治，并在7月22日向全国发出“闿电”，电报中称要废止督军、民选省长、实行联省自治。此电一出，顶帖无数，人人都认为不自治不足以救湘救省救国。旅居上海的湖南人组成“湖南改造促进会”，此时亦号召湘民“奋起自主”，提出“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的自治宣言。梁启超更是拔刀相助，起草《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省自治根本法》。吃饭、喝水、谈自治一时成了湖南老百姓每天要做的事情。
在谭延闿眼中，自治不过是个小姑娘，想怎么打扮是上流社会的事情，老百姓审美能力还得慢慢培养，参加一下听证会就可以了。于是，他邀请在省官绅30多人，召开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委派委员10人，省议会派议员11人组成“湖南省制起草委员会”或“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共同起草《湖南自治法》。
自治变成了听证，久等的船不来，这让湖南老百姓的心碎了不少。天上的陨石碎了，会砸坏花花草草。人的心碎了，则会绝望，或者是自己的希望，或者是别人的希望。10月10日，人们冒雨游行示威，要求谭延闿迅速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反对省议会和少数人包办制宪。
心碎的人刚刚示威，心怒的就动武了。
程潜是愤怒的，自己在湖南本来是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谭延闿这家伙借段祺瑞要求各地裁军的名义把老子的人马裁了一干二净，还把老子赶出了湖南。
好好的就被谭延闿赶出了湖南，此仇不报非君子，只是一时找不到机会。这下机会来了。
11月13日，程潜的铁杆第6区守备司令李仲麟等又在平江策动兵变，联合于应祥和团长郭步高、张振武进兵长沙，声称“除宵小，清君侧”，并与程潜旧部第二旅旅长廖家栋里应外合，逼谭延闿下台。
赵恒惕一向对谭延闿特别恭顺，认为没有谭延闿就没有自己全家。湖南反袁失败后，赵恒惕被汤芗铭五花大绑送到北京请功。后来谭延闿走了黎元洪、熊希龄的路子，向袁世凯说情，赵恒惕才逃过一死，改判为三等有期徒刑。
在赵恒惕吃牢饭的日子里，谭延闿隔三差五地提一些油盐酱醋、米面银子到赵恒惕家，陪赵恒惕的父母聊聊天、打打牌。赵恒惕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拉着赵恒惕的手，对他说：“儿啊，谭都督对咱们赵家恩重如山，咱赵家得对得住人家。”
但这一回，恭顺的赵恒惕也怒了：谭延闿这家伙太坑人了，要你卖命时封官发财说得嘴巴涂了蜜，卖完命后就装聋作哑不理这事。要不是老子替你打江山，你谭延闿能进得了长沙城？可老子现在还只是个小师长。而此次回任湘督，赵恒惕更是功不可没。因为谭延闿毕竟是一个书生，对军事并不在行，打仗他主要依赖赵恒惕。因此，在蜗居湘南之时，谭延闿曾承诺：“将来打完仗，军事交赵（恒惕）负责，民事交林（支宇）负责，本人决不贪图权位。”在进入长沙城的庆功宴上，他还信誓旦旦：“那是赵总指挥躬冒矢石之功，是诸将士奋勇杀敌之功。”那些在湘南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将领被他雄辩而富有感情的演说感动得痛哭流涕。
郭步高、张振武的军队开到小吴门外，身为第1师师长的赵恒惕对他们的行动始终“不闻不问”，让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只要不闪了腰、折了腿就行。
谭延闿看到形势对他不利，就请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希望他站出来支持自己。但赵恒惕坚决不当总司令，推辞说：“现在掌握军权的大佬很多人都在外省，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男女授受不亲，君子不欺暗室，如果我私下里接受，将来我怎么面对他们？……至于维护省城秩序，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如果有叛兵偷袭，我一定痛击他们。”
看到回天无力，谭延闿只好召开发布会，于11月23日宣布“本人即日离职，去沪养病，湖南事另举贤能继任；省城秩序重要，请赵师长维持”，并声言“还政于民”。
离职，还有复职的可能，但离世却已经不能再回来。谭延闿的夫人因为难产在上海离世，谭延闿只好派人迎灵柩回湖南安葬。谭延闿借口要料理妻子的丧事，请求赵恒惕允许他稍缓几天再动身。赵恒惕没有答应他，对敌人心软就是对自己残酷，给对手机会就是给自己挖坑。程潜一系的军人害怕中了谭延闿的缓兵之计，就扬言要把军队开到省城为畏公（即谭延闿）送行。
迫不得已，谭延闿只好在11月27日坐上开往上海的轮船。28日，谭所坐的轮船和运送他夫人灵柩的轮船在城陵矶附近相遇，无法靠近。二船之间，隔阴阳，离生死，断愁肠。后来，谭延闿每次想到此事，都会悲从中来，叹“相逢不相见，存殁两难安”。
相逢注定会引出许多故事，或者执手相看，或者逢而不见，或者拔刀相向。谭延闿在上海遇到了一个人，他又会引出什么样的故事？
投敌
故事有很多种，生、老、病、死，富、贵、贫、贱，走不出一个情，逃不出恩怨。
谭延闿败走长沙、存殁难安，都是此人种的因、浇的油，说一切都拜此人所赐也不为过。
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孙中山恨的是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的“祃电”。
孙中山一向是主张一统全国的，虽然手中要人没人，要枪也没有，但老孙有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任何有悖一统中国的做法，老孙都不会容忍，何况是各省自治。
“祃电”宣称民国的实质关键在于实行民治，而要实行民治，关键在于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
关起门来做皇帝，这事谁都想做。谭延闿的“祃电”一发出，就得到西南各省军阀的附和，四川、贵州等省军阀纷纷采取一致行动，地球是圆的，老子就是圆心，中央是什么，没听说过。
有人欢喜，自然有人忧郁。北京政府不乐意，大家都听我管，难道让我去管空气？孙中山本来就是靠西南军阀支持军政府的，现在西南谁都不听他的，别说一统中国，军政府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让各省放弃自治，还得找带头大哥。因此，南北政府都试图争取谭延闿。
1920年9月1日，大总统徐世昌授意范源濂，希望谭延闿支持和平统一，谭延闿口头表示反对局部谋和、赞成公开议和，实际上在湖南还是实行自治。
孙中山没有徐大总统那么贵气，亲自给谭延闿写了两封信，要求谭延闿出兵广西，平定广西战乱，消除两广祸患，并先后派湖南籍的议员李执中、周震麟、李汉承、陈嘉会等人回湖南做思想工作，争取谭延闿出兵夹击陆荣廷，赞成北伐。但是，谭延闿觉得自己既不是超人，也不是耶稣，只想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别人的事可以一概不管。
孙中山对谭延闿很失望，对一统中国依然不放弃，他又派黄一欧到湖南协助周震麟等人做其他人参加北伐的工作。这一次，周震麟、黄一欧得到鲁涤平、陈嘉祐、驻醴陵第6区司令李仲麟等人对北伐的支持。
有人来砸饭碗，谭延闿自然不干，当即发出通电，提出“以武力勘祸乱，不如以民治固国基”，武力一统，不如自治安民。
话不投机半句多，多说无益，不如动手。动手的是程潜，策反的是周震麟、黄一欧等人。事必躬亲固然是种态度，适度放手也不失为一种谋略。
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捅得最厉害的刀子通常是背叛。赵恒惕就是那把刀子。
刀子是自己磨利的，不过这一回谭延闿控制不住脱手的刀子。再回湖南，不是没有可能，只要联手孙中山，一切皆有可能。谭延闿重新加入国民党，表示愿意追随孙中山革命，并晋见孙中山。
孙中山很是认可谭延闿，在给胡汉民的信中说：“吾党缺乏政治人才，今后必须多联系国内知名人士以为我助，如北孙（洪伊）南谭（延闿），均一时人望。”
谭延闿当然不知道孙中山对他的评价，但他知道一件东西是必需的，投名状。林冲上梁山的时候，投名状是一颗人头。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是人头就行？
谭延闿的投名状又是什么？如果是人头，又是谁的人头？
投名状
地上没有死人。
手中没有人头。
谭延闿的投名状还是递了出去，只是一次募捐、一次拒绝。募捐的是军饷，拒绝的是总长。
1921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伐广西军阀的战争。打仗是非同小可的事，枪要子弹，马要吃草，人要吃饱。孙中山有发起讨桂战争的勇气，却没有犒赏三军的钞票。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用时不够花。
谭延闿别的没有，有的是人脉，他一方面联络有关人士出来支持孙中山讨桂，另一面利用私人关系筹集到了十万军饷，救了孙中山的场。
谭延闿一门心思要入伙的时候，他的老朋友黎元洪东山再起了。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胜出，黎元洪当了总统。黎元洪一出山，就想一统中原，于是想拉拢谭延闿，提出让他当内阁总长。谭延闿拒绝了，说：“宁做护法政府的草，不做北京政府的苗。”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落难上海。谭延闿亲自到码头迎接，找他谈心，两人相处甚欢。孙中山回广东没有路费，谭延闿就把自己在上海唐山路的住宅卖掉，并集资5万银洋。孙中山得到这笔钱，才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哭吧。
付出总有回报，真心换得真情。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任命谭延闿为大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
谭延闿投奔孙中山的目的就是重回湖南，但要么时机不熟，要么没有机会。一个管内政的部长，整天忙于日常工作，又哪里能创造机会呢？
机会还是来了，创造机会的不是谭延闿，而是赵恒惕。
此时的湖南已是赵恒惕的天下，老赵在湖南搞的也是联省自治，很得民心。老赵搞自治虽然有假公济私、为自己打算盘的成分，可真要算起来，还是比较照顾湖南老百姓的利益。南北统一是要花代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如湖南自治，关起门来成一统，管他春夏和秋冬，不知北有段祺瑞，南有孙中山。
理想是美好的，理想还是要回到现实。北方政府固然不想成全赵恒惕的小算盘，孙中山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更是容不得这粒沙子。赵恒惕不同意北伐军借道湖南，北伐军只好绕道江西北上。
赵恒惕在这个时候偏偏下了一着臭棋。湖南连年灾害，赵恒惕不但没有好好救济灾民，反而派士兵殴打示威的学生，引起很大民愤。
民愤是个好东西，关键看你会不会用。蔡钜猷见有机可乘，就在湘西宣布独立，通电指责赵恒惕“甘心附北，背叛西南”。孙中山也是一个搭顺风车的好手，黄金如粪土，百姓如父母，迫害父母，罪该万死，立即任命谭延闿为湖南讨贼军总司令。对于这个任命，谭延闿非常乐意接受，这不仅可以报赵恒惕往日的逼宫之耻，还可以帮助孙中山实现北伐的大业。于公有理，于私有利，谭延闿没理由不接受。
谭延闿在衡阳设立总司令部，与赵恒惕公开对垒，称讨贼。为了将赵恒惕“湘省自治”的合法招牌打碎，谭延闿除了指责赵恒惕制宪不符合法律程序，还公开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联省自治，联省自治只是对一个地区好，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造福全中国的真理。阻挡北伐，就是阻挡中国老百姓的幸福。
赵恒惕也不是吓大的，护宪是我生命的意义，没有自治，我哪能独霸湖南这片天，于是组织护宪军，并通电全国：“湖南立宪是全国民众都知道的，即使有什么小缺点，提个方案修正就是。现在有人竟然想借一张电文就废掉他，而这个人还是第一个提出立宪的湖南人，这确实是我们湖南最大的悲哀。”
谭赵二个人嘴上功夫不停，枪和炮的较量没有闲着，挖墙角的也很有看头。谭延闿凭着三寸不烂的卖拐功夫，说服赵恒惕的部下朱耀华带领一个团反水，要不是赵恒惕平常喜欢玩跑得快，差点就被人包了饺子。
赵恒惕一口气逃到株洲，看到形势逼人，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保命要紧，就向吴佩孚求援。不久，吴佩孚从岳阳出兵增援赵恒惕。
赵恒惕稳住了阵脚，准备和谭延闿再大战一场。谭延闿却急勿勿地撤退了，好像狐狸被人烧了尾巴一样。
谭延闿不是狐狸，自然没有尾巴，但他有后院，后院起火也不是好玩的，何况放火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这是个会做梦的人。
会做梦的人
少年时的陈炯明梦中虽然没有神仙，却也是非同一般，左手揽月，右手挽日。生有异兆非凡人，梦有怪象定乾坤，后来陈炯明每当有不如意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个怪梦，就如打了鸡血一样。
梦果然是好梦，陈炯明虽然不是纵马天下，却也是力定两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集于一身。陈炯明是喜欢模范起信、联省自治的，两广的地盘小是小点，毕竟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施肥浇水都是自己说了算。想严禁军队干涉司法，军队不敢吱声。要大力禁烟禁赌，价值四十万元的鸦片烟说烧就烧。想实行义务教育，就可以兴建免费公立学校。
联省自治遭到孙中山的反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联省自治不过是小农意识。要兼济天下，就得出兵北伐。打仗是件麻烦事，操心不说，后方得烧钱，前方得烧人，即使打下北京城，估计也分不到一根半根骨头，于是陈炯明借口“后方不稳”、“保境息民”等，不愿出兵。
孙中山很愤怒，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皇帝打此过，留下买路财，何况你是由我一手捧上来的陈炯明。陈炯明被拿下，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全部如明日黄花，成了穿着新衣的皇帝。
陈炯明不愿意当穿着新衣的皇帝，他想继续他的联省自治的梦想。孙文，我和你已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梦想之争。梦是争出来的，陈炯明起兵。
广州告急，南雄、始兴沦陷，孙中山大急，赶紧电令谭延闿回师广东。谭延闿有心和赵恒惕分个胜败，又怕孙中山有什么闪失，于是赶紧回师救急。回师很及时，陈炯明被打退，陈炯明残部退据东江，固守惠州。
广州转危为安，孙中山长出一口气。陈炯明憋了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活着，凭的不也是一口气。直系军阀很着急，不能让孙大炮缓过神，这家伙一停下来就会想着来炮轰北京城。
直系军阀赞助，陈炯明再掀风波，意图再与孙中山一争高下。孙中山决定联合湖南、广东、云南、广西的军队东征。
1924年，谭延闿召集湘军举行誓师大会，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随后，谭延闿部、杨希闵部、刘震寰部分左、中、右三路东征讨伐陈炯明。
刘震寰曾经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桂军总司令”，手底下有弟兄大约一万人左右。这哥们敛财是把好手，不仅把税收据为己有，还从来不给士兵发军饷。士兵们闹饷，刘震寰就笑骂道：不说你们傻你们还不知道，手里有枪就有钱，这还要老子教你？
滇军司令杨希闵除了垄断税收，还喜欢当馆长，比如赌馆、烟馆的馆长。为维护私人利益，杨希闵还自办滇军干部学校，培养亲信，对抗黄埔。孙中山曾气愤地当面斥责杨希闵：“我叫你们来，是要你们听我的话，帮我做事。现在你打着我的旗号祸害广东，我是不允许的。”
东征一开始比较顺利，但等到刘震寰和杨希闵哥俩占了一些地方，哥俩就开始掉链子了。俩人都开始玩起躲猫猫，不肯再向东江走一步，比琵琶女还琵琶女，孙中山千呼万唤都不肯出来。
刘震寰和杨希闵这边停摆，三军会师就变成湘军一个人的战斗，缺医少药、补给不足不说，还碰上总指挥谭延闿手臂中风，湘军惨败。
东征失败，境内的各路军阀又不听号令，广东一时陷入风雨飘摇当中。孙中山很有挫折感，男人不狠，地位不稳，东征失败都是直系军阀惹的祸。此祸不除，统一难成。
孙中山决定北伐。
后中山时代
爱有爱的理由，恨有恨的道理，不爱不恨有不爱不恨的说法。中国人做事，总要给一个理由先。
孙中山北伐的理由很简单，消灭曹吴，建成自由独立的国家。随后组建建国军，由谭延闿任北伐军总司令，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出发。
建国军一路向北，直奔曹锟而去，曹锟却已经下台。1924年10月22日午夜，冯玉祥率部队从城北的安定门进入北京，不费一枪一弹，包围了总统府，监禁总统曹锟，并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
孙中山觉得和平统一有希望，于是动身北上，临走前把军事交给谭延闿，说所有入赣入湘各军，均由其节制。
三月是万物生长、百花齐放的日子，孙中山的眼里已经没有春意，他在这个时节离开了人世。生离变成死别，广州政府一时群龙无首，有些混乱。
乱军中取上将首级，乱中可以说是取胜的绝好机会，混水摸鱼的事，刘震寰和杨希闵从来就不会放过，况且这两个人想造反又不是两三天了，只是顾忌孙中山。
消息传到昆明，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也出来凑热闹，声称自己3月18日在云南昆明已经就任副元帅，企图就地转正，当上军政府的一把手。曾经有两次副元帅的机会摆在唐继尧的面前，唐继尧没有珍惜。1917年护法运动和1924年北伐战争，孙中山向唐继尧递出橄榄枝，希望他真情出演、实力加盟，被拒。对于唐继尧辞演的原因，有的认为他想保存实力、自己单飞，有的则认为唐继尧看不上区区一个副职。做老大做惯了，谁愿意低头伏小。
唐继尧这时候最想说的三个字就是我愿意，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但广州军政府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情，当天就谴责唐继尧的可耻行径，并决定讨伐唐继尧。
唐继尧很淡定，自己早在4月就和刘震寰、杨希闵有了盟约，他俩负责在广州发动政变，自己负责当西南盟主。5月，唐继尧又派代表与广州的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等人以及香港当局代表密议，准备颠覆广州军政府。
6月初，杨希闵、刘震寰公开叛乱，占领了广州市城北的狗头山、观音山等重要阵地和电报局、车站等地方。
广州骚乱，谭延闿立即率领湘军回救广州，和许崇智的东征军、朱培德的赣军等部队会师广州。势如破竹，刘震寰、杨希闵一路狂奔，跑路到了香港。
广州局势重新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将广州大元帅军政府更名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谭延闿的事业开始转移，虽然仍兼任第二军的军长，他却放手由副军长鲁涤平一手操办，自己从此不问军事，只讲政治。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其实就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左派支持联共，右派主张分共。谭延闿既然只过问政治，他又会何去何从呢？
惯性向左
山深藏精怪，风大起事端。孙中山这一离世，人心本来就不齐，现在更是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有的人说是国民党右派做的，有的怀疑是胡汉民要上位找人暗杀的。立案、缉凶，谭延闿大哭一场，写诗悼念，已是于事无补。
11月，西山会议派的人出来闹事。
谢持、邹鲁、林森等人一直不赞成国共合作，更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认为国共合作有利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天下。看到国共两党之间的配合越来越有默契，心有灵犀的指数越来越高，哥几个红了眼，这事不能这么搞，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该出手时就出手。
1925年11月23日，叶楚伧、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清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会议还给国民党党员提了个提醒：合作有风险，牵手要谨慎。青天白日旗，一年变红色。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谭延闿没有丝毫放纵的念头，孙先生说过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谁和先生不来电谁就是不对。谭延闿和汪精卫先后两次致电林森等人，指责他们无组织无纪律，祸国殃民。
192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人。
谭延闿很是高兴，二大胜利闭幕，自己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员，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朗朗乾坤，青天白日旗在风中飘扬，是个喝酒的好日子。
事情没有谭延闿想得那么美好，他的愉快被一件事打破了。
大权终究不是极权，天空虽然有极限，但毕竟是天空，蒋介石想感受天蓝蓝的那种感觉，想知道在别人眼中的分量，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蒋介石喜爱石头，于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办法。投石问路，可以见好就好，也可以顺手摘瓜。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扔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头，逮捕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拘留左派党代表和工会人员，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还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处。
对于扔过来的石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捡起石头扔回去，有的人会奉行和气生财，有的人则置之不理走自己的路。
共产党内部就有不同声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坚决进行反击，你扣我的篮，我断你的球，礼尚往来，两不吃亏，一定要将嚣张扼杀在摇篮里。中共中央的老大陈独秀忍为先、和为贵，主张以德服人，同意让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1军，蒋介石夺取了第1军的军权，三名反对蒋介石的苏联顾问被解聘回国。
儿媳再亲，还是隔了一层，当家还得自己骨肉。国共可以真诚合作，但国民革命必须由国民党领导。谭延闿自然没有反对蒋介石，何况俩人还有一段很深的渊源。
渊源一般在很久之前，而且都会有故事的。有情人的故事或是碰出火花，或是留下遗憾，谭延闿和蒋介石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最美
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故事很多，相交如水，亦仇亦友，生不共天，死不同穴，或有情或无情。
男人的故事已经精彩，如果再有美眉友情出演，故事更是会high到极点。美眉的杀伤力有小米加步枪型的点射，有机关枪级别的横扫，也有炮弹轰炸的威慑。
不过事情都有例外，这个美眉竟然没有杀伤力，山河陷，天地塌，神不在，佛不在，整个世界都不在。无神可杀，无佛要杀，只有美眉在。
美眉姓宋，芳名美龄，是孙中山的小姨妹，刚从美国回来。
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对于谭延闿，孙中山没有宝剑可赠，只有美眉可送。谭延闿一时人望，佳人配才子，般配。对于孙中山的提议，宋家人支持，宋美龄暗许。
蒋介石大急，名花无主，还只是看她老妈的白眼；一旦名花有主，想追就要挨她老妈的菜刀了。到了那个时候，纵然山河陷，天地塌，那也是别人的山陷，别人的天塌，自己是无福享受美人恩了。
孙中山满心欢喜，等着喝谭延闿和小姨妹的喜酒，宋家已向谭延闿提亲。蒋介石一头失落，喝自己的闷酒，让别人乐去吧。
谭延闿没有乐，他有的只是婉拒：“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除了婉拒，谭延闿还给蒋介石说项，夸蒋介石如何优秀、前途无量。
婉拒，不是山河陷、天地塌的美眉不好，只是谭延闿没有那个心没有那个情去接受第二份婚姻。不只是现在，而是从谭延闿懂得母亲的处境以来。
谭延闿的母亲李氏出身寒门，是父亲谭钟麟去陕西担任布政使时收的小老婆。湘人家风严谨，讲尊卑、论上下，谭钟麟性格又严厉，所以李氏夫人在谭家身份卑微。
每次全家吃饭，李氏只能当站长，站在桌子旁为别人添菜、添饭，自己是决不能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吃的。直到谭延闿高中会元，母因子贵，谭钟麟破格开恩，李氏才结束站长生涯，可以坐下来开餐。谭延闿的地位也不高，子以母贱，人人都叫他“小老三”。后来谭延闿小小年纪入了府学，那些人不敢再小瞧他，所以，才改称他为“三大人”了。
有感于此，谭延闿对母亲极为孝顺，想方设法提高母亲的地位和威望。资助长沙明德学校的时候，谭延闿就自称奉太夫人之命而为，每次写信给明德学校的校长胡元倓，落款都是“慈卫生”。谭延闿督湘，也是号称“奉母命出而维持秩序”，“以免地方糜烂”。
谭延闿还是被伤得不轻，母亲仙逝已经让谭延闿痛不欲生，族中规则更是让谭延闿想一头撞死在祠堂的正门上。在族规的眼中，匠心独运，不如浑然天成，后天富贵，不如名分纯正，既然是小老婆，谭延闿母亲的灵柩当然只能从祠堂的小门抬出去。功名在身，湖南督军，换不来母亲一个正门的待遇，谭延闿一气之下，趴在棺材上大叫：“我谭延闿已经死了，赶紧抬我出去”。
族里的人慌了手脚：左手写族规，右手写权势，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着族规和权势，哪一个我该放开？
放开的是左手，右手可以拿筷子吃饭、举杯子喝酒，做事离不开右手，杀人右手也更方便。放手只在一指间，绝念也只在呼吸间。誓不纳妾！就在此时此刻，谭延闿绝了纳妾的念头。
蒋介石是开心的，投石问路的效果不错。路正在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延伸，自己会走，也有很多人会跟着自己走，不管他们是心甘情愿，还是被逼无奈。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哭吧，这是件很愉快的事。但如果走的是别人的路呢？是哭还是笑？或者无语。
走别人的路
每个人走的都是生死路，从生到死。然而路上依旧有哭笑，生不灭，死不至，笑不停，哭不止。
蒋介石正在继续自己的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已不愿意和他同路。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二人行，则只有愤怒。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的先斩后奏深深激怒了汪大主席，这么大的事竟然敢自作主张，也不提前支会一声，这明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制裁没有实力，共事只有愤怒。沉默会死人，无处发泄的愤怒也会死人，于是汪精卫辞职，归隐海外。有人下，自然有人上，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主席换了人，国民政府一统中国的政策没有变。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谭延闿亲自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授帅印，鼓励他只管大胆地往前走，粮草军饷不用发愁，家里的事有我罩着。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蒋介石打仗也有几把刷子，所以北伐军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一下子就到了湖南湖北地区。地盘扩大，重心转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迁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这都应该往哪里迁。三国孟德兄之所以成功，在于手中有个汉献帝。天子发言未必是天子想要说的，但肯定是孟德兄想说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信了你得服从，不信，打你是名正言顺。蒋介石枪杆子越多，腰杆子越直，这心也越大。历史可以重现，牛市可以重来，孟德自然可以重生。
1926年底，蒋介石提出迁都南昌，理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政治军事要齐头并进，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现在我的司令部既然在南昌，中央自然应该设在南昌。跟着枪走，生命无忧。
一路向北，谭延闿和张静江领着十多位国民党中内委会取道南昌，准备迁都武汉。看到汉献帝们自己来到，蒋介石很是热情，南昌是个好地方，西挽西山，北望梅岭，赣江穿城而过，“城在湖中，湖在城中”。滕王阁更是值得一游，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想想都让人失魂。错过武汉，但万万不能错过生命的意义。
武汉方面见汉献帝们在南昌旅游，心中着急，派出的使者一批又一批，都是无功而返。转眼到了1927年2月，谭延闿看这样不行，再待下去，武汉的樱花都谢了，迁都还只是个传说，于是赶紧找蒋介石谈心：抢亲说明你敢做敢为、爱情忠贞；抢我们只能留住我们的人，留不住我们的心。你杀又杀不得，还要好酒好菜招呼我们，旁边还有那么多的眼睛盯着你。对你，实在没什么好处。蒋介石放行，汉献帝们到了武汉。
对于孟德兄，汉献帝忍得伤心、忍得耐心。对于蒋介石，武汉的国民政府有的是声讨。3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自主持二届三中全会，气氛很热烈，目标很明确，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继续孙先生的革命。
如果声讨可以讨死人，蒋介石早就死了无数次；如果气氛热烈可以热死人，蒋介石已经在棺材里躺了很多天。只是正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蒋介石也不相信声讨和气氛热烈会死人，他只相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哭吧”。
1927年4月12日，许多人死在蒋介石的路上。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房子可以重修，政府自然可以重建。
另立中央，当我是个摆设？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武汉国民政府不日即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只是没有办法双规他。人家手中有枪，找上门去双规，换包公他也不去。武汉、长沙掀起了巨大的反蒋游行示威活动。
谭延闿的心中有了波动，汪精卫回国，自己的地位和人气肯定不如他，反蒋活动的盛行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势力，武汉政府只怕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路是走出来的，地位是争出来的。当冯玉祥也倒向蒋介石，呼吁“宁汉合流，联蒋反共”，谭延闿走上了蒋介石的生死路；自己得生，别人得死。7月15日，谭延闿和汪精卫宣布“分共”，开始屠杀。
手上有了鲜血，谈判有了资本。宁汉政府合二为一，国民党宁、汉、沪各派系成立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汪精卫对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面子门”阴影不小，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条件，蒋介石只好以退为进，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所有职务，回奉化老家休养。
熊市再长，熊也有冬眠的时候；海外再远，汪精卫也有归国的时候。回家休养是不是有病愈的时候？
老虎出更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宁汉合流的三方蜜月没有持继多久，就开始有不和谐的声音，争端又起，没有人能镇得住台面。
看到各派咬来咬去，蒋介石决定复出，重新握住了手中的棒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虽然不如主席风光，但是实惠，杀人须得青魔手，掌国还得大棒威。
蒋介石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情场抱得山河陷、天地塌的美人归，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上收获也不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哪一个拈出来不是跺一跺脚地都要摇三摇的角色。
老蒋拿奖拿得手发软，后来实在却不过面子，太阳还有黑子，明月还有月缺，再阳光亮不过太阳，再浑圆圆不过明月，有点缺陷也是一种美，谦虚一点也是种风格。心一软，头一点，国民政府主席还是谭延闿做了吧，老谭做事大家放心。
谭延闿做主席也真够忙的，除了处理相关政务，还得整理孙中山孙总理的墨宝。墨宝是谭延闿担任代理秘书长时保留的书信，一字一临，一字一摹。天下大事，大不过编辑《总理遗墨》，墨中自有光芒在，墨中自有指南针。
谭延闿主席一当就是八个月，蒋介石看看自己谦虚的也够可以了，再谦虚下去不太好，过度的谦虚就等于骄傲。于是自己出来做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改任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的行政院长做得不如国民政府主席舒服，不是不当主席心中失落，而是蒋介石遇到的麻烦太多，谭院长要顶的火力要足、持续性要长。
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国民政府一统中国，蒋介石却高兴不起来。地方势力太大，哪个都不是好惹的主，想啃下来更难。
李宗仁的新桂系地盘多，广西、湖南、湖北和河北山海关至天津一带都是他们说了算，枪杆子不多不少20多万，李宗仁自己还担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山西王阎锡山的3集团军控制山西、河北北部和平津两市，20多万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冯玉祥更是了得，第2集团军就有兵力40万人。
人多嘴杂，枪多坏事。这削藩的事情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屁股底下有炸药，想睡觉都睡不安稳。既然国家统一了，自然应该休养生息，战后复员、裁军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经过争吵，裁军方案出炉，《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都收归中央。将由国民政府下令，正式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
李宗仁等人无语，一切军权归中央，中央不就揣在蒋介石的屁股裤兜里，想用就掏出来，不用就裤兜塞进去它。众人怒，各回各家。
谈不拢，只有开打。当然中央不是不讲理的人，谭延闿就是个会讲道理的人。
民国初年，因为学校伙食不好，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很是不满，想方设法地闹事。每天一开餐，敲盆子的敲盆子，拍桌子的拍桌子，扔砖头的扔砖头，捣乱的花样层出不穷，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说好话不听，想开除不敢，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开除吧？学校的领导没办法，只得请都督谭延闿出山。
谭延闿到了学校，很是低调，既没有找学生谈心，也不是找警察摆平，不声不响地在食堂门口贴了一副长联，长联云：
君试观世界何如乎，横流沧海，频起大风潮，江山带砺属谁家，愿诸生尝胆卧薪，每饭不忘天下事；
士多为境遇所累耳，咬得菜根，方是奇男子，王侯将相原无种，想古人断齑划粥，立身端在秀才时。
对联意思很明白，你们是来成才的，不是来吃饭的，就算是来吃饭的，古人，吃的还是菜根，比你们现在吃的差多了。
学生读了，鸦雀无声。脸皮再厚，不能当众说自己是冲着吃饭来的；如果说是为了成才而来，再因为吃饭闹事就说不过去了。
女人不狠，地位不稳；军心不齐，火力下移。打蛇打七寸。谭延闿深知釜底抽薪的重要性，还没开打，就先拉人。谭延闿与胡汉民等以五院院长的名义，和各地军人打友情牌，有国才有家，中国之所以受到外国欺压，就在于国家不统一、国人心不齐。现在中央为了大家过上好日子，想尽办法统一行动。希望大家弃暗投明的投明，扔枪的扔枪，不要为少数破坏国家的人当炮灰。
蒋桂大仗一打响，谭延闿就开始抢挖李宗仁的台柱子，想方设法地拉拢何键。桂系的势力在湖南，我就让何键做讨逆军第4路军总指挥，并拨款70万元。天下掉下个总指挥，何键心中高兴，即使不帮老蒋，也不会从背后捅刀子。何键果然不负厚望，对蒋桂争斗冷眼相看，让蒋介石很是高兴。
就在蒋介石和冯玉祥等人鏖战的时候，谭延闿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终年51岁。
好奇害死猫，溢血害死人，只是谭延闿为什么会脑溢血？这还得从湘菜说起。
成也湘菜，败也湘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之于韩信，实在是不可轻言功过。湘菜之于谭延闿，只能说是生死缠绵、纠缠一生。
如果没有遇见谭延闿，湘菜仍然只是地方小菜，一切因为谭延闿才有了改变。谭延闿人称“民国第一吃家”，吃的有耐心，吃的有技术含量，吃的有文化素养，吃的还有做人哲学。
孔子曾说“不时不食”，意思是说只吃“时令蔬菜”，不吃反季节的。谭延闿的饮食观与孔子是一样的，不过在取材方面稍微有些不同。谭家的大厨菜在取料方面已经非常讲究：白菜要吃打霜前、萝卜要吃打霜后的，秋天的鸭子最好。
谭延闿把这种讲究发展到极致：比如说做咸蛋黄炒白菜心，大白菜一定得是晚上摘的，而且只要中间的嫩心来，因为晚上的白菜最鲜嫩。周围的穷人时不时地在谭家门口转悠，看能不能捡些白菜叶子回家吃。
做菜取材讲究，做法也是非常特别，谭延闿非常喜欢吃“神仙鱼羹”，这道菜做起来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先用砂锅炖土鸡，然后在鸡汤上方悬一条鲫鱼，用锡箔纸或牛皮纸将砂锅密封好。让鸡汤的蒸汽把鲫鱼蒸熟，等着鲫鱼肉慢慢地脱落掉进鸡汤，直到最后只剩下鱼头和鱼刺。再炖4～5个小时形成鱼羹。
谭家的厨师待遇也不一般，因为喜欢，谭延闿亲自封他做了自己的副官。厨子姓曹，原名敬臣，因为排行老四，所以人称曹四。曹四做得一手好菜，特别是鱼翅、鲍鱼、豆腐等。即使是行军打仗，谭延闿也把他带在身边，时不时地炒个小菜、喝个小酒，乐一乐。
谭延闿喜欢吃鱼翅，每餐必吃，每吃必饱，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有一次谭延闿到一个朋友家吃饭，主人知道谭延闿的爱好，就故意整他，说鱼翅和什么鸡、什么麦都是垃圾食品，吃起来和嚼蜡差不多。谭延闿也不说话，只是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喝酒喝得半梦半醒的时候，主人就请客人来点自助餐。问到谭延闿的时候，谭弱弱地问了一句：“如果不麻烦的话，可以拿些蜡给我嚼一嚼吗？”
曹四这家伙也确实逗人爱。每次做菜，他都精心准备，从选材到操刀，极尽心思。等到客人开始动筷子举杯子，这哥们就躲在门后听，听他们对菜的评价，再加以改善。
谭延闿对吃很有研究，见厨子这么好学，就时不时地指点他，教他一些自己吃菜的心得。厨子日积月累，竟然创出一系列的菜谱。当时，好多人都以能品尝到谭家的菜为荣。谭延闿也因此荣登民国食界“四大天王”榜：鲁菜系的北京谭家菜谭瑑青，川菜系成都姑姑筵的黄敬临，粤菜系广州太史蛇宴的江孔殷。
曾经有人问谭延闿：“谭家豆腐和别的豆腐有何不同？”
谭延闿回答说：“豆腐虽属寻常的不值钱的东西，不过，佐治的作料却不便宜；口蘑是少不了的，千万不能用香蕈冒代；还有原味清蒸的鸡汤，这鸡也有讲究，过老的不成，过嫩的也不成，雄鸡不能替，抱蛋的鸡也不能用；豆腐要用小磨磨，用盐卤点。”
1929年“中东路事变”发生后，负责该路的督办莫德惠到南京，向蒋介石和谭延闿汇报事情经过。莫德惠提出要借曹厨子做一桌鱼翅席。谭延闿欣然同意。当时的物价便宜，一桌鱼翅席至多二三十银元，而莫德惠却拿出一百块大洋。曹厨子做好后，包括蒋介石都来赴宴，吃得满口流油，十分惬意。老蒋当着谭延闿的面说，以后有重要的国宴，一定请曹厨子去露一手。
每到用餐的时候，谭家都是宾朋满座，所以谭家的桌子和餐具都是特制的。谭家的桌子轻轻松松就能坐下十四五个人，筷子有一尺长。启大碗、大盘、长筷、大匙勺等这些后来慢慢地形成了湖南饮食特点之一。
啃着大肉，喝着小酒，一个朋友就出难题了，指着手中的酒瓶说：“三星白兰地，大家快对对子。”席间沉默了几分钟，还是无人开口，谭延闿突然站起来说：“‘四月黄梅天’，未知妥否？”在座的人都服气，会元就是会元。后来又上了一碗“鸡丝汤”，有人提议再续一对，谭信手指着旁边另一瓶酒说：“虎骨酒。”大家拍手叫绝！
谭延闿吃得开心，觉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以就和同乡何键在南京开了湖菜馆，生意火爆，以谭家的私家菜——祖庵菜为代表的湖南风味菜肴横扫南京。
因为老谭在吃这方面太有水平，每次谭家招聘厨师，各地名厨挤破头都要进来做事。不要工钱不说，还想尽办法慰问管事的：老大你太辛苦了，我代表我们全家、我自己，还有手中的这些银子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厨师们算盘打得很精，只要谭延闿稍微指点一下，厨艺提高几个档次不说，一说是谭延闿的大厨，请的人眼睛就会发光，这件好处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谭延闿一生喜欢美食，也有不贪美食的时候。夫人方氏死后，谭延闿在军中吃了一百天的素食。到了过年的时候，手底下就有人寻思：老大好久没开荤，嘴里肯定淡出鸟来，过年聚餐应该会打打牙祭、祭五脏庙。揣摩半天，嘱咐厨师整点会飞的、会跑的。菜端了上去，谭延闿泪流不止，却没有动下筷子。同座人大惊，半天不敢吱声。负责宴席的下属汗出如浆，十分狼狈。
谭延闿死后，曹四回到长沙，在火宫殿附近的坡字街开了一个餐厅。菜名祖安菜，店名健乐园，打的就是谭延闿的招牌：谭延闿字“祖安”，晚年自称健乐老人。当时，有很多省会纷纷开设湘菜馆，至此，湘菜逐渐得以兴旺起来。可以说，祖庵菜的形成与流传对正宗湘菜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美食吃起来爽口悦目，吃多了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营养过剩，谭延闿不仅得了高血压，右手还常常感觉麻痹。富贵人得富贵病，倒是实至名归，只是治起来有点麻烦，每天都要进行温水浴和电疗各一次。谭延闿也不在意，曾风趣地对朋友说：“我一生好吃，现在每天被清蒸一次、烧烤一次，也算是以蒸还蒸、以烤还烤，今世恩怨今世了。”
谭延闿不到四十岁就发福，身体太胖，好朋友都劝他远离肉菜，吃素为主。医生多次劝他多吃蔬菜，少吃美味佳肴。开始他还比较注意，没几天就受不了一餐无肉的痛苦，又大吃大喝起来。医生跟他多说了几次，他干脆就把医生给辞了，并且跟人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和我无缘，吃喝再戒了，做人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后来他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就和他说：“从你的病情看，如果不注意，将来有两个死法：一是脑溢血而死，二是半身不遂而死。”谭延闿后来跟胡汉民说：如果上天再给我两个选择，那我宁愿选择第一个。半身不遂来去不自由，举动受制于人，实在让人受不了。
对于谭延闿的好食，有人很是不满，说谭延闿只会大吃大喝，却不知道谭延闿的吃中自有深意。
深意是埋藏很深的意图，有思想就应该大声说出来，为什么要埋藏得很深？埋藏很深，是见不得人，还是另有原因？
混也是一种本事
虎豹横行，豺狼当道。手无缚鸡之力，脚无踹虎之能，虎中走，狼中行，全身而退已是难事，与狼共舞又有几人能成？漫漫长路，千年岁月，唯有冯道。做人难，做冯道更难。
民国是什么，民国是提着脑袋吃饭、拽着砍刀夹菜的乱世。城头变幻大王旗，大王旗可以有很多，自己的头却只有一颗，丢了可就捡不回来。
对于乱世，谭延闿的母亲虽然出身寒门，却也说出了一番道理：“读书就是为了学做有用的人，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富贵，那就没什么意思。我希望你们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希望你们骑大马、做高官。我跟着你们的父亲走南闯北，看得多了，就知道做官的难处。官职太小，没有话语权，有才不能用，有功不能得，无过背黑锅；官职太高，官威太重，常人不敢亲近，很难得到人心。我亲眼看到你们的父亲日夜反省，不敢有一丝懈怠。即使这样，他还是感叹自己想做的事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做，正在做的事又往往是自己不想做的，更不用说那些职位比他低的人了。你们的才识远不如父亲，现在也为官一方，我很是担心。”
对于母亲的担忧，谭延闿倒是不担心，他有自己的一套。谭延闿有一个名号叫“慈卫生”，这个号除了纪念母亲，出处亦不简单，《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说：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有了仁慈，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乱世民国，谭延闿以慈为本，以混为进，在各大强豪之间混得风生水起，日子不是一般的滋润。从前清的进士到民国的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上到九五之尊，下到屠狗之辈，他都能攀得上交情；三教九流，三山五岳还都需要他。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谭延闿就不声不响地加入国民党。他一边当着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一边做着立宪派的老大。等到10月黄兴回长沙，谭延闿组织大队人马热烈欢迎，称黄兴为“开国元勋”，还把长沙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
辫帅张勋复辟以后，任命谭延闿做湖南巡抚。复辟在当时受到强烈反对，但局势不太明朗，双方分不出胜负。有一位记者就去采访谭延闿，问他有什么就职感言、会如何对待“圣命”。谭延闿没有摆架子，也没有说记者不提前预约，只是话说得不多，两个字：滑稽。张勋复辟滑稽？任命自己做巡抚事情滑稽？还是自己这问题问得太弱智，看起来滑稽？记者还在一头雾水，谭延闿已经施施然走了过去。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大元帅，以谭延闿为内政部长。有一天，某湘籍将领求见孙中山，自称有机密大事要单独秉告，正在元帅府办公的谭延闿与胡汉民识趣，立刻退入厢房。那人进屋后，不知隔墙有耳，立刻向孙中山大进谗言，将谭延闿如何不可靠、如何不地道之类的话讲了几箩筐，孙中山捺着性子听他胡说八道，自始至终未置可否。那位湘军将领是有名的雷公嗓门，声音异常宏亮，退到厢房静候的谭延闿、胡汉民不是聋子，字字句句都听得分明。胡汉民从旁观察，只见谭延闿听了那人喋喋不休的混账话，神色泰然自若，丝毫不恼，竟连眉头也没皱一下。谭延闿这般休休有容的雅量自然令胡汉民折服不已。
等到老谭当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日子就更潇洒，上班只做三件事：打卡报到，看图说话，开会睡觉。事情重大、要担风险的，他就推给蒋介石或其他人，能者多劳是应该的。每次开会，他敲一下桌子，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开始开会，等到大家安静下来，他就开始睡觉。如果中间被人捅醒来发表意见，他就一个劲地揉眼睛，看情况：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出声，你们点头，我就赞成。事无大小，坚持三不原则：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人。所以当时人明里暗里叫他“谭菩萨”。
当时胡汉民和蒋介石闹得很凶，所以对谭延闿只管盖章不问内容的做法很是不满。有一天，胡汉民实在受不了他了，跑到行政院大门口堵住他，气冲冲地质问：你身为行政院长，却大事不管、小事不理，难道跑到行政院是来混日子的么？老谭也不生气，笑了笑说：“混日子没什么不好啊，混的作用大着呢。”
谭延闿不仅自己混日子，对于同道中人也很是欣赏。有一次，谭延闿遇到著名律师贝元昕，就问他这段时间怎么样。贝元昕的回答极其简洁：“混。”谭延闿听了，拍掌大笑：“说得好！鱼龙混杂是混，鱼目混珠也是混，混实在是个好东西！”
谭延闿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一个叫张冥飞的湖南同乡为他作了一篇寿序，在报上发表，揶揄备至，侮慢兼施。文曰：
“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好酒贪杯，大腹便便，投机取巧，废话连篇……堂亦钤山，写几笔严嵩之字；老宜长乐，做一生冯道之官；用人惟其才，老五之妻舅吕（指吕苾筹）；内举不避亲，夫人之女婿袁（指袁思彦，谭延闿长女谭淑的丈夫）……立德立功，两无闻焉。”
把谭比做明代奸相严嵩和历四朝五姓、遭人非议的冯道，一时传遍大街小巷。谭延闿的许多同乡及其僚属都主张将张氏送交法院，治其侮辱长官及诽谤之罪。
据鲁荡平云，谭延闿读到此文后征求他的意见，鲁说：“此等小事不足介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昔者陈琳为袁本初草檄，辱及曹操祖宗。其后本初失败，陈琳被捕，曹操不加之罪，并委以记室。不如请张某来一谈，教训他几句。”谭延闿听后极为赞成，说：“若衡（鲁荡平，字若衡），你的见解超人百倍，就在今晚请他来吃晚饭。”随即发帖邀张冥飞赴晚宴，由鲁荡平、吕苾筹等人做陪。
张冥飞一进门，谭延闿马上与他握手。席间，谭延闿请张上坐，并说：“阁下你是我的好朋友，当今之人，没有不恭维我的，而阁下能骂我，实在难得，但是有过于揶揄之处。”见张面红耳赤，一味低头喝酒，谭延闿接着说：“延闿如有不是之处，希望以书面告之，湖南有阁下这样的人才，延闿不知，深为抱歉。行政院并无好的名义位置阁下，只有四百元俸薪一月的参议，暂为屈就一时，并非因阁下骂了我，我即委你做官，实在是阁下的文笔雄俊，借重长才。”张冥飞饭后逢人便说：“谭畏公真伟大”。一年后，谭延闿去世，张冥飞抚棺恸哭：“平生知我者乃谭畏公也。”
混是种手段，也是种无奈。身处乱世，常人只想兵强马壮、手下计谋多端。谭延闿的副官不错，使得一手好刀，做得一手好菜。谭延闿的用意很简单，别看我有枪有炮，我最喜欢的还是菜刀。要打架，单挑群殴随便你，鱼翅、鲍鱼、豆腐是暗器。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脸皮再厚，谁也不会和一个只想一饱口福的争天下。
谭延闿混得天昏地暗，心里其实非常明白。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湖南有人向谭延闿贺岁，有人就引用陈抟称颂赵匡胤的话说：“天下从此大定了。”谭延闿看了看左右，低声说：“你们看，这哪里有开国的气象，又有几个像开国的人物？”这个位居“宰相”高位的谭延闿竟说出这番话来，说明他对时局看之甚透。难怪他劝人一个“混”字。
张冥飞痛骂祝寿，胡元倓却是特意作《慈卫先生五十寿言》为他祝贺。1903年的夏天，胡元倓等人为扩大影响，特请刚中举人、从北京会试回家乡的谭延闿到明德学堂参观，并请他当学校的校董。谭延闿见明德学堂的教师素孚众望、德才兼备，学校的管理有条不紊，于是欣然应允担任明德的校董，并以母亲李太夫人的名义，慷慨捐献黄金千两作为学校经费，承诺每年承担英文教员薪金一千元。这两笔款项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明德学堂的开办经费也仅有两千元。1935年，胡元倓在诗集《耐庵言志》的序言里说到了他四处筹款的事：“明德学校成立，今十有二年矣。其初三年，元倓与萸溪同任校事，不敢一日离，后经祖安、笏棠两友担任校内董事，倓遂终身为校款奔走。”
对于谭延闿的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称他为“民国一完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但有两件事，只要知道谭延闿的人，只说一个字：“赞”！
谭延闿虽然没有赞自己，却特意刻了一枚章子，有事没事用这个章盖个印。谭延闿的宝贝是什么，人们赞的又是什么呢？
赞的就是你
安化黄凤歧老先生一代宗师，能文善武，弟子如云，在入室弟子中，最出名者又只有大小两谭，大谭谭嗣同，小谭谭延闿。大谭、小谭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
但令小谭同志不高兴的是，同是湖南三公子，老师黄老先生人前人后向来只赞大谭，基本不提小谭。虽然有意见，但没有绝对说服老师的事实，小谭同志卧薪尝胆很多年，把不服一直潜伏在心里。
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那一年，小谭高中会元，这是清朝入关二百多年以来湖南唯一的会元，当真是倾国倾城倾湖南。
小谭大是高兴，借着酒意问黄老先生：“先生，现在弟子是不是可以和师兄一较长短？”
黄老先生沉吟再三，答道：有，你的字比他的字写得好看。老先生的话不是夸他，谭延闿的字早就受到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给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的信中写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
满座无言，小谭有点气，老师这是护着师兄，我这会元倾国倾城倾湖南，难道就倾不倒你，看样子我得逼宫了，于是站起来给老先生做了个揖：老师，除了字，学生当真的没有一事可以和师兄相比了吗？
黄老先生又想了一气，答道：要是打架，你一个打他三个。
倾国倾城倾湖南的会元不入黄老生的法眼，能入黄老先生法眼的竟然是小谭同志的字，你说这字该有多好。
胡汉民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对于书法，一向是眼过于顶，有一次却是郁闷了好几天，在家里把谭延闿文件揣摩来揣摩去，也揣不出个一二三、四五六来，这家伙什么时候创出自己的字来了？
胡汉民忍不住，又放不开身价请教谭延闿，只好找了机会逮着谭延闿的秘书问：“你们家老谭最近练的是哪家的书法？”
秘书挺逗：“他那方法一般人学不会，先是洗手、切菜，然后割手，最后写字。”
胡汉民当场有点晕，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就算自宫未必成功，书法中间再加上做菜的心法，自己真还做不到，不过那字不服不行。
谭延闿的字其实练得一点也不轻松，政府有要求，老爸有任务，在那个科举飘飘的年代，没有一笔好字，得不到圣上的青眼，什么学富五车都白搭，圣上看不到你的相片，只好看字打分了。老爸谭钟麟的要求也不低，谭延闿每天要写一篇文章、一首诗，还要写大、小楷数十页。1929年4月，谭延闿在上海养病，其间还临了203通。书法益臻朴茂，可见谭延闿于颜书之勤。
不过，就《年谱》记载而言，谭延闿真正倾情书法，恰好在他政坛失意之后。谭延闿第一次督湘的时候，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闹独立被袁世凯褫职，之后隐居在上海，是岁（1914年）“始临麻姑仙坛记凡二十通”。官场失意，倒把谭延闿逼出了一手好字。
谭延闿担任湖南都督的时候，经常有人来求写字。冬天还好，夏天就不行了。因为太胖怕热，谭延闿常常是打着赤膊，手中拿着蒲扇猛扇，绸质长衫就随意地搭在椅子背上。听到客人来了，拿起长衫往身上一套，接着拿起蒲扇一阵猛扇。
谭延闿写字不拘不限地方，明窗净几也好，乱哄哄的一片也行，拿起笔就写。他写字的姿势也很随意，有时坐，有时立，有时躺在藤椅上懒得起来，就命人把纸悬空拉开，然后一挥而就。
等到客人一走，谭延闿又把长衫脱下来。像这样穿上来、脱下来的脱衣秀都得十几次，老谭也不生气，有求必应，应则必灵。
谭延闿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一洗清初书坛姿媚之态，所不足者，少自家面目。他的行书是将刘石庵与钱南园相互熔于一炉，其点画之丰满圆润、挥洒从容乃似石庵，而浑健苍劲，体势疏朗，气势夺人处又似南园。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就是谭延闿的手书。
于右任先生每次谈到当时人的书法，就一定会说：“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马宗霍在评价谭延闿的书法说：“祖安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年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洪丕谟在《古今书法名作鉴赏大成》里说他的书法：“雄浑博大中跃出清气……卓然突立于民国书坛。”《中国书法史话》上说，以政界巨头而对书法有极高造诣，这在几百年间还很少见。他（谭延闿）在当时可谓是学颜第一人。
颜真卿书最能体现“礼仪中国”的风度、规制与节制，有人觉得谭延闿一生之所以偏好颜书，可能和他仕宦生涯有很深的关系，他似乎在借此平衡乃至平息内心的某种冲突与忧伤。这一倾向也见诸谭延闿的诗歌创作。
因为谭延闿突然去世，所以他的诗生前从来没有公开出版发行过，现在流行于世的《慈卫室诗草》、《粤行集》、《讱庵诗稿》均为手稿影印。通读谭延闿的作品，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居然是憋屈、沉闷、压抑，让人根本感觉不到一个得志人物的得意与嚣张。
诗是谭延闿写给自己自娱自乐的东西，或许就在不经意间透露了谭延闿内心世界的秘密。在诗中，“谁识情怀与世违”之类的情怀频频出现。在现实中，在别人眼里，他是圆转自如的水晶球、左右逢源的玻璃丸；在诗中、在他自己的笔下，谭延闿始终是郁郁寡欢的，也是孤寂的。
谭延闿是孤寂的，没有人能读懂他，但马可以。
宋美龄曾经在叶挺那里见到一匹好马，喜欢得不行，翻身就要骑上去。叶挺眼疾手快一把扯住她，说：“这马脾气暴，骑不得，才买回来几天就已经摔伤了好几个训马高手。”
宋三小姐不服气，硬要试试。还没有走过去，那马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情，抬腿就踢，也不管你是倾国倾城，弄得不好就让你变成“绝世佳人”。
宋美龄见这马一点不给面子，当场就发下狠话：今天算你狠，明天让我阿哥来教训你。宋美龄口中的“阿哥”不是指宋子文，而是她的干哥哥谭延闿。两个人婚事不成缘份在，所以认了干兄妹，关系好得不得了。
第二天，老谭就陪着干妹妹来了。谭延闿慢慢地向马走去，那马居然不踢他。谭延闿一边轻轻地抚着马背，一边附在马耳朵边轻言细语，那马居然老老实实地贴在他的身边，时不时地把头往他怀里钻。
叶挺松了一口气，还好，今天不用叫大夫了。宋美龄对着叶挺笑了一下：你就吹吧，就这温良如玉的脾气还暴？
两个人正等着谭延闿翻身上马，老谭回头招呼宋美龄过去，扶她上马，告诉她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上哪就上哪。
宋美龄策马驰骋，马居然十分听话，再没有一点脾气。
后来很多人都说老谭通马语，当然是笑话，但老谭自深通马性确实是一时无二。
谭延闿从小就非常喜欢骑射，父亲谭钟麟特意请了一位叫黄凤歧的老师来调教他。凤歧是安化县名儒，不仅深谙儒学，也擅长武功。据说，他的硬气功很是了得，能够一掌劈断叠成四尺多高的砖块。
辛亥革命以后，谭延闿做了湖南都督。因为老谭以文章扬名江湖，以前从来也没和军界打过交道，所以军队里人从不把他放在眼里：文弱书生，缚鸡无力，屠狗不行，听见枪声，拜佛求神。
谭延闿为人又太温吞水，还没开口已是三分笑，也从不发脾气，军中就送他一个“谭婆婆”的外号，湘军上下表面尊敬，心里却并不把见人就笑的谭婆婆当回事。
有一天，老谭就定了规矩：每天清早搞军事操练，都督府连长以上的官员都要跟着到省教育会体育场跑马。规矩一公布，都督府的军官们就有人赌上了：是马先累趴下，还是胖子谭先累趴下。
没想到一上校场，老谭打马一路狂奔。刚开始大家还能跟着跑，十几圈跑下来，已经开始有人主动退场，跑到四五十圈后，全场就只剩了一个大胖子一匹马，马如龙，人如枪。
虽然当了都督，每天早晨谭延闿依然会骑马到外边跑上一圈。在他的马栏中，养有白、黑四匹宝驹：一名白龙，一名小白龙，一名风云飞，一名乌云盖雪；谭延闿特意找齐白石刻了两枚印章：一枚是“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另外一枚还是“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开个玩笑，你以为人家像你啊，这样写文章：家里种了两棵树，一棵是松树，另外一棵还是松树。
谭延闿高官有做，好酒有喝，好马有骑，八面玲珑，混功盖世，然而也有他混不过去的时候。
谭延闿人称混世魔王，他又有什么不能混过去呢？
宿命
宿命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有些事必定是那样做，有的人注定要牵手，而有的人只能怀念、不能相见。
即使是上帝，也有他的宿命。上帝虽然是万能的，却也举不起他举不动的石头。每个人都有他的宿命，我的宿命是注定要写这段文字，你的宿命则是逃不出本书的吸引。
谭延闿是人，他的宿命又在哪里，又是什么？
据《茶陵谭公年谱》记载：1880年12月14日（农历）夜里，谭延闿父亲谭钟麟晚上睡觉时候，忽然梦见嘉庆年间的进士、曾经官至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的湖南道县人何凌汉来到家中，走到自己面前低头就拜，于是一下子就被惊醒了。
谭钟麟正在神魂不定，不知道是祸是福，家人就跑来禀告他：李夫人刚才生了一位公子，才知道何凌汉投胎做了自己的儿子。因为谭钟麟对湘潭的大学者王湘绮（字闿运）的才学推崇备至，所以把刚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延”（后来又将其他几个儿子取名为恩闿、泽闿，并把他们兄弟几个送到王闿运门下接受知识改造）；又因为何凌汉的谥号是文安，于是给谭延闿取字号为祖安。
何凌汉从小就异常聪明、好学。年仅16岁就在州、府两次考试中名列第一。1805年，何凌汉参加殿试，本来成绩是第四名，嘉庆皇帝认为他不仅文笔出众，书法也好，特意提拔为第三名，并且让他做了翰林院编修。谭延闿也是少年有成，14岁就中了秀才，22岁中了举人，1905年更是高中会元，成为清朝200年来湖南第一个会元，参加殿试后被授予翰林庶吉士。
何凌汉长于诗文，海内推重，朝廷重大训诰册文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朝鲜、琉球到清朝进贡的使者常常向他索要书法。何凌汉是来者不拒，为此干脆专门写了一部全唐书放在家中，谁要了随时拿出来就行。
老谭在广东军政府当大元帅府秘书长的时候，孙中山的所有来往公文都是由谭延闿操刀，仪式典礼也是他主持。因为经历的事多了，自然也有有趣的故事。
乙未祭日，孙中山照例又要在全党全军公开祭祀陆皓东。陆皓东是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中被捕牺牲的，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
主祭的人换成汪精卫，汪精卫一时不习惯，这种事一向是老谭做的，怎么今天换成我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于是私下跑去问老谭：你今天想偷懒吧，该你做的事推到我头上了？
老谭也不和他计较，只是含糊说道：你先写祭文，写完再说。
汪精卫没有办法，只好回去写祭文。怀念烈士，自然要痛骂阶级敌人、批判杀人屠夫，汪精卫刚要提笔就写“满清走狗谭钟麟”，立马醒悟过来：儿子英雄爹混蛋，儿子再英雄，也不能骂自己老爹。哪有老爹杀的人，儿子又来主祭的道理。
谭延闿讲孝道，何凌汉对孝敬长辈则感天动地。何凌汉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雷雨交加的夜晚赶路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正找不到北，天空中忽然出现一盏灯，慢慢地向前飘去，指引着他回到家中。
对于何凌汉的评价，也有另一种说法。在吴家桢的《金陵纪事杂咏》中有这样的诗句“巨奸已死犹遗臭，九子岭头狗葬村。”秦桧的墓地在当时被称为狗葬村，而何凌汉的墓就在九子岭。另外还有“家藏金穴易钻营”这样的诗句，意思是说何凌汉贪婪，好财。如果照上面所说，何凌汉不仅是一个像秦桧那样的大奸臣，而且是一个被人唾弃的、贪污受贿的、巧于钻营的赃官。
当时人对何凌汉的评价是褒贬不一，谭延闿受到的评价也是好坏各半，从何凌汉到谭延闿只不过是一次重演，或许这就是宿命？
谭延闿的老爸谭钟麟不仅自己精于“麻衣相法”，也喜欢请看相高手为家人看相。有一次，谭钟麟听说了一位姓杨的看相先生很厉害，就迫不及待派人把先生请到家中。
杨先生和一般人的看相不一样，一般人看相顶多一两天，他老人家在谭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谭钟麟知道异人多异事，也不多问。过了些天，杨先生找到谭钟麟，首先就叫他把闲杂人等、家属撵了出去，然后说：“大人，我到府上也有一个多月了，仔细地看了看，三相公将来的名位、勋业均在大人之上，不过政绩恐怕远远不如大人。”谭钟麟还想细问，杨先生竟然起身而去，不知所终。后来果然如杨先生如言，一切自有天定。
谭延闿在1923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吴铁城介绍卢毅安为谭和朱益之、周公谋看相。卢毅安其言吾过去事八九合，云我五十一二有风波。谭延闿死时正好五十一岁。
每逢元旦，谭延闿都要写一首或者几首新诗迎新年，或即时写景，或抒情感。谭延闿1930年的元日诗《庚午元旦》末句是“我忆童时犹昨日，居然最后饮屠苏”，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也就是说，合家欢聚饮屠苏酒时，先从年少的小儿开始，年纪较长的在后，逐人饮少许。“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中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苏辙饮完这最后的屠苏一年左右就去世，谭延闿也是一年左右就病逝，“我忆童时犹昨日，居然最后饮屠苏”竟然成了谶语。
谭延闿临死前到小营骑马检阅，不小心而掉下马来，因为中风不治而亡。有人说他坏事也就坏在了一枚刻有“马癖”两个字的闲章上。因为“马癖”中的“癖”字是因“病”而得之，而其“病”则又因“马”得之，所以说“马癖”一语成谶。
谭延闿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刘骥来，云有一马见赠，则尚未至。冯焕良往陕，亦将寻良马见赠。人不可有嗜好，尤其不可令人知，吾将以此为累矣。
这一次，谭延闿真的为马所累。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马癖”难逃马儿累，是命，还是数？
国葬
谭延闿死后，蒋介石下令全国降半旗志哀三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还专门选定灵谷寺东的风水宝地为他修陵墓。
1931年9月4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为谭延闿举行了盛大的“国葬”。蒋介石当时还在武汉指挥战事，仍然专程从武汉前线返回，亲自为谭延闿执绋主祭。
谭延闿墓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等人设计，一反通常陵墓中轴对称的常规，借原有山水地势，倚山构筑曲折幽深的墓道，并布置具有江南园林风味的墓园，因而不落俗套，具有独特的风格。在中山陵园众多享受国葬礼遇的名人墓葬中，他的墓葬是最有特色的，除了国父，无人能出其右。
墓道为水泥地面，蜿蜒曲折前伸大约有200—300米，跟中山陵的巍峨宏大相比，谭延闿的陵墓更加显得婉约秀气，这也符合他的人生哲理，不显山露水，反倒看上去像是一座花园，途中有座未完成之建筑，名曰“待祭堂”。谭延闿是湖南人，去世之后，湖南省政府聊表意思，本来想在这里修建一座待祭堂，以供人们祭扫时休息。谁知道工程开工没几天，抗日战争爆发，工程就此作罢，抗日战争胜利后，再也无人提及。
墓道虽然弯弯曲曲，进入墓地，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汉白玉的祭台，牌坊，石狮，花盆，宫殿般的祭堂，大片的草坪，莲花池，方亭，颇具江南园林的风致，凸现出墓园的奢华与别致。草坪两侧对称布置汉白玉华表、石狮、花盆等，造型精美，都是圆明园的遗物。日军侵占南京的时候，祭堂里陈列的珍贵文物大多不知道去向。
蒋介石对谭延闿的死悲痛万分，这或许是因为蒋介石一生都视权力为生命，谁也不能动他一丝一毫，所以，谭延闿在他的眼中就是一个大大的好人。谭延闿一死，他还真难找出一个既肯效忠他又不肯跟他争夺权力的主席了。
谭任军长时的副军长鲁涤平就对这位老大很是感激，在他死后，鲁用民脂民膏为谭建了墓园。墓园坐落在南京紫金山前的名胜流觞曲水上，借地造园，沿着曲折跌落的曲水，筑有亭、台、阁、坊等，布置精巧，相映成趣。迎溪建有“临瀑阁”，正面的楹柱上撰有一副对联。
孙中山称他为“一时人望”；蒋介石称颂他“文武兼资”、“党国英奇”；胡汉民赞赏他“休休有容”、“和气中正”，誉以“药中甘草”；于右任称他为“民国一完人”。青年毛泽东曾称之为“乡邦英俊”。几十年后，毛泽东仍评价他是“一个聪明的官僚”。
1979年，九十岁的何应钦追忆谭延闿时说：“谭先生待人诚恳，是仁厚长者。处事缜密思考，不轻下判断，往往料事如神。”
陈立夫对谭延闿的评价是：“谭延闿先生拥有宰相之才。”“谭先生真聪明，可以一目十行。”陈立夫曾经回忆说：“我曾经不相信谭先生能够一目十行，所以有一天特意找机会验证。我先将一件公事看得非常仔细，谭先生来了，他拿起公事，正面一看，就翻到反面看看，只见到很快地翻了几下，他就将公事放下了。我立刻向他提出问题，谭先生都回答得清清楚楚，对公事的内容很熟悉。这时，我才相信，谭先生真有一目十行的本领。”陈立夫说：“聪明、经验和国文基础的深厚，才使得谭先生有着快速阅读的能力。”
赵恒惕本来是谭延闿的心腹干将，后来两个人因为争夺湖南地盘而交恶，从此两个人恩断义绝，谭延闿对赵恒惕的背叛耿耿于怀。后来蒋介石想重用赵恒惕，被谭延闿轻轻一句“此人不可靠”断送了大好前程。即使如此，晚年的赵恒惕对谭延闿也是赞颂有加：
谭公记忆力极强，掌故极熟，对古今名人名、讳、别号，均能过目不忘。除习书法外，别无嗜好。唯于政治，极感兴趣。余每谓谭公为极适合之行政长官人才，盖别无旁骛，专心一志于政治也。担任总统府幕僚长，尤为一等角色。尝任广东大元帅府之秘书长，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国府主席。下笔既敏捷，尤长于周旋应对，且精力过人，能同时会客、批公文、听电话，八方应付，面面俱到。
千人眼中千面佛，然而很多人都很认可谭延闿幕僚谢奄对他的评价：“谭祖庵出身科第，而无科第骄人之习；身为贵公子，而无裘马轻肥之狂；是名士而无白眼看人之习；是六朝人而无稽元之疏放；有谢安救世之怀，而不狎东山之妓；有曾左匡济之心，而不学其硬干。然则祖庵果为何等人乎？则答之曰：祖庵为一个诗书涵养之雅人，为一个审时度势之政治家。总而言之，可以称之为一个绝顶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