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梁山好汉归顺朝廷的意义

《水浒传》中的神话：“宋朝必显忠良”

梁山泊忠义堂的好汉全伙归顺朝廷，是《水浒传》中的一件大事。这件事使许多现代读者嘲笑甚而痛骂《水浒传》，可是它的历史意义却至今没有人深入探讨过。

梁山泊受招安，本身是件颇为奇怪的事。读者记得，《水浒传》起先讲众好汉如何一一到梁山落草为寇，他们上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大致都不是由于生来贪财嗜杀，也不是性格上有着社会难容的特点，而是由于受到压迫虐待。压迫虐待的根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官吏与政府，否则便是些为富不仁的地主土豪。这样看来，英雄们应当是与他们当时的政权过不去的，当他们喊出“替天行道”的口号时，读者会直觉认为这表示他们要推翻现有政权而主持公道，要伸张合乎天道而为统治阶层所压抑的正义。可是，等到一百零八位集齐了，他们的领袖宋江却提出要归顺朝廷，这时虽有好几位弟兄反对，但是到头来大家还是由宋江带领着，受了招安，为宋廷效力。效力的方法，除了与外患辽国作战，还扫荡田虎、王庆、方腊这些与梁山泊差不多的组织1。这样的结局，说起来真是很令人诧异的。尤其是宋江主张归顺最力，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缘故可以在他的首领身份上找到。他是深得弟兄之心的梁山泊主，梁山阵营有什么重大决议，按理说他一定是赞成的，否则大抵不会通过。如果营里有一场争论，他所在的一方，大概是会获胜的。梁山好汉效力朝廷的事，是《水浒传》的重要构想，是小说一开头便安排好的大事，所以在小说中宋江自然会赞成，又由于这里头有争执，所以他要一再发言坚持。

我们凭着什么根据来说《水浒传》早已安排好，要众英雄受招安呢？我们在《水浒传》的神话架构里找到几点重要根据。早在第一回，小说解释这百多个好汉的来历时，说他们都是些星宿，由于魔心比较重，从前被道教的祖师镇压在龙虎山上清宫里，现在太尉洪信来到宫里，不小心把他们都放了出来。可是洪太尉之所以会放掉他们，也不是无缘无故，而是因：

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辏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全传》第9页）

为这第二句，“宋朝必显忠良”，表示天数已定，众英雄会为宋室效力。

今日的一般读者，带着看侠盗的心情来读《水浒传》，在这么早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突突兀兀的，又别无说明，自然会摸不着头脑，由是也就留不下什么深刻印象。读者看的若是金圣叹所编纂的七十回本，就根本读不到这句话，因为金某把它连同上下几句一起删除了。金圣叹对梁山的人有成见，他不乐意称这些草寇做“忠良”。不过，《水浒传》的原意肯定认为他们是“忠良”，为了描绘出他们的忠良品性，小说花了无限笔墨。众英雄在梁山大聚义之后固然是一同去为国效力，但即使在这之前，小说也很用力写出，他们并不甘心为盗。从忠义堂的座次看下去，这种不情不愿的情形非常普遍：宋江不待说了，卢俊义上山完全是事与愿违，他的出身与行为之中都没有需要落草之处，他陷身梁山是由于他立心前来擒捕梁山贼匪。其他的首要人物，若不是战败被擒而不见谅于官府（如关胜等军官，这些人占了忠义堂上半数的座位），便是遭人构陷或情势不容（如林冲、鲁智深、花荣、杨雄与石秀等，即使李逵亦属此类），总言之是走投无路，才上山来。他们若有机会选择，总是宁愿做清白良民，例如王伦招杨志，朱武等人招史进，张青夫妇招武松，初时都不成功。要他们入伙，常须用强要挟（如孙立），或施诡计（李应、徐宁），有时还很毒辣（秦明、朱仝）。我国社会上流行的俗语“逼上梁山”，就是由这些人为盗的经过总结出来的。

《水浒传》用神话来讲忠君，第二次是在第四十二回，回目是“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依《水浒传》传说，宋江素性忠义，历来不主张为盗，遇到英雄好汉时总爱劝人努力求取功名封荫，可是命运偏偏与他作对，他遇上阎婆惜和黄文炳，逼于情势，只得落草梁山。他因为怕父亲被害，亲自回家去带父亲上山，不料官兵追到，就躲到玄女娘娘庙中暂避，朦胧中蒙娘娘召见。娘娘让他知道自己是星君托世，授他天书三卷，又好像怕他的忠心不坚，落草后会失了方向，还对他劝勉一番。娘娘说：

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失忘。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全传》第679页）

这番话重新坚定了宋江的心志。小说在前一回末尾，预告这第四十二回的事时，曾有这样的几句：

有分教：枪刀林里，再逃一遍残生；山岭边傍，传授千年勋业。正是：只因玄女书三卷，留得清风史数篇。

在梁山的百人之中，只有宋江以首领身份蒙玄女娘娘召见过，也只有他一人曾直接得聆天命。单是这一点，亦足以说明何以宋江主张归顺最力。他继承晁盖领导梁山泊之时，把山寨中的聚义厅改名“忠义堂”，不过是秉承玄女娘娘的教训而已。

等到一百单八条好汉聚齐了，娘娘的法旨又得到超自然的证实。在第七十一回，公孙胜主持罗天大醮，宋江领着众好汉恳求上天昭示天命，上天果然打开了“天门”，滚下一个石碣，上刻众人姓名与星号，证实了他们的身份，并在两侧镌有“替天行道，忠义双全”两句话，训勉他们。由于有了这么明显的天命，尽管有几个弟兄还要发几句牢骚，大家都肯听从宋江的主张，报效国家。

《水浒传》的来历

在这些章节里，《水浒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梁山大伙受招安之事，并不是宋江一人出乎私心造成的，而是天意如此，大伙顺天而为。

现在，回到本文一开头的问题：《水浒传》讲了这一番神话，安排了众英雄为国出力，对于这小说的来历，给了我们什么提示呢？

《水浒传》弥漫着一股强烈的亡命心态，可见当初是有强人参与创造的2。可是，是哪一些强人呢？是南宋到明初几百年间的哪一股或者哪几股武装呢？这却不能从小说的亡命心态中求得解答。但现在我们眼见小说用神话来教导忠君，并讲述一群草泽亡命为国效劳，我们就可以猜想，南宋时某些抗金的民间武装——那些广泛地称为“忠义”队伍的某一支——曾经传讲过水浒故事。他们一定是依据新鲜的宋江传闻，以他们的观念加以改编，拿来自娱部曲，并做宣传。这些加进了他们自身经验的故事，流传下来，在明初编进了《水浒传》这本长篇里。整本长篇未必全是他们创作的，民间职业说故事的艺人可能有份，别的亡命武装也有份，编纂成书的人（罗贯中？施耐庵？）更有份；但“忠义军”一定有份，否则书中许多现象无从解释。

南宋的忠义民军与《水浒传》有关系，这样的观念，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有王利器和严敦易等学者提出过。王利器的讨论可惜不详，严敦易的意见则可见之于他的《水浒传的演变》一书3。他提出几点证据说水浒故事是忠义民军创造的：一是这些武装民众以“忠义”为号，宋朝廷这样称呼他们，他们也这样自称，而《水浒传》向来叫《忠义水浒传》，梁山上又有忠义堂；二是忠义武装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太行山，太行距梁山泊很远，可是水浒文学常把这两个地方并提，小说也来一个“河北玉麒麟”与“山东呼保义”并列为梁山的两首领；三是宋金战争中的一些名字，如张叔夜、关胜、王伦等，都在书中重见4。严氏的讨论，大旨肯定是对的，奇怪的是他竟完全没有看出小说中报国之心与保皇之忱也是有力的证据5。

为什么小说中的保皇忠忱是宋时“忠义”武装曾创作与传讲水浒故事的证据呢？招抚盗匪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不限于有宋一代，不过，草泽报国却可说是南宋的特色，因为南宋的情况颇有特殊之处。当金破了汴京劫走二帝之时，各地守土与勤皇的军队溃散而沦于草泽的为数极夥，加上河东河北及山东等沦陷地区的平民为了自保而在山间筑堡营寨，民间武装的总量变得非常惊人。这种情形，过去的朝代最后土崩瓦解之时也发生过，可是这时的宋朝廷还未完全崩溃，因为金人初无吞并全中国之意，于是在南方复兴的宋室就借助这些民间武装力量来与金人周旋。民间武装之中，有些是纯粹与宋廷为敌的，如福建的范汝为以及为患南方的许多贼匪；但是有许多人，在建炎绍兴以至再后的数十年间，曾为国抗金。宋朝廷借助他们的方法有几种。有的是收编为官军。他们成了张、韩、刘、岳麾下的精兵，所以这些中兴名将能转弱为强，从望风而溃变成屡败金兵。宋室对江淮一带的民间武装，则往往是供应钱粮，委以官职，责令守土，有时还许以世袭，造成一道缓冲地带，以减轻金国与伪齐的压力。这一类武装之中，如翟兴、刘位、赵立、李彦先、薛庆等，都为国捐了躯。至于远处黄河北岸的“忠义”，宋廷一再与之互通消息，颁给名位，而他们对朝廷的军事行动也曾热烈响应。例如《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在绍兴十年出兵河南之时，部将“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这种情形，与忠义堂的好汉受招安后为国效力的故事，是可以紧凑地对照而观的。（前面的第二章《南宋民众抗敌与梁山英雄报国》用了许多篇幅，专讲的就是这段历史与这本小说的关系。）

有了这一段历史作为背景，《水浒传》中许多话便都有了一种意义。比方说，玄女娘娘对宋江的训示中那些“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和天门石碣上的“替天行道，忠义双全”，恐怕就是当年宋廷训勉忠义民军的意思。在第七十一回大聚义之时，一百零八人的盟誓词中，有“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话，这些大概也反映了一些忠义武装的誓言。“替天行道”这很重要的四个字，在玄女圣训、石碣天文和众人誓词中都有，联系历史来看，这四个字便是宋廷在责成沦陷区内的忠义队伍去代替官府抚恤柔民，所以在大聚义的誓词中，“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是连接着的，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试想，草泽英雄矢誓要同时“共存忠义”与“保境安民”，除了是反映金境内的游击武装表示仍宗赵宋而抗金保民，还可能是怎么一回事？梁山泊里“忠义堂”前竖一支写着“替天行道”四字的杏黄旗，这幅图画，不是正代表一个典型的两河或山东忠义武装的山砦吗？

《水浒传》对皇帝的态度，曾使许多人困惑不已，我们凭这一段史实，可以解释得很自然。《水浒传》只反官吏，不反天子，痛斥蔡童高杨“四贼”之余，却赞颂徽宗皇帝为圣明，比较忠厚的余嘉锡以为“犹是诗人忠厚之意云尔”，鲁迅就大骂“终于是奴才”6。我们依史实来解释，这种忠心便是那些忠义人马的态度。徽宗是很可责备的，他断送了江山，谓为“民之寇雠，国之蟊贼”当不为过，可是传讲水浒的忠义队伍却很可能特别不愿对他出言詈骂，因为从《水浒传》明显的袒道仇僧倾向，可知这些队伍与道教极有关系，而徽宗这位“道君皇帝”却是道教的大护法7。《水浒传》保起皇来是十分忠贞的，书中百余好汉虽然落了草，却绝无篡弑之心，没有人呼喊要造反——除了一个李逵。但创作者显然认为李逵的行为是不致引起误会的，因为谁都能明白，这个黑厮尽管有其有趣可爱之处，但究其竟是个不足为法的糊涂莽汉，而且宋江最后也因他大叫要反，怕他真做出大错，只好忍心把他毒死。众好汉受招安后便去征方腊，为什么？因为方腊改元称帝，大逆不道8。所以《水浒传》说这些天罡地煞是“忠良”。忠义民军的出身，是以溃散的官军和地方自卫组织为主，他们成为法外之徒是因为所在地区的宋地方官府已经崩解了，他们又不甘受制于金，所以叫他们作忠良，强调他们不是天生的贼胚子，也不算不通。为了给养，他们少不免要“借粮”与剽掠，但宗泽、李纲等主战派都曾为他们辩护，政府要招他们之时，一定也表示过谅解他们的非法行动。《水浒传》用好大气力写他们不甘为盗，说他们上山是“逼”成的，正是这个意思。

阮家弟兄在第十九回对付缉捕使臣何涛之时，唱过两首很奇怪的渔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全传》第273页）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全传》第274页）

在第十五回，当吴用去石碣村游说他们弟兄合力劫取“生辰纲”之时，他们表示对官府很不满，所以歌中要杀官吏是很自然的，可是那股忠君之忱是从何而来的呢？据汇校本《水浒全传》，两歌都载在这小说的一切重要版本里，不好轻易说是手民之误。

而我们若以忠义军的史实来解释，这些歌中的忠君意识，便是忠义军的意识。当然，这里头还有个问题，那就是这种意识与阮家弟兄的其他行动并不一致，他们一向对朝廷并无好感，后来又会“倒船偷御酒”，读者从不闻他们说过“奸臣瞒蔽圣明天子”之类谅解皇上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对皇上尽忠呢？这个问题，也许要这样解释：忠义军创作水浒故事，里面本有许多忠君保皇的话，但这些故事流传到山砦之外时便要修改，否则会有政治迫害之虞。还有，忠义武装渐渐都消灭了，流传的人的政治意识也就渐渐减弱，而会从艺术观点来修改故事。到《水浒传》在明代编纂之时，许多故事都改动过了，许多话语删掉了；但歌儿由于押韵的缘故，留存的能力特强，于是这些保皇渔歌便像古生物的化石一样保存着，不过与包藏它们的故事却不十分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