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安全文化概念的提出
现代意义的安全文化概念最初是由安全科技界专家提出来的。安全文化概念滥觞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核工业领域。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酿成核泄漏的世界性大灾难（在此之前，较大的核事故要数于1979年3月28日发生在美国三哩岛的核泄漏事故），最终分析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即人因失误。这使得国际核应急专家领悟到，单纯寻找设计上的缺陷、分析建立人的可靠性模型或是模拟问题，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上升到“人”的本质安全化，即安全文化的高度，着力于人的安全素质的提高，解决人的安全意识、思维、行为、生命观等安全文化深层次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才有可能实现安全目标。
由此，在1986年8月25～29日于维也纳召开的“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事后评审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简称INSAG）在INSAG-1这份总结报告中首次提出安全文化概念[11]。该报告认为，安全文化理念的提出可较好地解释导致该事故灾难产生的组织错误和员工违反操作规程的管理漏洞，安全文化应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深层次原因。正因如此，上述报告中多次提及“安全文化缺失（an Absence of Safety Culture）”或“薄弱的安全文化（a Poor Level of Safety Culture）”是导致安全管理失误和人因失误的原因。
同在198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简称NASA）把安全文化应用到航空航天的安全管理之中[2，12]。
1988年7月6日22时左右，在英国北海距苏格兰海岸120mile（1mile=1609.344m）处，发生了西方石油公司“帕尔波•阿尔法（Piper Alpha）”号采油平台大爆炸事故，上百万吨重的采油平台随即沉入海底，短短一个半小时内，167人失去了生命，损失多达30余亿美元，燃烧的大火7天后才被彻底扑灭。在此次事故调查中，也提及了薄弱的安全文化问题[27]。
同在198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3]出版的《核电厂基本安全原则》（Safety Series No.75-INSAG-3）中将安全文化的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原则予以落实，并渗透到核电厂以及相关的核电安全保障领域。此后，安全文化一词逐步在核电厂相关文件中频繁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
1989年，Turner等[14]学者尝试对安全文化做出描述。他们认为，安全文化是使员工、管理者、顾客和公众在危险和伤害环境暴露程度最小的信念、规范、态度、角色和社会技术实践的集合。
199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在维也纳召开“国际核能安全大会——未来的战略”会议，在名为《安全文化》的总结报告[15]（即“Safety Culture”，Safety Series No.75-INSAG-4）中明确了安全文化的内涵和定义：安全文化就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关注安全问题优先权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是重用于构造、理解规范行为安全的知识体系，强调组织内的双向沟通。此外，该报告还讨论了安全文化的“无形”和“有形”的安全文化特征与良好的安全文化的建设问题。
《安全文化》报告发表以后，该报告中关于安全文化的相关论述迅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由此可见，《安全文化》报告的发表，标志着安全文化理论的正式诞生[2]，也预示着安全文化概念逐渐兴起的势头。据考证[2]，至此，安全文化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和重视，安全文化这一学术术语被国际上广为应用，各国安全界对不同领域内的安全文化开展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安全文化研究在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得到了大力发展，安全文化建设也在诸多组织和政府报告中得到了重要体现。
安全文化概念的正式提出实现了从单纯研究技术解决安全问题到安全文化研究的理念突破。国外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安全科学技术解决安全问题的困惑，而是实现了安全理念的重大突破，即转移到安全文化建设和研究的高度上来。例如美国北卡大学提倡的安全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技术设计、成本核算、以产品状况解决冲突转移到安全价值和关注安全的过程上来；健康安全在决策过程整体中的统一，管理者应对所辖范围内的健康、安全负责，员工应该参与决策和问题解决，健康安全管理部门应该关注长期计划、便利条件、工作过程分析，同时也是员工的“可靠专家”。具体来说，安全需要人人负责、全民共建；安全需要预防；安全是由管理组织上层与下层成员的互动构建的；安全更主要的是一种理念、意识的形成；安全需要制度建设和制度约束；等等。安全理念的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技术解决问题的模式，要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走预防为主之路，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的主体化[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