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丝织生产

概况

元末，雄踞一方的朱元璋就曾劝课农桑。明朝立国后，明廷实行轻徭薄赋的休养之策，在帝王的大力倡导之下，明初的桑蚕生产遍及南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国所产的䌷、绢、布共计646870匹。［108］3166朱元璋出身寒苦，崇俭恶奢，认为织造之事重在蔽体御寒，力斥华丽之作，禁止庶民衣锦绣［108］2663，规劝贵族子弟节制服用。［108］3687帝王尚俭如此，民间风气亦归淳朴。明初，工艺复杂、耗时费力的高档织绣被认为是“机巧之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织造是明代官府生产之大宗，在万历《大明会典》记录的各类工匠中，从事丝绸染织的多达30余种。政府对织造质量要求极高，丝织物的花色、幅宽、经纬密度都须经过织染局官员的严格检查，若不合格，则追责惩罚。［84］2703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将大批工匠从南京、浙江调往北京，由工部管理，为住坐人匠。成化时，工部工匠定额为6000，到了嘉靖十年（1531年），工部有12255名住坐匠。［84］2572而进京的轮班人匠，自正德时起，便达到近13万人。随着财富的积累，上层对丝绸的使用已远不如明初克制，自天顺起，官府开始加派、改织段匹，不断提高官织丝绸的数量和档次，以应所需。［82］1997嘉靖至万历间，派造最为频繁，官府织染局难以维系，大量使用民匠，促使了民间丝织技术的提高。从《天水冰山录》和众多文人笔记中可知，帝王亲贵占有了数量惊人的高档丝绸，定陵以及江西一批藩王墓中的袍服和匹料则是实物对证。

明人育蚕治丝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织机种类也颇为齐全，一些农业、手工业书籍的刊印对丝织科技传播意义重大。《农政全书》、《便民图纂》（图2.1）和《天工开物》（图2.2）均附有插图，对丝织生产的各环节有详细介绍。除了前代已有的腰机、刻丝机等之外，明代还广泛使用构造复杂的大花楼织机，用来制作织成袍料。明人不断改进织机、热衷创新，得到各种适用的品种，如锦机改织阔绫、经上加丝织出凸显花纹等，技术运用十分灵活。［109］9

图2.1　《便民图纂》中的织机插图

图2.2　《天工开物》中的织机插图

织造提花丝绸，最难莫过于挑花结本，结花本有类似“结绳记事”的功能，是由图样过渡到织物花样的关键环节。匠人依照预设的图案，按一定规律把经丝编成很多组，并结集成一股股绳线，形成储存图案的花本。织造时，什么地方该起花，只要循着悬挂于花楼的花本，拽提脚子线，织工就可以投梭织花。［110］217织造时，须两人配合，花楼上的提花工按花本提起衢脚，下面的织工即使不知所织花样，只要依式抛梭，就可织出花纹。［102］36高档丝绸图案复杂、色彩多变，其花本因信息量大而十分繁复沉重，有的竟可达几十公斤，长度远远超过织物本身，必须分段使用。挑花时须分外仔细，假若花本有误，就会导致织物图案差错，沦为次品。提花工匠也要经过训练才能辨识花本，配合织工。丝绸图案从设计图样，到挑花结本，再到上机提花，无不需要专门匠师的参与，这是伴随丝织技术进步而产生的细化分工，已非小规模经营所能完成。万历《大明会典》中所载的织染局匠人分工多达32种，织作之精细可以想象。

尽管明代丝织生产有诸多进步，但与棉织业相比，仍有渐趋衰落的趋势，这与气候、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4世纪开始，中国的气候进入了一个寒冷时期，其中成化六年（1470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之间是一个冷峰。［111］北方天气较南方更为寒冷恶劣，不少地方志中都记录了霜冻、大风、冰雹、大雪等灾害，对桑蚕生产十分不利，加之粮食作物受损，饥民砍伐桑枣换取食物，桑园破坏严重，育蚕治丝之业逐渐荒废。而草棉比桑树更能适应北方的寒冷，即使受灾害影响，次年仍能栽种收获。明代植棉十分广泛，“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112］969植棉获利丰厚，且棉织生产相对简单，因此很多蚕桑之乡转而从事植棉织布。棉布在明代成为民间最主要的衣着面料，棉絮也代替了丝绵用来填充棉衣，致使北方对丝绸的需求量下降，丝织生产渐趋衰落。

南方的水土气候适合植桑育蚕，丝织生产不断发展，以苏、杭、南京为代表的江南成为丝织业的中心。明代中后期，因宗藩壮大、官员扩充、互市需求等原因，官府的赏用众多，丝绸需求量不断增加，北方丝织业又渐趋萎缩，官府便将增加的织造主要派给江浙。江浙不仅生丝品质优良，织造技术发达，还有成熟的水陆运输和贸易市场。正德到嘉万之间，江浙和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批丝织重镇，且形成了产丝、织造、贸易的行业分化，这是民间丝织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