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安全氛围概念的起源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均认为，从“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Safety Climate，也称为安全气候）”两个概念提出的时间先后次序及其含义与研究内容来看，“安全文化”这一学术概念（1986年提出）或多或少是源于“安全氛围”这一学术概念（1980年提出）的^[1，2]。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于“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概念、维度与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也是历来安全文化学争论较大的研究领域之一。例如，荷兰安全文化学者Guldenmund^[3]于2000年通过研究后就指出，目前学术界缺乏对安全理念与风险管理、安全行为管理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较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的区别分析，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安全文化。

据考证，1980年，以色列学者Zohar^[4]（他是“人因和工业心理学”博士）在对本国制造业（他以以色列劳工为研究对象）的安全调查研究过程中，首次提出“安全氛围”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组织内员工共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若继续追溯其本源，“安全氛围”这一学术概念实则源于学术概念“组织氛围（Organizational Climate，也称为组织气候）”，这是因为“安全氛围”应是“组织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安全氛围”与“组织氛围”之间有明显的历史逻辑联系，可以说“安全氛围”是“组织氛围”在安全认知上的聚焦。

说起“组织氛围”一词，其源于Tomas于1926年提出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概念，即个体为理解其周围环境而形成的一种内部图示，作为对心理环境的解释^[5]。组织氛围概念的正式使用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如Argyris^[6]于1958年及Fleishman^[7]于1953年均对组织氛围开展过相关研究）。自此之后，有关组织氛围的研究在国内外兴起，其概念、结构、测量与理论基础均随之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对于组织氛围的含义，人们一般将其理解为在某种环境中，组织成员对一些事件、活动和程序以及那些可能会受到奖励、支持和期望的行为的认识，即可描述为同一组织中各成员的共享的认知^[5]。

自Zohar^[4]正式提出“安全氛围”这一学术概念后，有关安全氛围的研究在国内外兴起。尤其是国外，国内研究者对安全氛围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96年刘光彩^[8]的散论，但学理性显著不足。中国最早的较具代表性的安全氛围研究成果是：2004年，香港职业安全与健康局（Hong Ko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与清华大学合作，对香港地区的建筑安装企业进行了安全氛围问卷调查，并开发出了一套安全氛围调查工具Safety Plus^[9]。就学界对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的研究而言，学界在它们的研究中所存在的争论极为相似，在研究初期，主要体现在定义方面。关于安全气候的定义，如Brown&Hoomes（1986年）、Niskanen（1994年）、Cooper&Philips（1994年）及Neal（2000年）等众多学者均对安全氛围下过自己的定义^[10]。此外，学界还主要探讨安全氛围的结构（维度）、测量及其影响因素，或将安全氛围作为自变量研究其对于因变量的作用机制，或将其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研究其对于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影响^[10]。

学界对不同行业内的安全氛围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氛围尽管与安全文化存在近似点（如有学者^[10]认为，安全氛围是一种能够测评安全文化状态、反映组织内不同个体安全认知的工具），但也存在一些显著区别。结合本书第1章对安全文化的定义的探讨，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从概念起源上看，安全文化的概念源自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源自人类学），而安全氛围的概念则源自组织氛围（组织氛围源自社会学），两者起源的不同导致了后续研究趋势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2）从概念上看，就某一具体组织而言，安全文化是组织成员所在的工作单元安全地完成事情的方式，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安全价值观，而安全氛围则是组织成员对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

（3）从研究方法上看，安全文化更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而安全氛围则更多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

（4）从概念属性上看，安全文化更偏向于客观的组织属性，而安全氛围则颇受争议，有学者认为其具有主观的个体属性，亦有学者认为其具有客观的组织属性。除此之外，安全文化对于个体动机与行为的连接作用远不及安全氛围。

此外，经检索与查阅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方面的研究文献发现，随着安全文化概念使用的日趋频繁与普遍，学界对安全氛围概念的关注与研究日趋减弱，体现出逐渐“消亡”的趋势。但严格来讲，由于安全氛围对于研究个体动机与行为具有直接连接作用的优势，因而，安全氛围还是会被学界时而关注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